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電”十餘載，地產企業電影夢想正當時_風聞
一起拍电影-一起拍电影官方账号-2021-05-28 21:17
作者 / 小保
在重金收購世界首屈一指的連鎖院線AMC約十年之後，清醒又務實的萬達近日對其幾近清盤，約近回收94億元人民幣。
不過，這不代表萬達“夢碎”好萊塢，更不代表萬達“夢碎”電影業——正是因為想要持續供血夢想，該公司才處理起了不良資產、回籠資金。
更重要的，還可能是因為我國各家地產企業的業務開花也已切實地走進了人們的電影生活，由此，相關的新聞從“天邊事”變成了“身邊事”。約莫一算，自2005年萬達院線獲批成立，距離地產企業進入電影業已過去了十餘年之久。
在這十餘年裏，都發生了些什麼呢？
在國內外，它們投資電影項目、創立電影製作公司、建立院線和影城 ……對此，萬達、蘇寧、恒大、保利、融創等在國內排得上號的地產企業均有入局。
然而，在這十餘年間，這些地產企業的“電影逐夢之旅”自然也是有得有失、有沉有浮。而在這些變化中唯一不變的是：沒有“夢碎”，“觸電”仍在。
作為融創文化集團總裁，孫喆一曾提及他的“科幻電影夢”，所以當他徹底掌舵融創文化之後，便將科幻和動畫定為自家公司的主要影視研發方向。
而對於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來説，比“電影夢”更重要的是“中國夢”。2016年，在接受著名主持人魯豫採訪時，王健林坦言自己不看電影，不過他熱切希望自己國家的文化能底氣十足地走到國際舞台上去。因此，他的萬達買下了AMC；通過AMC，他讓更多的中國影片登上了北美及歐洲的大銀幕。
不過，夢想是要有的，麪包更是要有的。沒有面包，何談夢想？
對於大多數地產企業來説，這塊麪包自然就是作為它們核心業務的地產了。特別是商用地產，倘若沒有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商業綜合體，在國內估計會有超過一半的電影院無處安身。
因此，承接來自政府的政策紅利、來自行業的利益感召，以及為了實現自身地產業務的利益轉移，約莫在2012-2017這幾年的時間裏，我國地產企業相繼進軍電影領域。
在所謂的“影視寒冬”來臨之前，那是個無比熱鬧的時期。比方説，在2014年的時候，包括財政部、發改委、税務局等七部門高調出台《關於支持電影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其中所述的“對電影產業實行税收優惠政策”和“ 實行支持影院建設的差別化用地政策”細則也都指向了更優惠的地產企業“觸電”成本。
而到了2015年末，中國電影票房首次突破400億元大關，在包括投資製片、發行營銷和影院播放三大環節在內的電影產業上下游搗騰着如何繼續實現突破的同時，更多的地產企業也加速了紛至沓來的步伐。
以較早“觸電”的萬達為例，在2015年1月的時候，萬達電影正式登陸A股市場，成為中國院線第一股。此後兩年，蘇寧影城公司成立、華潤置業操辦起萬象影城、融創集團帶着忐忑投資樂視……明顯地，在電影行業紮根較深的地產企業啓動了小碎步提速，同時，電影行業裏也有了更多背靠地產企業的新鮮面孔。
然而，那些年的利好政策也大多都是給電影行業的，對於房地產來説，政策卻在有限度收緊。具體而言，承接“雙向調控，分類指導”的原則，2015年時期政府對於房地產調控的態度與方針由過去的行政干預轉為建立長效機制，更重要的是，不動產統一登記、住房信息聯網、房地產税立法等抑制“炒房炒地”的措施持續推進。
因此，住房是必不能再炒了，於情於理、於國家發展、於老百姓生計都不合適。政府和地產企業為了持續實現關於土地的利益轉移，便把目光轉移到了商業地產上。
據中信改革發展基金會資深研究員張捷觀點，建國以來，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資大約是500萬億元。所以，為了要讓這500萬億元不打水漂，提升土地價值勢在必行。
建造商業體和電影院便是一個實現土地利益轉移的有效方式。
早在2003年，王建林便已高瞻遠矚，讓自家的影城規劃和商業廣場建設相互配套，漸次積累才有了今天遍地開花的萬達廣場和萬達影城。時至今日，這個模式也已成為了商業地產規劃中的一種共識，就像蘇寧影院配蘇寧廣場、萬象影院配萬象城等等。由此可見，以建立商圈影院這個模式為普遍操作，地產企業才算是為它們的電影夢找到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和落點。
也因這種務實，地產企業對待電影業務卻也是更能“輕別離”的。縱觀我國當前入局電影行業的地產企業和它們曾經的一些商業舉動，皆是如此。
一方面，比較糟糕的一種情況就是曾受利益感召而倉皇入局的地產企業在自己不熟悉的電影行業（甚至擴大到文娛行業）吃了敗仗，從而迫切地需要及時止損。比方説，曾經的融創撤離樂視、恒大關停影城，就是這樣的例子。
融創中國的總裁孫宏斌曾被認為是樂視的“白衣騎士”，因為在2016年末關於樂視生態鏈的負面新聞滿天飛的時候，他的融創挺身而出，收購了樂視網8.65%的股權，成為了樂視體系中上市板塊樂視網的第二大股東。
不過，這兩家公司的蜜月期十分短暫——在僅為半年的時間裏，樂視崩壞、融創負債、賈躍亭出走美國。對此，儘管孫宏斌從個人情感上不捨樂視，騰訊證券分析師姜伯靜也曾分析融創通過投資樂視可以得到掌握樂視系龐大土地資源的權力，但在2020年6月，孫宏斌還是十分理智地帶着融創以0元轉讓股權的方式與樂視徹底“分手”了。
看向恒大，類似的故事雖然沒有那麼悲情，但也果決。
2010年，恒大文化成立，恒大的電影業務正式出世。此後幾年，恒大院線的發展勢頭也相當不錯：據報道，單看2016年，恒大影城從39家激增至82家，銀幕數量達到572塊，覆蓋73個大中小城市，增幅超110%。同時，該院線總收入3.9億元，同比增長132%；觀影人次突破千萬，同比增長117%；全國票房佔比飆升，同比增長100%……各項指標的增速均創下歷史新高。
然而，經過一輪輪的業務調整之後，恒大在2019年7月的時候全線關停旗下影城，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盈利狀況不佳。不過，恒大卻從未離場電影行業，在與騰訊合作成立恆騰網絡之後，它們又收購了儒意影業，今年還通過《你好，李煥英》這匹黑馬實現了收入逆襲。
萬達對AMC的剝離是從2018年開始的，彼時AMC的市場表現愈趨頹勢，萬達便已通過向銀湖資本轉讓股份收回了5億美元。到了新冠疫情爆發之後，AMC難以為繼、瀕臨破產、還甚至一度被標普500評級為“垃圾債”。此後，理智的萬達便開始不斷稀釋股份，最後在AMC的股價高點順利減持套現，直至徹底清倉、順利抽身。
這場“抽身仗”打得有多漂亮呢？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萬達當初對AMC的實際投資僅為7億美元，如今回籠14.76億美元，賺了一倍有多。
就此結果，何談“夢碎”。
不過，人生起落、商界浮沉，儘管沒有“夢碎”，仍在“觸電”的地產企業也自然避免不了業務瓶頸和同業競爭——它們可能是內生的，也可能是外部的。
首先，內生的瓶頸多抵源於地產企業自身的電影基因缺失，而內生的競爭則源於地產企業自身各業務之間的田忌賽馬。
以最早入局電影行業的保利集團為例，國際軍工設備貿易是它的底色，地產開發業務是它的核心，而至於電影業務，只是其文化業務板塊下面的一小部分。同理，華潤置地的主體業務共十二項、恒大集團的主體業務共十項、蘇寧集團的主體業務共七項、融傳集團的主體業務共六項……在這些以地產為主業的大型綜合企業內部，諸如酒店、物業、建築裝飾、會議會展等與地產相勾連的業務才是那大壁江山，而與電影相關的內容則更像是滄海一瓢。
因此，保利影業董事長李衞強曾對媒體坦言，儘管影業在保利文化的三個傳統主業（另外兩個是劇院和拍賣）中佔到了一定規模，但該公司不敢冒進，所定目標也不過是想要在渠道上做到行業的前幾名。
然而，與國企保利均勻、維穩使力各項業務的風格不同，民營企業中的內部競爭則更具硝煙氛圍。
比方説，果決剝離社區影院業務的恒大集團，一直都在風風火火地發展體育業務和健康業務——恒大足球聲名在外，恒大冰泉賣得起勁。再比方説，以商品零售業務聞名的蘇寧集團提出了“影城+零售”模式創想——在2019年的北影節上，蘇寧影城總裁郭良向公眾表示他們不僅可以在蘇寧影城的平台上買到電影票和電影衍生品，還可以買到蘇寧的其他生活產品，同時，蘇寧影城的商品也被分發到了多樣的社羣銷售渠道。
由此可見，大型綜合公司中的內部業務競爭並沒有單獨地給電影留出很多空間。
不過，地產企業的電影投資仍在繼續，甚至還在更新迭代，圍繞在各家企業之間的競爭角力從未停止。
其一，是各家地產系院線在影院設備上的更新迭代。尤其是在一二線城市，如果電影院不能以設備和場地條件來滿足觀眾的觀影需求，那麼它們便沒有了與流媒體相抗衡的競爭優勢。無疑，這是一筆筆極耗錢財的重資產投入，時刻考驗着各家地產企業的資金供血能力。
其二則是對文旅新風口的投資和佈局。如今，通過建設商圈和商圈影院來實現土地利益轉移的做法早已不再新鮮，新的搶灘之地轉移到了以實景娛樂和影都開發為主的“文旅融合”之上。無論是政府還是地產企業，新的“電影夢想”配套了更大的目標、更多的投資以及更長的週期。
誠然，這是新一輪政策紅利的成果。自2018年原文化部和旅遊局合併成為“文旅部”之後，一系列利好政策伴隨着“給文化加碼，為旅遊賦能”的口號呱呱墜地。同年，萬達再入文旅，與蘭州和延安相繼簽約，打造特色文旅項目；保利新鮮發佈“旅遊+”戰略體系，意在打造融合影視、體育、農業等項目的多元旅遊度假體；融創旗下的青島東方影都也正式開業；就連多年來不涉電影業務的碧桂園和萬科也紛紛佈局起了文旅項目。
到了今年，文旅融合的受關注度更是被“十四五規劃”再度抬高，這項業務儼然成為了各家地產企業的長線必爭之地。哪家企業將在這場極易走向同質化的競爭中打出特色、打出差異，且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