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譚】揭秘美國“網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玉淵潭天”

最近譚主注意到兩件事，一個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在其官網上推出的2021年度**“公共外交小額****贈款計劃”**。

這一計劃為每個申請人提供單筆最高3萬美元的獎金，用於舉辦宣介美國社會、歷史、文化藝術及價值觀的活動。

就在這個計劃公佈幾天後，美國的《新聞週刊》曝出了一樁大秘密：美國國防部在過去10年中，打造了一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部隊，大約60000****多人。

這些人被抹去原有身份，用着假護照，戴着**“人皮面具”**，拿着偽裝過的通信裝置，在美國境內及全球各地從事各種隱秘行動。並且，有130傢俬營公司、數十個秘密政府部門，共同參與了這個項目。

這兩個消息放在一起，讓譚主想到之前看過的，1945年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份報告，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在國際上施加壓力的方式有兩種和平和好戰。報告中這樣解釋：“我們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戰爭爆發前瓦解敵人的意志，用宣傳的武器瓦解敵方的立場。”

這種“和平”的方式有很多，最新的一種，是運用互聯網將加工過的信息投送給特定人羣，並誘使他們採取一些行動來推動“民主運動”。

隱藏身份、影響和操縱社交媒體的這些人，被美國國防部稱為**“網絡戰士”**。

所謂的**“民主運動”**最早觸網，可以追溯到1998年。

那年，一名叫做德吉諾維奇的塞爾維亞青年，牽頭成立了一個名為**“抵抗”**的學生組織。這個組織最一開始發起的活動，都是為了爭取學校與學生的權益，參與者大多也都是大學生，他們上街發發傳單，在牆壁上塗鴉上“抵抗”的標誌。當年12月18日，“抵抗”組織了一次遊行活動，有大概50多人蔘加。

當天，什麼事都沒發生。但第二天，德吉諾維奇突然宣佈，有“抵抗”成員被警察逮捕，遭到了毆打和虐待。在德吉諾維奇給出的版本中，一名叫做波波維奇的“抵抗”成員，被一羣警察當街逮捕，但沒有人告訴他被逮捕的原因。

當波波維奇被帶到警察局時，警察毆打了他。其中編號101559的警察打得最狠，101559還威脅波波維奇，自己現在最想去的地方是伊拉克，因為這樣就可以把子彈射進波波維奇的腦袋。

隨後，波波維奇又被轉移到另一個警局，在那裏，他又遭到了第二次毆打，那些警察還多次讓他脱衣服來羞辱他。

這已經不屬於簡單的暴力執法，而是嚴重的踐踏人權了。德吉諾維奇開始呼籲大家，發動更多的人走上街頭，推翻當局的統治。出了這樣的事情，義憤填膺的大學生們聽從了德吉諾維奇的建議，開始公開地反對當時的領導人米洛舍維奇。

這個時候，“抵抗”組織的負責人德吉諾維奇在幹嘛呢？他去了格魯吉亞，和一個名為“克拉瑪”的組織進行了深度的交流與合作。

一年多後，2000年，南斯拉夫進行選舉，反對派指責米洛舍維奇在大選中舞弊。隨後，南斯拉夫爆發了抗議遊行。而在“抵抗”組織的號召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上街頭，加入了反對米洛舍維奇的行列。一個月後，反對派控制了首都，米洛舍維奇下台。

“抵抗”組織的聲望達到了頂峯，在德吉諾維奇的推動下，“抵抗”開始向着政黨化邁進，但這，並不是最初加入“抵抗”那幫人的初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離開，而後，一則消息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紐約時報》在一篇名為《誰真正打倒了米洛舍維奇》的報道中披露，“抵抗”，一直在拿美國人的錢。

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家民主基金會，都曾為“抵抗”提供過百萬計的資金支持。而就在大選前夕，美國陸軍退役上校羅伯特·赫爾維還對“抵抗”組織的核心人員進行了培訓。説白了，美國人藉着這羣年輕人的手，推翻了他們的國家。憤怒而失望的年輕人們紛紛脱離“抵抗”組織。

2003年，“抵抗”合併入其他政黨，德吉諾維奇也離開了“抵抗”，繼續他的新“事業”。他再次同格魯吉亞的“克拉瑪”取得聯繫，幾個月後，格魯吉亞上演了塞爾維亞的那一幕，就連理由，都一模一樣——選舉舞弊。

兩次的成功，讓德吉諾維奇覺得自己就是搞民主運動的“天選之子”，年末，他成立了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這個中心，專門用來培訓那些“民主運動”的領導者。

這一次，德吉諾維奇特有“骨氣”，他公開宣佈，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的資金，一半來自於自己，一半來自於私人捐助，並表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捐贈。

這個組織編寫了一整套教材，教人們如何發動**“非暴力抗爭”**。從制定目標到具體實施，甚至是如何克服面對警察時的恐懼，這些，手冊中都有詳細的描述。

而這個機構最喪心病狂的點在於，它毫無掩飾地提到了未成年人的作用——發動未成年人蔘與，政府很難鎮壓。

當所有的行動都被規範化，那它的破壞力，就會變得更大。隨着這些教材的不斷傳播，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在各種“民主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不少國家的反對派領袖，都在這所學校裏接受過系統性訓練。

同時，德吉諾維奇將非暴力行動培訓中心的戰術加以娛樂化的包裝，依靠着互聯網，迅速向年輕人發展。非暴力行動培訓中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2010年，一次轟動一時的“民主運動”觸網行動再次讓德吉諾維奇和他的非暴力行動培訓中心走進人們的視野。

一波由互聯網社交平台發起的反政府運動，如同潮水般席捲了整個阿拉伯世界，有6個國家的政權被推翻。如今依然深陷戰亂的利比亞、敍利亞、伊拉克等國家，都在這場名為**“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運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這些國家的抗議活動中，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的身影時常出現。德吉諾維奇和他的非暴力行動培訓中心，迎來了影響力的頂峯。

**這自然少不了“**貴人”相助。

3年後，一個人的出現，再一次掀開德吉諾維奇的偽裝。這個人，叫做朱利安·阿桑奇——2013年，維基解密公佈的一份郵件顯示，美國中央情報局，一直在給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打錢。

順着這個線索，再去回看“阿拉伯之春”，譚主理出了第二條時間線。

2010年1月7日晚，美國國務院舉行了一場內部晚宴，被邀請的，都是美國互聯網行業的大牛，推特創始人、谷歌首席執行官、微軟首席戰略官、思科首席營銷官等等。第二天，宴會上的一名叫做傑森·利伯曼的人，在《赫芬頓郵報》更新了一篇文章，將晚宴上的所見所聞寫了下來。

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裏，人們一直在討論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利用互聯網向全球各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對美國不是那麼言聽計從的國家的民眾推送信息，幫助他們瞭解世界的“真相”，以及推動後續的“變革”。

晚宴結束兩週後，時任美國國務卿發表**“互聯網自由”**演説，宣稱“互聯網自由”成為繼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貧困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後，美國的“第五大自由”。而她，也正是那天晚宴的組織者。

“互聯網自由”的提出是2010年的1月，“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時間是2010年的12月。

就在“互聯網自由”演説前兩個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宣佈，美國要推出“公民社會2.0倡議”。這一倡議旨在幫助全球獨立機構使用數字技術。藉着這個名頭，美國給中東和北非，撥了500萬美元，來增強當地公民社會組織和新媒體互聯成網的能力。 

有了這個由頭，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又推出了“中東、北非博主網絡”倡議，宣佈要對活躍在這些國家互聯網上的意見領袖進行扶持和幫助。這個協會，是民主黨智庫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下屬的機構，拿的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錢，辦的是**“促進發展中國家民主進程”**的事。

這只是“東風”，為使“萬事俱備”而進行的鋪墊，還在更早之前。

2008年，美國國務院在摩洛哥組織了一場會議，這場會上的很多人，都在兩年後大放異彩——埃及抗議運動的多位領導人，以及後來當上利比亞總理的阿里·扎伊丹，都在這場會上。

而從2007年開始，**“自由之家”**等在和平演變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美國非政府組織，開始和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心接觸。他們一同舉辦過多場活動，“阿拉伯之春”中，在社交媒體上表現活躍的博主大都參加了這些活動，並接受了針對性的培訓。

除卻理念上的灌輸，美國還為反對派提供了硬件上的支持——各種微型照相機、便捷式無線電發送器等設備，通過各種非政府組織，以各種援助的形式，流入到這些國家。

準備程序到了這一步，還沒有結束。大規模抗議半年前，臉書出現了眾多反對派的頁面，其中一個名為**“我們都是賽義德”**的頁面創始人，是時任谷歌中東和北非方向的市場部主管瓦伊爾·高尼姆——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也在其中出了不少力。

當抗議發生後，美國的互聯網公司、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受過美國訓練的“民主人士”各司其職，在第一時間將大量碎片化的信息不間斷地灌輸給當地民眾。據法國24小時電視台報道，那些號召民眾示威的帖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國人在美國撰寫併發布的。

看上去，民眾們是自發進行抗議，但實際上，這背後都是美國的**算計。**美國的“互聯網自由”戰略，通過互聯網傳遞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同時，又通過社交媒體，構建一個被精心設計過的“真相”，從而誘導對方民眾做出有利於美國的決定。

這些，美國輕車熟路。

就連美國媒體也深諳其中的套路，在報道中毫不避諱地使用《臉書、推特和油管，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這樣的標題。

不同時代，美國藉助的媒介不同，但它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就是向外界傳遞一個理念——世界要進入一個新的啓蒙時代，而這個時代，叫做“美國世紀”。

還記得開頭説的美國大使館的“公共外交小額贈款計劃”嗎？這種方法，早在二戰結束後，美國就開始用了。當時，美國戰略情報局執行了一項秘密的文化宣傳計劃。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組成這支隊伍的不單單有情報人員，還有政治家、各大公司的高層以及常春藤聯盟各大學的校友。

而計劃的目的，用美國前官員的話説，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全世界形成一個為美國效忠的貴族階層。

美國金融巨頭的兒子、前總統的兒子、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孫子，甚至是丘吉爾的表兄弟，都在為戰略情報局服務。作家海明威晚年一直被美國情報部門監視，但人們不知道的是，他的兒子，同樣就職於戰略情報局。

當時，中央情報局有一個叫做“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下屬機構。這個機構負責為藝術家們提供各種露臉的機會，它的旗下，甚至還有一家紀錄片公司。也就是説，只要你願意成為美式價值觀的“代言人”，美國能在最短時間內，把你包裝成為“大師”。

然後，中情局會利用你的影響力，配合着**“白手套”**，一起煽動民眾，最終促成政權的解體或者更迭。這樣一整套的流程，就是我們常説的“和平演變”。它很管用，但還是有些“缺陷”——它只能影響一小部分精英羣體。為了提高滲透效率，美國在原有的手段之上，又提出了個新概念：網絡外交。

美國前國務卿夏洛特·比爾斯是這樣解釋的，“讓人們看到美國的一個小鎮，聽到《獨立宣言》的朗讀聲。而這些，也是美國要利用互聯網實現的——創造美國的敍事，輸出美國的敍事，讓美國的價值觀和理想，在全球變得‘切實可行’。”

這些，美國早有規劃。譚主曾看過一份名為《互聯網戰略評估》的文件。這份報告，由美國國防部負責“低烈度衝突和隱秘行動”戰略評估顧問查爾斯·斯威特完成。他極具前瞻性地提出了一個詞，叫做**“互聯網的進攻型運用”**。

那是1995年。那年，微軟公司發佈了Windows 95，大洋彼岸的中國，才剛剛開始向社會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還不知道互聯網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查爾斯就意識到，相較於軍事行動而言，互聯網更有價值。

大家應該都看過《第一滴血》，在這份報告出來之前，美國想要完成上述操作，需要空降一個“蘭博”式的人物，他不僅需要有較高的武力值，還需要精通心理學，才能在敵後團結一批人，拉起一支反對派武裝。

但在這份報告出來之後，美國就只需要按下“發送鍵”。無論是從成本、覆蓋範圍還是效率來看，相較於之前的方式，利用互聯網的“和平演變”，都是美國“民主事業”的巨大升級。

這份“事業”最初順風順水，直到一個人的出現，阿桑奇。他是一名天才黑客，2006年，他創辦網站“維基解密”。4年後，這個網站曝光一大批關於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視頻。視頻中，美軍像打遊戲般，隨意射殺普通民眾。

在多次請求開火遭拒後，美軍士兵甚至**“撒嬌****”式**地請求上級，“拜託，讓我們射擊吧”，在得到允許後，士兵操縱起阿帕奇直升機的30mm機炮，對伊拉克平民進行掃射。

2011年，阿桑奇又在維基解密上公佈了13.4萬份美國國務院的機密電報。這些電報，大多都是美國駐各國的外交官發給國務院的情報。這些情報，將美國在各國乾的“好事”，一股腦地抖落出來。

2013年，一名叫做斯諾登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職員接棒阿桑奇，在“維基解密”上公佈了美國一項名為**“稜鏡”**的絕密級計劃。

這一計劃由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共同發起，他們可以隨意進入包括微軟、雅虎、谷歌、蘋果在內的9家國際網絡巨頭的中心服務器，從中挖取數據，獲取情報。換句話説，只要你是這幾家公司的用户，那麼包括你的電子郵件、通話記錄、搜索記錄等各種個人隱私，都會被美國政府掌握。

美國在互聯網上宣傳自由、民主、人權，但利用互聯網侵犯自由、民主、人權的，還是美國自己。説到底，美國一直將互聯網視為一個為美國霸權服務的工具。

阿桑奇和斯諾登的出現，意味着“互聯網自由”已經開始反噬，但另一個人的做法表明，美國某些人不僅不在意這種反噬，甚至，還要利用這種反噬。

這個人，叫做史蒂夫·班農。班農從一個政治素人，變成**“站在總統身後的男人”**，靠的是一家公司——劍橋分析公司。

2014年，劍橋分析開發出一款名為“這是你的數字化生活”的軟件，這款軟件是針對臉書用户設計的第三方軟件，下載使用這一軟件的臉書用户，都需要授權同意該軟件訪問自己和好友的臉書資料數據。

通過這些數據，劍橋分析可以推測出用户的性格特點，分析其政治態度。也正是靠着這些數據，劍橋分析可以將相關的政治信息發送給目標用户——和美國當初對別國民眾做的，如出一轍。

劍橋分析甚至會誘導一些有錢人故意給敵對的候選人送錢，或是對其使用**“美人計”**，設套故意讓其上鈎，然後將其舉動錄下來，再傳播到互聯網上。一場選舉，變成了互潑髒水、爾虞我詐的勾當。美國民眾看到的、聽到的，都變得不可信。

互聯網的特質，決定了符號化、碎片化和極具視覺衝擊力的壞消息能夠快速傳播，從而引發社會動盪。

於是，美國民眾的世界中出現了兩個美國——推特上的美國，是民主燈塔，是人權衞士，而現實中的美國呢？

當美國民眾發現了這種割裂感，美國政客會做什麼呢？他們只會在社交媒體上，在互聯網上，更加歇斯底里。所以，在美國疫情爆發時，美國政客不忙着去抗疫，卻在各種社交平台上抹黑別國。

一個人的認知，確實會受到互聯網信息的影響而發生改變，但這種改變，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當美國在互聯網上鼓吹描繪的美好願景和現實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就像是泡沫，再好看，終究是要破的。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曾經在1989年斷言，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演化的最終形態。2016年，他又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美國政治的衰敗或復興：2016年大選的意義》。

福山在文章中提到，美國政治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精英羣體對普通民眾慘淡的現實無動於衷，而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無法為這些人服務。這種偏差，在社交媒體的助力下，變得越來越顯著。

有問題，但解決不了。當美國謊言被不斷地戳破，美國政客能利用互聯網做的，也只有一點：利用互聯網去製造各種各樣的熱點話題，分散或者是嘗試轉移美國民眾的注意力。

可以預見，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美國政客將在互聯網上投入更多精力，針對別國的滲透與煽動，也會越來越歇斯底里。美國的“網絡戰士”，也會愈發瘋狂。

對於美國政客而言，互聯網，確實是一個好工具。但他們卻忘了一點，任何的技術、手段，都應該為所有人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服務。

是所有人，而非幾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