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就是地方政治！人口構成的改變在理論上有助於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之前的優勢積累_風聞

王英良：隨着人口要素的變動，美國十幾個州在國會眾議院擁有的席位數將發生增減，這可能影響共和黨、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力量對比。

美國普查局4月26日發佈的最新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美2020年有3.31億人口，比2010年增加7.4%，為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低增幅。

美國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政治，這集中表現在以國會為中心的代議制上。通常，國會議員都有相應的選區和選民基礎。參議院議員席位及選區設置相對穩定，眾議院議席的劃分主要是依據人口及其變動，人口的變化不僅包含統計和經濟意義，還會產生直接的政治後果。隨着人口要素的變動，美國十幾個州在國會眾議院擁有的席位數將發生增減，這可能影響共和黨、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力量對比。

據法新社報道，相比2000年至2010年間9.7%的人口增幅，2010年至2020年的人口增幅顯著降低。從人口遷移走勢看，20世紀初到現在，人口分佈出現南部、西部佔比增加，東北部和中西部佔比持續縮減的趨勢。按習慣説法，就是鏽帶州（rust belt）陷入持續衰退，陽光帶州（Sun belt）則出現繁榮。具體看，猶他州、愛達荷州和德州是過去十年人口增長最快的州，數值維持在16%以上；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都將增加眾議院席次；伊利諾伊州、密西西比州和西弗吉尼亞州這三個州在全美墊底，在過去十年中出現人口鋭減。德克薩斯州成為唯一增加兩個眾議院議員席位的州，這可能有利於共和黨在明年國會中期選舉中獲取優勢，或增加拿回眾議院控制權的概率。

氣候變化、產業演變、全球化、地方產業變遷、税收政策、就業機會的轉變都會推動人口的遷徙。人口的變化意味着部分選區要重設，這會涉及複雜的權力博弈與鬥爭。“傑利蠑螈”（Gerrymander）是一個來自美國的選舉術語，指以不公平的選區邊界劃分操縱選舉，致使投票結果有利於某方。在分區原則上，美國選區主要立足人口、地理和政治三大原則，具體執行中採用鄰近性、緊湊性、人口同等、種族平等、尊重行政邊界、尊重利益社區、保護在任者/保留舊選區等規範。但現實的劃分往往會超越理論的約束，劃分選區在歷史上就不是單純的數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比如1812年，時任馬薩諸塞州州長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為確保民主共和黨在州議會選舉中贏得更多議席，簽署了一項法案，蓄意將馬薩諸塞州州議會選區重劃，讓競爭者聯邦黨人票源集中在少數選區，以此保障民主共和黨候選人能不成比例地當選。現實中，操縱選區政治地理變遷的手段包括集中選票和分散選票、劫持選票和綁架選票、劃分單一選區制、實行復數選區制、實施比例代表制等。

人口普查數據也直接影響到美國的政治地理版圖。美國人口新分佈反映出西部/南部人口增長、東北/中西部減少的趨勢。這也在短期內為得克薩斯、佛羅里達等“深紅”州淨增眾議員席位。反觀全美人口第一大州、民主黨票倉加利福尼亞，由於人口增速落後於全美平均水平，這次史無前例地減少一個議席。

美國南部與西部地區的國會議員席位呈逐年增加趨勢。主要原因是，南部是石油、旅遊以及地產投資重要州；西部的幾個州則是美國教育、科技和獨角獸企業的密集地，加上氣候良好，人口的流入呈現增長的趨勢。美國總統選舉實行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結合的方式，最終是由選舉人團實施投票。所謂選舉人團就包含了各州聯邦眾議員，因為參議員相對固定，而對眾議院席位的爭奪就成為選舉的關鍵。甚至單個選區眾議員在關鍵時刻的黨派立場就可能改變整個選情。

每一次人口普查都會出現新的政治局面。由於國會眾議院總人數不變，一些州會增加國會議員，另外一些州自然會減少議員名額。人口的變化帶來政治偏好、族羣身份、種族情感、政府治理政策的變化。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各選區佔據優勢的一方的政治人物往往會以權力手段將人口變化的消極效應和不確定性因素儘量在劃分選區時排除在外，或通過這一過程增加對手阻力，同時將有利於自身的政治績效與優勢積累的選民劃入己方選區中。國會選區的劃分表現的不僅是人口的變動，還有權力的作用以及政治交易的結果。

儘管正式數據要在9月公佈，但人口在各州選區地理上的分化已經是客觀事實。中期選舉是兩黨對眾議院和參議院的週期性競爭。十年為週期的人口統計，對選舉政治的影響和渠道，對此我們難以完全進行定量分析，因為美國的選舉異常複雜。但從現實看，單純的人口流動很難撼動老牌紅藍州的底色。由於加州選民的黨派偏好相對固定，所以在即將到來的中期選舉之前，如果共和黨內沒有權威人物在如何看待特朗普這一重要的過往議題上進行表態，那麼人口方面再有利的選區劃分也難以逆轉共和黨的頹勢。

在2021年的選舉中，共和黨的主要支持州集中在南部、中部農業州和部分鐵鏽地帶；民主黨的支持州主要是西海岸、環五大湖州。據政治分析網站Politico分析，拜登取得三個“鐵鏽帶”州支持的原因之一是贏得了該地區占人口比例較大的非裔選民。“鐵鏽帶”三州的主要城市，例如密爾沃基、底特律、費城，都擁有很大比例的非裔選民。拜登在“鐵鏽帶”州以非裔為主的大城市、郊區縣和小城市的表現，都遠超希拉里。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80% 以上的人口都是黑人。底特律周圍的韋恩縣是密歇根州的重要選區。2012年，奧巴馬在韋恩縣贏得了近59.6萬張選票。四年後，希拉里只贏得了不到52萬票。今年，在韋恩縣的選票統計中，拜登贏得了58.7萬張選票，遠遠超過了2016年希拉里的表現。同時，“鐵鏽帶”三州在特朗普執政時期也發生了變化。據CNN分析，共和黨的支持羣體、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選民在三州的人口比例不斷下降，而支持民主黨的非裔、拉丁裔和亞裔選民則緩慢增加。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智囊團隊中，協調好與核心選區選民人口的關係以及與選區政治精英的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實施政治動員，爭取最大的支持面，是工作的重點所在。

通常，政治立場保守，實行小政府、低税收的州更能夠吸引資金、人才和技術，而通過增加國會席位，保守派州能夠獲得更大且持續的影響力。人口帶來種族構成、性別、受教育程度、族羣、政治意識形態等諸多要素的變化，這是美國任何政治精英不能忽視的重要議題。特朗普政府時期要求以總人口數減去非法移民人數的差值作為分配國會席位的基準數據，該政策在當時獲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但拜登上任後，通過行政令改變了這個標準，要求將非法移民人數納入分配國會席位的基準數據上，以鞏固基礎性支持力量，併為下一步連任優勢的獲取做好鋪墊。可見，各方政治領導人始終將自身政治利益與人口劃分相結合，力求通過人口要素實現選舉利益的最大化。特定的人口意味着會產生特定數量的投票，而不同黨派對人口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引導，會造成反對勢力對選舉結果“合法性”的質疑，這是“政治極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可以説，人口構成的改變在理論上有助於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之前的優勢積累，或為2024年總統大選積累前期優勢。美國政治是地方性政治，任何政治活動都離不開選民和投票這兩大要素，只有選舉和選票才能賦予政治精英當選的合法性。美國人口統計目前暫時告一段落，但圍繞選區的變革和劃分，同一選區內民主與共和兩黨基層代表對選區代表權的爭奪才剛剛開始。在政治日趨“極化”的美國，政黨既有的優勢，“鐵桿”支持力量的政治偏好，甚至精英的政黨身份等種種因素，都有可能瞬息萬變。在強調個人主義、利益至上以及政黨弱聯繫的現實下，政黨贏得選舉存在較大的偶然性，政黨傾軋和密集的選舉帶來的政治忠誠度薄弱、投機有其現實的必然性。所以，人口只構成影響美國選舉結果的一個相對長週期而且存在偶然性的要素。民主黨要維持執政和基本盤的優勢，共和黨要爭取中期選舉“破局”，贏取下一屆總統大選，都不能只依賴人口因素，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注：王英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研究生，研究產業投資與國家安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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