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英國倫敦的掃街男孩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後台留言，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全文共5584字 | 閲讀需11分鐘

童年的待遇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揭示一個社會哲學的真正特性。對待童年的態度也因此成為我們去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

兒童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未來。

現代藝術攝影之父賴蘭德以拍攝倫敦的街頭頑童而聞名。他倡導將日常生活經歷與攝影主體相結合，也因此用照片的方式記錄下了19世紀倫敦極為常見的街頭頑童。所謂街頭頑童，實際上指的是城市中的流浪兒童或是赤貧少年，他們常常在街頭工作或嬉戲。

賴蘭德的照片展現了這些孩童在街頭的不同職業，包括擦鞋、賣報、賣火柴等，而在其中，掃街男孩成為他最重要的關注點之一。他們是19世紀城市發展與階級分化的獨特產物，成為倫敦街頭重要的景觀之一，並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賴蘭德所拍攝的掃街男孩

何謂掃街男孩

掃街男孩，顧名思義，指的就是在街頭以掃地為生的男孩。這是19世紀許多大城市共有的現象，而作為資本主義世界之都的倫敦，這種現象更是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19世紀中葉倫敦馬車業的興盛使得簡陋的街道佈滿灰塵，掃街者在街頭用掃把為穿行的紳士淑女們清掃出一條幹淨的“掃帚小路”，以此換取這些路人給予的小費。年齡較小的男孩與少年是其中最為活躍的“生力軍”。

人們對於兒童的關注與保護是較晚時期才出現的概念。中世紀並不存在童年的觀念，兒童從7歲左右就正式進入成人的生活世界。在基督教的世界觀中，兒童身上具有與生俱來的原罪，天性有其邪惡的一面，因此從幼年時期就必須對兒童的慾望加以抑制，對上流階層的兒童而言，抑制慾望的途徑是教育，而對貧民子女來説則是勞動。

隨着工業革命時代的到來，工人階級子女的經濟價值更是被不斷地強調，童工變得越來越普遍，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E.P.湯普森在其《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強調，工業革命對兒童來説是一場災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貧民兒童走上街頭，為家庭收入或是為自己僅有的一份口糧而工作。

與此同時，掃街的工作是“獲得誠實口糧的最後機會”，是避免淪為乞丐的最後一項職業。掃街作為一種謀生方式有三大優勢，一是隻需較少的本金購買掃帚即可開始工作，二是以此職業向路人索求賞錢而不會被歸為乞丐一類，三是時常在固定地點工作往往能激起周圍居民的同情心而獲得額外的收入。

19世紀的倫敦人對掃街者有過多種分類，例如梅休將其分為兩類，分別是定期掃街者和臨時掃街者，1852年的一份雜誌則將其分為七類，包括職業掃街者、早晨掃街者、臨時掃街者、不掃街的掃街者、週日掃街者等，而掃街男孩由於其流動性與靈活性成為獨特的組成部分。

小清潔工：“閣下，給我一個銅板，我將清理乾淨這條街。”19世紀英國關於掃街男孩的漫畫。

與職業掃街者定時定點工作不同，掃街男孩更具有隨意性與臨時性。他們常常拿着掃帚在街道中穿梭，看到中產階級步行者就跑去他們面前清掃道路。他們有時也會在一個地點停留一個小時，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就轉移到另一條街道上。人流量是吸引他們的重要指標，因此早晨的街道以及週日的教堂附近均成為其活躍的重點。

掃街男孩也有明顯的組織性與規則性。他們經常集體行動，把幾個路口據為己有，並任命一個隊長協調指揮。他們有自己的審判形式，為了解決內部爭端而設有自己的審判機構，並形成“法律”來規範自己的商業行動。天氣好的時候，他們會做力所能及的各種事情，例如掃地、幫出租馬車開門等；如果是雨天則分頭行動，各自碰運氣。他們往往會形成一套做生意的規則與暗語，梅休在《倫敦的勞工與窮人》中就對佔據聖馬丁教堂到帕爾馬爾街區域的掃地男孩有過如下記錄：

如果看到兩名紳士路過，他們會大喊“兩個有錢人”，做生意的權利歸第一個喊出來的男孩，不管生意成功與否，其他人都無權繼續上前討要賞錢。如果兩個男孩同時喊叫，則必須分享。如果來者是一位紳士與一位淑女，則需要大喊“一個有錢人和一個洋娃娃”。如果來者是一家三口，一個掃街男孩只喊“一個有錢人和一個洋娃娃”，而他的同伴加上了那個小孩，那麼權利歸於説得更加完整的那個男孩。如果運氣不好碰上了警察，掃街男孩會大喊“菲拉普”，聽到的同伴們則會立即中止生意。任何不遵守規則的掃街男孩都會被同伴羣起而攻之。

對於掃街男孩來説，清掃大街僅僅是一種賺錢的生意，而非固定職業。拮据的生活讓他們善於利用每一分鐘去尋找賺錢的機會。因此，許多掃街男孩在結束了早晨人流量較大時的掃街工作後，往往會去尋找其他的小生意，或是在火車站幫人搬運行李，或是去有錢人的庭院裏清洗馬廄等，如果實在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他又會返回自己的掃街崗位，特別是在夏天傍晚5、6點鐘潮濕的時候。掃街男孩在晚上另外的常見活動是翻跟斗表演，他們經常會選擇劇院演出結束之時在散場離開的紳士與淑女面前翻跟斗，逗笑了他們的觀眾後常常能收到兩三便士的小費，運氣好的話也可能得到一先令多。翻跟斗厲害的男孩甚至會被同伴稱為“大王”，而受到其他掃街男孩的尊敬。高組織性與高靈活性讓這些男孩們在街頭四處發展，連警察都沒較好的處置辦法。馬馬虎虎的打掃方式與爭先恐後地討要賞錢，使掃街男孩的工作更像是一種表演，他們也因此成為19世紀倫敦街頭的重要景觀之一。據當時人統計，獨自居住在倫敦的年齡低於15歲的孩童大概有一萬至兩萬人，這也使得掃街男孩具有不小的數量。他們成羣結隊地出現在街頭，激起了倫敦人的不同感情。

倫敦人對掃街男孩的複雜感情

掃街男孩作為19世紀倫敦街頭的重要景觀，不斷地出現在當時的文學、藝術作品之中，至19世紀中期的時候已經完全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其中，我們能看到倫敦人對掃街男孩的複雜情感。

不少倫敦人對掃街男孩持負面態度。羅伊在《倫敦街頭的生活》中認為，掃街不過是乞討的藉口，這些年輕人應當被訓練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從事這項虛偽的工作。1858年的一篇文章更是對掃街男孩進行諷刺：

一個漂亮的現代年輕女性試圖抓住有利機會穿過馬路的努力被那些年輕的攔路強盜之一阻礙了，這些人手裏拿着掃帚，佔據着我們的路口，並公然向大眾敲詐勒索，尤其欺負那些羞怯的女性。

可見，在不少人眼中，掃街男孩的存在非但沒有服務路人，反而成為阻礙路人行進的麻煩之源。

19世紀50年代在《笨拙報》上出現的一系列有關掃街男孩的漫畫均展現了一幅幅現代倫敦生活的麻煩場景，然而對於這些衣衫襤褸的男孩們的細緻描繪顯然也藴含了一種同情。這種同情也不斷反映在其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藝作品之中，激起人道主義的關注。賴蘭德的攝影作品顯然與《笨拙報》的漫畫有着緊密的聯繫，不過這位現代藝術攝影之父明確表達的是對掃街男孩貧困生活的關切。他始終持有的觀點是，藝術作品應當包含觀點，甚至可以是一種道德寓意。他將此原則完美地呈現在了作品之中，再現了城市貧民兒童的生活困境，在19世紀後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另一個激起極大影響的文藝作品當屬狄更斯的《荒涼山莊》，他在這本小説中塑造了一個“可憐的喬”的掃街男孩的形象。狄更斯這樣描繪喬的一天：

他來到他那個十字路口，準備在那裏幹一天……喬在那個十字路口拿出全副本領來對付街上那些爛泥、車馬、鞭子和雨傘，可是，他只賺到很少的幾個錢來交付“託姆獨院”那個骯髒住處的租金。這時已經是暮色四合，店鋪裏的煤氣燈也亮了；那個點路燈的人扛着梯子，沿着人行道邊行走。這是一個天氣異常惡劣的黃昏。

無家可歸的街頭男孩  賴蘭德 攝

狄更斯注意到了喬身上的骯髒、難看以及引起人的種種不快：

他臉上沾滿了本國的污垢，他肚子裏受到本國的寄生蟲的侵蝕，他身上長着本國的膿瘡，穿着本國的破衣爛衫；由於英國的鄉土、氣候造成的愚昧無知，他那不朽的天性墮落到比那些已經滅絕的野獸更加低下的程度。

然而事實上，狄更斯向這個角色傾注了同情與憐憫，並且使其成為小説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成為他表達對於當時極其嚴重的流浪兒社會問題關切之情的途徑。

被譽為“賀加斯之後最偉大的現實派畫家”的威廉·鮑威爾·弗里斯是狄更斯的老朋友及其仰慕者。受狄更斯的“可憐的喬”的影響，他於1858年創作出了油畫《掃街男孩》，這幅油畫在同年的展覽中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畫中，一個光着腳的掃街男孩正在街上向一位打扮時髦的淑女討要賞錢。自傳中，鮑威爾在回憶他對這個模特的選擇時寫道：

對於我來説，有一片很大的領域與這個男孩相關。我找到了一位剪短頭髮的、光着腳並擁有一把神奇的掃帚的年輕紳士，在所有層面上都符合我的期待。

《掃街男孩》  威廉·鮑威爾·弗裏思  繪

似乎，鮑威爾對掃街男孩也充斥着類似狄更斯的感情。然而，經過學者研究發現，他對掃街男孩的最初印象實際上是非常糟糕的。鮑威爾相信相面術，掃街男孩的骯髒與醜陋讓他覺得他們是有犯罪傾向的人羣，並且在之後確實遭遇了他們的偷竊與不誠實，以至於他不得不將僱為模特的掃街男孩辭退。

另一方面，在其它他描述中，鮑威爾又將遇到的掃街男孩的特徵描繪成雖不好看，但充滿個性的少年，這讓他對掃街男孩產生了喜歡之情。可見，鮑威爾的內心情感是矛盾的。在19世紀中期的整體語境中，從狄更斯筆下喬的誠實，到梅休認為的他們是城市窮人中最誠實的羣體，實際上出現了關於掃街男孩普遍誠實的神話。也許是出於對這種市場的迎合，鮑威爾選擇撇開自己的相面術而對掃街男孩進行美化，他在後來修改的幾個版本的《掃街男孩》中也是這麼去做的。

對於掃街男孩，倫敦人的複雜情感在兩個方面呈現：一方面，掃街男孩被認為是現代城市生活中阻礙行人的麻煩事；另一方面，掃街男孩又被描繪成可憐的形象而需要慈善機構最緊迫的救濟。最終，這種人道主義式的情感與現代生活發展的新需要結合在一起，帶來掃街男孩代表的社會問題的解決。

掃街男孩問題的解決

​掃街男孩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英國19世紀末期兒童童年生活轉型的結果。19世紀初期以勞動為主的兒童生活到了19世紀末期轉化成了以受教育為主。這種轉變最終使得掃街男孩的消失成為可能。

18世紀中後期開始，宗教原罪的童年觀已經開始受到浪漫主義童年觀的挑戰。以盧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派對基督教的原罪觀念進行駁斥，認為兒童有權利去做真正的兒童，人們開始意識到童年是人生的一個特殊時期。到了19世紀的英國，包括狄更斯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人對貧寒兒童的生活給予關注，使得19世紀中期出現了一股關心貧寒兒童的熱潮。對掃街男孩生活處境的同情與憐憫也是這股熱潮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們對下層兒童的教育問題表現出了越來越多的關切，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世紀30年代興起的貧民免費學校運動。

1835年，第一所貧民免費學校建立，標誌着這場運動的興起。

1844年，倫敦19所貧民免費學校結成“倫敦貧民免費學校聯盟”，開始了這場運動的高潮階段。

1870年，這場運動達到頂點，“聯盟”成員達到250所，約200所都是日校，剩下的則只在夜晚或週日開放，共有約三萬名學生。這些學校主要以教授宗教性知識為主，並將勞動課程與之結合。由於貧困兒童艱難的生活，這些學校也將救濟功能放在重要位置，為貧困兒童提供衣食。

到1868年為止，單是與倫敦貧民免費學校有聯繫的“衣服俱樂部”就有82家。包括狄更斯在內的眾多社會名人也成為了貧民免費學校的重要資助者。貧困兒童在學校中至少解決了温飽問題，不再像掃街男孩那樣骯髒與衣衫襤褸。

事實上，賴蘭德拍攝的掃街男孩其實就是他從附近貧民免費學校中找來的學生模特，他們不再是街上的頑童，而是慈善事業的受益者，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他的照片中的孩子看起來更加乾淨整潔。從更加長遠的角度來看，受貧民免費學校的影響，許多原先連生存都成問題的貧困兒童在畢業後甚至擁有了較好的工作，成為了中產階級的一員。

賴蘭德所拍照片，照片中的模特均是附近貧民免費學校的學生，真實的掃街男孩比照片中的孩子更加衣衫襤褸。

隨着英國工業社會的成熟，工業對勞動者文化素質的要求也不斷提高，許多的工業崗位越來越要求具有一定知識基礎的青年擔任，這就使得教育的天平不斷向貧民兒童傾斜，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對所有孩童進行初等教育的重要性。福斯特在1870年向英國議會提出他的初等教育法法案時，就特別從國際競爭的角度強調其重要性：

我們的工業繁榮取決於初等教育法的迅速實施。在沒有初等教育的基礎上，努力為我們的工匠提供技術教育是徒勞無益的……如果我們再讓我們的工人們保持沒有技術的狀態，儘管他們有強健的體魄和充沛的經歷，他們在世界競爭中也將被擊敗。

人們意識到，兒童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未來。

1870年教育法以及隨後一系列法案的通過，逐漸建立起了英國的國民教育體制。根據法案，所有5到13歲的兒童都必須在校務委員會管理下的公立學校就學。到了1891年，所有學校廢除學費。而隨着公共汽車的普及與城市道路的優化，掃街者的收入也越來越少。掃街男孩再也沒有理由在街上做各種微不足道的生意了。作為19世紀英國倫敦的重要城市景觀，掃街男孩最終逐漸消失在了歷史之中。

19世紀的倫敦街頭

英國學者託尼曾説，童年的待遇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揭示一個社會哲學的真正特性。對待童年的態度也因此成為我們去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19世紀倫敦的掃街男孩成為我們去觀察英國最鼎盛時期隱藏在繁榮表面之下的社會問題的重要切入點，也成為我們思考與警醒的重要記憶片段。如何去真正維護兒童的利益，保障其身心的健康發展，仍然是我們當今社會需要迫切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