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抒懷 | 我的西藏情結_風聞

我曾有幸先後兩次踏上我國這個地大物博的自治區，並在那裏工作與生活了半年多的時間，可以説與西藏這片廣袤的土地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2年，當剛剛結束大學學習生涯尚未踏入外交部大門時，一紙調令把我送到雪域高原——西藏，也就是被人們稱作離太陽最近的地方。作為譯員，在一場邊界衝突中承擔一些文職工作。

新世紀伊始，結束在國外的使命，我和我的丈夫又被外交部返聘，籌建“西藏事務辦公室”，涉足於西藏對外事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服從命令  聽指揮

敬愛的周總理曾經説過，外交人員是“文裝解放軍”。回憶50多年前我受命緊急出差的那次經歷，真正體會到“文裝解放軍”的含義，一個“文裝解放軍”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質。

記得當時我已在兩所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即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了兩種外語（英語和印地語），外交部選定我入部工作，並把我送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部印地語（印度北方地區的官方用語之一）組實習。

一天，印地語組組長，一位老大姐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很和藹，也很神秘地對我説，“小潘啊！外交部通知你馬上回去一趟。”從她的表情看，好像有塊美味的餡餅要掉到我的頭上。我突然從辦公室“消失”，引起同事們的種種猜測。

到了外交部，一位領導態度非常嚴肅地用十分簡練的語言對我講，作為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服從分配，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的道理，並要我從現在起絕對保守黨和國家機密。

然後開門見山地幾乎用命令的口氣要我在兩個半小時內出發，到北京前門外一個軍隊招待所集合。當晚要起飛赴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執行一項“緊急”任務。並要我對去處與任務不要多打聽，也不要向家人和親友透露自己的去向。實際上，當時我無法泄漏任何機密，因為我一無所知，只感到很茫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懷疑一個剛出校門的大學生能執行什麼特別任務。好像那位領導，沒問我有什麼困難、能否按時出發之類的話語。我既沒提出任何想法，也沒向領導表示什麼決心，只是在朦朧中默認了領導對我所説的一切。

偏偏這時我的丈夫正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參加出國留學生學習班，準備到印度尼西亞去留學。當時交通與通訊非常不便，既打不了“的”，更沒有“手機”。他近在北京西郊，我竟然無法與他取得聯繫，就根據領導的指示，按時到指定地點報到了。

記得當時沒有專門給我派車，我自己提着行李，坐着擁擠不堪的公交車準時到達指定地點，前門打磨廠一個軍隊招待所，外交部亞洲司的譚靜同志曾到我的臨時住所為我送行，我不知她是作為我的（北大）同學，還是哪方面的代表。我現在難以想象當時突然出差這一切是怎麼操作的。

▓ 作者大學時期的照片。圖源：作者供圖

在這種意想不到的背景下，告別我新婚燕爾即將飛向“千島之國”的丈夫。我在臨時借用作為我們新房的桌子上留了一個小條，上面簡單地寫了這麼一行字：“我有緊急任務，臨時出差了。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具體情況請向外交部教育培訓司瞭解。”同時，我向不甚熟悉的鄰居老大媽打了個招呼，“我有緊急任務出差了，我愛人回來，請您多關照。”隨後，我提着極其簡單的行裝就出發了。

40多年後我才從那位鄰居老大媽的女兒（外交部朱祥忠大使的夫人）口中得知，當時她媽媽很同情我，她對她的女兒説：“這叫什麼事啊？！剛結婚就派人家出差，連丈夫沒見一面就走了。”這位老人多善良！她的心態和我媽媽一樣。她怎能理解此時我已是“文裝解放軍”，領導要派我去“世界屋脊”執行任務。

當時我雖已結婚，但仍扎着兩條小辮兒，像個農村裏的大姑娘，身上土氣十足。走在廣闊的長安街上，看着來去匆匆的行人，我思緒萬千，心情複雜。我不知道將踏上什麼樣的征程，能否勝任領導對我的派遣。但無論如何，這是組織上第一次把我當作“文裝解放軍”的一名戰士，而我也毫不打折扣地真正做到了服從命令聽指揮。因此，我對自己的起步總的還是感到踏實和自豪。

接受指令 攀天路

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心裏既激動又恐懼。到了機場，一位首長（後來才知道他當時是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將軍）看到出發的一行人中只有我一個女同志，他以慈祥的面容，和藹的語氣，好像毛主席説話的那種腔調（我感覺像湖南人）對我説了一聲“花木蘭要上西天咯！”這是我從首長處得到的有關我去向的第一個信息。

▓ 1955年4月1日，楊公素作為中央代表外事幫辦與印度駐拉薩總領事梅農簽署印度向中方移交其在中國西藏地方所經營的郵政、電報、電話等企業及其設備和驛站及其設備的協議，後排右三為中方主持人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將軍。圖源：《新中國老外交官影像集》

與這位首長同機出發，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有什麼重大事件要發生。加上當時報上陸續有報道稱，在西南邊界沿線連續發生事端，而我學的又是那種語言，於是初步判斷我們這一行人可能要飛赴喜馬拉雅山麓或到邊境地區什麼地方。

我們到了邊境地區後是以軍人面貌出現的，還穿上了真正的人民解放軍的服裝。軍區領導分配我到西藏山南瓊結縣籌建俘虜營，並在那裏擔任翻譯工作。沒想到一夜之間，我搖身一變成了女兵，更沒有想到，我平凡的外交生涯就這樣在西藏山南地區這個偏僻又貧窮的小縣城開始了。

50多年來，我之所以情繫高原，如醉如痴地眷戀着這片廣袤的土地，因為西藏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古樸的民風，特別是優美的歌舞使我為之動情。更重要的是，西藏既是我外交生涯的起點也是終點，這裏有我對西藏揮之不去的情和永遠解不開的結。

我在這塊淨土上接受了“崗”前教育和意志錘鍊，開始懂得鐵的紀律對一個外交人員，一個“文裝解放軍”意味着什麼，也使我在後來的外交生涯中每當遇到艱辛與困難時，總要進行一番今昔對比，一想到條件比當時在瓊結還好，精氣神就來了。

回想當時瓊結的衞生狀況與生活條件，對我來説真是刻骨銘心，那可以説是我一生中經歷的最艱難的歲月。結束在西藏的任務後，回到我的家鄉，向我媽媽講起我在西藏的生活情況，她心疼地流着眼淚對我説：“你這個小丫頭，就是心太大，總要遠走高飛。爹孃哪捨得讓你吃這樣的苦啊？！”

是啊！我在家裏是獨生女兒，左鄰右舍都知道我是個慣寶貝兒，誰都不相信我能吃那樣的苦。但説也奇怪，面對西藏嚴冬季節的高寒缺氧，一沒有氧氣瓶罐，二沒有禦寒設備，我似乎倒沒覺得有什麼大問題，好在有的是革命熱情與青春朝氣。用現在的話説，當時真是“缺氧不缺精神”。

但在我們第一批先遣人員親手所建的俘虜營裏，對我這個當時唯一的女性來説，最大的問題是“方便”成了我最不“方便”的事。

當時俘虜營建在一個喇嘛廟裏，沒有任何衞生設施，我的“衞生間”白天黑夜都在俘虜營後面那座大山腳下的荒野裏，每“方便”一次，我都“膽戰心驚”一回，既怕有陌生的藏民出現，更怕野獸出沒。

當地藏族同志對我説過，那座山頂上有文成公主的望鄉台，我心中把它當作精神寄託。我想，來自唐朝長安的這位公主的亡靈定會保佑我這個內地江南水鄉來的漢族姑娘。從此，我的膽怯心情有所緩解。

我是個很愛乾淨的人，但50多年前的西藏實在沒有條件讓我講衞生。從拉薩坐着敞篷車，包着一條頭巾（我記得是綠色的），頂着刺骨的寒風，土頭土腦地到達瓊結。我本憧憬放下行李首先要痛痛快快洗個熱水澡，可是一看實景，一切都明白了。“洗澡”此時對我來説是“天方夜譚”。從此，我創下了個人衞生史上一次不衞生的最高“紀錄”——大約半年多的時間沒有洗過澡。

不僅沒有條件洗澡，在那裏洗衣也是很困難的事。我只能到山腳下雪水集存的溝渠中去洗，每洗一次衣服，雙手都要被冰冷的雪水凍僵一回。

每次我去洗衣服，總有一羣藏族女孩擁到我身邊，與我拉家常。可是我們語言不通，剛開始時相互只是傻笑一番。但藏族女孩都有一種特別撥動人心扉的美，她們黝黑的臉廓上掛着兩個迷人的笑靨，又純樸，又燦爛。那一雙雙明亮如鏡的大眼睛讓我如醉如痴。可能因為學語言的關係，對語言比較敏感，我很快就懂得一些藏語，能與她們進行簡單對話。

她們讓我每天都去，説會在那裏等我，但我要工作不可能每天去，所以去洗衣服時，總會帶着肥皂，揣點糖果。當時這個地區很落後，這些女孩沒見過肥皂與糖果，她們看見這些東西很新奇，我在可能的條件下給她們一些。這樣我就與這一羣藏族女孩交上了朋友。

另外，內地有一位漢族幹部當時在這個縣當縣委書記，死在這裏，葬在這裏。他的夫人與孩子也留在本地，住在縣委。周圍很難見到漢族人，他們感到很孤獨。我到該縣參與籌建俘虜營後，那位夫人知道內地來了一位漢族姑娘，不時來找我，我有時也到縣委去看看她。

我這個人很重感情，我走時還是向那羣藏族女孩和前縣委書記夫人一家人一一道別，把身邊剩餘的一點肥皂、糖果與那條綠色頭巾等小東西分送給她們了。那位夫人為我的離開還哭了一鼻子。後來，我與她通了幾封信，還告訴她孩子大了到內地上學可一定來找我。好像是“文革”開始聯繫中斷了，但是我對他們一家的思念始終埋在心間。

回到內地直到現在每當聽到藏族民歌“洗衣歌”時，就會想起在瓊結山腳下與我一同洗衣的那羣藏族姑娘，心中默默地對她們説一聲“札西德勒”（吉祥如意）。

因為這一段經歷我對西藏歌舞興趣特濃，現在每天早晨起來在家門前跳一個小時的廣場健身舞，選用的多數是西藏與蒙古草原的舞曲，其優美的意境讓我如醉如痴。

我在西藏期間睡的是地鋪，下面墊的是漢族人很不習慣的有着濃烈酥油味的喇嘛廟卡墊，我想那塊卡墊已為時久遠了。因此，剛開始幾天，每當我要睡覺時，全身都起雞皮疙瘩，後來慢慢就“麻木不仁”了。

初到時，因沒有高壓鍋，我們吃的是夾生飯和發不起來的粘饅頭；喝的是頂多八分開的水（西藏氣壓低，燒水不到攝氏100度就沸騰）；長時間吃的都是蘿蔔乾與白菜乾，沒見過一片綠葉菜。

我想那時的腸胃是否有“特異”功能？不然為什麼在那裏幾乎沒鬧過肚子。更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吃手抓羊肉、酥油茶和粘粑面時，內地去的漢族人都不大習慣，我樣樣都吃得有滋有味。看來，我與“世界屋脊”生來有緣。

咀嚼磨練  增志勇

除了生活條件的艱苦外，在西藏工作期間遇到的種種難題也給我上了一堂在兩個大學裏都沒學到的課。

我一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女學生每天要與剛剛放下武器的異國軍人打交道，要管他們的吃喝拉撒睡，還要管對他們的教育，甚至管他們的治病。因為是翻譯，這些事我都要參與。

在那裏工作可以説是沒有上下班，沒有白天和黑夜，更沒有節假日，有事就得幹，有情況要立即彙報與處理。就是那樣的生活條件與工作環境，但那時的瓊結乃至整個西藏給我留下的卻是值得反覆追思與咀嚼的回憶。

作者重返高原，在布達拉宮前留影。

記得2002年我在外交部涉藏事務辦公室工作時，再次出差到西藏，還專程去了一趟瓊結，並在新的縣委大院門前照了一張相。那裏已景變人移，找不到50多年前的任何影子，心中思緒萬千。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到：“西藏我又回來了，瓊結我沒忘記你。”

回首一生的外交生涯，我還是能吃苦的。特別是我作為一個外交人員走南闖北，東跑西顛，在惡劣的環境中或優越的條件下，可以説都能適應。我想，這與我生在一個勤勞樸實的農民家庭以及在“世界屋脊”經受的磨練不無關係。因此，一直把涉足西藏的經歷看作人生賦予我的一份“特殊禮物”。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一百年風雨兼程，一百年奮鬥不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億萬人民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偉大的時代必將激發出偉大的外交。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的正確指引下，我們開拓進取，砥礪前行，成功地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之路。這是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更是一條方向正確、前景光明的道路。

當然，這條道路也不可避免充滿各種困難和挑戰。如何把這條道路走好、走到底，是每一個外交人必須面對和回答的題目。

作為外交戰線的一名老兵，我衷心期待並堅信，我們的年輕一代外交人定會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去踐行“忠誠、使命、奉獻”這一外交人員的核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