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丨超越西方、超越傳統，營造新的價值體系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1-05-29 21:55
章開沅先生
世紀之交，中國進入又一個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問題吸引了越來越多專家的注意。華中師大章開沅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為中國史學研究作出了兩大貢獻：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二是把國外的教會大學史研究引入中國，在國內外享有盛譽。最近，他又發起召開了以“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海內外百餘位學者聚集一堂，展開了熱烈而又深入的討論。會議期間，記者就會議主題採訪了章先生。
文化革新是社會轉型的先導和催化劑
Q
記者：中國社會目前正處關鍵的轉型時期，這不由使人聯想到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請問您為何會注意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這一課題?
A
章開沅：現在正處於世紀之交，就近代中國而言，跨世紀就意味着社會轉型。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從傳統農業宗法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全面轉型的發端。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則是在社會主義體制內進行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更為深刻的轉型。儘管前後兩種社會轉型的性質、基礎、環境機遇與終極目標不同，但在社會轉型時期，政府應如何積極而又恰如其分地確定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各種社會力量又應如何積極而恰如其份地確定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促成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仍可從前人的歷史經驗中吸取若干有益的東西。同時，社會轉型必然促使文化變遷,固有的文化必而革新調適才能適應新的社會環境。但是文化並非總是亦步亦趨地追隨環境變化，在歷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會思潮與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會轉型的先導與催化劑。何況我們所理解的社會環境，已不再是庸俗社會學者所設定的僅僅是經濟環境和政治環境，也包括文化環境。加果進一步探覦，民族文化心理乃是社會結構更深的層面。忽略文化轉型，便不是完整的社會轉型當然也就不可能是成功的社會轉型。我們在談社會轉型時關注文化變遷，正是為了突出文化層面的重要，也是為了呼喚人們在社會轉型時期更加強對教育文化的重視。
離異與迴歸是人類文化史上交替出現的兩種趨向
Q
記者：如此看來，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二者不能簡單地概括為相互協調，您曾提出在近代化過程中，文化的發展會出現離異與迴歸兩種趨向，請介紹一下好嗎?
A
章開沅：離異與迴歸是人類文化史上經常交替出現或相互伴生的兩種趨向。特別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過程中，開創新制度的思想先驅對於傳統文化大都曾有離異與迴歸兩種傾向。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西歐是一種類型。那裏的離異，主要表現為對中世紀千年黑暗的批判與背離；那裏的迴歸，則主要表現為從希臘、羅馬古代精神文明中尋求人文主義的力量源泉。或許可以説，這是一種跨越時間的離異與迴歸。長期沉睡於中世紀落後狀態的東方又是一種類型。這裏的離異，首先表現為模仿、學習與趨近西方近代文明；這裏的迴歸,則主要表現為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本民族的主體意識，以求避免被先進的外國文明同化。或許可以説，這是一種跨越空間距離的離異與向歸。
Q
記者：在近代中國，離異與迴歸這兩種文化趨向是怎樣交替出現，怎樣受社會發展的影響又反過來影響社會發展的呢?
A
章開沅：離異與迴歸這兩種文化趨向對近代中國社會發生深刻的影響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19世紀60年代以前中國不存在文化迴歸的現象，有的只是大量出現的對於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而離異實乃微乎其微，以致很難引起眾多的注意。60年代以後，隨着維新思想的發展與洋務事業的興辦，出現了同傳統文化比較明顯的離異。雖然還僅僅是開始但是已經引起舊勢力比較強烈的反應，關於同文館與修建鐵路的爭論，就是離異引發迴歸、迴歸阻止離異的具體表現。但是，真正具有相當規模的迴歸現象，則出現在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在戊戌變法全面展開以後。慈禧太后的政變以及由此引發的庚子事變，是對戊戌變法的全面反動。民國建立後，全國出現了許多新事物、新氣象，民族生氣又有振作，但是，在頑固守舊勢力看來,這卻是曠古未有的奇變與災難。他們煽起一股又一股的思想上的復古風潮，並帶出了一次又一次政冶上的復辟逆流。辛亥革命有限的勝利成果也就逐漸消失殆盡。
Q
記者：如何理解和評價中國近代文化這種離異與迴歸現象?
A
章開沅：就東方國家而言，表現為趨向於西方近代文明的對傳統文化的離異,從總體上來説是進步的歷史潮流。然而由於強弱貧富差距懸殊，也很容易產生民族自卑感，乃至產生全盤西化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至於向傳統文化的迴歸,情況則相當複雜。頑固派的守舊復古，對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種倒退傾向。一些開創新制度的思想先驅往往也向傳統文化迴歸，則主要是由於擔心獨立的民蔟精神的喪失和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與同化。這種迴歸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積極因素。但由於舊傳統年深日久、盤根錯節、惰性太大，新的社會力量在有限的離異之後很容易經由迴歸走向復舊。因此，在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離異與迴歸都要適度，即離異不可無根，迴歸不可返古。
要在社會的整體結構中把握和判斷文化的價值
Q
記者：現在對傳統文化的涵義和特徵有多種不同的理解，也建立了多種不同的體系，請問先生是怎麼看的?
A
章開沅：我想需要用聯繫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從地域上看，中國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國之一，但各個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中國又是一個民族眾多的國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結構方面的特點。漢族文化雖然處於主導地位，但長期兼收幷蓄,已吸收涵藴了許多兄弟民族文化及外國文化的因素與影響。
從歷史上看，中國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文明古國之一，歷經滄桑，活力猶存，其漫長的發展諸階段又各有自己的特點。儒學由於統治者的提倡，曾經長期處於統治地位，對民族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它在不同階段又與墨、法、道、佛諸家碰撞滲透，形成儒學本身的演化流變。及至鴉片戰爭後，情況更為複雜，中學與西學既相沖突，又相融合。五四運動以前有進化論與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説的傳入，五四運動後有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傳入，這些外來思想都曾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與中國固有文化結合,並且以不同地位包攝在中華文化之中。因此，時至今日，已經很難説還有什麼純粹的、一成不變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只有認真地,具體地辯析中國文化的歷史與現狀,並且與外國文化的歷史與現狀許多方面的比較研究，才有可能獲致某些切合實際的有益結論。
Q
記者：對西方文化是否也應作如是觀?
A
章開沅：是的。所謂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其包含內容之廣泛與內部差異之懸殊，與中華文化相比較，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的西方文明，大抵都是美國文明或美國式的文明。美國雖然得天獨厚，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它的文明並非西方文明原型，而是英、法文明在新大陸的支脈，也是各國移民帶去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綜合所謂西方模式，其統一性是相對的，它統一於許多國家的千差萬別之中。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就可能把這一模式簡單化、絕對化，以致閉塞自己的視野，堵住自己的思路。
Q
記者：那麼，把受中國文化影響較深、經濟發展較快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歸結為“儒學+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看來也有失偏頗。
A
章開沅：作為亞洲國家，西化最早而又收效最大的當數日本，但日本向西方學習並走向現代化，也有一個複雜的過程。雖然所謂“脱亞論"曾經一度頗具聲勢、但“和魂洋才"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日本並未完全脱離東方儒學文化圈。當然“和魂"並非單純是已經日本化的儒學，還包括其本土的神道之類。在日本，真正堪稱大幅度西化的，是在戰敗並被盟軍佔領以後。儘管有人將日本列入"儒學+資本主義"模式,實際情況卻是離開傳統儒學文化愈來愈遠，特別是青年一代。當然，這並不排除日本仍然保留着不少舊的傳統的東西。我曾經多次到新加坡等地考察，也曾向這些國家的專家學者廣泛求教，試圖能多少發現一些儒學對於振興經濟的神奇作用。但是很遺憾，這很難得出儒學導致經濟起飛的結論。我的初步認識是：這些國家的經濟起飛,主要取決於機遇、市場、決策與機制，與儒家文化並沒有多少直接關聯。實際上這些國家是在經濟起飛以後才在儒家文化方面尋求理論理解，或者至少是經濟起飛為鼓吹其所謂"新儒學"提供了事例根據。
Q
記者：中國有着比這些國家更為深厚的儒學傳統。如果儒學有促進經濟起飛的神奇作用的話，那麼，最先起飛的應該是中國。但是，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又有着內在的聯繫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和日本在近現代化的過程中卻呈現不同的特點，這有沒有文化層面或國民性方面的原因?
A
章開沅：中國與日本比較，除地理，自然諸因素外，顯然有民族自身的特點，一是泱泱大國的寬闊胸懷，一是文化悠久的穩健凝重。日本卻善於模仿而缺乏創造，靈活機警而流於淺薄。在19世紀中葉以前，從總體而言，中國的情況仍然比日本優越，但是在西方文明強烈的衝擊下，日本人的浮躁淺薄轉化成隨機應變，而中國人的穩健凝重倒成為改革過程中的嚴重心理障礙。後來日本從妄自菲薄轉為企圖凌駕世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釀成悲劇。可見傳統文化、民族性格、社會心理的歷史效應往往是複雜的，它們和歷史機遇進行雙向選擇,在不同的條件下產生不同的效應、很難用單一的尺度來判斷其價值。
Q
記者：過分強調所謂日本和“四小龍"模式中儒家文化的作用，是否説明在文化價值的判斷標準上存在缺陷?
A
章開沅：近些年在現代化問題研討中出現一種傾向，即單純以經濟發展程度和物質生活水平來衡量各種文化的價值。而且往往是隻注意眼前卻不顧及長遠，這當然有很大的片面性。社會結構是一個整體，不能只注意經濟發展水平而忽視其他各個重要方面。同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總是不平衡的，某個時期、某個國家、某個地區，經濟得到較快發展，但並不意味着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就永遠那麼先進，杜會結構就永遠那麼合理。對於二戰以前德國、日本和今日的日本、美國，都不應因其興盛而褒之過高，也不應因其一段時間的衰落而貶之過低。決不能認為日本已經妥善地解決了傳統文化如何適應現代生活的問題。不能離開社會的整體結構來孤立地談論文化。文化可以對經濟起促進或延緩作用，但説到底還是經濟結構決定文化的發展態勢與走向。
強者的姿態來對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營造新的價值體系
Q
記者：既然日本經濟的發展不能完全歸功於儒家文化，那麼中國的挫折和失誤也就不應完全歸咎於傳統文化。在構建新的文化價值體系時，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和借鑑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作用呢?
A
章開沅：在研究討論傳統的同時反思我們自身的精神思維態勢是萬不可忽略的。如果把現實的各種失誤和挫折全部歸咎於傳統文化，那就未免失之偏頗，等於是自己沒出息反而怪祖宗不好。傳統永遠在發展變化，它作為自在之物，無所謂優劣、後人應該以強者(優越者)的姿態來對待傳統文化，不是肩負傳統包袱，而是超越傳統並根據現實生活的需要來選擇傳統中的有用部分，摒棄其消極或有害的部分。按離異和迴歸的模式來説，離異須杭拒其惰力，迴歸剛須認同其活力。
對西方文化也有一接受者主體自身的精神思維態勢問題。應該用強者(優越者)開放的心態來對待外來文化，放手吸收外來文化的先進部分。改造革新自身的傳繞文化，並在兩者融匯貫通的基礎上整合,發展本民族的新文化。
Q
記者：我們將要建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究竟有何特徵，我們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A
章開沅：我覺得我們已經為週而復始的體用之爭耗費了太多太多的時間。現在我們應該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傳統文化，根據現實生活與未來發揮的需要營造新的價值體系。當然這種新的價值體系並非無根無源，無依無傍，但它既非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簡單繼承，更非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的盲目抄襲，而應該是擇善而叢，兼容幷包。
Q
記者：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有些人首先着眼於克服西方社會的"後現代症”問題，並企圖從東方傳統文化中尋找藥方，先生對此有何看法?
A
章開沅：對中國人來説，所謂後現代化與反現代化多少有些象是富人的憂愁，或是超前的時髦與奢侈，中國社會當前主要是苦幹現代化不足和物質文明的匱乏，現代化問題至今仍然是海內外億萬華人難以解脱的心結，儘管我們應該把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弊端作為前車之鑑，應有所防範和控制，但絕下可放鬆了作為當務之急的現代化道路探索與現代化理論研究的努力。否則，不僅會像營養不良的瘦弱者仿效腦滿腸肥的胖漢去減肥一樣可笑,還會使中國社會再次出現勉強跨越必經階段而欲速則不達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