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基於政治領導力的視角_風聞

來源：《國際論壇》2021年第1期　作者：楊衞東

內容提要：近年來，美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並沒有顯著下降，但美國的政治領導力卻在逐漸下降。美國政治領導力下降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其一，由政治極化和否決式政治所導致的美國國家意志無法有效整合，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美國實力的發揮，從而嚴重削弱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領導力。其二，美國調動本國政治資源參與全球治理、構建國際秩序的能力下降，這主要體現為美國對外戰略失誤以及 美國戰略信譽的透支。由於美國在國內與國際層面的政治領導力都在下降，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自然會衰落。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又會導致美國在國際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遭受質疑。

　　關鍵詞：美國霸權衰落；政治領導力；政治極化；否決式政治；戰略失誤；戰略信譽透支

　　作者簡介：楊衞東，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美國“衰落論”是中外學界不斷熱議的話題。在學術討論中，佔主流觀點的是美國“興盛論”。“興盛論”認為由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文化實力等構成的美國實力在近幾十年基本沒有下降，故此，美國並沒有衰落。本文在承認美國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沒有明顯衰落的前提下，從影響國家綜合國力的政治領導力的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了政治領導力下降所導致的美國霸權地位衰落的問題。

一、政治領導力：影響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因素

　　如何衡量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所擁有的實力，是國際政治中一個不斷被探討的議題。眾所周知，一個國傢俱有一定的實力，並不必然會擁有與之相當的權力。就實力本身而言，其概念比較複雜，但影響力是實力的一個重要體現。而影響力又是以一個國家的實力為依託，在實力的基礎上發揮對外作用力。正是意識到實力的客觀屬性與主觀能動性，作為研究實力的大師級人物，約瑟夫·奈（Joseph S.Nye）將實力劃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認為硬實力主要指經濟與軍事實力，軟實力的構成要素主要有制度、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故此，如何衡量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所擁有的實力，實力在主觀層面的作用也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法國著名學者雷蒙·阿隆（RaymondAron）在分析國家實力時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雷蒙·阿隆在《和平與戰爭》一書中指出，實力是一個政治單元將其意志施加於其他政治單元的能力。他認為決定政治單元實力的三大要素應該是環境、資源與集體行動。在雷蒙·阿隆的實力觀中，“集體行動”就完全擺脱了硬實力的一面，強調實力的主觀層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黃碩風研究員在研究國家實力時，較早地提出了“綜合國力”這一概念。按照他的解釋，綜合國力是一個主權國家生存與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實力（物質力和精神力）及國際影響力的合力。黃碩風研究員明確提到了國際影響力對於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性。但如何評價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學界爭議較大。由於對綜合國力概念的界定存在差異，依據的數據不同，以及影響因子權重與合成計算方法存在分歧，所以綜合國力的計算結果差異較大。

　　在分析國家的綜合國力方面，美國戰略學家雷·克萊因（Ray S. Cline）的觀點極富啓發性。早在20世紀70年代，克萊因就提出了衡量國力的所謂“克萊因國力公式”，即，Pp=(C+E+M)×(S+W)。用中文表達即為：國家力量＝（自然基本力量 + 經濟力量 + 軍事力量）×（國家戰略 + 意志）。克萊因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特別強調國家戰略與國家意志對於提升國家力量的重要性。按照克萊因的解釋，除非將國家戰略目標的連貫性與國家意志力這兩個無形因素考慮進去，否則，更為具體並可量化的國家實力統計將不存在。克萊因甚至認為，如果缺少連貫的國家戰略或者有組織的國家政治意志，國家實力也許會損失殆盡。鑑於大多數戰略學家忽視國家意志研究，克萊因特別指出，國家意志是規劃、貫徹國家戰略並取得成功的基石，是國家調動其民眾就政府在防務與對外政策方面做出決定的能力，是一個國家能夠有效調動其資源與實力從而貫徹其可預見之國家目標的特質。克萊因認為，國家意志力的構成要素是多層次與多元的，沒有一項是絕對必需的，但有些因素在國家意志力構成中常有，例如：一個民族在感情上忠誠於國家的文化整合程度；有效的國家領導力；國民對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的理解。從克萊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國家戰略與國家意志對於提升國家綜合國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研究國家綜合國力方面，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的思路與克萊因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閻學通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主要由其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文化實力與政治實力等綜合因素疊加而成，即綜合國力＝（軍事實力 + 經濟實力 + 文化實力）× 政治實力，也就是 CP=(M+E+C)×P。在閻學通看來，軍事、經濟與文化等實力屬於資源性實力，政治實力是指政府的領導能力，屬於操作性實力，政治實力是其他實力能否發揮作用的基礎，而政治制度與國家戰略又是政治實力的核心要素。

　　權力的主觀層面，即調動客觀資源性實力的國家政治領導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一個國家本身具有超強的實力，並不意味其綜合國力強大，在世界上具有超強的影響力；一個實力較小的中等國家，如果能充分整合國家意志，內外戰略得當，也能夠使國家的綜合國力充分地展示在國際舞台上。所以，政治領導力是構成實力主觀性屬性的重要內容，是一種操作性實力，對提升與調動資源性實力，乃至綜合國力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力主要體現在兩大層面：其一，國家的國內政治治理能力。具體而言就是調動國內政治資源、整合政治資源的能力；其二，國家調動本國政治資源參與全球治理、構建國際秩序的能力。這涉及一個國家正確的對外戰略、推動全球治理與構建國際秩序的國際信譽與國際擔當。

　　具體到如何衡量當今美國的霸權地位，從政治領導力對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影響力的視角出發，我們不難發現儘管美國的資源性實力沒有顯著下降趨勢，但美國式自由主義的國家治理發展到今天存在着許多制度性瓶頸問題無法解決，其表現形式是政治極化與否決式政治導致美國的國家意志整合受阻，國內政治領導能力下降。美國對外奉行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導致成本與收益之間關係的失衡，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近年來不斷透支戰略信譽，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着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的政治領導力。當美國在國內與國際層面的政治領導力都在下降的情況下，政治領導力將嚴重影響與制約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從而最終導致美國在全球霸權地位的衰落。

二、政治極化與美國政治領導力的下降

　　政治極化是困擾當今美國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問題。儘管美國實行兩黨制，兩黨在內政方面分歧不斷，但美國政治學家並不認為政黨忠誠所導致的政策分歧會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實質性的影響。確實，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政策總體來説以“兩黨一致”為特色，表現在外交上，兩黨都認同總統制定的對外政策。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極化現象導致這種“一致”開始崩塌，美國戰略學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希冀的“政治止於水邊”的情景很難再現。美國學者史蒂文·赫斯特（Steven Hurst）指出，從1944年至1964年，共和黨與民主黨在總統選舉中談及對外政策議題時，對47%的議題是有共識的，只在6%的議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兩黨分歧日益嚴重。儘管自由國際主義是兩黨跨黨聯合的政治哲學基礎，但兩黨在如何看待國際機制的問題上存在着分歧。一派更多地強調合作與基於同意的一致，主張支持國際組織、對外援助和自由貿易。另一派更多地強調強制性的手段，主張擴大國防預算、打造絕對軍事優勢、運用武力等。史蒂文將這種政治極化稱為“政黨極化”（partisan polarization）。他認為美國第112屆國會（2011年至2013年）的政治極化現象是20 世紀以來最為嚴重的。美國學者布賴恩·馬歇爾（Bryan C. Marshall）和布蘭登·普林斯（Brandon C. Prins）研究了1953年至1998年間總統提交國會的涉及經貿和對外政策的議案後發現，1974年之前，總統提交的涉及經貿的議案中有77.4%獲得通過，涉及對外政策的議案有80.7%獲得通過，但1974年之後，這兩類議案的通過率分別下降至38.7%和59.6%。到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日益嚴重。奧巴馬上台不久就提出要修復美國與聯合國之間的關係，強調軟實力在塑造國家形象中的重要作用，這完全符合民主黨的風格。為此，奧巴馬希望2010年財政年度國會增加600億美元的預算。但是，由於國會眾議院中共和黨佔據多數，奧巴馬增加預算的提議遭到否決。在隨後的2011年與2012年財政年度預算中，美國國會反而從奧巴馬的呼籲中分別削減650億和600億美元預算。在美國第112屆國會期間，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甚至將奧巴馬呼籲向國務院增加預算的要求降到最低。鑑於政治極化嚴重，有學者甚至感慨，兩黨都支持總統倡導的對外政策已成為一種例外，而非常態。

　　政治極化是困擾美國政治生態的一個現實問題，美國前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戴維·博倫（David Boren）就此問題的反思充分説明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博倫曾在致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中呼籲國人捐棄前嫌，團結一致。博倫基於自己過去30餘年做州議員、州長、聯邦參議員、大學校長的經歷，認為今天的美國正處於十字路口，處於衰落的危險時期，美國應該進行改革以恢復政治機制的功能。博倫告誡國人，當對黨派的忠誠超越國家利益之上時，黨派忠誠對國家利益具有毀滅性的影響。所以，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兩黨應該攜手合作。博倫在一本書的序言中再次強調，美國政治機能失調讓美國非常難堪，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合作正日益變成一種奇妙的回憶，美國對外政策逐漸被黨派政治拖了後腿。民主黨與共和黨無法在歐洲、中東、中國等問題上達成一致的看法，不願通力合作以促進國家利益。博倫回憶自己20世紀80—90年代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任職的經歷，認為當年兩黨成員就所有問題的表決幾乎都能全票通過，但在他看來，那樣的日子已經成為過去。今天，眾議院各小組委員會在許多表決中都以黨派劃線。“政治應該止於水邊”這一至理名言已經過時。

　　進入21世紀以來，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導致美國國家政治資源、國家意志無法有效整合，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美國實力的發揮，削弱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領導力。2013年10月，美國國會與奧巴馬行政當局之間的矛盾甚至導致聯邦政府關門，奧巴馬總統被迫取消了參加一系列亞太會議的計劃。該事件對奧巴馬政府極力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2012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出台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國內政治對美國規劃與貫徹其所扮演的國際角色至關重要。許多美國人都強調美國需要一種強有力的政治一致性，以此作為美國在國際經濟中更具競爭力的手段，但一個分裂的美國社會將導致美國在國際社會扮演新角色時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2017年上任的特朗普總統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此前固有的政治極化，撕裂美國的國內政治。為此，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個分裂的國家》的文章，指出特朗普總統不僅是美國分裂的徵兆，也是美國分裂的原因，他固化了美國政治的分裂。一般而言，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候選人的政治話語與就任之後的政治話語應該有所區別。競選期間的政治話語用於攻擊政治對手，凝聚本黨人氣，但就任之後的總統一定會盡量縫合分歧，聲稱自己是全美國人民的總統，而並非某個黨派的總統。但特朗普特立獨行，在就任之後的公開演講中，並不承認他代表全體美國人民。所以，特朗普的言辭破壞了現有的美國政治話語規範。故此，有美國學者評價，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可能對美國造成持久的損害。在當今美國社會，由於政治極化，導致民主黨保守勢力與共和黨自由派勢力不斷減少，美國社會中能夠整合兩黨政見的中間力量日益消退。中間力量減少，又進一步加劇了政治極化，偏激政策容易產生。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特朗普時代美國政黨的兩極分化削弱了政治家需要走中間道路的意念。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肯尼思·舒爾茨（Kenneth A. Schultz）在研究了特朗普時代美國政治極化的消極影響時也認為，在許多重大政策舉措背後，美國兩黨很難達成共識。而沒有兩黨共識，美國運用軍事和外交力量的政治風險就會增加。

　三、否決式政治與美國政治領導力的下降

　　在當今的美國政治運作中，否決式政治與政治極化緊密相連，同樣也是制約美國政治領導力的重要因素。2017年初，即將卸任總統職位的奧巴馬在芝加哥發表告別演説時，對美國民主體制運轉中存在的問題深表憂慮，他真誠地呼籲國人應該加強團結。但是，政治家美好的願望無法替代殘酷的政治現實。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政治實踐表明，美國式民主政治不斷陷入政治僵局，否決式政治正日益取代早期的民主政治，美國式政治體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功能性失調。用美國著名評論家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話説，就是美國民主從一種旨在防止當事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了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做出重要決定的制度。在弗裏德曼看來，國會制衡權力的擴大、兩黨政治分歧的加劇、特殊利益集團影響力的上升等，都是導致權力碎片化和整個體制癱瘓的重要原因。弗裏德曼斷言：“只要我們是一個否決政體而非民主政體，我們就不可能是偉大國家。”

　　美國式民主的政治精髓集中體現於麥迪遜民主。麥迪遜民主基於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強調分權與權力制衡。基於“權力在民”的思想，美國開國先輩設計了一整套制衡體系來保護個人權利，以約束國家權力，強調總統與國會在競爭中共享內政與外交權力。但是，麥迪遜民主發展到今天逐漸演變成一種否決式政體（vetocracy）。2013年10月，奧巴馬總統與國會之間的矛盾導致政府關門。2018年，特朗普政府也面臨不止一次政府被迫關門的窘狀。所有這些政治事件引發學者不斷思考美國政治體制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所以，21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日益走向衝突政治，否決式政治，因黨派政見分歧導致的國家撕裂日益顯現，這種現狀嚴重製約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發揮應有的政治領導力。

　　關於美國式民主對美國政治產生的消極影響，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做過深入的研究。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指出，民主不能再作為衡量一個政府或政治制度的首要標準，而應該將政府執政能力作為首要標準。真正的政治發展是國家建構、法治與民主之間的平衡。他認為人們在研究西方政治時過多地強調民主、法治的重要性，忽視了國家建構的重要性。按照福山的解釋，運作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須讓國家、法治與民主負責制處於良性平衡。“一邊是有效強大的國家，另一邊是基於法治和民主負責制的約束制度，將兩者結合起來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國家佔支配地位的政體更公正，更有助於自己的公民”。福山認為美國政府運行質量衰敗的根源在於，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黨”治國——法院和立法機構篡奪很多行政部門的應有功能，使政府的整個運作變得顛三倒四和效率低下。作為一個理性的政治學家，福山跳出了早年“歷史終結論”的思維窠臼，潛心研究近代以來各國的政治秩序，不再特意強調民主與法治在政治秩序中的重要性，認識到國家建構在政治秩序中具有獨特作用。福山意識到，美國存在的問題並非民主法治沒有得到充分發展，而是美國國家建構不足與欠缺，是政治極化導致美國無法產生一個高效率的政府，是否決式政體制約了美國國家意志的整合。當今美國政治極化與否決式政治導致的政治僵局正是美國國家建構不足的體現，而一個政治失序的國家自然會走向政治衰敗。所以，美國政治極化與否決式政治的深層次問題是美國政治體制發展到今天出現了政治衰敗，美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美式民主日益顯現其民主治理的困境。

　　從政治極化的角度探討美國政治體制是否存在問題，是學界近年來的研究熱點。美國政治評論家法裏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撰文指出，目前的政治極化是美國自內戰以來最為嚴重的。扎卡里亞對美國政治體制是否有能力確保美國在一個競爭的世界中保持領先地位表示懷疑，他甚至擔心政治僵局將意味着美國民主的危機。1975年，由美國、歐洲與日本組成的三邊委員會出台的《民主的危機》研究報告曾指出，工業化世界的民主政府在面對大量問題的情況下會被擊垮。報告撰寫人之一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涉及美國部分時，對美國民主的前景表示憂慮。但多年之後，美國經濟日益復甦，社會主義的蘇聯卻危機四伏，資本主義並沒有垮，蘇聯垮了，悲觀主義垮了。然而，冷戰結束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發達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再次陷入困境。所以，扎卡里亞開始懷疑西方民主是否面臨着新的危機？扎卡里亞認為，當年民主的危機並沒有真正消逝，它只是被一系列幸運的事件所打斷並掩蓋。今天，民主危機爆發的可能性上升了。美國式民主與過去相比功能更加紊亂，更加難以確立權威。約瑟夫·奈對美國政治極化所導致的政治衰敗也深表憂慮。他並不認為帝國的過度擴張是導致美國衰落的原因——事實上，他認為美國並沒有過度擴張，其軍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處於下降趨勢。不過，基於羅馬的衰落源於內部這一道理，約瑟夫·奈意識到美國可能發生的衰落源於國內政治運作的紊亂。他認同一些觀察家的觀點，即美國將失去影響世界的能力是由於美國國內的爭鬥文化、衰敗的政治機制和經濟滯脹所致。綜上所述，美國式民主發展到今天的一大政治困境是因否決式政治導致的政治僵局，而政治僵局凸顯了美國政府治理的低效，國家建構的欠缺，所有這些問題又都束縛着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政治領導力的有效發揮。

四、對外戰略失誤與美國政治領導力的下降

　　按照克萊因的綜合國力公式，國家戰略與國家意志同等重要，共同構成國家政治領導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合理的國家大戰略對於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從理論上講，大戰略涉及一個國家所追求的目標與其實現目標的手段之間的關係。國家大戰略要回答什麼是國家利益、國家所追求的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係這些問題。具體到美國而言，美國的對外大戰略必須搞清楚何為美國所追求的國家利益，美國需要動用哪些戰略資源來實現國家利益。就整個美國外交史而言，美國在20世紀以前比較好地界定了國家利益，將國家利益主要侷限於經濟與安全兩大方面。所以，在整個19世紀，美國的對外大戰略是以孤立主義為特徵的現實主義對外大戰略。但是，20世紀以來，美國對外大戰略逐漸受威爾遜主義影響，將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作為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外奉行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冷戰期間，這種對外大戰略的具體表現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即NSC68號文件的出台；冷戰結束後則表現為克林頓政府出台的“參與和擴展大戰略”。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強勢崛起和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奧巴馬政府為了確保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在其任內出台的兩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首次將國際秩序納入美國國家利益的範疇，認為經濟繁榮、國家安全、價值觀與國際秩序是美國對外追求的四大國家利益。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利益觀表明，美國繼續奉行自二戰結束以來的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

　　伴隨美國國力的相對下降，是否還要奉行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在美國學界引發一定爭議。對美國對外大戰略有深入研究的德克薩斯農工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Ryan）指出，美國對外大戰略追求的目標有三個：其一，謀求和維護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其二，謀求和維護美國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主導地位；其三，用美國的價值觀塑造整個世界並使美國在國際社會中處於主導地位。萊恩認為美國對外大戰略強調全球的“門户開放”，以達到上述三大目標。他還指出，美國大戰略在過去60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擴張史，其戰略邏輯強調美國在北美洲之外的西歐、東亞和波斯灣這三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建立霸權，也就是説，美國追求的是超地區霸權。萊恩認為，這種追求霸權的大戰略並非是一種明智的大戰略。霸權大戰略並不能給美國帶來安全，相反還會使美國更加不安全。威爾遜主義導致美國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在美國學術界，許多學者與萊恩持相似立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巴里·波森（Barry Posen）對冷戰後以“合作安全論”“主導論”為主要理論支撐的美國自由霸權戰略並不認同。他認為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因為美國付出太多，實際獲益較少。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J. 米爾斯海默與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M. 沃爾特聯合撰文指出，按照自由霸權戰略的邏輯，美國不僅必須運用其權力解決全球性問題，而且必須建立一個基於國際制度、代議制政府、開放市場、倡導人權的世界秩序。作為一個“必不可少的國家”，美國有權力、責任和智慧來管理幾乎全球任何角落的政治問題。這種戰略的核心是修正主義的大戰略，它強調美國承諾要在世界上任何地區促進民主，捍衞人權。這種大戰略不同於美國在關鍵地區奉行的均勢制衡大戰略。所以，他們認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奉行多年的自由霸權大戰略具有誤導性，遭遇挫折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國家對外大戰略必須處理好戰略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平衡。美國自20世紀逐漸形成的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的一個致命缺陷，是無法有效地處理好目標與手段之間的關係。美國戰略學家李普曼認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原則應該是承諾與實力平衡，目標與實力相符，手段與目標平衡，國家所擁有的資源與其承諾相符。按照李普曼的説法：“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對外的承諾與實力之間的平衡。”自20世紀中期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對外大戰略總體處於戰略透支狀態，即對外戰略中追求的目標與做出的承諾超越了美國所能夠調動的所有戰略資源。正如保羅·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樣，美國面臨着可稱之為“帝國戰線過長”的危險，也就是説華盛頓的決策者不得不正視這樣一種棘手而持久的現實，即美國全球利益和它所承擔的義務的總和目前已遠遠超過它能同時保衞的能力。在保羅·肯尼迪看來，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帝國的過度擴張所導致的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失衡。對威爾遜主義有着深入研究的美國學者託尼·史密斯（Tony Smith）對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也提出質疑。史密斯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從一個霸權國家演變為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自由國際主義宣稱他國對美國所要捍衞的價值觀構成了威脅。史密斯將21世紀以來的美國形象地比作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2017年高舉“美國第一”口號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其執政舉措在多方面背離了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所奉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在對外戰略上總體呈戰略收縮態勢。之前的美國曆屆政府所奉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導致美國處於戰略透支狀態，損害了美國的實力。特朗普政府則迴歸傑克遜民族主義的對外政策，但由於其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出發點，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的21世紀，特朗普政府具有鮮明孤立主義特色的對外政策最終還是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此外，特朗普政府主動放棄自由國際主義這面“旗幟”，導致美國作為當今國際秩序領導者的國家聲譽遭受重挫，美國的政治領導力進一步受損。

五、戰略信譽透支與美國政治領導力的下降

　　在國際政治中，具有超強實力的主導性大國一般都會構建有利於本國國家利益的國際秩序，而維護這種國際秩序確實也符合主導性大國的戰略利益。但要構建這種國際秩序，主導性大國必須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定數量的國際公共產品，一旦這些國際公共產品“投放”到國際社會，主導性大國就有責任與義務維持這些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這就是國際政治領域所講的戰略信譽。何為戰略信譽？學界本無定論。在分析戰略信譽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時，閻學通教授強調講道義、遵守道義規範對於國際信譽的重要性。他認為“戰略信譽是信守承諾和言行一致的程度”。本文認為，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信譽主要指大國基於長遠的戰略考量為國際社會中的他國所做出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這種承諾體現在對條約、協議、聲明等具有一定道德或法律效用的文本的責任與義務，而對這些文本做出的承諾與履行這種承諾的程度就是戰略信譽。戰略信譽涉及兩方面的政治行為體：國際社會中的主導國與其他國家。履行承諾或所謂的踐諾，主導國的戰略信譽就得到強化，其他國家就會認同主導國的領導能力；不履行承諾或在踐行承諾中打折扣，主導國的戰略信譽則會弱化，即所謂的戰略信譽透支。如果主導國長期自損或透支戰略信譽，則其作為主導國的權威性、贏得他國信任的戰略信譽會逐漸降低，主導國的政治領導力則會下降。

　　具體到當今國際政治中頭號超級大國的美國，近年來由於不斷透支其戰略信譽，導致美國的同盟國、夥伴國乃至國際社會中的其他國家對美國的戰略信譽不斷提出質疑，從而對美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領導力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作為世界霸權國的美國，其政治領導力自然會逐漸下降。透支戰略信譽，對任何主導國都會產生消極影響，但作為霸權國的美國為何還會明知故犯？從深層次上講，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政治極化所致。正如上文所述，政治極化固化了美國的兩黨制。任何一個政黨上台都會基於本黨利益試圖推翻前政府與他國達成的條約或協議。例如，2001年上台不久的小布什政府宣佈退出《京都議定書》，退出美國與蘇聯達成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府與任何他國簽署的條約必須得到國會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員的同意。簽署條約的高門檻以及政治極化導致美國總統和他國達成的重要共識往往以協定而並非條約的形式出現。簽署行政協定的門檻低，但廢除行政協定的門檻也相應降低，這就導致每一屆政府上台都會任性地廢除前政府與他國簽署的協議。但這種隨意廢除協議的後果導致美國對外政策的延續性無法有效體現，美國的戰略信譽不斷下降。

　　其二，是以民粹主義為表現形式的極端民族主義政治勢力對當今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力加劇，這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體現得最為明顯。二戰後美國主導下構建的基於自由國際主義理念的國際秩序強調多邊主義、大國合作，以及美國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定的國際公共產品。但是，伴隨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極端民族主義政治勢力卻強調“美國第一”理念，公開反對美國主導達70年之久的戰後國際秩序，認為美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故此，特朗普政府不斷表示要退出各種國際組織或要挾其盟國承擔更多的防禦費用。從特朗普總統執政的第一天開始，他就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宣佈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此後的四年，特朗普政府宣佈退出一系列國際組織或條約。例如，關於氣候問題的《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美蘇《中程彈道導彈條約》《開放天空條約》、世界衞生組織等。此外，特朗普政府威脅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威脅可能廢除《美韓自貿協定》，這迫使墨西哥、加拿大、韓國在貿易問題上對美國做出重大讓步。特朗普政府還不斷要求北約國家增加軍費開支，否則考慮退出北約，這迫使一些北約國家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會承諾對它們的安全保護。作為當今的超級大國，特朗普政府的各種“退羣”舉措嚴重影響到美國的戰略信譽，導致美國的戰略信譽不斷透支，國際社會對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戰略信譽提出嚴重質疑。

　　就特朗普本人而言，就任美國總統之前沒有任何從政經驗，加之其個人心理方面的一些缺陷，導致其從政方面失誤不斷，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戰略信譽。有學者研究認為，特朗普心理特徵方面表現出極不成熟的特點，他似乎是一個任性的孩子，而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急性子、注意力持續時間短和情緒控制不當等心理因素嚴重削弱了特朗普的政治領導力。2020年初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以來，特朗普政府沒有任何大國的國際擔當，置美國的國際責任於不顧，甚至宣佈終止美國與世界衞生組織的關係。所有這些極大地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透支着美國的戰略信譽，美國的政治領導力在弱化。

六、結束語

　　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力主要涉及兩大方面：其一，是國家的國內政治治理能力，也就是利用國家意志整合國內政治資源的能力。美國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政治極化和否決式政治所導致的國家意志無法有效整合，這嚴重削弱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發揮政治領導力的能力。其二，是國家調動本國政治資源參與全球治理、構建國際秩序的能力，這涉及國家的對外大戰略以及戰略信譽等問題。美國存在的問題是以自由國際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自由霸權戰略存在着戰略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失衡，以及美國的戰略信譽透支等突出問題。當國家意志與國家對外戰略都存在問題的情況下，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的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領導力必然會下降。政治領導力的下降，又會削弱美國的綜合國力，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自然衰落。就一個國家而言，雄厚的實力並不一定能轉化為強大的綜合國力。完成這種轉化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政治領導力，具體而言，要有一個能夠有效提升國家意志的國內政治秩序，將國家意志有效整合；要有一個能夠將強大的國家資源轉化成全球影響力的國家對外大戰略。美國學者邁克爾·韓德（Michael Hunt）認為，美國雄厚的物質財富、民族信心的確立與成功的領導力這三大因素的有效結合，為美國在世界上不斷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礎。但今天的美國實力相對下降，政治領導力日益弱化，並進而導致霸權地位面臨衰落。

　　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又會導致美國在國際社會政治領導地位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受到質疑。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治理北美的合法性，基於一種意識形態的話語構建，這種話語構建的核心是基督新教的宗教使命説與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白人種族優越論。美利堅民族以世界領導者自居的心態，也是基於這樣一套意識形態話語構建，即美國是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繼承者，美國式自由主義導致了美國的經濟繁榮與政治民主，美國國內的憲政秩序具有普世性。但是，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將會顛覆這一整套話語體系，從而導致美國式自由國際秩序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以及美國式自由主義的“普世性”受到質疑。所以，美國的一些政界和學界精英無論如何都不會接受美國日益衰落的事實。在他們看來，如果承認美國衰敗，或美國真的衰落了，就意味着美國賴以立國的核心價值觀及其基本原則在全世界受到了衝擊與動搖。所以，美國衰落與否首先是一個政治正確性問題，其次才是一個學術問題。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指出，惘談美國衰落是缺乏歷史與現實知識的表現。美國衰落引發的悲觀主義對於民眾是一種誤導，如果任其氾濫，世界將陷入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一場戰爭。在卡根看來，對於美國霸權最大的威脅是美國人也許會相信美國的衰落的確不可避免。他告誡世人，如果美國衰落，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也將衰落，這對未來世界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約瑟夫·奈也認為，美國的衰落不光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約瑟夫·奈在多種場合反覆強調，美國衰落論是一個錯誤的命題。但是，從學術上講，基於政治極化、否決式政治與對外戰略失誤、戰略信譽透支，美國國家意志與國家戰略存在的現實問題將導致美國的政治領導力衰弱。當美國的實力相對下降、政治領導力衰弱時，由實力與政治領導力決定的美國綜合國力將會下降，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自然會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