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丨歷史學家要“低頭拉車”，更要“抬頭看路”_風聞

何兆武先生

當代實踐的歷史學家們往往習慣於“低頭拉車”而不習慣於“抬頭看路”。

這裏的前提假設彷彿是説：結論是早已經擺好在那裏的了，自己的工作只不過是為它再填充一些材料作為例證而已。你能填充一份例證，就算是作出了一分成績，你能補充兩份例證，就算是作出了兩分成績。至於結論則是早就鐵案如山擺好了在那裏的。歷史學家的任務，無非就是為它再一次地補充上一份例證而已。

正有如諸葛大丞相在“空城計”中的名言：“國家事用不着爾等勞心。”這種為學的態度乃是經學的態度。自來經學家的神聖職責無非就在於代聖賢立言、弘揚經義，而絕不可以對經義本身加以反思乃至“拷問”。然而真正的科學或哲學則恰是要對歷來的經義不斷地加以反思、質疑和“拷問”。實驗、數據、資料和思想理論，雙方永遠是相互作用並互相促進的。

如果學術的目的是在於追求真理，而不僅是要弘揚經義，代聖賢立言，那麼學者就不應該單純侷限於找材料來充實自己的觀點，而應該同時不斷地反思並批判自己所據以立論的根據。這裏的“批判”一詞是用在它18世紀的原來意義上，即學者必須在自己的思想上經歷一番邏輯的洗練或自我批評，藉以檢驗自己立論的可實證性（或可證偽性），而不是用在它現代化了的那種貶義上，如所謂的“一棍子打死，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類的那種貶義上。

任何學術思想，凡是不經過一番批判的洗禮的，都只能是一種經學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種科學的論證。

傳統的歷史學是通過一套倫理道德的教誨所傳承下來的，即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那目的並不在於通過知識去尋求真理，而是以事例進行説教，引導人們更好地去實踐某種倫理價值（如忠君、愛國）。

一直要到20世紀之初，史學界才開始自覺地開展一場史學革命，即所謂“新史學”的出現。

新史學的登場對於傳統的經學説教，確實是有一番摧陷廓清之功，使人們的思想認識煥然一新，不再局守在陳腐的説教束縛之下。到了五四時期，新的歷史學已經從傳統的政治倫理説教之下解放出來，獲得了自己的獨立地位。學術有其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它不再單純是神學説教的女僕，為某種流俗的利益而服務。但是五四運動在其理論方面也不免有其侷限。

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大抵是在西方19世紀實證主義思潮的大氣候之下進行的，而以歷史學尤甚。當時大多數代表新潮流的歷史學家大都認同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歷史學並不是（或者基本上並不是）一門實證的科學，所謂歷史事實本身大抵上也往往並不是可以實證的。

儘管它並不排摒有其實證的一方面，但從根本上卻決不可把它限定在實證的範圍以內。

五四的功績在此，五四的缺點也在此。它力圖把歷史學拉到樸素的事實的層面上來，但事實本身卻並不構成其為歷史學。歷史本身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實證的，歷史學也並非一門實證的科學，儘管它並不排斥自己有其實證的一方面，然而歸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並不就是一門實證的科學，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實證的範圍之內。

證件或史料本身是不會説話的，説話的乃是掌握了這些材料的人。自然科學的研究是以自然世界為其對象，自然世界本身是純客觀的，研究者設定它是沒有思想、意志或感情的，所以並不考慮其間有任何的人文動機。

然而歷史學所研究的對象恰恰是人文世界，它徹頭徹尾貫穿着人們的思想、意志和感情，否則就無所謂歷史了。故而歷史的研究方式就不可能簡單地等同於對自然世界的研究方式，儘管它也要利用自然科學的某些操作方式，如對某些古物的成分與年代的鑑定，對某些社會現象的數量化模型，等等。

人們總是習慣説：事實就證明了什麼什麼。

但是事實本身僅僅是事實，它並不能進行論證，進行證明的乃是使用這些材料進行論證的人。即任何人都是為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所制約着的，因此就沒有通常意義上那種所謂的客觀。即使是人人都有目共睹的，也並不是就意味着客觀。例如，彩虹是人人有目共睹的，但它並沒有客觀存在。自然現象尚且如此，人文現象就更加微妙得多了。

歷史就其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不可能不是與自然世界的必然律相一致的這一方面而言，它是不會脱離或者是違反自然世界的，故而也要服從自然界的必然規律。

但是人文世界則是人的創造，而不是（或不單純是）自然的創作，或者借用一位哲學家的話來説：歷史乃是自由人所創造的自由的事業。因而它就是人為的而非自然的。或者，我們不妨使用一種形象的説法：歷史的軌跡是在這樣一個座標系上在運行的；這個座標系的兩個軸，一個代表着物質世界的必然，另一個則代表着人文精神的自由創造。

因此，歷史本身運動的軌跡就具有兩重性，它是受這兩者共同制約的結果；或者也可以把它比作一個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它的走向乃是這一平行四邊形兩鄰邊的合力。所以歷史學的研究，一方面是要探討歷史行程之必然的、不以人的精神作用為轉移的必然規律；但同時另一方面就要探討歷史行程之中那些非必然的人文動機的作用。因而，不但歷史本身有其兩重性，歷史學本身也有其兩重性。於是，這裏就是一闋兩個兩重性的兩重奏。

未能夠明確地理解這一點，正是導致以往大多歷史學家在對歷史和歷史學的認識上未達一間的原因。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無思想意識的自然界（有人認為原子也有自由意志，另當別論），所以它不以人的意願為轉移；歷史學研究的對象則正恰是人文動機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歷史，人文世界本身乃是人文動機在起作用的產物。在歷史學的研究中，無論是研究的客體抑或是研究的主體，都徹頭徹尾地在貫穿着人的意志和願望。既然人的主體性始終貫徹於其間，所以它就始終是受着人的意志的影響的。在這種意義上——而不僅僅是在“事在人為”的意義上——它同時也就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任何學術總是材料與理論二者雙方相輔相成共同結合而促進的。理論不可能毫無事實的根據，對事實的理解也必然促進理論不斷深入。雙方都不可能在原點上停滯不動。我們今天的認識應該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個世紀或半個世紀之前我們的那些前輩了。

當然，我們也還是站在他們肩上才超越了他們的。過去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習慣於舊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和探討方式，往往滿足於把自己浸沉在成堆的史料和現成給定的思想體系之中，而從不縈心於自己所由以出發的思想的前提假設的條件及其侷限性（或者説，它那有效性範圍的界限）。

這種盲目往往會導致人們鑽之愈深則失之愈遠。史家在自己對待歷史世界的態度上，也必須既是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亦即既要入乎其內深入探索史實的真相，同時又能出乎其外隨時反思並批判自己是如何理解歷史世界的，亦即它的有效性的範圍和程度究竟如何。

正如一位航海家在大海之中是要時時刻刻調整着自己的方向的，而並非羅盤一旦定了向，就一勞永逸可以永遠地勇往直前了。一項史實是一旦如此就永遠如此的，但是我們對它的認識卻是永遠在不斷深入和永遠不斷在改變着的，從而我們對它的解讀（也就是我們的思想）也是不斷在改變和更新的。

沒有豐富的資料發掘作為依據，我們對歷史的理念就會是空洞的；而沒有深刻的自我反思，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就會是盲目的、武斷的。這一點對於許多傳統的實踐歷史學家來説似乎是一件言之匪艱、行之惟艱的事。一種學術風尚一旦形成了一種輿論的氣候，雖有豪傑之士往往也難以從其中脱身，更談不到要力挽狂瀾了。不過對這一點也不必過於消極。

一方面，一個時代的大潮固然是個人難以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卻也要看到事在人為。歷史畢竟是人創造的，歷史學是歷史學家所創造的。顏習齋不是就説過嗎：“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以氣數（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理性不是不可以戰勝盲從的，批判不是不可以戰勝信仰的。這就又回到了上述的兩重論：歷史創造人，人也在創造歷史。歷史學家就是在這樣一闋兩個兩重奏之中不斷前進的。

隨着改革開放的大潮，人文科學近年來也呈現出某些前所未有的新氣象和新思路。史學思想和理論正在經歷着一番更深層次的新的反思，尤其是有一批中青年的專業歷史學家正在從事於歷史理論與歷史學理論更深層次的探討。

人們常常要問：人生有什麼意義？

史家也往往要問：歷史有什麼意義？

如果有意義的話，那意義也不是客觀世界先天給定的，而是要待到人們探索之後才給定的。這便是通常所謂的歷史哲學。

凡是未能對此作出答案的，可以説都未能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對歷史本身作出答案的，可以説是歷史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對歷史學本身作出答案的，就可以説是歷史哲學中的認識論。以中國悠久的歷史學中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科學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方法相結合，我們可以期待着我國歷史學研究出現新的局面。不先批判地認識歷史學本身的性質，又怎麼可能認識歷史呢？

華東師大張耕華先生最近以他多年鑽研的心得撰成《歷史哲學引論》一書，深入探討了歷史和歷史學的本性及其認識論的問題。承耕華先生不棄，於書成之後賜寄一份給我，使我先睹為快。我深恐未能很好地體會作者的原意，爰拉雜寫出自己讀後的隨感如上，以就教於耕華先生和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