陳相龍：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生業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變遷_風聞

摘要：為深入理解新石器時代河南地區生業經濟的發展過程及其與環境波動、文化演變和社會變遷的關係，本文根據已發表的人和動物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對該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新石器時代末期先民的食物結構和家畜的飼養方式進行了梳理，並總結了本地生業經濟發展的過程。如果説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賈湖遺址已經開啓了向農業邁進的步伐，那麼隨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則已經發展成為成熟的農業社會，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生業，則可以概括為生計方式多樣化與生業經濟複雜化，其中粟作農業的生產是本地生業經濟的主體。通過對生業經濟與環境、文化、社會變遷之間相互關係的梳理，本文認為自然環境是人類活動的背景和舞台，生業經濟則集中呈現了人們為適應、開發和利用環境而發展出的生計方式的技術體系，其轉變將引發物質文化與社會層面的一系列連鎖反應。生業、環境與文化的交互作用對於社會複雜化進程加深和早期文明化進程提速的影響需要我們思考和進一步研究。

一、前言

本文所論考古遺址上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裴李崗文化、下至漢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王灣三期文化以及同時期遺存，地理位置今隸屬於河南省。該地區地處天下之中，八方通衢，遺址密集，古都林立，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核心舞台。至少在自新石器時代早期李家溝文化與坑南遺存出現開始，河南省內就開始出現了定居的人類社會。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之後，本地開始出現裴李崗文化（公元前6200~前5500年）。隨後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吸收周邊地區文化因素的同時又逐漸發展出了後岡一期文化（公元前4500~前3500年）、大河村文化（公元前3900~前2900年）、大司空文化（公元前3100~前2700年）、下王崗文化（公元前4600~前2700年）等眾多考古學文化。與此同時，豫西南地區則成為源自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公元前3400~前2500年）的分佈範圍。新石器時代末期前段本地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有廟底溝二期文化（公元前2900~前2600年），以及與之年代大致相當的大河村五期類遺存、台口一期類遺存、段寨中期類遺存。新石器時代末期的後段，王灣三期文化（公元前2600~前1900年）、後岡二期文化（公元前2600~前2000年），以及三里橋類遺存、下王崗類遺存、王油坊類遺存佔據此地。

嚴文明先生曾把中國史前文化大勢高度概括為“多元一體”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這是中國歷史時期文化格局的史前基礎。其中，中原文化區是向心結構的花心，“起着聯繫各文化區的核心作用”。考古資料也的確顯示出了萌芽於新石器時代最後階段、奠基於龍山時代的“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這一宏大的歷史圖景的展演過程中，以食物生產為主要內容的生業經濟始終是人類生存與社會發展的根本，也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經濟基礎。為了深入認識河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生業經濟，本文蒐集已發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數據，下文將對比分析四千多年來本地先民生業經濟的歷時性變化趨勢，以便從生業經濟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原地區文化變遷與社會發展的過程。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根據前人已發表的河南境內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圖一）人與動物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數據來討論先民食物結構與家畜飼養方式。基於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的食性分析研究方法，自1984年應用於中國考古學研究以來,已有多位學者做過綜述，此處僅做簡單介紹。

自然界中陸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可分為C3途徑、C4途徑和CAM途徑，分別使用三種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的三類植物δ13C值的分佈範圍有明顯的差異。其中，C3植物以水稻、小麥、大麥等農作物以及所有的木本植物、絕大多數草本植物為代表，δ13C均值大約為-26.5‰，C4植物以粟、黍、玉米、高粱、狗尾草等喜熱草本植物為代表，δ13C均值大約為-12.5‰，CAM植物是具有景天酸代謝途徑的植物，以仙人掌、蘆薈、菠蘿等多漿液植物為代表，與人類關係較為疏遠，研究中一般不予考慮。植物在被消化吸收時，其δ13C發生大約5‰的富集，而C3與C4植物δ13C的差異將再傳遞到消費者的身體組織中。因此，碳穩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根據對骨骼中δ13C值的測定來評估人和動物食譜中C3與C4類食物的大致比例。根據對河南境內公元前2000年前後王城崗、瓦店、新砦、程窯等遺址出土農作物的同位素分析結果可知，粟和黍這兩種C4類作物的δ13C（n=35）分佈範圍與平均值為-15.3‰~-8.5‰與-9.4±1.1‰，稻米的δ13C（n=17）分佈範圍與平均值為-26.0‰~-22.9‰與-24.7±0.7‰。如果分別採用-9.4‰和-24.7‰作為本地史前粟、黍等C4農作物和稻、麥等C3植物的平均值，那麼以粟、黍這類C4農作物或C3植物為基礎的食物為食的人和動物的δ13C值應該分別在-4.4‰、-19.7‰左右。如果將其引入簡單二元方程，那麼可大致以-12.1‰為界，來評估早期農業居民的食譜是以粟類食物為主（δ13C>-12.1‰）、還是以稻麥類為主(δ13C<-12.1‰)。

氮同位素可以用來推斷個體消費動物性食物的多少，這是因為營養級每升高一級，消費者身體組織的δ15N值會增加3～5‰，因此可通過測定骨膠原δ15N值來判斷人和動物的營養級或對於肉、奶製品等動物蛋白的消費情況。豆科植物等可以通過與其共生的根瘤菌固定大氣中的氮氣，而具有較低的δ15N（大約在1‰），其他植物的δ15N深受土壤δ15N的影響，並與其根系吸收的土壤中相關養分的δ15N值相關。研究表明，土壤δ15N與温度、pH值以及腐殖質含量相關。因此，乾燥、海濱和鹽鹼地區生長的植物的δ15N相對較高，濕潤的森林環境中植物的δ15N相對較低。近年來植物同位素的研究發現，植物體不同部位的δ15N值也不盡相同：麥粒的δ15N值要比小麥葉子高出1‰～1.5‰，比花軸高出3‰左右；粟粒比粟葉要高出0.8‰～2.6‰；施農家肥的莊稼要比普通野草更富集15N，而且植物δ15N也會隨着施農家肥強度增加升高。此外，雖然動物的δ15N與其營養級高低直接相關，但有研究者提出動物生理代謝異常也會導致其體內的δ15N值異常。比如，研究分析乾旱條件下動物新陳代謝會強化對N元素的利用，從而導致15N進一步富集。由此可見，動物體內δ15N值的主要決定於食物δ15N值（即動物的營養級水平），同時也有可能受到新陳代謝的影響。因此，利用N同位素進行食譜重建遭遇異常值時，要綜合考慮各種可能原因。討論人的營養級與肉食消費程度時，往往需要先根據遺址動植物遺存重建當時的穩定同位素背景。在沒有動植物穩定同位素數據的情況下，簡單基於人的δ15N的大小來討論其食譜是以肉食為主還是以穀物為主是不可靠的。

三、研究材料歸納

下文大致按照新石器時代中期、晚期、末期三個階段列舉相關遺址已經開展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工作，並總結各遺址先民的δ13C、δ15N值的概況。

（一）  新石器時代中期

賈湖遺址是河南境內新石器時代中期唯一開展過食性分析研究的考古遺址。該遺址位於河南舞陽北舞渡鎮賈湖村東，主體遺存屬於賈湖文化，年代為公元前7000~前5500年。胡耀武等曾對該遺址先民進行過同位素分析。賈湖先民（n=17）δ13C、δ15N的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21.3‰~-18.8‰與-20.4±0.5‰、7.2‰~10.5‰與9.0±0.9‰，可見他們基本以C3類食物為食。結合羥磷灰石δ13C的變化，胡耀武等認為，賈湖遺址先民的飲食結構反映了從狩獵向採集、捕撈再向稻作農業和家畜飼養轉變的過程。

動物考古顯示，賈湖遺址已經出現了家養動物狗以及東亞地區最早的家豬。羅運兵曾公佈過賈湖遺址11例豬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值，並將其分為A、B二組，兩組豬的δ13C分佈分別介於-21.7‰～-18.5‰（n=8），-6.9‰～-6.7‰（n=3）。然而，由於賈湖遺址並沒有發現裴李崗文化有栽培粟和黍的線索，不存在C4類粟類作物，按照常理也無法飼養出δ13C如此高的豬。羅運兵認為“豬骨的測試結果可能還需要進一步驗證”“這些豬骨的來源可疑”。因此，賈湖遺址的家畜飼養方式仍有待研究。

（二）  新石器時代晚期

1.曉塢遺址 曉塢遺址位於靈寶陽店鎮曉塢村南、弘農澗河支流朱乙河北岸的黃土台塬上。遺址堆積可分為仰韶時代東莊類型遺存與二里頭文化遺存。舒濤等對東莊類型兩座二次葬合葬墓M1與M2的人骨開展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曉塢先民（n=74）δ13C分佈範圍是-14.1‰~-7.8‰，平均值為-10.3±1.2‰，δ15N分佈範圍是6.4‰~10.6‰，平均值為7.8±0.8‰，説明遺址人羣的食物主要來自與粟、黍等C4作物有關的食物，且不同個體食物結構中C4類食物的比例有一定差異，少數人食物中稻米、野生植物或漁獵獲取的肉食資源等C3類的食物可佔相當比例。對比發現，M1(n=60)與M2(n=14)兩個墓葬人羣之間的δ13C均值（-10.4±1.2‰vs-9.5±1.1‰,p=0）與δ15N（7.7±0.6‰vs8.5±0.9‰,p=0）均值都存在顯著差異。考慮到M2的時代可能略晚於M1，舒濤等認為M2人羣較高的δ13C與δ15N可能與粟作農業以及依附於農業生產的家豬飼養業的不斷繁榮有關。

2.西山遺址 西山遺址位於鄭州市北郊西山村西南200米處枯河北岸二級台地的邊緣，發掘者將該遺址仰韶時代的遺存分為三期，基本相當於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絕對年代分別大約為公元前4500~前4000年、公元前4000~前3200年、公元前3200~前2800年。張雪蓮等曾對西山仰韶先民開展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從西山先民δ13C均值來看，西山一期為-11.5±0.2‰（n=3），低於二期的-7.9±1.0‰（n=19），而二期與三期的平均值-8.0±1.3‰（n=17）相當；西山先民的δ15N一、二、三期並沒有太大差異，分別為9.0±0.7‰、9.1±1.0‰、8.8±0.5‰。這一現象説明，西山一期粟作農業產品已經成為遺址先民主要的食物來源，進入西山二期之後，粟作農業更加繁榮，先民食譜中粟類食物的比例進一步提升。

3.關家遺址 關家遺址位於河南澠池縣城東北約70千米黃河南岸的高土台上，現位於小浪底水庫淹沒區內，遺址總面積9萬平方米，主體為廟底溝文化遺存，東部還發現有裴李崗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蹟和遺物。董豫等對關家遺址出土的23例廟底溝文化時期人骨開展了食性分析研究。關家廟底溝文化時期先民δ13C、δ15N的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9.0‰~-6.8‰與-8.0±0.6‰、4.8‰~7.3‰與6.2±0.6‰，可以看出該羣體的食物基本依賴於粟作農業生產。

4.西坡遺址 西坡遺址位於靈寶陽平鎮西坡村西，墓地位於遺址南壕外約100米處。墓葬出土陶器的類型學分析顯示其文化屬性為廟底溝文化最晚階段，相對年代大致介於廟底溝文化向西王村文化的過渡階段，絕對年代大致為公元前3300年~前2900年。Pechenkina等與張雪蓮等分別對西坡的動物與人骨開展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豬的δ13C分佈範圍是-7.7‰~-6.5‰，平均值為-7.2±0.4‰（n=6），其中兩個豬骨樣品的δ15N分別是7.5‰、8.0‰。1例狗的δ13C與δ15N分別為-8.2‰、6.9‰。可見，西坡的豬和狗基本以粟作農業副產品為生。31位西坡先民的δ13C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為-12.4‰~-7.9‰，平均值為-9.7±1.1‰，δ15N分佈範圍為6.9‰~12.7‰，平均值為9.4±1.0‰，説明粟和黍以及用與粟有關的農業副產品飼養的家畜是先民食物的主要來源。西坡人羣的δ15N平均值比豬和狗的δ15N平均值（7.5±0.6‰，n=3）高大約1.9‰，説明西坡先民食譜中有一定的動物性食物，而人羣較大的δ15N分佈範圍意味着不同個體肉食資源消費程度差異比較明顯。張雪蓮等曾注意到西坡先民δ15N值與墓葬規格之間的相關性，發現大墓墓主人δ15N值總體上高於中小型墓墓主人，這種情況暗示當時社會地位較高的個體生前可有機會食用更多的動物性食物。

5.中溝遺址 中溝遺址位於洛陽老城區邙山鎮中溝村東，是一處仰韶晚期的小型村落遺址，絕對年代大約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陳相龍等曾對中溝遺址的人和動物開展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豬（n=5）的δ13C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為-10.5‰～-6.2‰與-8.1±1.9‰，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為5.5‰～7.5‰與6.7±0.7‰，表明它們基本以C4類食物（如粟和黍的果實及穀糠）為生，且以植物性食物為主。1例狗的δ13C與δ15N值分別為-6.0‰與6.0‰，意味着其食物也基本來自C4類食物。中溝先民（n=28）的δ13C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為-11.9‰～-6.1‰、-7.5±1.4‰，δ15N值的分佈區間為6.8‰～10.1‰，平均值為8.5±0.8‰，比豬和狗的δ15N平均值（6.6±0.7‰）高大約1.9‰，這意味着中溝先民整體上以粟和黍等C4類食物為食，並攝入了一定比例的動物性食物。值得注意的是，ZG11與ZG15的δ13C值相對較低（-11.9‰、-11.3‰），表明中溝先民不同個體食物結構存在差異。通過對墓葬（n=17）與灰坑（n=11）出土人骨的δ13C與δ15N進行非參數檢驗發現，兩類遺蹟人骨δ13C值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68），平均值分別是-7.7±1.6‰、-7.2±0.8‰，但前者δ15N值明顯高於後者（p=0），分別是8.9±0.6‰、7.8±0.7‰。這説明灰坑內死者生前食物中的動物性蛋白的比例低於墓葬中出土的人羣。

6.溝灣遺址 溝灣遺址原名下集遺址，位於河南淅川上集鎮張營村溝灣組東，主體遺存可分為仰韶、屈家嶺和龍山三個時期。其中，仰韶遺存可以細分為四段，分別對應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一期或棗園類型晩段、鄧州八里崗仰韶文化第二段或後崗類型、鄧州八里崗仰韶文化三期或廟底溝類型、八里崗仰韶文化第五段或大河村類型早段。付巧妹等曾對溝灣遺址仰韶一、二、三期與屈家嶺文化時期墓葬出土人骨進行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仰韶一（n=12）、二（n=20）、三期（n=7）先民的δ13C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為-15.6‰~-12.7‰與-14.4±0.9‰、-20.0‰~-11.1‰與-14.2±2.5‰、-16.8‰~-11.9‰與-14.5±1.9‰，δ15N平均值與分佈範圍分別是6.9‰~7.8‰與7.2±0.2‰、7.6‰~10.6‰與8.9±0.9‰、7.4‰~9.5‰與8.6±0.7‰。總體上看，仰韶時代溝灣先民主要以稻米為代表的C3類食物為食，同時消費了一些以小米為代表的C4類食物。非參檢驗顯示，三個時期先民δ13C不存在顯著性差異（p=0.90），而δ15N則差異明顯（p=0），檢視數據可知先民食物中C3/C4類食物的比例沒有明顯變化，但仰韶二期與三期的δ15N值明顯升高，即食物中肉食資源比例穩步增加。作者認為這種變化可能暗示仰韶時期該遺址稻粟混作的農業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但家畜飼養業規模不斷增加併為先民提供了更多可消費的動物資源。屈家嶺文化時期2例先民的δ13C與δ15N分別是-15.2‰與6.4‰、-14.4‰與7.6‰，他們食物中C3/C4類食物的比例與仰韶時期先民相比幾無變化，但食物中動物性資源的比例明顯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溝灣遺址出的農作物中，稻米雖有發現，但其出土概率和絕對數量無法與黍和粟相比。這與食性分析的結果似乎有矛盾之處。就研究材料來説，植物考古和動物考古均是通過對古代社會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有意或無意丟棄後、又歷經埋藏學的後期改造而被收集的遺存來探討相關問題。因此，所分析材料之於食物資源消費的代表性有時難免會有偏差。骨骼穩定同位素數據記錄了骨骼代謝週期內人和動物的飲食信息，反映了個體較長時期內食物結構的總體狀況。如果將同位素數據與動植物考古研究結果相結合，便可以比較全面的復原先民食譜與家畜的飼養方式。

7.八里崗遺址 八里崗遺址位於河南鄧州市城東約4千米處的白莊村北的湍河南岸的階地上，遺存主要可以分為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相當於龍山晚期的八里崗四期遺存。其中，仰韶文化遺存極為豐富，涵蓋了仰韶文化一、二、三期，與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遺存基本一致。魏彩雲曾對八里崗仰韶（n=6）墓葬出土人骨進行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其δ13C、δ15N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8.7‰~-14.7‰與-17.4±1.5‰、9.9‰~11.2‰與10.4±0.5‰。可以看出，這些樣品所代表的八里崗仰韶先民食物結構中C3類食物的比重應高於C4類食物。

（三）  新石器時代末期

1.西金城遺址 西金城遺址位於河南博愛金城鄉西金城村中東部，主體遺存包括龍山文化、戰國與漢代的堆積，兼有唐宋時期的地層和灰坑。楊凡等曾對西金城遺址人和動物骨骼開展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龍山文化時期1例豬、2例狗與1例牛的δ13C與δ15N分別是-7.6‰與7.7‰、-8.9‰與7.2‰、-8.1‰與7.0‰、-8.4‰與6.5‰，可以看出它們基本以C4類粟作農業產品為食。3例龍山先民的δ13C、δ15N平均值與分佈範圍分別是-12.8‰~-7.1‰與-9.3±3.0‰、7.1‰~9.7‰與8.5±1.3‰，其中δ15N平均值比豬和狗（7.3±0.4‰，n=3）高1.2‰、比牛高2.0‰，表現出了明顯的以粟作農業為主要食物來源的食譜特徵，食物結構中有一定比例的動物性蛋白。

2.新砦遺址 新砦遺址位於新密雙洎河畔的台地上，遺址的主體堆積可分為三期，分別屬於王灣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頭文化早期，絕對年代大約是公元前2100～前1700年，其中王灣三期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2100~前1900/1850年。吳小紅等、戴玲玲等、張雪蓮等、王欣曾對新砦先民、動物與植物*開展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新砦的植物考古研究發現，粟、黍兩種小米與稻米是新砦最主要的農作物，它們分別屬於C4植物與C3植物。粟與黍（n=15，未分期）、稻米（n=10，未分期）δ13C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0.0‰~-8.6‰、-9.3±0.5‰，-25.3‰~-23.6‰、-24.7±0.5‰，基本呈現了典型C3與C4植物的碳同位素特徵，兩類穀物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2.2‰~5.7‰、4.4±1.0‰，6.2‰~9.9‰、8.0±1.4‰，説明稻米δ15N值整體上高於小米。王灣三期文化時期，豬（n=7）的δ13C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20.2‰~-8.1‰、-12.0±4.6‰，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4.4‰~10.0‰、6.5±1.8‰。2例狗的δ13C與δ15N值分別是-7.9‰與7.3‰、-11.1‰與5.9‰。黃牛（n=3）的δ13C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1.4‰~-10.0‰、-10.7±0.7‰，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4.9‰~7.5‰、6.4±1.4‰。2例綿羊的δ13C與δ15N值分別是-15.2‰與5.9‰、-14.5‰與6.1‰。1例鹿的δ13C與15N值分別是-18.0‰與6.4‰。可以看出，大部分豬、狗與黃牛主要以C4類食物為食，表明了它們對粟作農業經濟的依賴。綿羊的食物中除了C3植物外，也包含較高比例粟和黍的穀草。值得注意的是，個別豬表現出低δ13C與δ15N的特徵，與作為野生動物指標的鹿類似，研究人員據此認為這些個體是被人們捕獲的野生動物。新砦遺址王灣三期文化1例人骨的δ13C與δ15N值分別是-9.9‰與8.2‰，其中δ15N值比粟和黍的δ15N平均值高4.9‰，基本相當於一個營養級的差異，比豬和狗（6.6±1.6‰，n=9）高1.6‰，比牛羊高（6.3±1.0‰，n=5）、比鹿高2.8‰。這意味着該個體基本以穀物為食，動物性食物攝入量較少。

3.瓦店遺址 瓦店遺址位於禹州穎河上游的台地上，主體遺存為王灣三期文化（公元前2200～前1900）。張雪蓮等、陳相龍等與王欣曾對瓦店遺址的人、動物與植物開展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瓦店的農作物主要包括粟、黍、稻米與少量大豆，可能還有零星的小麥。其中，粟和黍兩種小米與稻米分別屬於C4植物（n=10）與C3植物（n=5），其δ13C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9.8‰~-8.9‰、-9.4±0.4‰，-26.0‰~-22.9‰、-24.7±1.0‰。小米與稻米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3.8‰~10.0‰、6.6±2.9‰，6.7‰~8.6‰、7.7±0.8‰，説明小米與稻米δ15N值有一定差異，後者整體上高於前者，這種情形可能與稻米生長於δ15N值較高的水生環境有關。豬的δ13C（n=15）與δ15N（n=10）的分佈範圍分佈是-16.1‰~-7.1‰、5.5‰~8.7‰，平均值分別是-10.9±2.7‰、7.0±1.0‰。狗（n=7）的δ13C與δ15N的分佈範圍分佈是-11.0‰~-8.5‰、6.1‰~8.5‰，平均值分別是-10.0±0.9‰、7.3±1.0‰。這説明大部分豬和狗的食物源自粟作農業，而δ15N僅略高於小米不到1‰的差異，表明它們消費的C4類食物基本來自δ15N較低的穀草，而極少食用δ15N較高的穀物。與此同時，部分豬可能食用了相對較多的與稻作農業有關的食物。黃牛（n=9）與綿羊（n=3）的δ13C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6.0‰~-9.4‰與-12.8±2.0‰、-17.3‰~-8.6‰與-14.0±4.7‰，黃牛的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6‰~9.1‰與7.6±0.8‰，2例羊的δ15N值則與黃牛基本相當（分別是7.5‰、7.7‰），這説明黃牛與羊的食物結構個體間差異較大，其中多數黃牛主要以穀草為食，少數個體以C3植物為主食，並採食了一定比例的穀草。瓦店先民的的δ13C、δ15N值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5.0‰~-8.7‰與-11.0±2.1‰、6.8‰~10.4‰與8.2±1.3‰。其中，人羣的δ15N比主體農作物粟和黍高僅1.6‰，比稻米高僅0.6‰，比豬和狗高（7.1±1.0‰，n=17）高1.1‰，比牛和羊高（7.7±0.8‰，n=12），比鹿高0.6‰，這意味着大部分瓦店先民的食物主要源自穀物，且肉食資源消費程度較低，人羣結構內部飲食情況有一定分化。具體檢視數據發現，瓦店先民可以基於δ13C、δ15N值分為二個羣體，雖然他們的食物結構中粟和黍以及用粟類食物飼養的家畜佔比最高，但其中一個羣體的食譜中明顯包含了更多的稻米。

4.煤山遺址 煤山遺址位於汝州市區，主體遺存屬於王灣三期文化，同時兼有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岡文化遺存。周立剛對煤山遺址王灣三期文化的先民開展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4例人骨δ13C與δ15N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6.9‰~-10.9‰、-15.0±2.8‰，8.0‰~11.2‰、10.2±1.5‰，説明煤山先民的食物結構雖同時包含C3類食物與C4類食物，但個體間的飲食差異較大。結合文化背景，周立剛發現以水稻類食物為主食的3位先民墓葬等級較高、隨葬品較豐富，而另1位以粟類食物為主食的先民則墓葬較小、無隨葬品，因此認為這種現象反映了煤山遺址地位較高的人更傾向於食用更多的水稻。

5.平糧台遺址 平糧台遺址位於河南淮陽大連鄉大朱村，主體遺存屬於龍山時期的造律台文化（王油坊類型），其中龍山時期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300~前1930之間。周立剛對平糧台造律台文化墓葬出土人骨開展了食性分析。該羣體（n=8）δ13C、δ15N的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0.5‰~-7.5‰與-8.7‰±1.2、7.2‰~10.0‰與9.0±1.0‰，其中墓葬規格較高的M254墓主人的δ13C、δ15N分別是-9.4‰、9.9‰。可以看出，平糧台先民的食物主要來自於粟作農業，M254較高的δ15N表明當時個體間肉食消費的多少可能與墓葬形制展現出來的身份和地位有關。

6.郝家台遺址 郝家台遺址位於河南漯河郾城區孫家莊鄉石槽趙村東北沙河北岸的台地上，主體遺存屬於龍山文化、新砦期、二里頭文化和東周時期文化遺存，其中龍山遺存最為豐富。周立剛曾對郝家台龍山文化時期的人骨進行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郝家台龍山先民（n=11）的δ13C、δ15N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為-20.7‰~-8.6‰與-13.1±4.9‰、7.3‰~11.1‰與9.1±1.1‰。從數據分佈來看，郝家台龍山先民的同位素明顯分為兩組，第一組包括7個個體，δ13C高而δ15N低，二者的分佈範圍分別是-11.1‰~-8.6‰、7.3‰~9.4‰，他們主要以粟類食物為食；第二組包括4個個體，δ13C低而δ15N高，二者的分佈範圍分別是-20.7‰~-17.5‰、9.4‰~11.1‰，他們應主要以稻作農業產品為食。從遺址佈局來看，郝家台墓葬的分佈似乎呈“大分散、小聚攏”的規律，可能存在較為自由的以個體家庭為核心的喪葬觀念。這種可以自由選擇喪葬習俗的觀念，也可能呈現在食物結構的分化上。

7.下寨遺址 下寨遺址位於河南淅川滔河鄉下寨村北的丹江西岸，主體遺存的時代依次為仰韶文化時期、石家河文化時期、王灣三期文化晚期、二里頭時代早期、西周時期、東周時期、漢至唐代和明清時期，其中“亂石灘類型”（相當於王灣三期文化晚期）墓葬的年代為大約公元前2280~前1660年。周立剛曾對“亂石灘類型”人骨進行過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研究發現，下寨“亂石灘類型”墓葬出土人骨（n=22）的δ13C、δ15N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為-17.0‰~-6.4‰與-10.2±1.9‰、7.1‰~9.8‰與8.2±0.7‰。從數據分佈來看，下寨遺址亂石灘類型先民絕大多數基本以C4類粟作農業食物為食，僅有1例個體食物中的C3類或稻作農業產品佔優。

8.八里崗遺址 魏彩雲曾對八里崗龍山（n=6）墓葬出土人骨進行了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這一時期先民的δ13C、δ15N分佈範圍與平均值分別是-19.8‰~-10.9‰與-17.3±3.2‰、8.7‰~15.8‰與12.3±2.7‰。可見，龍山時期八里崗先民食物結構中C4類食物的比例相對仰韶時期有所增加，這種情況可能與稻粟混作區內稻米與小米生產的此消彼長有關。與此同時，由於龍山時期的6個樣品中有4個來自甕棺葬中的嬰兒，其較高的δ15N應與母乳效應有關，並不能代表當時該社羣的營養級水平。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另外2例樣品的δ15N分別是10.2‰與8.7‰，與仰韶人骨的δ15N基本相當。

9.賈莊遺址 賈莊遺址位於河南正陽呂河鄉賈莊村東南呂河南岸的二級階地上，遺存分別屬於龍山文化、商周時期、漢代、宋代與清代，其中龍山時期的墓葬M12保存較好，且隨葬品豐富。周立剛對M12墓主人的骨骼開展了食性分析，該個體的δ13C、δ15N分別是-19.1‰、12.7‰，顯然主要以稻作農業產品為食，且食物中包含較多動物蛋白。

四、討論

（一）  生業經濟變遷

下文將系統總結新石器時代中期、晚期與末期的生業經濟狀況，統計新石器時代晚期與末期先民碳、氮穩定同位素數據並製作箱式圖，以期更加直觀地觀察各階段先民食物結構的變化情況。

從賈湖遺址先民的食性分析結果可知，人羣食物結構的歷時性變化反映了從採集、捕撈、漁獵向稻作農業和家畜飼養轉變的過程。這一發現與動植物考古研究結果相吻合。賈湖遺址雖然有少量稻作遺存出土，小穗軸的形態也顯示其正處於馴化階段，但無論是稻米還是稻田雜草的出土概率和絕對數量都沒有明顯優勢，植物遺存組合中發現大量菱屬、蓮藕、野大豆、豇豆屬、薏苡、葡萄屬、山核桃、山楂、獼猴桃、山藥等殘骸。此時，賈湖先民雖已開始了植物栽培，可能對多種植物資源進行了強化利用甚至培育的嘗試，並已完成了豬和狗的馴化，但漁獵採集對於人們仍很重要。在先民曾經栽培、管理或強化利用的眾多植物中，水稻因為某些特性，比如環境適應能力強、稻米便於長期儲存等特點，逐漸被人們重視並推廣。這種有意識的強化管理是馴化實驗成功與農業出現的前提。動物考古顯示，賈湖先民已經開始飼養豬和狗，但進行同位素檢測的豬骨的來源存疑、狗的工作還未開展，兩種家畜的飼養方式今後還需繼續研究。也就是説，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賈湖遺址仍處於初級的農業階段，遺址的早期可能仍屬於低水平的食物生產階段。當然，賈湖遺址的生業經濟在裴李崗文化共同體中是否具有普遍性，仍需後續工作予以驗證。

我們將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參見圖二），仰韶前期三門峽-鄭州一線與豫西南地區人羣在飲食上已經出現了分野，前者食物結構中以粟和黍為代表的C4類食物的比例明顯高於後者，隨着時間推移兩個地區人羣食物結構的差異逐漸增大。結合植物浮選結果中農作物出土情況以及粟、黍與稻米的出土概率與絕對數量比例，我們認為兩個區域人羣食譜的結構性差異，反映了生業經濟狀況的不同，即三門峽-鄭州一線仰韶人羣主要從事粟作農業生產，而豫西南地區農業人羣則從事稻粟兼營的農業種植方式。就區域內先民穩定同位素比值的情況來看，從仰韶早期東莊類型曉塢遺址至仰韶晚期中溝遺址，三門峽-鄭州一線先民的δ13C大致呈現出逐漸升高的趨勢，這一變化意味着粟作農業產品在先民食物結構中的比例在不斷升高，其背後應與粟作農業經濟的持續發展有關。

不同遺址先民的δ15N值存在一定的差別。西坡與中溝遺址先民δ15N平均值比作為主要肉食資源的豬和狗均高大約1.9‰，這意味着整體上看兩遺址人羣食譜中動物資源的比例大體相近。考慮到其他遺址缺乏動物的δ15N值作為參照，我們還無法判斷這種差別應歸結為人羣食物結構中動物性資源比例不同，還是各遺址土壤有機質、植物、動物等δ15N背景值的差異導致人羣δ15N值的不同。這種現狀要求研究人員今後注意收集遺址出土的動植物遺存，進行穩定同位素測試和古食譜重建。儘管如此，西坡等多個遺址人羣內部δ15N的分化或許與社會分層所引起的不同人羣肉食消費程度的差異有關。

這一時期，豬和狗已經成為中原地區仰韶先民普遍飼養的家養動物。根據對西坡與中溝遺址豬和狗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數據可知，當時人們主要用與粟作農業有關的產品，比如粟和黍的秸稈、穀糠，以及人們的殘羹剩飯與生活垃圾等來飼養它們。然而，這兩個遺址都分佈在三門峽—鄭州一線，其他地區家養動物的飼養方式仍不清楚。

對新石器時代末期各遺址人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進行比較（參見圖三）可以發現，此時先民食譜呈現明顯多樣化的趨勢，即便是在同一個小的區域、甚至同一個遺址，先民食物結構也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新砦與賈莊遺址樣品量太少，姑且不論。黃河北岸的西金城遺址先民食物中粟作農業產品明顯佔據絕對優勢，豫中地區的瓦店、煤山、郝家台遺址先民食物結構中同時包含了粟類C4食物和相當比例的稻類等C3食物，且稻類食物的比例在不同遺址略有不同。同屬於豫西南地區的下寨與八里崗遺址食物結構的表現差異巨大，前者明顯以粟作農業產品為主食，而後者則主要以稻類食物為食，這種差異可能與遺址所處的小環境相關。八里崗遺址位於平原地區，便於進行水田管理，下寨遺址位於低山丘陵地帶，更加適合利用緩坡發展粟作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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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瓦店、煤山、郝家台等多個遺址人羣的碳同位素比值均可分為2組，暗示了人羣內部在消費粟和稻類食物方面各有所重。這種情況可能是本地居民個體或家庭間生計方式有所差異的反映，暗示了同時期同一遺址存在不同生計方式人羣的可能性，這一發現為認識早期人羣的社會組織結構提供了借鑑。具體檢視人羣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可以發現，δ13C較低、以稻作農業產品為主要生計的人羣，往往表現出較高的δ15N，而δ13C較高、以粟作農業產品為主要生計的人羣的δ15N通常偏低。考慮到新砦與瓦店遺址稻米δ15N普遍高於粟和黍，這種情況應與人們消費粟黍/稻米高低有關，而未必反映了前者有更多食用動物性資源的機會。

龍山晚期，中原地區在繼續保持豬在家養動物羣中的絕對優勢的同時，開始出現和黃牛和綿羊，形成了豬、狗、黃牛和綿羊共同飼養的家畜飼養業，比如本文涉及的西金城、瓦店、新砦和煤山遺址。以西金城、瓦店、新砦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末期考古遺址中出土的豬和狗的食物結構基本延續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情形，即呈現出以黍、粟等C4類食物為主的食譜特徵，暗示豬和狗的飼養與粟作農業的密切關係。根據這三個遺址黃牛和綿羊碳、氮穩定同位素比值的分析可知，黃牛的食物中雖然同時包含作為粟作農業副產品——秸稈、穀糠和以C3植物為主的野生植物，但顯然消費了更多的穀草。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羊的食物中既有C3植物又有C4植物，不同時期的差別不甚明顯，可以認為這些羊應主要以放養為主，同時也可能會在秋收之後啃食粟/黍收割後餘留地裏的莊稼茬，人們僅在需要的情況下（比如草木乾枯的冬季或天氣惡劣的時候）向其供給食物（如穀草）。也就是説，牛和羊雖然均為食草動物，但它們的飼養方式在中原地區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形式，即分別以圈養和野外放養為主。這意味着，與綿羊相比，人們更加重視黃牛的飼養管理。這種情形的出現，一方面可能因為粟作農業經濟的繁榮發展可以為黃牛的飼養提供更加充分的飼料（穀草），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們出於保護財產的考慮而儘量減少黃牛自由活動，以免走失或被其他人羣掠去。正如《禮記·曲禮》所記“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即家畜的數量是衡量財富佔有程度的指標。與其他家畜相比，體型碩大、經濟和社會價值較高的黃牛更可能被人們嚴加看護。

（二）  環境、生業與社會

生計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人們為適應自然環境而發展出來的技術體系，特定時期特定人羣的生業經濟狀況則可以看作是人們為適應和開發自然環境而共享的知識、經驗與技能的呈現。地理環境上看，河南省所在的區域恰位於暖温帶落葉闊葉林向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的過渡地帶，被視為中國南北方地理分界線的秦嶺-淮河一線便從本省南部橫穿。受此影響，省內的氣候、植被和土壤等自然環境條件都呈現出過渡性的特徵。豫西地區因秦嶺餘脈向東扇狀展布而形成以伏牛山為主體的山地，黃河橫貫豫中之後轉而向北，黃河及其支流流經之地形成了肥沃的沖積平原。淮河及其支流分別流過豫東與豫南，豫西南的丹江、唐白河等則向西南注入漢水。這些地理要素構成了早期人類活動的舞台。不同區域內地形地貌的差異當然會對人類生計方式和生業經濟面貌產生影響，其影響的程度又會因為氣候波動與環境變遷而發生變化。當然，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用“地理環境決定論”來解釋生業經濟的變化過程，進而討論文化演變與社會變遷，顯然忽視了人類自身的主觀能動性與人類社會的複雜性。

全新世以來，東亞大陸曾經歷過多次氣候波動，總體趨勢則是氣候逐漸回暖，早期的定居人羣便是在這種環境背景下出現的。裴李崗文化時期，河南省內的環境條件由全新世早期比較温和乾燥的温帶草原環境轉變為温暖濕潤的亞熱帶-暖温帶森林環境。此時，人們關於本地動植物的知識、經驗及技術積累促成了早期農業的發生：賈湖先民已開始飼養豬和狗、栽培稻米，並強化利用菱屬、蓮藕、野大豆等植物資源，鄭州地區的裴李崗文化居民開始種植粟（可能還有黍）。最終，稻米、粟和黍因為某些特性成功獲得人們的青睞，逐漸成為主要的糧食作物。

進入仰韶時代，隨着全新世氣候適宜期的到來，本地氣候和降水較現在優越，整體上呈現出亞熱帶氣候，鄭州周邊等多個地區普遍發育湖泊，雖然公元前3800和公元前3300年前後，也曾發生過兩次季風減弱的氣候波動。三門峽-鄭州一線的曉塢、西山一期仰韶早期先民的食物結構反映出粟作農業生產的主要產品粟、黍以及用粟黍類副產品飼養的豬和狗已成為人們食物的主要來源，仰韶中期的關家、西山仰韶二期、西坡以及仰韶晚期中溝等遺址居民食譜中粟類食物的比例比早期略有升高，這意味着粟作農業經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穩步發展、逐漸繁榮。與此同時，豫西南地區溝灣仰韶一期先民則稻粟兼營。從溝灣仰韶二、三期、屈家嶺文化時期與八里崗遺址仰韶時期人羣的食物結構來看，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去。值得一提的是，豫西南地區因毗鄰江漢平原，當地的生業與文化無疑會受到黃河流域仰韶文化共同體和江漢平原大溪-屈家嶺文化的交互影響，從而使得不同時期不同人羣食譜中粟/稻類食物的比重略有變化。可見，在全新世大暖期最佳適宜期出現的背景下，河南境內在仰韶早期就開始形成了以三門峽-鄭州一線為地理重心的粟作農業經濟系統和豫西南地區的稻粟混作農業經濟系統。農業經濟的不斷繁榮、農業社會的建立與發展，是人口迅速增殖的前提，突出的表現便是仰韶時期河南境內考古聚落的大量增加。人口-資源壓力又迫使人們不斷提高聚落內部地管理能力，這勢必會刺激聚落內部社會分層逐步凸顯。與此同時，為了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一部分人也開始向四周不斷擴散，這是文化滲透、傳播與裂變的前提。

龍山時代早期水熱條件相對優越，中晚期氣候開始乾冷化，特別是距今4000年的龍山末期，因為氣候惡化可能導致了洪水頻發。面對突變的自然條件，以環嵩山地區王灣三期文化居民為代表的中原先民，繼續發展粟作農業經濟的同時，因地制宜，增加對稻作農業生產的投入，在食物結構上表現為瓦店、煤山等遺址居民明顯消費了一些稻類產品，甚至同一個遺址還出現了兩羣分別主要從事粟作農業和稻作農業的社羣。這種現象暗示了本地精英階層社會整合能力和基層管理能力的提升。而在前一個階段水稻雖有發現，但根據上文的分析可知，稻米在先民食物結構中的佔比並不明顯。與嵩山地區相比，豫南地區人羣食物結構中稻米類食物的重要性更加明顯，有限的材料指示八里崗、賈莊遺址先民的食物主要來自稻米為主的農業產品，這種情況不僅是人們對當地水源充足環境條件的適應，也可能與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稻作農業居民的北向影響有關。下寨遺址或因為小環境特殊，人們更加依賴粟作農業。

值得注意的是，也恰恰是這一時期，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推動着家畜飼業的發展：在繼續保持家豬佔絕對優勢的前提下，黃牛和綿羊的飼養甫一出現便迅速在中原地區普遍推廣。對西金城、新砦、瓦店等遺址家畜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可知，豬和狗的食物基本來自粟作農業副產品，同是食草動物的黃牛和綿羊則分別主要以穀草（粟和黍的秸稈與穀糠）和野草為食。可見，黃牛與綿羊這兩種典型的草食性動物傳入中原地區的農業社會之後並沒有引起生業經濟較大程度的轉變，相反，其食物中高比例的穀草顯示牛的飼養也被逐漸納入粟作農業經濟系統之中。即中原地區在黃牛與綿羊傳入之後，黃牛的飼養也逐漸發展成為依附於粟作農業生產的衍生產業，而綿羊則成為粟作農業生產方式的補充。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以環嵩山及臨近地區為代表的龍山先民在繼續發展粟作農業的同時，兼營稻作農業，並把黃牛作為農業生產的衍生產業，把綿羊飼養作為農業經濟的補充。這種多元化的生業經濟系統增加了區域內農業生產總值，為人口的快速增長提供充足的食物。考慮到龍山晚期中原地區出現的豬、狗、黃牛和綿羊等多品種家畜共同飼養和粟、黍、稻米、大豆等多種農作物同時種植的生業經濟狀況，我們認為龍山時期的環嵩山及臨近地區，在與周邊文化發生撞擊和融合的過程中，逐漸吸收了一系列先進的生產力要素，並因地制宜進行了一系列適應性調整，逐漸形成了多樣化的食物生產方式和複雜化的生業經濟面貌。當然以上的認識在今後的工作中還有待進一步的補充、完善和修正。

五、餘論

河南境內新石器時代人類社會在氣候條件發生多次乾濕冷暖波動的背景下不斷推演，取得了璀璨的文明成就，逐步奠定了其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地位。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具體解釋這一宏大的歷史過程時，除了分析環境變化背景下考古學文化的興替與社會複雜化的發生，還必須從生業經濟入手，討論人們是如何適應和改造環境，實現自身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縱觀河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末期生業經濟的發展可知，人類社會至少在公元前7000~前5500年前後賈湖遺址就已經開啓了向農業社會邁進的步伐，大約到公元前4000年前後的仰韶早期，農業生產已經成為人們獲取食物資源的主要方式，農業社會隨之逐漸形成。農耕生產的發展，推動了人口不斷增殖，這又客觀上刺激了聚落內部社會管理能力的提升。而人口-資源的壓力又使得部分人羣不得不走向遠方，由此發生了大規模的文化滲透與傳播，開啓了文化裂變的大勢。進入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龍山社會之後，在青銅時代世界體系逐漸形成、區域間文化撞擊與融合不斷加深的大背景下，中原腹心地帶的生業經濟面貌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人們在繼續發展粟作農業生產、保持家豬為主要家畜種類的同時，開始推廣稻米的種植，並順應時代潮流，引進了黃牛與綿羊，可能還有小麥，從而形成了多品種農作物同時種植和多種家畜共同飼養的生業形態。這些變化，尤其是黃牛與綿羊的快速推廣及其飼養方式的適應性調整，推動農業經濟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令人感慨精英階層創新務實、兼容幷蓄的遠見卓識。新的食物生產技術也勢必會提高單位土地面積的產能，這是人口繼續增長和財富快速積累的前提，也是應對與緩解人口-資源壓力的有效途徑。生計方式的多樣化相應的會引起與之相適應的土地資源利用與生產組織方式變化，進而可能引發生產關係的調整。而上述這些變化，恰恰是社會複雜化愈演愈烈並最終導致廣域王權國家出現的重要因素。

由河南新石器時代生業經濟變遷，及其與環境、文化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分析，我們認為，雖然自然環境會給特定時空範圍內特定人羣的生業經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結構打上深深的烙印，但如果將人類社會放在長時間尺度上來觀察則發現，知識、經驗與技術的積累和發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內在動力，人口-資源的壓力助推了新技術的發明、傳播與推廣。也就是説生業經濟既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又會因為技術的更新而不斷發展。生業經濟的變化進而又可能會引起食物生產、分配、加工和消費以及生產工具組合、土地利用策略、生產組織方式以及社羣關係等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連鎖反應，這些變化對於社會複雜化進程加深和早期文明化進程提速的影響值得我們思考和進一步研究。

致謝：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員、李志鵬副研究員、鍾華博士與首都師範大學尤悦副教授的寶貴意見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