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認錯!法國在“盧旺達大屠殺”中扮演了什麼角色?_風聞
后沙月光-后沙月光官方账号-2021-05-29 08:24
當地時間5月27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盧旺達,馬克龍此行主要目的是為了結束兩國長達20多年的緊張關係,最終實現關係正常化。
法盧兩國關係最大的障礙就是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盧旺達國內一直指責法國是當年大屠殺共謀,而法國卻一直遮遮掩掩不願面對。

2006年,盧旺達與法國斷交,2009年復交。2010年薩科奇訪問盧旺達時曾承認法國負有一定責任(向大屠殺遇難者敬獻花圈),但也僅此而已。
馬克龍比薩科奇走得更遠,為了這次訪問,法國政府於4月7日公開了1994年與盧旺達政府以及關於“種族滅絕”時期的檔案。
法馬克龍在盧旺達首都基加利(Kigali)種族滅絕紀念館時發表了講話,承認法國在種族滅絕大屠殺中“負有責任”,當年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造成了可怕的後果。但馬克龍強調法國**“不是殺人者的同謀或者幫兇”。**
而盧旺達人民最期盼的公開道歉卻還是沒能實現。
對馬克龍來説,如果道歉,法國極右翼絕不會放過他。也就是説,馬克龍可以認錯,但不能代表法國認罪。
因此,馬克龍在“大屠殺紀念館”講話是比較模糊的,意思是主觀上法國是想制止衝突,結果站錯了隊,好心辦了壞事。
這份繞來繞去,充分着政治算計的演講稿,也體現了西方人典型的偽善和趨利意識。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則顯得非常有政治風度,他表示,馬克龍的相關表態“比道歉更有價值”,兩國關係將得到改善。
馬克龍在向死難者獻花圈後,透露法國將會向盧旺達派遣大使。

1957年出生的卡加梅在盧旺達掌權將近19年時間,如果從1994年算起則有27年。他可以説是非洲少有的政治家,他是圖西族(被屠殺的一方),也是執政的“盧旺達愛國陣線”(Front patriotique rwandais,簡稱FPR)領袖。
他與傳説中**“五本《毛選》打天下”**的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是戰友,FPR能打回盧旺達並奪取政權,與烏干達的支持是分不開的(等一下再説)。

馬克龍認錯,那麼當年法國到底在盧旺達犯了什麼錯?
盧旺達種族衝突可以追溯到歐洲殖民時期,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劃分,其實也是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手段在非洲的應用。
德國戰敗後,盧旺達交給了比利時統治(委任管理),人口較少的圖西族(佔14%)繼續掌握着政權,他們在政治、教育、經濟、土地等資源上佔據着優勢。
1959年,眼看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比利時發現自己無法再維持殖民統治,在臨走之前卻將管理權交給了胡圖族(占人口85%),並挑起了種族衝突。
比利時軍官羅吉埃上校煽動了一場“社會革命”,導致了2萬多名圖西族人喪生,15萬人逃往烏干達等國,卡加梅一家就在這時逃到烏干達。
1962年7月1日,盧旺達正式獨立,有了民選總統,其實就是國王,但得到了比利時的認可,而比利時後面站着法國,法國對非洲法語系國家一直以老主人自居。
法國學者曾經這樣形容兩者關係:法蘭西是一隻老母雞,它要保護那些聽話的小黑雞。
比利時是滾蛋了,但法國這隻老母雞還要看護着它的“非洲雞窩”,因此法國必然會介入盧旺達事務,這也是法國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英語系)在非洲的對抗表現。
1973年,盧旺達將軍哈比亞利馬納發動政變,推翻了卡伊班達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統治,但圖西族受到壓迫局面並沒有改變。
流亡在烏干達的圖西族,則加入了烏干達革命組織,後來與穆塞韋尼並肩作戰。
穆塞韋尼年輕時在坦桑尼亞就接觸到《毛選》,70年代初,為了推翻阿明這個殘暴的統治者,穆塞韋尼建立了游擊隊,1978年他聯合其他反對阿明的力量,組成了“烏干達全國解放軍”。
1979年穆塞韋尼向新華社記者高秋福表示希望得到250套英文版《毛選》,最終得到了五套。就是根據《毛選》的建軍思想和戰略戰術,他建立了一支“不拿羣眾一針一線,吃香蕉要給錢”紀律嚴明的軍隊,並在1986年取得了政權,一直到今天。
卡加梅這批盧旺達圖西族人就是在1979年加入了穆塞韋尼的隊伍,併成立了“盧旺達愛國陣線”(Front patriotique rwandais,簡稱FPR)。
1986年穆塞維尼成為烏干達總統後,任命卡加梅為北部特別軍事法庭負責人,1988年,晉升為軍事情報部門首腦。
但卡加梅未來的使命仍然是在盧旺達,1990年10月1日,“盧旺達愛國陣線”(FPR)4000多名武裝人員以烏干達為基地向盧旺達進軍。
但盧旺達哈比亞利馬納政府軍有1.2兵力,稍佔優勢。儘管如此,哈比亞利馬納想要徹底消滅FPR,單靠這1.2兵力和裝備是不夠的。
於是,哈比亞利馬納向法國求援,目的有兩個:
一、法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由國、在非洲有着重要影響力的大國,法國出面可以阻止烏干達等國對FPR支持;
二、得到法國的軍事援助和武器裝備,一舉打敗FPR武裝。
法國總統密特朗在三天之內就同意出兵支持哈比亞利馬納政權,法國有其地緣政治利益需求,無論哈比亞利馬納政權如何實行種族壓迫政策,對法國來説,維護盧旺達這個殖民遺產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更有私人利益捲入,密特朗總統的兒子克里斯多弗是哈比亞利馬納總統的密友(商業夥伴),同時他也是法國總統府監督非洲事務的負責人。
密特朗兒子不但在盧旺達擁有一片種植園,還是軍火銷售商。因此,法國滿足了胡圖族政權一切軍備需求,當大屠殺警報不斷傳到巴黎時,被法國軍方全部無視。
FPR進攻盧旺達首都基加利三天後,150名法國士兵從中非共和國調往盧旺達,兵力雖然微不足道,但象徵着法國在動用武力干預盧旺達內戰,並站在了政府軍一邊。
接着,哈比亞利馬納自導自演了一場“叛軍進攻法軍”的鬧劇,迫使法國增兵到600多人。
1990年11月,FPR撤入山區保存實力(游擊戰),哈比亞利馬納保住了政權。1991年6月,法國要求他進行“民主化改革”,否則不予支持。
這樣,盧旺達通過了新憲法,也就是多黨制、三權分立、五年一屆大選、媒體獨立、金融獨立那一套。
西方稱讚盧旺達走向了“民主”,世界銀行給了它8000萬美元優惠貨款,法國贈予它1369萬美元。
但最關鍵的“種族壓迫”問題沒有得到緩和,反而變本加厲,圖西族的教師、職員、神職人員、商人不斷遭到逮捕,財產被沒收,許多人淪為難民。
1992年,盧旺達激進勢力邁出了實施大屠殺可怕一步,在正規軍之外,成立了兩支民兵**:“聯合進攻派”和“唯一目標派”**,並且用採購到的法國武器裝備他們。這樣發展下去,胡圖族可以放手屠殺圖西族,而政府軍卻不用承擔責任。
1993年8月4日,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干預下,FPR與政府達成了《阿魯沙和平協定》:
一、雙方停火;
二、難民迴歸;
三、分享權力;
四、軍隊改編。
同時聯合國維和人員在烏干達與盧旺達長達150公里的邊境設立觀察線,以防止FPR得到烏干達的軍火援助。
如果一切按照《阿魯沙和平協定》進行,那麼大屠殺就很難實施。
但胡圖族裏的激進派卻反而認為清除圖西族的機會來了,因為法國對他們的武器供應不受影響,法國等西方國家拉偏架,不但在1990年保住了盧旺達胡圖族政權,並且讓他們野心大增,而且激進派對哈比亞利馬納政府的緩和政策極為不滿。
1994年4月6日,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在結束與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會面後,乘法國“獵鷹號”專機飛回盧旺達,結束在首都基加利附近被擊落,飛機上還有布隆迪新總統西普里安(也是胡圖族)。
4月7日,由美國幫胡圖族建立的“千丘自由電台”宣佈此事為圖西族所為,煽動種族屠殺,為哈比亞利馬納總統報仇。
“聯攻派”民兵先是殺害了女總理烏維柳吉伊馬納(圖西族)以及10名在她家裏保護她的比利時士兵,後來還殺了3名部長,大屠殺就此開始。

三個多月的大屠殺,總計約有80萬左右民眾(大多為圖西族)慘死在胡圖族民兵武裝手中,另外還有25萬名以上女性遭到強姦,被搶劫的財物不可計數。
西方國家對此無動於衷,連主流媒體也不大關心,美國和北約正忙着南斯拉夫內戰,巴爾幹半島的重要性當然要遠遠高於盧旺達。
法國則在利益和道德之間徘徊,6月,密特朗總統向安理會請求指令,安理會通過了929號決議,也就是“綠松石計劃”,由法軍領導塞內加爾、埃及、毛里塔尼亞、乍得、尼日爾、幾內亞比紹軍隊介入盧旺達衝突,並得到開火的授權(中國投了棄權票)。
胡圖族熱烈歡迎法國軍隊的到來,他們認為這阻止了FPR的進攻。
然而,民心已蕩然無存的胡圖族臨時政權很快就被推翻,卡加梅領導的FPR取得了政權,而“聯攻派”、“目標派”等實施大屠殺的頭目們逃往了海外,目的地主要就是巴黎。
1996年4月19日,聯合國結束了對盧旺達的干預,因為FPR政權已基本穩定,兩族難民開始迴歸,新政府同意聯合國設立一個辦事處(監督)。
之後,盧旺達才慢慢建立了社會秩序,走向正常,最重要的是政治穩定。卡加梅出任副總統,由胡圖族人比齊蒙古擔任總統,但武裝組織掌握在卡加梅手裏。
2000年比齊蒙古想奪過卡加梅的軍權,雙方合作破裂,2002年比齊蒙古被捕,2003年卡加梅當選總統,2007年特赦比齊蒙古。
可見,卡加梅在非洲是一個非常有政治頭腦的人物,穩定,是盧旺達脱胎換骨的基礎。

2019年7月4日,盧旺達舉行解放25週年慶典。閲兵由中國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指揮,22個方隊均由中國教官訓練,喊的口令都是中文。
卡加梅他們在掌權後,放棄了種族報復(懲罰戰犯,恢復秩序),努力實現國內和解。
現在盧旺達是非洲清廉指數最高的國家,人口也由大屠殺結束時的600萬左右,飆升到1200萬。盧旺達還因風景秀麗、治安良好、獲得了“非洲瑞士”的美稱,被聯合國、世界經濟論壇、世界銀行、非洲發展銀行評為最具旅遊潛力國家之一。
在中國的幫助下,盧旺達正成為非洲最具發展潛力國家之一,而在20多年前,它還是一個“人間地獄”。

也正是因為看到了盧旺達的發展前景,法國才向它伸出了“友誼之手”,重建關係,以期重返非洲。
馬克龍的認錯,態度和方向是正確的,但法國真正目的還是地緣政治利益,又想來哄騙非洲人。
無論法國擺出什麼姿態,只能證明西方還是那個“壞事做絕,好話説盡”的西方,信不得,更靠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