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時代來臨,3億多人的“主要矛盾”待解_風聞
城市进化论-城市进化论官方账号-探寻城市路径,揭秘经济逻辑2021-06-01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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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出爐不到一個月,三孩生育政策來了。
城叔認為,這次的重點不在“三孩政策”本身,而是緊跟着的後面半句:“配套支持措施。”
進一步釋放鼓勵生育信號
關於人口話題,這段時間已經討論了不少。普查數據一公佈,我國目前的人口特徵、趨勢被擺上枱面,經濟學家任澤平對此總結了“五化”: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城市羣化、階層固化。
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8.70%,上升4.63個百分點,是為“老齡化”;育齡婦女規模持續減少,出生人口自2016年之後連年下降,3億多育齡婦女實際總和生育率只有1.3,是為“少子化”;平均家庭户規模首次“破3”,降至2.62人,家庭子女數減少,單人户增加,是為“不婚化”。再加上過去十年間,16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4000多萬人。總體來看,我國人口出現了結構性矛盾。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十四五”時期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重大政策舉措彙報,審議《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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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會上最關鍵的一句話就是:“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而且,“三孩政策”帶着“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的使命而來。
從表述來看,“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並沒有附加“單獨”或“雙獨”這類限定條件。但仔細想想,全國實際總和生育率只有1.3,生育意願子女數也只有1.8,遠不及2的水平。沒有生育一孩、二孩的前提條件,哪裏來的“三孩”。
七人普中有兩組數據,需要連起來解讀。一組數據體現的是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積極成效:2014-2017年,由於生育政策調整的因素,全國多出生“二孩”數量為1000多萬人;另一組數據則反映出政策調整不如預期那般樂觀:2016年出生人口攀升至1786萬,創2000年以來峯值,之後連年下降。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此前的新聞發佈會上也提到,“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響,也受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後者的影響力在逐步增強。”
生育政策調整,是最根本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大力沉、影響深遠。基於這些背景來理解“三孩政策”的意義,重在進一步釋放鼓勵生育的信號,促進中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搬走壓制生育意願的“大山”
此次信號釋放,與過去最大的差別在於同步實施的“配套支持措施”。
這次“配套支持措施”增加了“覆蓋面”。
無論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還是過去的文件,生育政策一直主攻生育、養育、教育三個環節。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更進一步,提出“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特別提出要引導青年的婚戀觀、治理不良的社會風氣,把“不婚”的問題拉到一塊兒來解決,從源頭上增加“生”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完善生育休假與生育保險制度,保障女性就業合法權益,也成為了“配套支持措施”的一部分。鼓勵生育的“主要矛盾”,進一步聚焦到3億多育齡婦女身上。
育齡婦女“不想生、不敢生”的原因林林總總,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生和育的過程影響着女性的就業和自我價值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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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思想觀念的更新,這羣育齡婦女早已不同以往——
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處於全球較高水平,2020年“胡潤女企業家榜”Top10有9位都是中國女性……諸多信號顯示,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為職場中堅力量。
然而,就業權益保障不足的現實,推高了女性暫別職場、迴歸生育的成本。
企業招聘啓事中依然會備註“已婚已育者優先”,54.7%以上的婦女在求職過程中被問及與結婚、生育有關的問題(據全國婦聯2017年調查),女性產假之後工作崗位被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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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到“育”,漫漫十餘年,女性不得不面臨工作和家庭不斷平衡的兩難境地。
更別提站在這些女性背後的整個家庭的生育、養育、教育負擔,包括教育成本、教育公平、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税收、住房等更深層次的社會經濟話題。這些既關係到“養”所帶來的經濟負擔,也暗含與“育”相關的內卷焦慮。
人口問題是事關國家發展的大話題,但生和育,落到每一對育齡夫婦、每一位適齡婦女身上,都是尤為具體的“一座山”。
想要通過生育政策優化,調整“不想生、不敢生”的現狀,只是發佈一個鼓勵生育的信號,是遠遠不夠的。“配套支持措施”的關鍵,是解決生育問題與經濟社會政策的配套銜接,真正解決生、育的後顧之憂。
文字 | 吳林靜
來源 | 城市進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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