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華專欄：新發展理念統領百年路新徵程_風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我國所處的時代特徵，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兩個大局”交匯的關鍵時刻，鮮明主題是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

解決好“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性跨越，解決了“站起來”以及站得住、站得穩的問題；改革開放的偉大社會革命成功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成果，解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取得歷史性成就，使中國實現了“富起來”的歷史性跨越；新發展階段，就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就是在未來30年，用3個五年規劃期，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然後再用3個五年規劃期，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艱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成為舉國共識。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鄧小平同志也在不斷地思考“發展”二字，他在1993年9月與其弟鄧墾談話中説，“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他還提出，雖然解決分配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解決這些問題”，否則，“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隨着國內外發展條件發生的重大變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方位，呈現出新的特徵。美國等西方世界主張並推行逆全球化、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使國際秩序面臨新考驗；全球新興經濟行為體強勢崛起，引發國際格局和國家關係洗牌和重塑；新科技革命孕育發生正面臨突破，將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不斷變異瘋狂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平添新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變量因子，使百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之“變”越來越撲朔迷離錯綜複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奇蹟。然而，經濟發展的一些模式存在不可持續的弊端，應當切實實現轉型升級，比如資源套利型應當朝着創新驅動型、規模擴張型應當朝着投入產出型、人口紅利型應當朝着知識創意型、債務資本型應當朝着節制資本型、先富後富型應當朝着共同富裕型等轉變，切實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為解決好“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必須有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擺脱不符合新發展階段的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走出一條高質量發展的新路子。

必須長期堅持的思想引領與重要遵循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意志和智慧，藴含了古今中外治國理政的經驗和精髓，是順應時代潮流、把握髮展機遇、厚植髮展優勢的戰略選擇。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於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整個新發展階段具有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富有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長遠的指揮棒、紅綠燈、座標系，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思想引領與重要遵循。

創新發展重在解決發展動力問題。縱觀近現代歷史，一次次顛覆性科技革新帶來社會生產力大解放和生活水平大躍升，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軌跡。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不創新就要落後，創新慢了也要落後。創新發展就是要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不斷激發調動創新激情，持續發力，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在基礎科技領域作出大的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大的突破，重點破解“卡脖子”難題，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佔領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的現代化、高級化“頭部”位置。

協調發展重在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國家整體發展佈局上，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進一步紮實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推動東北振興取得新突破，開創中部地區崛起新局面，鼓勵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支持特殊類型地區發展，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推動實施區域發展重大戰略，重在聚焦實現戰略目標和提升引領帶動能力，促進區域間融合互動、融通補充，在發展中促進相對平衡。以經濟大省江蘇為例，受制於交通基礎設施，導致蘇南、蘇中、蘇北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形成明顯落差，蘇南的GDP大於蘇北和蘇中GDP之和，蘇南人均GDP是蘇北人均GDP的2.2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蘇南是蘇北的1.9倍。這從一定程度上制衡了江蘇整體實力的增強。江蘇明確提出跨江融合發展與省內全域一體化，實現蘇南、蘇中、蘇北之間的均衡協同發展，打造強勁活躍增長極，蘇中、蘇北的崛起發展必將是江蘇未來發展的巨大動能潛力。

綠色發展重在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與城市化互動，產業結構中低端、同質化、集羣化程度低等，使我國付出了沉重的生態環境污染代價。高速增長時期的野蠻生長型模式應當朝着綠色生態型轉型升級，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擴大城鄉綠色空間，解決好損害羣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營造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家園，打造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空氣常新的美麗中國，才能真正實現生態惠民、生態利民。

開放發展重在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我國對內對外開放進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由被動開放向主動開放、由參與型開放向引領型開放、由向發達國家開放向發展中國家開放、由東南沿海開放向內陸沿邊開放，構建起全面開放新格局，正朝着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推動演進。比如，上海浦東的鮮明品格是開放，就應當在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給、高質量產品供給、高效率資金供給上大有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努力成為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在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中不斷增強資源配置的全球性影響力，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更好發揮龍頭輻射作用。

共享發展重在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立足新發展階段，無論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還是促進人與自然生態和諧，抑或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更好解決內外聯動問題，都需要通過與人民同心同行、激發人民偉力來完成。如何凝聚起人民的力量，關鍵在於促共享，就是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自覺主動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羣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浙江發展的突出亮色，是居民收入水平高、城鄉收入差距小，如今承擔起“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國家使命。浙江在繼續“做大蛋糕”基礎上更重視“分好蛋糕”，建立健全“先富帶後富”機制，提高收入分配質量，不斷縮小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將奮力打造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

大國小鮮關鍵在“做好自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今天我們所處的新發展階段，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起點上的一個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着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要承受其他國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種壓力和嚴峻挑戰，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在前進道路上我們面臨的風險考驗只會越來越複雜，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面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過程。

奮鬥百年路，啓航新徵程，把握新發展階段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現實依據，貫徹新發展理念為把握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行動指南，構建新發展格局則是應對新發展階段機遇和挑戰、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戰略選擇。以新發展理念統領百年路新徵程，一是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二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三是做好區域協調和發展共享，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增強人民羣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理念，加快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五是處理好自立自強和開放合作的關係，在確保安全前提下擴大開放，切實構建新發展格局，在國際競爭中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

理念是行動的指南，理論之樹長青。面對國際風雲變幻，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遲滯甚至中斷，大國小鮮關鍵在“做好自己”。在歷經百年風雨如磐、接受各類艱鉅考驗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下同欲、萬眾一心，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以新發展理念統領百年路新徵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古老的東方大國一定能經受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不斷增強自我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何建華介紹

何建華，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南通大學長三角城市羣新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兼職教授，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上海作家協會會員。曾先後在上海青年報、新民晚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匯報、文廣集團等單位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與傳播及經濟社會發展，出版個人作品集與主編書籍10多本，發表大量學術時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