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對美國的最大誤解，是看不透“兩個美國” | 文化縱橫_風聞

✪ 歐樹軍 | 中國人民大學

【導讀】上週，美國最高法院連續發佈了兩條轟動全美並引起社會廣泛爭議的判決：一項是當地時間6月23日發佈的推翻紐約州限制槍支法律的判決，該判決以美國憲法的名義承認了在美持槍的合法性，並將對約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口及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另一項則是6月24日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裁決，這項判決取消了近50年前由美國憲法規定的墮胎權，並將墮胎的合法性問題交給各州自行應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兩項裁定不僅揭示了美國憲法制定及其實踐背後的矛盾與分裂，同時也折射出美國政治文化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搖擺不定”。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2021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兩個美國”才是常態？——美國社會分裂的歷史脈絡》，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昭示着美國社會的大分裂：兩方獲得的選民票均創歷史新高，勝負難辨；特朗普否認敗選，拒不出席拜登的就職典禮，甚至慫恿支持者圍攻國會；而拜登上任首日，就下令廢除特朗普的17項政策，政治默契束之高閣，國家形象一落千丈。

美國政治亂象並非晚近六七十年的新鮮事，兩大政黨、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當代角力，實際上延續了兩百餘年來“兩個美國”的歷史鬥爭，也接續了四百年前“兩個新英格蘭”的文化分歧。這種分裂，貫通了美國的建國時代、內戰前後、進步時代、大蕭條、“二戰”和冷戰時代，分裂主題亦隨時代而變遷。“二戰”結束後的三十餘年間，迫於冷戰壓力，“兩個美國”開始轉向“一個美國”，美國被着力塑造成一個沒有“精神分裂”的國家，一個具有共識的“自由主義社會”。但在晚近四十餘年，尤其是21世紀第一個二十年裏，美國少數精英和利益集團的權力失去制約，中產階級大幅萎縮，美國再度陷入“無共識社會”的分裂危機。

▍****“兩個美國”

為什麼説存在“兩個美國”？這要從一條清晰的地理界線説起。**北緯39度43分的梅森—迪克森線，堪稱美國社會大分裂的地理標記。**這條線最初只是英國北美殖民地的分界線，後來成為美國最著名的南北政治分界線。梅森—迪克森線以北，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是英國人最早的六大北美殖民地：緬因、佛蒙特、新罕布什爾、馬薩諸塞、羅德島和康涅狄格，史稱“新英格蘭”。新英格蘭形似英格蘭，最早由英國殖民者約翰·斯密製圖並命名，也就是今天的科德角到佩諾布斯科特灣，是跨越南北不到三個緯度、東西不到三個經度的狹小地帶。那些叛出天主教舊歐洲的北歐新教徒、法蘭西新教徒和英格蘭清教徒，懷揣着斯密地圖來到這塊“新大陸”，不論是出於宗教、經濟或階級訴求，他們都希望建立一個“美麗新世界”。

新英格蘭被視為有別於舊歐洲的新大陸，是美國曆史和文化記憶的起點，更是美國政治記憶的起點。在清教徒看來，新英格蘭是脱胎於但又有別於舊英格蘭的新世界。“新英格蘭人”是征服、戰爭、犧牲的產物，他們與形形色色來自舊世界和已在新世界的他者——包括“不開化的印第安人”、不遵循舊約的反律法主義者、忠於特定君主的保王黨、忠於英帝國的效忠派、不説英語的法裔加拿大人、出身荷蘭的紐約人等——長期鬥爭，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並強化了獨特的“新英格蘭人”身份認同。

不過，新英格蘭並非沒有內在張力。事實上，存在兩個彼此矛盾的新英格蘭，二者之間的分歧貫穿整個殖民時代，構成了美國社會分裂的文化起源。“兩個英格蘭”背後是“新舊英格蘭同源論”和“新英格蘭例外論”兩種思想，二者都是清教主義的新英格蘭遺產，分別以國教派與分離派為代表：前者強調新英格蘭是舊英格蘭的複製品，主張政教合一，教會高於並主宰國家，清教徒要在新世界重建舊英格蘭國教，政治必須動用一切手段捍衞宗教的純潔、虔誠和使命；後者強調新英格蘭在各方面均應以嶄新姿態告別舊英格蘭，主張政教分離，國家獨立於教會，教會不同於國家，教會有捍衞自己的精神武器，不需要政治力量來捍衞。在清教主義統治新英格蘭的殖民時代，國教派長期壓制分離派，牧師集團是統治階級，教徒資格是公民資格的前提。

不過，梅森—迪克森線的歷史意涵一直在改變。自1763~1767年勘定到美國內戰前後的近百年間，此線以南為奴隸州，以北為自由州。美國內戰後的百年間（1865~1964年），美國的總統—副總統沿此線南北搭配，支持共和黨的保守主義紅州和支持民主黨的自由主義藍州由此分界。晚近五六十年來，美國政治地理版圖又沿此線南北逆轉：巴里·戈德華特（Barry M. Goldwater）代表共和黨歷史性地贏得民主黨在南方腹地的五個鐵票州，民主黨也歷史性地贏得東北部共和黨的六個鐵票州，過去一兩百年的美國地緣政治版圖從此乾坤倒轉，兩個美國之間的分裂態勢漸成水火之勢。

“兩個新英格蘭”奠定了“兩個美國”的基調。美國例外論究竟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美國究竟是共和德性的特殊堡壘，還是個體自由和民主意願的世界代表？這是歷史上貫穿美國本質之爭的主軸。

在革命建國時代，“兩個美國”的主角分別是分離主義的美國愛國者和反分離主義的英國王權派。前者試圖將新英格蘭從英帝國分離出來，認為清教徒的異端德性更適應文明時代，清教主義可以成為新國家的新價值觀。後者沒有興趣反抗英帝國的中央集權和奢靡之風，堅信新國家仍要植根於舊世界。這一分歧既隱含在主張現代共和主義的聯邦黨人內部，也彰顯於它同主張古典共和主義的反聯邦黨人的鬥爭之中。

在內戰前後，“兩個美國”的主角成了加里森廢奴主義者和南方白人保守主義者。1820年後，隨着美國向西部和西南部擴張，奴隸制的政治經濟影響日趨擴大，新英格蘭作為美國的發源地，其政治經濟地位受到挑戰。加里森廢奴主義因此接過聯邦黨人的現代共和主義和國家主義旗幟，指控為奴隸制辯護的南方白人保守主義者是在分裂美國，主張捍衞新英格蘭就是在捍衞美國。南方邦聯在內戰中失敗後，白人保守主義和州權派一度偃旗息鼓，形式上的奴隸制終結，但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清洗以及對黑人的種族奴役、壓迫、歧視和隔離，實際上並未改變。

在進步時代，“兩個美國”的主角是地方主義的鄉村黨與國家主義的城鎮黨。新英格蘭地區重塑了新英格蘭生活方式的典範符號和美國夢的核心景觀：它先是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將人口密集聚居的小城鎮模式擴散至全國；又在走向“去工業化”和“逆城市化”之後，以稀疏分佈在廣闊農村和市郊的現代化民居，取代奮鬥的“山巔之城”。儘管在250年之後，清教徒已淪為宗教少數，新英格蘭成了失落的伊甸園，但作為美國曆史、文化和政治記憶的母體，新英格蘭已從偏安一隅發展出遍及全國的影響力。例如，在思想上，隨着新英格蘭清教徒走向全國，受新英格蘭清教主義的美國例外論的推動，美國社會科學興起，並超越英、法、德等歐洲老師，醖釀着世界級的影響力。

在大蕭條至“二戰”結束之間，“兩個美國”的主角是自由放任主義與政府幹預主義。二者共同造就了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繁榮，但隨即陷入史無前例的大蕭條。羅斯福政府的新政自由主義將政府幹預主義視為扭轉乾坤的關鍵，給美國套上了“大國家、大市場”“大政府、大企業”的政治經濟繮繩，將美國打造成為一個“軍事福利國家”。這一政治遺產改變了美國人的政府觀念，為美國自由主義加入了政府幹預主義，強大的總統權力也被視為自由的保障，其影響力至今仍未消散。如今的美國人，既普遍接受新政自由主義的大政府觀念，又普遍接受新自由主義自我調節的市場烏托邦觀念。

▍****“一個共識”？

在“二戰”結束之後的三十餘年間，“兩個美國”開始轉向“一個美國”。面對美國與蘇聯、北約與華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峙格局，美國不得不直面“精神分裂”的困境，着力將自身打造成一個具有共識的“自由主義社會”。這個共識，是政治自由主義、市場自由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體。從建國之初到進步時代，市場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了美國道路，奠定了美國的政治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思想底色。此後，新政自由主義成功應對了大蕭條和“二戰”，拉開了美國“光榮與夢想”時代的序幕。戰後經濟的持續發展，讓美國各階層走上共同繁榮的道路，美國步入真正的現代社會。也是在這期間，美國思想界建構起“自由主義社會”的共識。不過，此後新政自由主義又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大政府傾向受到強烈批判。

在米歇爾·福柯看來，自由主義是美國的建國思想，新自由主義意味着現代西方社會的治理術達到了歷史的頂點，美國政治的正當性是被市場經濟授予的，美國的大政府幹預是為了重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在20世紀50年代把經濟人假設變成了籠罩一切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關係的思想方式。在卡爾·波蘭尼看來，市場社會就是美國的建國思想。福柯和波蘭尼所説的自由主義和市場社會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是市場自由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變體。

波蘭尼道出了美國社會及其憲制的實質。美國憲法之所以沒有經濟條款，就是為了將經濟領域完全獨立出來，進而將私有財產置於最嚴格的保護之下，從而創造出世界上唯一具有明確法律基礎的市場社會。所謂分權，就是將人民從支配經濟生活的政治權力中分離出去，儘管人民有普選權，卻始終無力對抗私有財產的所有者。按照美國政治學者謝爾登·沃林（Sheldon Wolin）的説法，美國所代表的憲制民主或發達工業國家民主制，實質上是反民主的：通過消解人民，來保障少數人的權力。就此而言，美國社會結構中貧富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始終存在；大規模中產階級支撐的自由主義社會共識，實際上只存在於“二戰”後的三十年間；此後，少數大利益集團再次主導了美國政治。

美國政體是典型的現代失衡政體。塞繆爾·亨廷頓試圖以“信念政治”超越進步主義、共識主義和多元主義，因為它們都只強調經濟利益而忽略政治理念。不過，與其説“信念政治”給美國政治找回了靈魂，不如説它只是揭示了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大分裂。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兩次石油危機，讓整個西方世界陷入經濟滯脹，階層分化愈加嚴重，社會分裂不斷加劇。在這期間，美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社會的共識逐漸破產，自由主義的價值多元走向了逆向種族主義，保守主義的文化尋根開始贏得更多人心。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巨大分歧，成就了里根、老布什、小布什和特朗普，也成就了克林頓、奧巴馬和拜登。

**當代美國的政治衰敗，是市場社會和新自由主義本質的週期性危機。**透過18世紀後半葉英國工業革命的教訓，亞當·斯密早已洞察這一本質：市場經濟的贏家總是希望把財富轉化成政治影響力。美國憲法所框定的穩定的分權體制，為少數富人提供了進入政治體系的制度化渠道，公共政策的議程設置和制定執行成了少數商業和政治精英自上而下的決策過程，利益集團遊説成為合法的政治腐敗，多數普通民眾對法律、政策和決策的政治影響力微不足道。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部門的分權制衡，往往走向相互否決。立法部門攫取了行政部門的職能，對行政部門發佈自相矛盾的複雜任務，立法程序支離破碎；行政部門喪失了決策自主性，政府變得僵化、失去創造力並且朝三暮四、效率低下；司法部門也在攫取政府職能，高度專業化、終身任職的法官享有立法權和政策制定權，並通過司法權干預政策執行，致使訴訟成本大增，公共政策質量嚴重下滑。

**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國政治的衰敗概括為19世紀家族制的復興，其根源在於中產階級的規模大幅萎縮，“少數的統治”即寡頭制在21世紀的美國復活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財閥統治藉助極端民粹主義在兩極化的美國開始復興：選舉重心從參議院和選舉人團向農村州傾斜，參議院阻止法案通過的作用不斷強化，聯邦和州政府選舉極易受黨派勢力操縱，保守主義者控制法院，這些因素都再次昭示着美國憲法的核心特徵——立場堅定的少數足以合法地壓制多數的意願，並更有能力統治多數人。

晚近四十年來，市場資本主義的高歌猛進，既是美國向其市場社會本質的迴歸，也是後冷戰時代美國社會分裂、共識崩塌的最大病灶。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沃爾頓、梅隆、杜克、哈特福特、奧林、華生與費爾菲爾德等三四十個家族化的資本集團，以及高盛、雷曼、所羅門兄弟等猶太金融集團，藉助法治武器，把利潤來源建立在對消費者的牢固綁定上，形成了堅不可摧的壟斷帝國，控制着美國經濟。華特迪士尼、菲利普-莫里斯國際、紐蒙特礦業、Facebook、Skyworks半導體、寶潔、萬事達卡、微芯科技、亞馬遜、蘋果、微軟、谷歌等跨國企業不僅左右着美國經濟，對世界經濟也有很大影響。信息巨頭通過公司福利鼓勵自由創新，藉助技術權威，形成羅伯特·卡普蘭所説的牢不可破的“高科技封建割據”，推動着信息資本主義帝國的崛起，將監控資本主義變成美國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也讓美國手握信息資本霸權，使之在“去工業化”之後，仍能憑藉金融資本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繼續在全球經濟和價值鏈條中攫取高額利潤。在生活層面，25所私立大學壟斷了美國社會上層精英的教育；20世紀80年代以來，醫療、養老等專業領域被美國資本集團大舉攻破，儘管美國醫保支出的GDP佔比全球最高，但美國人的健康水平卻不高，人均壽命在醫保支出超過8%的12個國家中排名墊底，不但嬰兒死亡率最高，還有4000萬人沒有醫保。商業壟斷帝國、專業領域的資本化和“高科技封建割據”，構築了市場資本主義在美國的現代堡壘，使社會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最頂層1%的富人，普羅大眾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在最近四五十年則止步不前，失去社會流動性。

機理不調，行之不遠。**20世紀80年代至今，“一個美國”又重回“兩個美國”。**這次的主角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雙方都試圖將美國曆史從兩百年拉長至殖民以來的四百年，把各自版本的“美國例外論”追溯至“兩個新英格蘭”：自由主義的美國例外論延續了“新英格蘭例外論”，將新英格蘭視為不同於舊歐洲的新大陸，將美國視為個體自由和民主意願的示範區，美國就是世界；保守主義的美國例外論延續了“新舊英格蘭同源論”，將新英格蘭和美國的體制、制度和道路溯源至英格蘭和歐洲，將美國視為共和主義的保留地，美國只是美國。雙方緊緊圍繞“一個少數族裔的美國與一個多數白人的美國”展開鬥爭，竭力繞開“一個窮人的美國與一個富人的美國”或“一個多數窮人的美國與一個少數富人的美國”之間的對立。

**儘管美國社會分裂的實質在於階級政治而非身份或文化政治，但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卻總是圍繞種族問題展開。**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種族歧視是美國的原罪，大政府幹預是補償贖罪之必需；保守主義則主張大政府才是癥結所在，少數族裔獲益過多，多數白人遭遇逆向種族主義。自尼克松政府以來，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精英與大眾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分歧，總是被民主、共和兩黨轉化成種族政策分歧，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總是建立在對美國各種族尤其是少數族裔的細分之上，人們的注意力總是被牢牢鎖定在“種族競標”的策略之上，兩黨政客也總是能依靠激發種族憤怒、文化分歧的政治路線獲得更多競選資源。政治競爭的高度市場化，既依賴又放大了“兩個美國”之間的鬥爭。經濟生活被家族化的新舊資本利益集團把持，政治生活被權貴化的垂垂老者掌控，文化生活被種種政治正確鬥爭撕裂，種族問題依然無解，少數族裔的下層地位日益結構化，多數白人的中產夢想搖搖欲墜。簡言之，正是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和階級分化的日益加深，使美國在晚近四十餘年，尤其是21世紀第一個二十年中變成了一個“無共識社會”。

▍****“無共識社會”的未來

在21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中，“9·11”事件讓美國各階層達成了短暫的反恐共識。儘管使反恐共識得以產生並維持的“敵人”既模糊又脆弱，但它深刻地改變了當代美國，開啓了美國政府部門延續至今的緊急狀態，也讓美國再次寄希望於通過對外侵略戰爭來緩解內部困境。國內的反恐共識稍縱即逝，國外的反恐戰爭債台高築，收入分配不公加劇了階層分化，階級問題種族化的政治路線得以延續，美國社會的大分裂變成了共識。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對美國社會的大分裂憂心忡忡，他在新作《逆勢上揚》中將其概括為美國社會的倒U形發展。但是，這或許並非美國一國的問題。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萊克納-米蘭諾維奇（Lakner-Milanovic）的大象曲線，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迪的《21世紀資本論》和《資本與意識形態》所揭示的，正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晚近四十餘年中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工人階級停滯、中產階級萎縮和頂層富人大增，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低收入羣體的收入持續增加。不平等時代的美國與世界將何去何從，成了時代之問。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家喬萬尼·阿瑞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中描繪了三種可能性：由美國及其歐洲聯盟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支撐的世界帝國，由東亞經濟力量支撐的全球秩序，或是全球性的大混亂。其中，第一種可能性對應的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世界夢想，它已伴隨美國深陷全球反恐戰爭泥潭而破產；第二種可能性則取決於中國能否堅持走向富裕的“自然”道路，即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區分開來，維持農村與城市、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消除經濟成功背後不平等的社會代價；第三種可能則取決於中美所代表的不同發展道路如何在21世紀展開。

很明顯，對於中國而言，美國社會裂變所形成的“無共識社會”，並不是有益的經驗，而是需要汲取和避免的教訓。晚近三十餘年來，美國社會陷入惡性循環，政治體制的寡頭化，經濟生活的“去工業化”，資本金融化的貨幣主義反革命，通過犧牲工人權益來換取經濟復甦，以鞏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這反過來加強了美國政治和經濟的寡頭化。儘管美國身為世界上唯一的軍事和金融霸權大國，可以向全世界徵收鑄幣税，但美國並未利用這一紅利緩解國內的收入分配不公。實際上，**美國今天用以團結美國人的力量，是帝國結構帶給美國的國家利益，而支撐這一點的恰是其國家實力。**美國享有孤懸兩洋之間的優越地理位置，地廣人稀的人口和資源稟賦優勢，高度分割、分離、分化的社會結構，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化傳統。如果沒有外力作用，等待美國的或許是一個相對漫長的衰落過程。“無共識社會”將會走向何方？這也許是歷史留給整個21世紀的大問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2期，原題為《“兩個美國”才是常態？美國社會分裂的歷史脈絡》，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