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飯」和環保，是怎麼連在一起的？_風聞

袁隆平其實是「環保英雄」

袁隆平先生的逝世令人無比遺憾，在沉痛悼念他和讚頌他的功績時，他還有一項巨大的貢獻鮮為人知。他除了是中國雜交水稻之父，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的環保英雄。

表面看來，作為雜交水稻之父的他，成就都和環保好像不沾邊。他沒有找到能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沒有找到分解塑料污染物的辦法，也沒有拯救什麼瀕危動植物。

但對農業的環境破壞性，以及水稻的碳排量放略知一二的人可能會明白，農業為了供給人類的需求，對環境的破壞力是巨大的。而袁隆平的貢獻就在於，他開發出的水稻雜交系統，經過千千萬萬育種工作者的努力，大大提高了農作物的畝產，也大大減少了對農田面積的需求。

他的環保貢獻更加底層，在養活了中國人的巨大功勳下，袁老環保的功績也應被人看見，被人重視。

被低估的農業碳排放

人們常常產生一種錯覺，認為麥浪稻海的田園風光是「環保」和「自然」的。恰恰相反，農業本身非常「不環保」。

農業的本質，是把農作物塑造成工廠，這在所有層面上都和自然背道而馳。自然生態系統需要物質實現內部循環，而農業要求農田源源不斷向外輸出糧食。自然生態系統要求物種和種間關係的多樣性，而農業要求一切資源供給農作物，其他的全都是雜草和害蟲。

常聽到的「退耕還林」就是基於這個邏輯，讓被破壞的農田退回到自然生態系統中。

農業出現之初就是破壞，人們以刀耕火種的方式連續製造破壞以實現農耕文明。後來農業逐漸發現了耕地、輪作和有機肥，但也往往要靠休耕才能「苟延殘喘」，修養耗盡養分的土地。

現代農業則發明了化肥，這對農業發展養活更多人類來説是一個偉大對發明，但對於生態環境的破壞變得更加明顯。現代農業用化肥彌補物質缺失，用農藥驅逐其他生物，勉強維持了持續生產。

再到發展有機農業的當下，就算關注着土壤質量和生態，也只能對造成的破壞稍加彌補，仍然比不上真正的自然生態系統。

另外，人們不太容易意識到農業有多佔地方。地球的陸地面積有將近 10% 用來種植作物，如果把包含畜牧等等的廣義農業算進去，這個數字會變成 30%。而且，這些土地大多都是非常「好」的地方，本來可以承載十分豐盛繁榮的自然生態。

就農業碳排放來説，一組數字能清晰看出，農業的碳排放超過一般人的想象。

據統計，農業，林業和土地利用的碳排放佔全球碳排放的 18.4％。整個食品系統（包括製冷，食品加工，包裝和運輸）約佔温室氣體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其中耕地佔比 1.4％，焚燒農作物佔比 3.5％，水稻種植佔比 1.3％，農業土壤 4.1％。和種植農業相關的碳排放佔比就超過 10%，單單水稻一項種植就能超過 1.3%。

「不環保」的水稻

從工業革命以來，甲烷已經導致了約 20% 的全球變暖。由人類活動造成的主要甲烷來源是農業，多來自於牲畜的腸道排氣與糞便，還有便是水稻。

為什麼是水稻呢？因為淹水的稻田下缺少氧氣，是生產甲烷的微生物的理想的「家」。稻田排放的 80% 至 90% 的甲烷是由生長在植物根部的微生物產生的；其中一些氣體溶解於水，但大部分甲烷與水一道被植物的根吸收，隨後傳送到莖和葉，並最終逃逸到大氣中。

水稻種植碳排放佔比 1.3％似乎很可觀，但也要説明一點，大米約佔世界卡路里供應量的五分之一，是全球數十億人口的主要農作物。

中國農科院作科所研究員張衞建曾介紹，水稻是我國最重要的口糧作物，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及國際論壇中，我國水稻生產的甲烷排放問題一直在爭議中備受關注。

而中國也一直致力於高產低碳水稻的創新種植。2019 年，中國農科院發佈研究證明，近 50 年來我國水稻品種改良與稻作技術創新在促進糧食增產的同時，為碳減排作出重大貢獻——單產提高 130%、温室氣體排放下降 70%。

該成果在國際上給我國水稻產業正名，也為全球高產低碳稻作創新提供了一個方向，可為世界作物生產應對氣候變化提供理論參考和技術借鑑。

此外，水稻具有的穀物越多釋放的甲烷就越少。這是因為碳都被鎖在了米粒的澱粉之中，而無法供給土壤中的微生物。也就是説，單產量越高的水稻越環保，這就不得不提到袁隆平為水稻畝產做出的偉大貢獻。

吃飽和環保關係這麼緊密？

人類不能沒有農業，農業再不環保，人也不能沒飯吃。

那麼提高畝產，提高農業的效率，就能在維持糧食需求的前提下，降低對農田面積的需要。袁隆平等農學家對於環保事業的貢獻，就在於此。

袁隆平 1964 年開始研究雜交水稻，1974 年育成中國第一個雜交水稻強優組合，2000 年到 2014 年，每年的超級稻百畝連片單產都在提高，從 700 公斤到 1000 公斤/畝的育種目標實現。2016 年，袁隆平向世界介紹正在探索種植的「海水稻」，在鹽鹼地上也能成功種植水稻。

生命的最後幾年，袁隆平依然在不停歇地研究，致力於提高水稻的種植效率。直到 2020 年，第三代雜交水稻早晚雙季稻平均畝產突破 1500 公斤。

農業科學家跟氣候變化關係深層的關係在於，人口不斷增加，糧食需求不斷增加，不提高農業效率的話，人在農業上的的索取對環境的破壞性將是巨大的。

關於飢餓，曾有一個著名的預言被證偽。1968 年，美國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在其書《人口爆炸》中描述，與《飢餓遊戲》等小説中的反烏托邦場景頗為相似，「無論現在啓動何種應急計劃，到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都將有數億人死於飢餓。」

然而預言沒有成真，原因在於其忽視了農學家的創新能力。到 2100 年，全球人口規模將接近 100 億，要養活這麼多人，需要更多的食物。人口到 21 世紀末預計將增加 40%，所需的食物也將增加 40%。而耕地稀缺，環境問題嚴重，到那時畝產量提高的意義將比現階段的認識更加重大。

在這個意義上，大幅提高水稻等糧食作物的單位產量，在更少的土地上種植出更多的糧食養活更多人的功勞，也應被人們在這個層面上被人們理解和記住。

現階段的農業生態保護成果，也正是因為有了以袁隆平為代表的農學家，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才成為了可能，才不需要把每一寸土地都變成光合工廠，才能讓無數森林、草原、湖泊和山丘維持原貌。

如今袁隆平逝世後，還有很多中國以及世界的農業科學家，為人口和環境持續發展而努力。更大幅度提高作物畝產的技術、低碳基因作物品種、不需土壤、不用佔地的農業生產方式等等，很多技術正在開發。

隨着農業科技的發展，也許有一天，人類餵飽自己不再需要與環境作對，僅需保留一小部分農田，大部分土地可以迴歸山野。袁隆平院士和他的所有同行，也許説到底就是在為這一天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