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湘黔邊長征研習十得_風聞

中央紅軍在湘黔邊的長征活動已近90年，年來有感有的細節與事實似有出入，有的“年譜”類的文獻書籍也以訛傳訛。歷史研究與傳承要公正反映前人和不誤導後人，不因個人好惡或其它需要而歪曲史實。同時，如果把一些並不複雜的“歷史謎團”留給後人，我們的懶惰與不負責任將會招致抱怨和譏笑。況且，紅軍長征是重大歷史事件，我們有責任加以認真考證，查史料、理軌跡，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筆者將中央紅軍在湘黔邊活動的研習瑣得羅列在此，既有嘗試性的一家之言，又有舊論新證，旨在拋磚引玉。歡迎專家和讀者隨時賜正為禱。

**一、**中央紅軍入黔最早是到黎平縣飛地牙屯堡1934年12月10日，紅一軍團參謀長左權率紅二師第六團及電台[1]，經牙屯堡地域，過通道縣、靖縣，偵察入黔線路。

紅一師政委賴傳珠日記載：“十二月十一日，12時出發到達牙屯堡宿營。”[2]“十二月十一日，朱毛主匪竄菁蕪洲、牙屯堡”[3]可見，至少在12月11日，中央紅軍主力已到牙屯堡。1951年“8月，兩縣商定將黎平縣洪州區飛地牙屯堡、頭所、五所、黃柏、地了等村寨……劃入通道管轄”[4]可見，依1934年的行政建置，中央紅軍入黔最早是到黎平縣的飛地牙屯堡。

**二、**黎平會議會址是“野戰軍司令部”黎平會議會址是“野戰軍司令部”舊址，稱“紅軍總司令部”不合時宜。

第一、為便於西征，中央紅軍於10月12日(本文所有未標明年份的時間均為1934年，下同)改編為野戰軍，下轄兩個野戰縱隊、五大軍團凡十二個師等。“紅一方面軍改編為野戰軍，開始向西南移動。”[5]另，由留在中央蘇區的紅二十四師和地方武裝共1.6萬餘人，組成中央軍區，掩護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

第二、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委會編寫的《紅軍長征·文獻》裏的中央、軍委電令裏稱中央紅軍為“野戰軍”。

第三、1936年8月，斯諾進入紅區採訪，毛澤東與楊尚昆聯名致函參加過長征的同志們：“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活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鬥、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只求精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

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短短兩個月，紅軍總政治部徵集到約200篇作品，50多萬字。後歷經坎坷，2006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劉統整理註釋的《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其原始性、真實性毋容置疑。書中文章皆稱中央紅軍為“野戰軍”。

第四、收錄在《親歷長征》裏的陸定一《長征大事記》(簡稱陸定一記，下同)，均以“野戰軍司令部”和“軍委第二縱隊”來記述軍委兩個縱隊的行程。它是在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保安由楊尚昆(紅軍陝甘支隊政治部副主任)提供材料，並讓他(紅軍陝甘支隊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追記的。

另外，黎平會議會址既然是野戰軍司令部，就應設“葉劍英住室”供人蔘觀。劉伯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不滿李德的錯誤指揮而降任五軍團參謀長，直到黎平整編中才復任軍委總參謀長。其間“葉劍英以軍委第一野戰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身份主持軍委總司令部的日常工作”並“兼任軍委總司令部一局局長”[6]。

**三、**通道會議召開於芙蓉

現在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通道轉兵會議會址”是通道老縣城縣溪的恭城書院，筆者則認為應在今通道菁蕪州鎮芙蓉村。通道會議是在軍情如火時召開的一次“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7]它雖然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為爾後黎平會議的戰略轉變，作了必要準備。

陸定一記：“十二日，野戰軍司令部到芙蓉。”“十三日，軍委一二縱隊在播揚所以北”[8]隨軍委活動的軍委三局政委伍雲甫日記：“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到達芙蓉宿營。”“十二月十三日，自芙蓉出發，經蘆溪到播陽所。”[9]

可見，12月12月，中央和軍委的主要負責人都在芙蓉宿營。這正是通道會議的召開時間和地點。芙蓉是有幾百户人家的一個侗寨羣落，可以容納軍委兩個縱隊在此宿營和開會。試想，他們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不在宿營地開會，而去二十里外的縣溪開完會爾後又返回來？

**四、**紅五、紅八軍團突然改變入黔線路12月，中央紅軍由湖南通道進入黎平有三條主要線路：

中央軍委兩縱隊線路：

(1)A：湖南通道芙蓉(今通道菁蕪州鎮芙蓉村)→金殿(今通道牙屯堡鎮金殿村)→爐溪村(今通道牙屯堡鎮爐溪村)→播陽(今通道播陽鎮)→黃垢(今通道播陽鎮黃垢村)→流團(屬今播陽鎮寨什村，由此進入貴州黎平縣)→草坪(今黎平洪州鎮草坪村)→小寨→洪州→地青→中潮→佳所→三合→羊角巖→黎平城。

(1)B：湖南通道芙蓉(今通道菁蕪州鎮芙蓉村)→金殿(今通道牙屯堡鎮金殿村)→牙屯堡(→頭所(今通道牙屯堡鎮頭所村)→團頭(今通道牙屯堡鎮團頭村)→播陽(今通道播陽鎮)→黃垢(今通道播陽鎮黃垢村)→流團(屬今播陽鎮寨什村，由此進入貴州黎平縣)→草坪(今黎平洪州鎮草坪村)→小寨→洪州→地青→中潮→佳所→三合→羊角巖→黎平城。

軍委兩縱隊和紅三、五、八軍團走此路，先後於16日-18日進入黎平城。

(2)：芙蓉→金殿→縣溪→新廠(今湖南靖州新廠鎮)、馬路口(今湖南靖州平茶鎮馬路口村，由此進貴州錦屏縣)→平茶[10](時屬貴州省錦屏，1955年劃歸湖南靖縣)→官團(時屬黎平，1941年劃歸湖南靖縣)→潭溪→五里橋→黎平城。紅一軍團走此路，於15日到達黎平城。

(3)：縣溪→新廠、馬路口→平茶→丘團→小裏→中黃→銅鼓(老錦屏)或新化(時屬貴州黎平，1939年劃歸錦屏)等。紅九軍團、十五師等走此路。其中，紅五、八軍團原定走第二條線路進入黎平的。

五軍團十三師師長陳伯鈞日記稱：12月14日“我軍準備尾我十五師之後，經新廠向貴州前進。”15日因通道和新廠附近發現知情，“我軍奉命改道播陽所到洪洲，尾三軍團後跟進。”，五、八軍團分別由張黃、深渡等處向播陽緊急集中，旋即經流團等處進入黎平縣，於當晚到距洪州不遠的草坪地域集中宿營。後經洪州(16日宿營地)、中潮(17日宿營地)等，於18日中午到達黎平城。[11]

紅一軍團十五師政委肖華於1976年函覆黎平宣傳部：“我們這個師是由通道經新廠進入貴州境的。”“中央軍委縱隊和紅軍第三、第五、第八軍團，大部是從通道以南地區經播陽、洪州、地青、中潮等地進至黎平<城>的。”[12]

**五、**通道轉兵是“戰術轉兵”，黎平轉兵是“戰略轉兵”

湘江戰役後，大多數紅軍指戰員對革命前途感到迷茫，對“左”傾錯誤強烈不滿，需要中央給他們指明正確的前進方向。12月12日，通道會議討論紅軍的戰略方針。此時，蔣介石已集結四五倍[13]於紅軍的國民黨兵力於湘西的綏寧、洪江、武岡、靖縣等地域，布成一個口袋陣，張網以待中央紅軍北上，以求“一網打盡”！但“左”傾領導人仍執迷不悟。會議只解決了行軍戰術問題，而未解決根本性的戰略問題。“博古最後同意進軍貴州，但並沒有放棄去湘西的計劃。”[14]

可見，通道轉兵是“戰術轉兵”，即只對行軍路線做了調整——作為紅軍暫時避開強敵、脱離險境的迂迴繞道行軍的手段——按紅六軍團路線，西進貴州，取道黎平、錦屏，再北折黔東去湘西。

12月18日，在黎平古城翹街召開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黎平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政治局否定了“左”傾領導人關於進入黔東、進而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錯誤意見，採納了毛澤東深入貴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新根據地的正確主張。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指出：“鑑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

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會議決定不去湘西去黔北，實現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首次戰略轉兵——黎平轉兵。為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指明瞭正確方向，從而避免了中央紅軍北上湘西可能全軍覆滅的危險。下面的軍委電文證明在黎平會議前，中央仍要去湘西。

14日，致電賀、任、蕭、王：“我西方軍現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我二、六軍團以發展湘西北蘇區並配合西方軍行動之目的，主力仍應繼續向沅江上流行動，以便相當調動或鉗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

16日，“現黔敵正企圖固守清水江、沅江的第二防線。湘敵、薛、周第二兵團的先頭部隊，正開始向銅仁、玉屏、天柱之線前進……我野戰軍以繼續突破黔敵第二道防線與趕過薛、周兩敵之目的”，並要求一、九軍團渡江北上。[15]

當然，黎平會議後關於紅軍戰略轉移的爭論並未停止。所以，到猴場會議時，“左”傾領導人又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計劃。誠如周恩來所言：“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後渡烏江，達到遵義，沿途爭論更烈。”[16]

**六、**貫徹黎平會議決議的軍事部署和政治部訓令

12月19日的《關於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之決議電》和21日的《總政治部關於創立川黔邊新根據地工作的訓令》，是貫徹黎平會議決議精神的具體體現和保障：

1.軍事部署——“責成軍委依據本決定按各階段制定軍事行動計劃”19日18時朱德、周恩來簽發《關於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之決議電》，成為貫徹黎平會議決議精神的首封中革軍委電報。《決議電》明確指出三大紅軍主力的戰略任務：野戰軍以紅一、九軍團為右縱隊，紅三、五軍團和軍委縱隊為左縱隊，以求儘快通過貴州東南地域，作戰對象主要為黔軍；二、六軍團應在常德地域調動湘軍，以配合野戰軍徑趨黔北；四方面軍應重新準備進攻，以鉗制川軍，策應野戰軍向川黔邊行動。據筆者考證，《決議電》的拍發地為今黎平壩寨鄉高場。第一、從拍發環境看。

當天在黎平縣境沒有發生戰事，故電報應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裏拍發的。換言之，即便不在一個全天休整地，也應該是在宿營地。第二、從跟隨軍委縱隊長征的親歷者的日記裏，可印證十九日野戰軍總司令部出西門離開黎平城，到高場宿營。

伍雲甫日記：“十二月十九日……由黎平出發，經地西、勇寨到高場。(四十里餘)”陸定一記：“十九日……軍委縱隊到勇寨、高常地域”。當日，殿後的紅五軍團到地西宿營。第三、從行程來確定。從黎平到地西有23裏左右，從地西到高場有20裏左右，兩者相加不超過45裏。即便行軍緩慢，十八時前也應早到高場了。

2.政治動員——“在部隊中關於決定之解釋，總政治部另有訓令”為加強思想動員、教育工作，12月21日代主任李富春簽發《總政治部關於創立川黔邊新根據地工作的訓令》，其目的是達成黎平會議決議。它要求紅軍各級政治機關政工人員的工作從三個方面着手：

第一、做好政治局決議的宣傳解釋——“以一切方法(幹部會議、黨的會議、軍人大會、代表講演、宣傳棚等等)深入連隊中去……對中央決定進行詳細的解釋工作……務使每個紅色戰士瞭解我們行動的總方針與當前的任務……為實現在川黔邊創造新蘇區根據地而奮鬥。

”第二、政治動員工作的主要任務有——“提高部隊戰鬥情緒”；“注意克服疲勞、整理軍隊、嚴肅紀律”；宣傳“中心口號”(如“消滅貴州軍閥赤化貴州”等)。

第三、“要完成工農紅軍當前的偉大任務，必須堅決的反對對自己力量估計不足的悲觀失望情緒，和生長着的遊擊主義的危險。”指出悲觀失望情緒的表現，以及由此派生的遊擊主義的表現和危險。[17]

伍雲甫日記：“十二月二十一日……七時出發，經八受，沿河下行，至大苗光(亦稱瑤光)。”[18]陸定一記：“二十一日……軍委縱隊到大苗光。”當日，斷後的紅五軍團到八受宿營。從跟隨軍委縱隊長征的親歷者的日記裏，可判定12月21日紅軍總政治部從黎平八里(上八里)出發，宿營於今錦屏瑤光中寨，行程約55裏。因此，《訓令》當發佈於黎平八里或錦屏瑤光(因訓令沒有具體發佈時間)。

**七、**駐防黎平城的部隊

12月15-19日，為了安全，軍委派出一個師的兵力駐防黎平城。“以一個師的兵力駐守黎平，一面驅逐城外的黔敵，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19]賴傳珠日記載：15日，從潭溪出發往鰲魚嘴方向，半途接令折回黎平城；16日，在黎平城休整；17日，離開黎平城向錦屏方向行動。[20]紅軍十七日的行動部署為：“一軍團主力應進至柳霽東南地域，一師應經鰲魚咀向主力靠近……四師則前進至黎平城”[21]根據部署，紅一師應於17日離開黎平城，經鰲魚嘴等追趕尚在錦屏縣境的紅一軍團部等，紅四師接替其警戒任務。

陸定一記：16日，三軍團向黎平前進。17日，一軍團部等在八瓢集結，以先頭師向柳霽前進；五、六師等到鰲魚嘴，四師在黎平城休息。18日，三軍團在黎平五胡、羅裏、抱桐地域集結休整；五、八軍團進到黎平城。19日，五軍團主力到地西，拱衞軍委縱隊，另以一部在黎平掩護。[22]可見，四師於17日替代一師駐防黎平城。另據陳伯鈞日記可知，十三師於18-19日駐防黎平城。綜上所述，黎平城的駐防部隊依次為：12月15-16日，一軍團一師；17-18日，三軍團四師；18-19日，五軍團十三師。

**八、**中央、軍委主要領導進出黎平城日期

1.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人於12月17日下午隨軍委一縱隊進入黎平城，19日上午和軍委縱隊一道離開黎平城。時任中央組織局主任、具體負責長征編隊的李維漢回憶説：“按照中央指示，將中央機關編成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又名‘紅星縱隊’，是首腦機關，也是總指揮部。博古、洛甫、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樣、李德，還有其他負責同志，都編在這個縱隊……”[23]軍委十七日的部署要求：“軍委縱隊前進至黎平城。”[24]陸定一記：“十七日，野戰司令部與軍委二縱隊到黎平。”“十八日，五、八軍團進到黎平城。八軍團進行改編。軍委一、二縱隊在黎平休息，舉行幹部同樂大會。一、二縱隊進行合編。”“十九日，五軍團到地西地域，以一部在黎平掩護。軍委縱隊到勇寨、高常地域。”[25]伍雲甫日記：“十二月十七日，由中朝所至黎平，九時出發，十四時到達。”“十二月十九日，由黎平出發，經地西、勇寨至高場。(四十里餘)”[26]另有部分著述為證，如：“十七日，毛澤東到達黎平縣城。”[27]“12月17日，(周恩來)進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敵情後，決定不渡清水江……”[28]

2.陳雲、劉少奇是隨紅五軍團一同於12月18日中午進入黎平城，19日上午離開黎平城。理由如下：第一、軍委要八軍團餘部和五軍團一起行軍，並受五軍團指揮的電令——4日“八軍團仍歸董、李指揮。”；9日“董、李轉周、黃”；11日“五軍團抄轉八軍團”；12日“五、八軍團互相抄送”。[29]

12月13日電令指出：“軍委決定八軍團併入五軍團”。13日-19日，兩個軍團合編(宣傳、鼓動、解釋、編制等)。這能證明兩人在一起，因為“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工作，秦邦憲與周恩來致電何克全和劉少奇，命令他們分別到紅九軍團、紅八軍團擔任中共中央代表，派陳雲到紅五軍團擔任中共中央代表。”[30]第二、陳伯鈞日記對紅五軍團、八軍團進出黎平城的線路作了詳實的記載，間接反映了陳、劉行蹤：“十二月十八日……由中趙經枷杓到黎平府，約四十里……十二時左右即安抵該城。”“十二月十九日……由黎平到地西，約二十里。上午全部時間均用來改編隊伍，下午則繼續出發到地西。是日我負責編制三十七團，編制後即到軍團部工作。”“十二月二十一日……由羅裏經平新、上下八里到八受，約四十里。是晚足病。劉參謀長(即劉伯承)、陳雲同志等回軍委。”[31]

**九、**毛澤東、張聞天過黎平時的職務

一般人對1934年初至1935年初一年裏毛澤東和張聞天的職務難分清，都叫“主席”——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中央執行委員會閉幕期間的全國最高政權機關；人民委員會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負指揮全國政務的責任。”[32]

“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相當於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民委員會”相當於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故，毛澤東相當於現在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聞天等同於現在的“國務院總理”。

**十、**中央紅軍攻佔錦屏？在不少論著説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新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攻城拔寨，穿州過府，連克錦屏、劍河等城。如陸定一記“十七日……九軍團佔領錦屏。”給人的感覺是，中央紅軍在黎平會議後攻佔了這些縣城。其實，中央紅軍並未攻佔錦屏縣城，只攻佔了老錦屏(銅鼓)。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銅鼓所(今錦屏銅鼓鎮)，屬湖廣五開衞(今黎平城)。洪武三十年(1397年)，升所為銅鼓衞。清雍正三年(1725年)，湖廣五開、銅鼓二衞劃歸黎平府。雍正五年(1727年)，改五開衞為開泰縣、銅鼓衞為錦屏縣，屬貴州黎平府。道光十二年(1832年)，錦屏縣改為鄉，設縣丞，屬開泰縣。民國二年(1913年)，原黎平府開泰縣治移錦屏鄉縣丞駐地(今銅鼓)，改名為錦屏縣。民國三年(1914年)，錦屏縣城遷至王寨(今縣城三江鎮)，故銅鼓遂稱“老錦屏”。相沿成俗。難怪紅軍會把銅鼓與錦屏城混為一談了。

再説，紅軍是12月15日攻佔銅鼓，就算如陸定一記的17日，也都是發生在18日前。怎麼會成了受黎平會議決議精神的鼓舞呢？！

註釋：

[1]周均倫《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10月第1版，第130頁

[2]《賴傳珠日記》，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8頁[3]

胡羽高《共匪西竄記》，台灣文海出版社，第224頁[4]通道縣誌編委會《通道縣誌》，民族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53頁

[5]《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471頁

[6]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4年第1版，第96、98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439頁

[8]《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484頁

[9]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66-167頁

[10]靖州縣誌編委《靖州縣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10月第1版，第77頁

[11]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6、27頁

[12]中共黔東南州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紅軍在黔東南》，1985年7月，第241、242頁

[13]中央文獻研究室《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7頁

[14]吳葆樸等編《博古文選·年譜》，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出版，第393頁

[15]《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77、179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75頁

[17]總政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二)，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987-988頁

[18]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69頁

[19]《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版，第237頁

[20]同注2

[21]《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80頁

[22]《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485頁

[23]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44頁

[24]同注21

[25]《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原始記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1版485、486頁

[26]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68、169頁

[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440頁

[28]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269頁

[29]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66、167、169、171、173頁

[30]吳葆樸、李志英《秦邦憲(博古)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6月第1版，第150頁

[31]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7頁

[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424頁

單位：黎平會議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