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官員傅立民:90%美國人敵對中國 中美關係惡化責任在美_風聞

傅立民：現在中國有能力主動邁出第一步　　

傅立民。圖/受訪者提供　　本刊記者/曹然　　

上世紀80年代初，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是美國國務院極少數相信中國會堅持改革開放的官員。如今，在美國政府強調對華競爭時，他又指出美國很可能輸掉與中國的“比賽”，並主張停止貿易戰、增加對華接觸，將重心放在提升美國自己的競爭力上。　　

對於傅立民近期關於中美關係的論述，5月11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希望美國政府能夠聽進去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有識之士的正義聲音。”　　

但在華盛頓，傅立民的聲音面臨諸多質疑。“我顯然是少數派。” 如今身為布朗大學高級研究員的傅立民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時説。　　

現年78歲的傅立民擔任過分管非洲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駐沙特大使，但他的外交履歷更多還是與中國的“交集”。1972年，傅立民作為首席翻譯陪同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他將尼克松口中的“parallel”翻譯成“殊途同歸”，得到周恩來的讚揚。尼克松指着他對周恩來説：這將是未來的美國駐華大使。　　

隨後，傅立民在駐華公使任上參與了“三個聯合公報”談判、台海危機應對、 “熊貓外交”開啓，上世紀90年代又以國防部助理部長身份重啓中美防務對話。

　　傅立民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拜登政府將在很大程度上延續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但不排除對一些嚴重損害美國利益的政策進行局部調整；而從長遠看，美國會面臨越來越多的“必須與中國合作”的領域。　　當地時間5月1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商業、科學和運輸委員會表決通過《無盡前沿法案》，待參眾兩院及美國總統批准即可生效。這項500多頁、總投入金額超過1100億美元的法案，被認為釋放出美國通過政府手段推動科技發展和技術保護的強烈信號。對於這項法案，傅立民直言，切斷與中方的科研聯繫“是愚蠢的，沒有別的詞可以形容”。中美在當下不應滑向更激烈的對抗，而應先管控住分歧。　　

中美關係惡化，主要責任在美國　　

中國新聞週刊：你最近在文章中認為，美國可能會輸掉目前與中國的競爭，主張美國應繼續保持對華接觸政策。但在華盛頓，很多專業人士甚至傳統的“知華派”人士，正從支持同中國接觸轉向支持與中國競爭。如今你在華盛頓是“少數派”嗎？　　

傅立民：我顯然是“少數派”。這並不特別困擾我，因為我覺得我是對的，其他人是錯的。我知道我説的話在中國和美國聽起來不一樣。我的觀點是，如果美國將“與中國競爭”作為中美關係的一部分，那麼我們應該做得很好，而不是犯下錯誤。　　

我們需要面對這樣的事實：需要更多的投資，需要促進科技和經濟的發展，需要調整經濟結構，使其在內部更具有競爭力。我們絕對不需要搞保護主義，因為那反而會降低經濟效率。　　

但現在美國的大多數人的觀點已經變了，大約90％的美國公眾對中國持懷疑甚至敵對的態度，中國的情形也差不多，這是過去四五年總體趨勢發展的一個頂峯。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幸的，因為我不認為中美兩國民眾真的“感知”到了對方，而是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誤解。　　

這叫“想象的鏡像”：我們看着別人，但其實沒有看到對方，而是看到了我們自己。我們沒有共同的歷史，面臨不同的情境，自然有不同的觀點，但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想象我們在對方的位置上、按照自己的邏輯做出的行為。　　

中國新聞週刊：這主要歸咎於特朗普？　　

傅立民：有些問題一直存在，不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才發生的。特朗普政府的問題是兩方面：首先，它缺乏對中國的瞭解，不熟悉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不瞭解中國人民的感受；其次，它通過尋找中美之間的分歧去定義中美關係，而不是通過尋找共同利益。　　

雙邊關係只有在強調共同利益甚於強調分歧時才可能走向繁榮。如果雙方有不可調和的分歧，那意味着我們對這些問題無能為力，需要圍繞這些問題展開工作，而不是讓分歧成為雙邊關係的中心。　　

特朗普政府完全開啓了自己的方式，基本是在侮辱他人。其結果完全符合我的預期：它激怒了中國人，而且讓人們不再去想中美關係變壞的其他原因。總之我認為中美關係的惡化主要責任在美國，且與特朗普先生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新聞週刊：中國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知華派”學者的觀點存在代際差異。你這代學者喜歡從歷史背景和中國經典中理解中國政府的行為邏輯，但年輕一代更願意從權力競爭的角度看中國。你的子女中就有年輕一代“知華派”中的傑出代表。你覺得兩代美國“知華派”學者間存在這種差異嗎？　　

傅立民：我的觀點並非一成不變，但你提到的差異是自然存在的。我初次接觸中國時，中國貧窮、脆弱、孤立。我目睹了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所有這些問題：國家變得強大，可以保護自己；經濟發展取得成功；在國際上不再孤立，成為全球經濟的核心組成部分。我當年認識的中國已經不存在了。我明白中國是從哪裏來的，走了多麼遠的路，我的看法自然與那些在中國富起來之後才接觸中國的人不同。　　

瞭解中國的歷史很重要。有時候我不同意中國人對自己歷史的解讀，但我同意，在大多數時候，中國滿足於治理自己疆域內的事務，這種“疆域”來自於幾千年間形成的自然邊界。所以我認為中國不是窮兵黷武的國家，它和冷戰中的蘇聯不同，和近代以來的日本、德國不同，甚至和英國不同。但我想，那些沒有親歷過冷戰的年輕人，對這種差異的認知可能不那麼清楚。　　

我還想提及一個因素，就是雙方都有一些政策措施讓外國人在本地生活感到不舒服。我看到一些人，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的看法特別積極，結果半年之後變得消極了。來美國的中國學生也一樣，他們可能滿懷希望地過來，結果半年一年之後對美國的態度變得負面起來。　　

這是兩國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政府都對國家安全負有責任，但我們需要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一些政策會影響到外國僑居者對本國的看法。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跨國旅行者、更多的人員往來，不要陷入閉關鎖國；應該允許對方進行一些建設性的批評，而不是對所有批評都過度反應。在我們犯錯誤的時候，我們需要有人提醒我們。　　

總之我們雙方都應該變得更成熟，少關注“面子”，多關注“裏子”，多聽取有意義的批評建議。　　

我們不知道誰會被孤立　　

中國新聞週刊：拜登政府會聽取你的建議嗎？　　

傅立民：我認為不會。這和美國的國內政治有關。拜登面對着一個勢均力敵的參議院和優勢不大的眾議院；他贏得了大選，但有將近一半民眾沒有選擇他，甚至不接受選舉結果。另一方面，中美關係問題在分裂的美國社會中存在廣泛共識，拜登很難在這種情況下改善中美關係。　　

事實上，拜登現在陷於美國國內政治中，利用兩黨對中國採取更強硬政策上的一致立場，對他而言是有利的。這樣他就可以跨越黨派障礙，得到共和黨人的配合，而非在對華政策上疏遠共和黨人，甚至與共和黨人對抗。總的來説，現在的美國政府沒有動力和空間去按照我這樣的批評者的要求去做出改變。　　

有沒有可能改變，則取決於2022年中期選舉。如果民主黨人在參眾兩院取得更大優勢，拜登會有更多的空間去改變政策。另外，當這些錯誤變得明顯時——我覺得我們正在犯錯誤——會有改變的壓力。像貿易保護主義這樣有損美國經濟的政策會受到質疑。

   此外，我們還會看到越來越多必須與中國進行合作的領域。比如，中國在空間領域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們需要有共同的標準去處理太空垃圾、火箭殘骸落點等事項。這需要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及其他太空活動參與國的共同合作。我想這會成為中美回到深化合作軌道的案例。　　

中國新聞週刊：所以從較長的週期來看，我們可以對中美關係保持樂觀，但在2022年之前，拜登會繼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傅立民：我很遺憾，但情況就是這樣。在大多數領域，這種政策傷害美國比傷害中國更甚。對中國而言，中美之間正在發生的脱鈎可能減緩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會讓中國與西方世界使用的技術標準有所不同，中國可能因此在科技領域被西方世界孤立，當然也可能是西方世界被中國孤立。　　

有一個古老的笑話：英吉利海峽孤立了英倫三島和歐洲大陸，但到底是英國被孤立了，還是歐洲被孤立了？我們不知道誰會被孤立，但我們知道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將會出現更大的分歧。　　

有一個例外，軍事對抗的傷害是雙方都不可承受的，因為我們還沒有管控局勢升級的機制。在美國，有些人主張我們要明確承諾保衞台灣，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這將鼓勵台灣人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我們應該鼓勵他們為自己負責。他們需要意識到，台灣不是一條船，它緊挨着大陸且無法離開大陸。它的地緣位置決定了不論其實際地位如何，都必須和大陸保持良好關係。　　

尋求科技開放與安全關切之間的平衡　　

中國新聞週刊：在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中，有沒有哪些部分，是拜登會在短期之內有局部改變的？　　

傅立民：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可能會有改變，因為這顯然傷害到了美國人自己，不管是農民還是產業人士。美國商界已經有很多批評的聲音，反對延續特朗普時代的政策。　　

我猜測，隨着時間推移，中美之間可能會重新就一些貿易問題進行談判。拜登的貿易談判代表戴琦對此有她自己的觀點。我想她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不會延續特朗普的方式。但這並不意味着戴琦就會去改變這些政策，關鍵在於中美之間拿什麼來交換。　　

今天，中國實際上有能力回應一些當年被美方質疑的問題。比如知識產權在中國得到了更有力的保護，因為中國人自己也在大量創造智力成果，需要得到保護，所以政府、法律和司法系統已經改變了。這意味着我們有可能在知識產權問題上達成新的共識。雖然這些都算是小議題，中美關係必須這樣一磚一瓦地重建，不能突然把它放到什麼新框架中。

　　

4月10日，上海紀念中美乒乓外交50週年系列活動在國際乒乓球聯合會博物館和中國乒乓球博物館開幕。攝影/本刊記者 湯彥俊　　

中國新聞週刊：今年是乒乓外交50週年，你在中國任職期間還推動過“熊貓外交”。我們應該加強這種交流嗎？

　　傅立民：我不覺得現在是這種民間外交的好時機。乒乓外交出現時，世界感到很驚喜。但在另一個層面，我當時已經讀了中美華沙會談的會議記錄，知道雙方正在努力尋找建立更好的溝通途徑。所以當乒乓外交發生時，我對這種形式感到驚喜，但對“有事發生”並不驚訝，我知道會發生些變化。　　

不幸的是，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當今潮流是與建立良好關係的願景背道而馳的，我們必須等待潮流的轉變，這可能需要雙方一起努力。與此同時，體育外交可能依然是交流的一種形式，但當前聚集性活動顯然不是好的方式，奧運會也已經受到質疑，所以這個問題最好從長計議。　　

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難重建，這是必然的道理。我們必須用真正的行動來重新贏得信任。在這方面，中國可以邁出第一步，表示認識到並願意解決己方的問題，比如：“我們在發展創新經濟，保護知識產權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希望美方尊重我們的知識產權，以換取我們尊重你們的知識產權。”　　

我不得不説，在我親歷的過去50多年的中美關係發展中，很多時候是美國邁出第一步。最開始是尼克松在1972年訪問中國；1993年我負責與中國恢復軍事交流，也是我去北京談。現在中國有能力主動邁出一步。　　

中國新聞週刊：關於民間往來，美國國會和白宮正在處理的另一件事是《無盡前沿法案》，它會進一步限制中美科研機構及人員的正常合作往來。這將對中美關係產生多大影響？　　

傅立民：《無盡前沿法案》有一些好的方面，它使美國迴歸了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的政策，即政府大規模投資技術研發，然後由私營企業加以利用。我們看到，最近的成功案例是航天產業，政府在私人投資風險太大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前期投資，這是很好的模式，我很高興地看到美國成為模範。事實上，中國的科技發展借鑑了這種模式，也取得了成功，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迴歸這種大規模投資呢？這是正確的。　　

但你提到的部分，完全是悲劇。至少從“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科技領域的領導者，取得這一地位的原因是開放，向外國人、外國先進理念及跨國科研合作開放。而現在美國正在限制這些活動，這是不對的。　　

誠然，美國之前的開放政策推動了中國的科技發展，但現在，當中國有了足夠的科學技術人才、工程師和數學家，可以自己進行大規模科研創新時，我們卻去切斷與中方的科研聯繫，這是愚蠢的——沒有別的詞可以形容，這是愚蠢的。　　

我想隨着時間的推移，拜登會考慮來自美國科學界的反對意見。中美雙方現在都有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拜登必須回應這種擔憂。現在需要的是找到一條“中庸之道”，以在科技開放與安全問題關切之間達成平衡。我認為我們將努力尋找這種平衡，希望能取得成功。　　

中國新聞週刊：在較短的時間內，中美關係能達到的最好狀態是什麼？　　

傅立民：我能期待的是，我們管控住了分歧，然後花一段時間重新思考我們將走向何方、我們的選擇對雙方都意味着什麼。我不認為目前的分離趨勢對任何一方有好處，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哪些是使我們相背而行的問題。我們需要更多地瞭解對方，而不是變得更少。我們將從這些關係的擴展中受益。總之，暫停一下，刷新關係。　　

我看到中國正在努力改善自己的教育體系，大力投資科技和商業環境，這是良性競爭的結果。競爭應該使競爭各方都變得更好，這是我們喜歡競爭的原因。但也有危險的惡性競爭，不是為了自己變得更好，而是為了傷害其他參與者。所以對於中國的發展，我希望美國進行良性、健康的競爭，提高自己的實力，也讓中國做自己的事情，不要強加對方任何東西。

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