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深疫情的對比看岌岌可危的暑運_風聞

隨着廣州決定對離穗車輛和人員施以管制，交通運輸行業和旅遊行業的傳統旺季暑運，正在新冠的陰影下岌岌可危。可以預計的是，即使廣州成功在暑假開始前控制住疫情，我們也很難見到往年暑假機場和高鐵站熱鬧的景象。換言之，對交運行業和旅遊行業的從業者而言，今年將會是非常黯淡的一年——甚至比去年更為黯淡。

國內對於新冠不同變種的本土傳播能力一直沒有研究——出於醫學倫理原因，也不可能有這樣的研究。但在無形之中，這一次在廣州和深圳的情況，或許從一定角度可以看出兩種變種在華南的傳播效率。廣州和深圳幾乎同時被變種新冠襲擊——唯一的區別是廣州被印度變種襲擊，深圳被英國變種襲擊。

病毒在廣州的擴散速率遠遠快於深圳。這種如此巧合的「自然試驗」，或許能夠告訴我們變種病毒之間的對比。印度的疫情表明，在南亞的濕熱氣候下，印度變種的確具備在炎熱地區快速傳播的能力。東南亞的疫情同樣證實了這一點：疫情在多個重大節日（基督徒的復活節、穆斯林的開齋節和在家眾的佛誕）的背景下，快速在氣候相似的東南亞傳播開來。

在東南亞的傳播隨即通過種種渠道蔓延到中國——香港在四月下旬的疫情（這一疫情直接暫停了新港旅遊氣泡）表明，氣候隨着夏季來臨而越來越趨近於東南亞的華南地區難以在印度變種面前獨善其身。英國變種同樣值得小心：它在深圳也許傳播比較慢，但在氣候較華南温和的台灣便如魚得水般擴散開來。換言之，與台灣有着相似的氣候的華東-華中一線，在英國變種面前同樣脆弱。

因此，隨着夏季風逐漸北移，中國越來越多的地方會易於被這兩種新變種侵襲——兩種變種都在 2020 年的夏季形成，已經習慣了熱帶（印度）和温帶（英國）地區的夏季氣候。中國僥倖在 2020 年躲過了這兩種變種的傳播，但在 2021 年這兩種病毒已經在海外多個地方擴散，早已不是吳下阿蒙。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是廣深兩地疫情中人們的身份。廣州疫情的吹哨人是一位退休人士（本地人俗稱的「阿婆」），而深圳疫情的吹哨人是一位碼頭工人。

細細端詳的話，可以發現「忙、閒」或許也是一個因素：廣州通報的疫情相關人士行動軌跡幾乎遍佈全廣州，使得荔灣、海珠、越秀、番禺都出現個案；與此同時，深圳通報的疫情相關人士的行動軌跡，相對固定，使得深圳的疫情相對可控（深圳市衞健委的原話是「侷限於鹽田港區及鄰近區域，尚未在其他區域發現新增感染個案」）。

廣州通報的相關人士的活動範圍之廣，以至於在最初的「阿婆」的行動軌跡中，廣州人甚至調侃起了「哪裏的早茶最好喝」。當然，筆者在廣州住了廿幾年，我都知廣州哪裏的早茶好喝。但是，這的確反映出一個問題——無規律的人口流動對疫情的傳播的確起了一定作用。倘若全廣州的老廣喝早茶都只去一家店，疫情可能都不會以那麼快的速度傳播。

而中國即將迎來規模極大的無規律人口流動——暑運。和人口流動相對有規律（以回鄉度歲為主）的春運不同，以旅遊客流為主的暑運相對是無規律的。暑假期間，帶着孩子出遊的家長、赴外地實習的學生、仍然要出差的上班族，共同構成了無規律的人口流動。換言之，在暑假期間，你根本不知道，甚至無從推測你的鄰居、朋友、同學去過哪裏——除非你問人要行程卡。

很難想象對於有規律人口移動都無比緊張和憂心忡忡的政府和民眾，會任由規模相近的無規模人口來往自己所在的城市和鄉村——這毫無疑問是危險的。因此，可以看見的是，新疆、遼寧等省份，已經對廣州乃至廣東表明了態度。

我們需要再考慮一個問題——在此次廣州疫情中出現了學生羣體在和家人出外聚餐時感染了病毒，回到學校內造成了校內感染的情況。

這暴露了另一個問題：與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的疫情防控意識顯然是較弱的。他們在學校的時間中，不少情況下無法佩戴口罩——例如吹奏樂器、體育活動、在飯堂集中就餐等；同時，即使可以佩戴口罩，也難免會有有意無意間摘下口罩的情況。

因此，教育系統在疫情下壓力巨大——尤其是在高考和中考即將到來的時候。即使順利挺過高考和中考，在秋季學期開學的一剎那，沒有人知道學校裏會發生什麼。設想一下，從全國各地回來的學生，帶着五湖四海的經歷回來了——倘若裏面有一個攜帶了某個地方的病毒，那學校裏可就熱鬧了。

很難想象學校能夠承擔這樣的風險。學校和教育部門唯一可能的做法，就是主動勸喻學生（和家長）不要在暑期前往外地旅遊。

這三點結合在一起，問題的全貌已經昭然若揭。印度變種帶來的熱帶傳播能力使得病毒在夏季的中國不再有傳播障礙；暑期無序的人口流動使得各地無從預測可能的疫情來源；而學生羣體的校內傳播則成為了社會的脆弱點。因此，「暑運」毫無疑問成了各地心照不宣但避之不及的事情——這個暑運對交運和旅遊界而言，可能又是顆粒無收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