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夫人朱霖回憶錄 | 任職法蘭西（四）_風聞

作者簡介   

朱霖（1920.2-2021.4.12）原名文佩卿，山西省孝義市司馬村人，抗日女戰士，黃鎮同志夫人；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原副主任、部紀委副書記，新中國第一代大使夫人。

使館內部工作

到駐法使館，我被任命為對內政務參贊。駐法使館是一個大館，一共有四名政務參贊。宋之光同志是大使的第一助手，我是大使夫人，要有所迴避，因此主動要求接受宋之光同志的具體領導，內部實際工作我可多做，小事由我負責，大事請示宋之光同志，這是我在國外工作多年已取得的經驗，駐法使館的實踐也説明這種經驗是行之有效的。

我們很快成立了黨委辦公室，由我、宋之光參贊的夫人張如同志、王平參贊的夫人曹凌同志三人組成，我是黨委委員兼負黨委辦公室的責任，張、曹二位都是對內二秘。我們在黨委領導下負責黨團工作，人事工作、保衞保密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我們三人分工協作，許多事都商量着辦，大家都希望把工作做好。

因為這是一個大館，建館初期就有80多人，很快發展到130多人，還有200多進修生和留學生，內部工作量很大。同時，我們成立了夫人工作領導小組，由大使、參贊、武官夫人組成，選我當組長。我們都要配合丈夫工作，對外活動也不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

宋之光同志作為臨時代辦1964年1月就到達巴黎，負責使館籌建工作，用120萬美元在諾伊市古堡路買了一幢房子，作為大使官邸。這樣，我們一下飛機就有了安身之處。後來，又在附近租了一處公寓作為臨時辦公樓。直到三年多以後，1967年初夏，才收回了位於喬治五世路的國民黨“駐法使館”。

在建館工作中，同志們勤儉辦外交、艱苦創業的精神是很值得讚揚的。使館改建工程中的許多具體工作，如和泥、刷牆、油漆等等，都是我們自己動手乾的。官邸的院子相當大，花草樹木很多，草坪的修剪工作都由公務員、司機和年輕幹部搶着幹了。西部圍牆邊上，有一排四五層樓高的橡樹需要整枝。鄰居説，你們必須僱人來修。

經打聽，整修一次，要花2000多法郎。同志們一算，心疼得不得了。我和他們一起開會研究如何克服這一困難。會上，公務員潘聚起同志自告奮勇説：“只要花300法郎買些修樹的工具和繩子，我從小爬過樹，可以想辦法把樹修好。”

於是，我們組織人員在樹下協助和保護他，我自己也不敢離去，緊張地站在樹下，好像他掉下來我也能接着似的。沒想到這樣幹了三天，就把院子裏所有的樹都修整好了。鄰居以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説了好多敬佩中國人的話，以後也請我們的同志幫助修樹，我們當然總是滿足他們的需求。

我們在法國九年，僅這項開支，同志們就給國家節省了一萬多元人民幣。不幸，潘聚起同志調回北京後，感染了大腦炎，醫治無效，過早地去世了，真令人惋惜。

使館汽車維修費用是又一筆很大的開支。我們剛到巴黎時，外交部為我們從駐莫斯科使館調來一輛吉爾汽車作為大使專車，那車子很大，但機器常出毛病，需要修理。後來，又向國內要了一輛國產紅旗牌轎車，外觀挺漂亮，掛上五星紅旗，行駛在巴黎街頭，很神氣，但這車子機器沒有過關，不時壞在半路上。

有一次，走到凱旋門，喇叭失靈，按下去以後，鳴叫不止，出了洋相。這些車如果送到法國工廠去修理，花錢很多，國產車沒有過關的機器也有失中國人的體面，同志們討論以後決定自己修理。我當然表示支持，大使和宋參贊也很贊同。於是，牛獻亭、袁庚旺、趙樹芝等司機同志就買了工具自己修起來。我們在法國九年，建館初期買的汽車，由同志們自己修理，一直用了九年，超過使用期很久，節省的錢就更多了。這主要是司機同志辛勤勞動的成果。

又如，1967年初夏，我們收回了喬治五世路使館的房子，國民黨時代的垃圾仍然堆積在這五層樓內。這時參贊們已調回國內參加“文化大革命”去了，只有大使和少數外交官留在巴黎。他們帶頭組織全體同志將垃圾一袋袋背下樓來，用使館的大卡車拉倒郊區，整整勞動了一個星期，才算清理出來。沒有僱傭一個外國人，節省了很多錢。勞動，不僅節省了錢，更重要的是堅持了黨的勤儉辦事業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也鍛鍊了同志們的思想和意志。

應對策反事件

駐法使館保衞保密的工作任務也是很重的。我們到巴黎不久，就發現我們會客時與外賓的談話，外面很快就知道了。經過同志們的努力，居然在會客室挖出了竊聽器，這是在我們搬進去以前安裝的。

1967年初夏，我們從臨時使館辦公樓搬往喬治五世路，即將最後撤離時，只有一個同志留在那裏。突然來了一輛警車，跳下來幾個彪形大漢，把我們的同志推倒在地，並且看管起來，另外的人進入大門口的傳達室，挖出一些東西，一包就拿走了。由此可見，這幢房子在租給我們以前也安了竊聽器，總機關就在傳達室。這些都使我們提高了警惕。

幸好，建館之初，使館領導已經決定，不用當地僱員，所需人員儘量從國內派出，一切事務都組織同志們自己動手，以保證使館安全。各種保衞保密制度三令五申。內部因有應付不測的組織，平時作好戰時準備，故在1968年5月暴徒襲擊時能應付自如。

我們到法國不久，就遇到一起策反事件：原對外交委翻譯董濟平，1965年被派往我駐布隆迪使館工作，出國路過上海，他連母親都沒有去看一看，到布瓊布拉不久，就叛逃去美國，後到台灣接受特務的訓練和指示，專門到巴黎搞策反陰謀。

他給我們使館由對外文委派出的一位同志送來花和信，信的內容主要説：

你是一個有能力而未被重用的幹部，到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望快快走董濟平的路等。

這位同志立即將信和花交給組織，我們對他表示信任和鼓勵，要求他進一步提高警惕。同時像在印尼時那樣，我們也把敵情和應付的辦法定期告訴同志們，讓大家在思想上有所準備。

202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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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司馬文森夫婦在駐法國大使館合影

（司馬小莘供圖）

後來，這位同志隨文化參贊司馬文森夫婦到法國南方參加戛納電影節。一次回到旅館時，參贊夫婦在前面走，他在後面，一進大門，就有人把一張火車票扔到他腳下。他沒有理睬，趕快回到房間，立即報告參贊。看來，董濟平跟到了戛納，決心要對他下手。他們沉着應戰，小心謹慎，電影節結束後，安全回到巴黎。

經黨委研究，我們採取了積極的方針。首先，與這位同志講清楚：“敵人要來策反你，你的態度是好的，組織上對你是信任的，同志們會設法保護你，你自己應更加註意，不要單獨外出，以防不測。”我們還告訴他：“不能因為敵人要策反你，就調你回去，你剛來法國一年多，還沒有完成任務，這樣對你不利，敵人也會感到我們害怕他們策反。沒有什麼可害怕的，應該以積極的態度同敵人作鬥爭。”從此，他的思想覺悟有了很大的提升。因為從各方面做了工作，最後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建館初期，我們主要是幫助同志們瞭解法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和特性，增強抗拒腐蝕的能力，就是前面所講的“巴黎第一課”，效果很好。同時，我們也特別強調組織性、紀律性和使館工作的嚴肅性，並根據部裏規定的使館工作制度，再加以具體化。

歐洲國家政府機關一般星期六都不辦公，星期天商店又不開門，我駐西北歐的一些使館曾規定使館人員星期六可以上街買東西，我館有的同志要求援此先例。我們考慮，每週五天工作很忙，星期日要組織同志們參觀旅遊，正好利用星期六組織政治時事學習，同志們必須買的日用品登記後可由司機等同志出去代為統一採購，以便大家安心學習。這主要靠大使、參贊等外交官夫婦帶頭，雖有少數同志思想不通，但大家都是執行得很好。

對一般幹部和公勤同志，我們定期組織報告會向他們介紹法國情況，也給大家介紹使館開展對外活動和中法友好關係發展的情況，讓大家知道各自工作所起的作用。這樣，他們的幹勁就更大了。

我們還分期舉辦黨課，培養教育發展對象。年輕同志都能積極主動參加聽課。後來，他們大多都入了黨。

我們也組織回憶對比、憶苦思甜教育，由苦大仇深的李志通等同志現身説法，給年輕同志以啓發，效果還比較好。

對留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比較重視，基本與使館相同，文娛體育活動要更活躍一些。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 |《大使夫人回憶錄》

作者 | 朱霖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