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寧願這麼慢慢走，一輩子對自己也沒有安排”_風聞

在這個日光越發灼熱的五月末，我們又失去了一位老人家。

他是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翻譯家何兆武先生。2021年5月28日他在京逝世，享年99歲。

何兆武（1921年9月-2021年5月）

他翻譯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為一代又一代的人帶來思想啓迪。

但同時他也是一位始終淡泊、謙遜的老先生。即便是90多歲的年紀，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一間不足10平米的小房間裏。“我從來不想做學者或專家，能旁觀世界和人生就滿足了。” “我寧願這麼慢慢走，一輩子對自己也沒有安排。”

他曾引用詩人濟慈的墓誌銘: “這裏躺着一個人，他把名字寫在水上。”想來用這句話總結他的一生再合適不過了。

本文摘自於2010年8月出版的Lens雜誌，原標題《何兆武：把名字寫在水上》，略作刪減，以示緬懷。

何兆武先生的家，在清華西南門內的宿舍區。

褪了色的紅磚牆與水泥門廳，鏽蝕的自行車在六層的老居民樓前擺成一排。氣質清峻的矍鑠老先生蹬着嘎嘎作響的自行車，絕塵而去。

2006年，我收到他寄給我的信，是兩張照片。前一年我去採訪他，摸出相機給他拍照，他不反對也不擺姿勢，突然彎下腰去，打開腳邊的一個櫃門，在裏面掏啊掏，半天掏出一個塑料袋，裝着一個老相機。

他不緊不慢地取出來，“以牙還牙”地對着我咔嚓兩張，説：“我這相機裏的膠捲，是幾年前裝上去的，不知還能不能成像。我洗出來了就寄給你啊！”後來，我果然收到了照片，照出來的效果竟奇異地好。

第一次拜訪他時，在網上只能搜索到有關他的隻言片語。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人感激地寫道，他與何先生談不上多少交情，那時出國找不到擔保，無意間跟何先生談起，何先生二話不説聯繫到他在國外的姐姐，做了擔保。還有一件被津津樂道的事：清華為他做八十大壽，他不僅拒絕，還鎖上家門躲了出去。

那一次，我請他敍説個人的歷史，企望有好的運氣——願他是善談的，不要我提問，便可滔滔不絕地敍述自己。但他當然不是那樣的人，説出來的都是片語微光。幾乎沒可能跟他展開辯論，他駁你一遍之後，你故意説些反話想誘他多説些， 他毫不接招，粲然一笑：“你這樣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我們不斷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尷尬，乾着急，他保持一個樂呵呵的固定姿勢，眼睛望着虛無縹緲處，像是進入另外一個時空。

攝影/繼木

89歲的何兆武坐在他的書房裏。房間很小，僅容一桌一牀和兩個書架。書桌上散疊着一份當天的《參考消息》、 他已去世的夫人的照片和一幅觀音像。自上世紀90年代初從清華大學退休後，開始幾年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文稿，最近幾年，也仍然好奇當前社會的種種變化，但“沒有什麼精力了，主要還是看閒書，好多是‘文革’的回憶錄。那些回憶錄都有點簡單化，什麼都往江青身上推。那麼大一場‘文革’，全歸在一個人身上，不合適，也不公道。 後來的領導應該給江青一些條件，給她配兩個助手，寫回憶錄，愛怎麼寫怎麼寫。寫了不發表，放在保險櫃裏。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寫。她也可以説謊，但這是給後世留下一個原始材料。”他對Lens説，他希望類似的個人史能多起來，改變官修歷史的格局。

何兆武的學術之路並沒有走上頂峯，這和歷史大環境的限制有關，也與他淡泊的性格有涉。“我從來不想做學者或專家，能旁觀世界和人生就滿足了。”他説道。

這般在何先生的書房兼卧室——其實就是一間不足10平米的小房間裏——坐了一個時辰之後，一位老太太悄無聲息地走到門邊，朝我絮絮地大聲嘟囔，聽起來似乎是要我去吃飯，我聽不清她的話，坐立不安，額頭開始冒汗。其實，在我進門那會兒，就看到另外一間稍大的屋子，一個老太太仰頭直挺挺地背靠沙發坐着，下午的斜陽布了微淡的光芒在她身上，她竟可以一動不動，我當時就心中一動。何先生朝她説了幾句話，大意是讓她回到隔壁去。她固執地不理會，直望着我，臉上的表情焦急而天真。

何先生笑眯眯站起來把她推走，再回身時用手指指自己的太陽穴:“她腦子有病。”像説一個不相干的人，還帶着笑。

“多長時間了？”

“10 年。”

我心裏哽咽一下，文藝腔地發問:“那⋯⋯您會覺得孤獨嗎？”

他嘿嘿一笑:“自然。會，也會覺得孤單啊。人，總是需要交流的。”

這之後，我每每念及何先生，頭腦裏首先出現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個老太太仰着頭直挺挺地坐在下午的斜陽微光裏，周圍的傢俱都陷在暗處。有了陽光，反倒讓人發現陰影。

後來，從報紙上知道老太太去世的消息，照片裏看到何先生把她年輕時候的照片擺在書桌前。 

再後來去拜訪。那時，由他口述的《上學記》已成為2007年的暢銷書。在他書桌前，很近地去看那張黑白照片，雖説不上風華絕代，但是極其端莊，又樸素。她亦曾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們相識相愛於那裏。照片上蒙了一層舊的塑料膜，是他對愛人相片所做的保護。

攝影/繼木

這是何兆武書架的一隅，上面的許多書都出自他的同時代人，現在，他們基本上都先他而去，“沒什麼能一起説話的人了，他微笑着説道。”書架上的照片是南開大學一個學生為他拍的（上圖），因為那個學生很滿意，他就答應人家擺了出來。

何兆武的一生，寬容、謙遜，充滿耐心，卻惟獨不能容忍兩件事:“不自由”和“沒書讀”。

年輕時，烏納穆諾、莫羅阿等人談論人生話題的書對他影響很大，“那時候，做學生也是幼稚。就覺得他們談的問題，涉及到了人生的根本問題：人的一生追求的是什麼？是幸福！幸福是什麼？我想這個問題沒有最後的答案。可是你一輩子卻在追求它。”

他看書龐雜而隨性，提到有些人讀書很拼命時，他説，“我們總有一種落後的農民意識，老想着拼命，強調‘吃大苦，耐大勞’，可是進步不能光靠這個，不然整個人類文化能進步多少？”  在書架上，有專門的一塊是放置音樂 CD 的，主要是古典音樂（下圖）。“現代音樂我欣賞不了，有點不像音樂了，都是噪音。” 他笑着説。他很喜歡舒曼和舒伯特。

他樂於沉浸在古典音樂緩慢的節奏中。16歲時，從湖南嶽陽老家赴長沙讀書，整個行程坐火車兩個小時，坐船卻要五天， 他就在考慮：哪一個是進步？哪一個讓人更幸福？

他欣賞朱光潛的一個説法：“無所為而為的觀賞”。“我寧願這麼慢慢走，一輩子對自己也沒有安排。”

“你逛過清華嗎？”

距離第一次拜訪之後不久，何先生帶着我和我的好友去逛清華。 

因為頭次見面的時候，我們聊起他的居住所在地：清華大學。他突然沉吟一下：“你逛過清華嗎？”我沒回過神來，他就説:“你下次來，我帶你去逛逛清華。”我們訕訕地跟在他背後，覺得要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給我們當導遊，深感無禮。更無禮的是，我們還由着他請我們大吃了一頓。

他不以為意，在清華校園裏引着我們緩慢地穿行，路上講些舊事。少有人認識他，認識他的人也就是快步走來雙手捧着他的手問候幾句。直到我們喊累，他才和我們一塊兒坐下來。三個人呆望着路上的飛車一族——清華的學生幾乎是人手一輛自行車，哧溜一下過來，哐當哐當過去，車上的人多是緊張地皺着眉頭，帶着睡眠不足的倦容。

那天，陽光很好，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默默的，間或閒言碎語地笑一下，心情鬆弛、眼神渙散，分別進入一種自顧自的狀態。那個時候，又不覺得是無禮了。

室內室外，他總戴一頂帽子。誰問“您怎麼老戴個帽子啊？”他就嗖地一把揭下帽子：“我沒長頭髮！掉了！冷。”閃出一個大額頭，光亮、圓潤，把人嚇一跳。他戴着帽子的時候，只看得見他永遠笑微微的模樣。帽子揭開，就變成一副智慧又理性的老教授模樣，像換了一個人。

好在他幾乎都戴着帽子，淡化了他人生中嚴肅的一面。他幾乎是縱容任何人理直氣壯地去打擾他，你任何時候打電話過去説一個時間，如果沒有別的人來訪，他都全由你安排，好像退休了就無事可做的樣子。其實他有很多事情——出版社和年輕的學子會接二連三地找來，要他梳理“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等等。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讓他特別受震動的事情。“唉，對了，我説個事情給你們聽。”今年連續去了兩次，他都很鄭重很主動地説起他在鳳凰台看到的一條新聞:“廣東省佛山市一個郵政局長，被查出來貪污了18個億，他拿這個錢去澳門賭博了！”顯然他受到了很大震動，眼睛瞪得老大：“18個億啊！怎麼會有這麼多錢呢？你説，貪個幾千，幾萬⋯⋯”我們笑他沒見過當今的世面：“幾千？那得抓多少人去坐牢啊？”

他還是一副不可思議的樣子，把這個新聞連説了好幾遍。

2015年，在中國翻譯協會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上，中國翻譯協會會長李肇星為何兆武先生頒發“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我的觀點有點不合時宜”

他也有譏誚別人的時候：“我想不通，有些老年人為了多活兩年，付出的代價是花十幾年的時間去鍛鍊，這個不吃那個不喝。我從來不鍛鍊，我也是吃素，那是因為在年輕的時候就突然不想吃肉了。”

“讀書也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他連自己的本行——做學問也不特別賣力，不求著作等身。比如他被調到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去研究“明清時期的中西交流”時，“研究明清兩代傳教士，算是我的任務，不算興趣。現在我也不願意去弄它了，我的觀點有點不合時宜，現在把明清兩代的所謂交流捧得太高了，這個我是從根本上不同意的。”不同意的原因簡而言之：“明清時期，西方已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但傳教士並未將科學與民主帶入中國。”

年輕時的何兆武

西南聯大女學生。前排右一：何兆武的姐姐，後排左二：何兆武的妻子。

但他並不想寫專門的文章來論述自己的觀點，“主流觀點是高度評價當時來中國的傳教士，我寫了也沒人理嘛。”他也更不見得會去做“錦上添花”的學問。

他會引用詩人濟慈的墓誌銘:“這裏躺着一個人，他把名字寫在水上。”知識、名氣、權力，甚至於“來自他者的認可”等抽象的東西，他似乎都無慾無索。

2005年冬天，他的家還全未裝修，浴池是水泥做的，老舊的抽水馬桶壞掉了，每使用一次，就要把手伸進涼水裏去把鏽蝕了的槓桿拉一下，讓水衝下去。其實那個時候，清華要分配給他一套三室兩廳的新房，他嫌麻煩就不搬了，還舉出一個例子來反證：他有個朋友，也是80多歲的老教授，搬到新家沒多久就去世了，估計是搬家折騰的。我瞪起眼睛可惜：“現在房子多貴啊!也可以要了留給您兒子、孫女啊。”他笑呵呵：“靠他們自己吧。”

在他摔跤住院期間，那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都在野外考察瀕危動物的兒子，為他把房間裝修了一下，不過沒動他的書房兼卧室，因為裏面塞了太多東西。這樣一來，他的房間就比其他房間低了一層地板磚的高度，外人來了會不小心磕碰一下，每逢送客他都要大聲提醒：

“小心腳下！”

幸福的條件

“你沒有經歷過‘文革’，我替你可惜。”何先生對我説。我驚訝地笑出來：“ 為什麼？幾乎每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咒罵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應該擁有不同的體驗。”我無法接受這個説法，問道：“一個從事精神研究的人當然最好有豐富的經歷，但從生活層面來説，普通個體追求的還是簡單平靜的幸福吧？”何先生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

“我害怕經歷那個年代。”我對他説，“我很難保證自己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輩子都要活在自責的痛苦中。”先生笑一下：“不一定，現在有多少人在懺悔呢？” 

我的困惑是：為什麼那麼多有思想的人在某個歷史時期，曾經集體地發生了那麼大的人格變化？“歷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羣體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個人意志的結果，被帶入羣體的個人總是受無意識人格的支配”——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給出了彷彿合理的解釋。這句話並不完全適用於何先生，他屬於很快就覺醒的那一批，否則不會在家悄悄地翻譯那些哲學作品。

1990年，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侯外廬先生的弟子們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張豈之、祝瑞開、盧鍾鋒。

但是，熱情又單純的人，很難不被捲入集體情感，且那曾經是一種“幸福感”。

“你們上學的時候，正是戰爭時期，不會害怕嗎？”

“不會，我覺得很幸福。”

那時候，包括他在內的絕大部分年輕人都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他説，一個人感到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二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

現在他已經活了近 90 年。他説:“我無法相信未來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他總結自己是“一點自由主義，一點唯心主義，加一點唯物主義”。1939年至1946年，他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先生説，原因是：自由。

2010年Lens雜誌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