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脱“貧困陷阱”：一個村莊的可持續脱貧之路_風聞

2021年2月25日，在全國脱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脱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

脱貧扶貧，是長時間困擾我們的一大難題。

2015年，貧困問題專家李小云紮根雲南勐臘縣貧困瑤族村河邊村展開駐村扶貧，創造了複合型產業與深度貧困綜合治理的河邊扶貧模式，河邊村2018年整村脱貧，成為全國著名脱貧村。

作為國內外知名發展學家，李小云將二十多年的扶貧經歷彙集於《貧困的終結》一書，從微觀視角見證了中國扶貧的全過程。以下內容為河邊村脱貧實錄，摘自《貧困的終結》（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書名：《貧困的終結》

 作者：李小云

重建一個“系統”---新建瑤族木樓

三月的河邊村已入夏，日落後，山裏涼起來。在這個深藏於滇南雨林的瑤族村寨裏，幾十棟木樓燈火漸消。黑黢黢的山路，忽而被大燈照亮。

白天，村裏剛接待了一個不小的考察團。李小云給來賓們做報告，講述河邊村如何大變身，村民們佈置會場、準備團餐，一直忙到天黑。四年前，自從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帶着師生們住進來後，整個寨子像上了發條一樣突突猛衝，全村200多口人忙得不可開交。

李小云住在坡頂，村民們都叫他李老師，只有小勇玩笑似的叫他“李老頭”。他覺得這幾年李小云老了不少，頭髮都白了。全村人都知道李小云睡眠不好。他一躺下就忍不住琢磨寨子裏的事，他想重建一個“系統”。

李小云最初來到雲南省西雙版納州勐臘縣勐伴鎮河邊村，是在2015年初。那時，勐臘縣還是國家級貧困縣，背靠雨林的河邊村還沒有一條好路，一下雨，村民就被水堵在家中。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臘縣註冊了公益組織“小云助貧中心”（以下簡稱“小云助貧”），並招募了三個專職人員和不少志願者，他在農大的同事和博士生也陸續進村。師生幾人住在一間廢棄的木屋裏，這個住所也是李小云的第一間辦公室。

曾經，這種木屋是村裏最常見的房子——木板圍一圈，石棉瓦搭個頂，矮小，無窗，開門才能採光。那時，人畜混居的情況也很普遍，村民們習慣散養豬和雞，晚上就圈在屋裏。

如今，這間老辦公室成了個稀罕物，李小云把它留作“博物館”。“現在進來看不到過去了，變化只有村民自己知道。”現在村裏的57户人家，絕大部分已經蓋起了新木樓，兩層、三層的都有，單層面積普遍超過100平方米。

當地的異地搬遷政策落實到河邊村，是在2015年下半年。村落中的住房規劃更為集中，村民們開始蓋新房。河邊村是1982年由別處遷移而來，三十多年過去了，傳統的木房普遍破敗，但迫於經濟壓力，還沒有一户人家建起新房。

就在那時，李小云的團隊拿出了自己的規劃方案——新建瑤族木樓。

“整個村，就沒有一棟像樣的住房。”這是李小云對河邊村的第一印象。2015年8月，就在那間破舊的辦公室裏，李小云拿出來一張圖，跟村民討論他們未來的房子。

建新房前，李小云和村民開會討論規劃方案。“我跟志願者講，一定要做成有顏色的、好看的房子。”李小云還記得那天開會的場景，在破舊、昏暗的辦公室裏，他把設計圖投影給村民看，村民們光着腳，坐在地上，彩色的圖片放得很大。

“這麼高，看着害怕。”有村民反映。那時，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們能住進這樣的房子裏。

鄧雪梅家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時，她家正準備建房，木料已經儲備得差不多了，李小云幾番溝通下來，她家就成了瑤族新居的“示範户”。

新規劃的房屋設計仍沿襲了瑤族傳統的幹欄式木樓，方便就地取材。木樓從房梁到圍牆均為木質，上下兩層，一層架空，二層住人。但這種木樓十分高大，村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房子，擔心建不起來。

等真正施工起來，村民的房子越起越大，第一個試水的“示範户”，如今成了村裏最小的房子。

在“示範户”的建設過程中，幫工的、圍觀的村民眾多。很快，又一批新房動工，村民開始“放膽”。從2015年底到2017年中，整個寨子變成了一個大工地，油鋸嗡嗡作響。回想起那時，有人直呼腰疼。

建一棟木樓，準備木料就要三五個月，從集體林中砍樹、就地改成一截一截的原木、眾人抬到路邊、僱車拉回村裏……房梁、木板、窗格、圍欄，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村民們親手建的。

小勇家是“示範户”後第一批建房子的人家。最初，家裏計劃單層建90平方米，實際蓋下來，單層建到了130平方米以上，最終蓋了3層。

至今，村裏的57户人家中，46户已經全部完工，還有幾户正在建設中。

打造高端新業態，力爭擺脱“貧困陷阱”

瑤族木樓的設計，李小云琢磨了半年。他發現，當地瑤族的老房子都沒窗、沒陽光，因為山裏只有木頭，沒有玻璃和磚頭，老房子靠着木板的縫隙透進陽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曬太陽。於是，他想建造充滿陽光又有瑤族特色的房子，還能當作客房來賺錢。

“瑤族媽媽客房”是小云助貧團隊的一個公益項目，通過社會力量的資助，他們幫助農户在自己家的住房中嵌套了一個“客房”，既能做住宿生意，也不影響自家的正常生活。

這種設計是很“小心”的，“剛去河邊村時，根本沒有我們這些外來者的空間，我們就慢慢往村子裏滲入一些東西”。李小云希望，是瑤族當地文化包圍外來文化，而不是反過來。

在建成的新居里，村民們依然在木樓下的架空層裏烤火盆、抽旱煙，只是家裏從此有了獨立的衞生間和廚房。除客房之外，村裏還配套建設了會議中心、餐飲、酒吧等，主要接待高端會議和自然教育夏令營等團客。

“不是低端旅遊，不搞燒烤，不搞餐飲，通過供給側創新新業態搞高端。”李小云把客房的價格定在每晚300~1000元，“只掙一點錢，解決不了問題”。當初進村後，李小云組織學生挨家挨户走訪調研，他們發現，村裏幾乎家家負債。2015年，河邊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303元，而人均債務為3049元，支出主要集中於日常消費、教育、醫療，都是剛需，很難縮減。調研報告的診斷是，河邊村陷入了“貧困陷阱”，沒有收入的大幅提高，脱不了貧。

“為什麼叫‘貧困陷阱’？就是説，即便按較高的增長速度9%來算，河邊村的村民也要到2021年才能還清債務，要是有生病、教育這些額外支出，生活情況還會進一步惡化。”李小云説。

由此，一場河邊實驗開始了。師生們希望探索出一種路徑，把村民拉出這個陷阱。

“瑤族媽媽客房”建成投用後，從2017年到2018年，全村來自客房和廚房的新增收入達到了80萬元，户均增收達1.3萬元，很多農户新增收入高達3萬。

到了2018年春，李小云感覺到，河邊村的發展才開始遇到真正的困難。

那時，他召集村民開了一次大會，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三年來，他只召集村民開過兩次會。會上，李小云問村民：“如果我和其他老師都撤走了，你們還能有這樣的收入嗎？”他話音剛落，很多農民就齊聲説：“李老師，你們可不能走啊！”

在過去一年多，李小云和同事、學生圍着“瑤族媽媽客房”忙得團團轉，聯繫各種客源，簽訂各種合同，想盡一切辦法開具發票。團客來了，老師和學生們幾乎都是接待員。

而在這個過程中，村民們幾乎沒有參與。“不是説我們不希望他們參與，而是所有這些工作，農民都做不了，這是扶貧真正的深水區。”李小云説。

作者：李小云

產生現代化就業，留住更多年輕人

2019年春節前，在小云助貧的主導下，村裏註冊成立了“雨林瑤家專業合作社”，目前的主營業務就是“瑤族媽媽客房”。成立大會上，村民尹文剛發言：“我的大腦裏面是空的，感覺好像就是一個小孩子，開始‘斷奶’了有些不習慣。”最近幾個月，他們正在學習用Excel製表。過去，他們從來都沒有接觸過電腦。

26歲的周志學是合作社的首席執行官（CEO）。回村蓋房前，他在外打工近10年，他打過水井，當過搬運工，最後開始學廚，川菜、粵菜、徽菜他都拿得出手，可讓他用電腦打字，鍵盤總是顯得“不聽話”。

“讓年輕人回村不是‘種地’搞農業，地也要種，但是這麼多年輕人不能都種地，鄉村要有新產業，三產融合鄉村才能振興。”李小云説，“我們要讓鄉村產生現代的價值，連城裏人都想來，村裏的年輕人才能不想走，青年人是趨現代性的羣體，吸引年輕人的不是城市空間，是收入和現代的就業和文化，讓村裏合作社的辦公室和城市的創投空間一樣，他們就不想走了。”

所以，李小云和同事把村裏合作社的辦公室裝修得和城裏的一樣，讓“洋”入“土”，讓村裏也有自己的CEO。

村裏，小云助貧的辦公室建在半山腰上，這裏也是合作社的辦公地點。屋內電腦、打印機、會議室一應俱全。在李小云看來，只有在村裏產生了現代化的就業，才更有可能留住更多的年輕人。

李小云坦言，河邊村實驗是不是可持續，目前仍是一個問題。將來，農民有沒有能力把合作社運營下去，仍是一個未知數。在他看來，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合作社裏年輕人的能力培養起來。

每一個細節，都要從頭教起

平時，農大的老師出去辦事，儘量會把周志學他們帶上，讓他們學着跟政府部門、各個機構打交道，每一個細節，都要從頭教起。

最近的會上，董強老師對周志學提了一點建議——不抽煙。他希望周志學能跟別的村民有一點不一樣，就從不抽煙做起。

在河邊村，男人們幾乎個個抽煙，家家喝酒。在村裏的家庭日常支出中，煙酒的比例最大，佔到了總量的25%。村裏的青壯年男性幾乎每天一包煙，價格8～11元不等，一年差不多要在買煙上花3000多元。

有些村外來的人會説：“他們就知道抽煙喝酒，活該窮！”李小云問過村民，能不能少抽點、省點。可村民説，柴火和香煙把他們一天的疲勞和煩惱都燒掉了，晚上，當李小云和村民一起烤火聊天時，自己的煙也會越抽越多。

李小云漸漸理解，讓村民犧牲喝酒抽煙，換成存錢，這種努力註定是徒勞。

在這個封閉的山地村落裏，整個村子就是一個大的親屬團體，福利分享和平均主義才是村莊的生存倫理：無論蓋房子還是收甘蔗，村民都要相互幫工，主家每天管飯、管酒、備煙。

如何可持續脱貧？

四年共同生活的經歷讓李小云明白，這種類型的村莊，未來可持續脱貧仍面臨着諸多挑戰。

早在兩年前，因河邊村項目的扶貧創新，李小云獲得了“2017年全國脱貧攻堅獎”。及今，項目日趨完善，成了眾多相關機構、團體參觀考察的樣板。

20世紀80年代，李小云在原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開始從事農村政策研究，之後他在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學院、人文發展學院等先後擔任機構負責人。

研究扶貧理論二十多年，最後選擇蹲在一個村莊裏，在李小云看來，這是他自己補的一課，河邊村就是他希望將傳統與現代對接的一個實驗。

一個村莊就是一個小社會，裏面一樣有鬥爭、有政治，李小云在村裏始終能“擺得平”，這一方面由於他超常規的投入，另一方面，他刻意保持距離——他不希望和個別村民陷入特殊的關係，而是始終保持研究的獨立視角。

多年下來，李小云時常能感受到村民發自內心的善意——他的睡眠不好，夏夜，年輕人們就到房子周邊幫他抓蛐蛐。哪怕躺下，李小云的大腦也閒不下來，他總是忍不住琢磨村裏的工作。

有時，李小云會跟李叔訴訴苦，説自己太累了。李福林是看着李小云變老的。這幾年，李福林也覺得恍惚，村裏總是忙忙碌碌，好像每年一下子就到了春節。

4年裏，很多人的命運在悄然改變。務工青年周志學成了農業合作社的總經理，5户村民成了餐廳老闆，40多户村民成了民宿主人，還有十幾名學齡前兒童成了幼兒園的學生。

在小云助貧辦公室的二樓，他們開設了一間免費的兒童活動中心，作為村裏的幼兒園，18歲的本村姑娘鄧穎當起了幼兒園老師——這是她初中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每天清晨，鄧穎帶着孩子們早讀古詩：“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幼兒園裏，自小説瑤話長大的孩子們逐漸學會了普通話，甚至比一些村外的小學生講得還好。碰上夏令營的團客，孩子們就當起雨林小導遊，他們從不認生，見人會主動打招呼，還習慣問一句，“你們是從北京來的嗎？”這幾年，眾多北京來的師生進駐河邊村，鎮裏把這兒叫作“小北京”。

如今，李小云待在北京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和幾位專家出資在山頂蓋了一所教授工作站，自此常住，這個工作站的客房也成了村集體收入的來源。河邊會議廳和專家工作站客房給村集體帶來將近10萬元的收入。

在李小云看來，現在還無法真正評價河邊村實驗是否成功，“等過幾十年，我們回頭再看”。

《貧困的終結》

（李小云著；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5月）

二十多年的扶貧經歷從微觀視角見證了中國扶貧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