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背後，我們正在面對什麼？_風聞

人口問題帶來的影響，遠比想象的深遠。

5 月 31 日，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將實施「三胎政策」，鼓勵一對夫妻生育三個子女並給予配套支持措施。

實際上，這次國家不僅頒佈了「三孩政策」，為了鼓勵人們多生孩子，還打算治理天價彩禮的亂象。會議強調，「要加強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風氣進行治理。」而這一切的背景，是 2020 年，我國出生人口為 1200 萬，再創歷史新低。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人口共 141178 萬人，離婚率上升，結婚率下降

在不久前極客公園的企業家社羣「前沿社」和 OnePlus 聯合舉辦的前沿思考論壇 2021 上，攜程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和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與創業者們共同探討了人口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過去，我們談了很多跟 AI、大數據、基因編輯、區塊鏈、機器人相關的問題，但在我來看其實都不夠前沿。」易到創始人、前沿社聯合發起人周航認為，「因為追逐前沿的東西不僅要看前沿的技術，也要去思考前沿的問題。」

人口問題就是那個前沿的問題，也是當下最棘手和敏感的問題，它直接決定着未來十年、二十年社會的走勢。

參與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的梁建章，可能是企業家中研究人口問題最知名的一個，他在很早之前就開始研究人口問題，並堅持不懈地呼籲、推動人們關注人口變化。攜程 2004 年上市以後，他 2007 年「瀟灑」地辭去了 CEO，跑到斯坦福大學讀了七年的博士，做人口經濟學的研究，成為了一位人口經濟的學者。

極客公園的企業家社羣「前沿社」和 OnePlus 聯合舉辦的前沿思考論壇 2021 現場

周航問他，「為什麼當初研究人口這麼起勁兒？」梁建章説，最初是在那邊研究人口與創新的關係，後來注意到中國人口老齡化、少子化數據「實在可怕」，「這是非常讓人着急的事情，長遠來看，這是中國經濟、社會最大的一個問題。」

而在在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上，中國的鄰居日本是個「前輩」。而在日本和中國的相關話題上，競選過東京市市長的大前研一的觀點往往尖鋭而且富有爭議。他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在管理學界有全球影響力的學者，曾準確預言了前蘇聯的解體、日本經濟泡沫、中國經濟崛起等等。另外，現在比較流行的「低慾望社會」、「M 型社會」（特徵是中產階級的衰落）等概念最早就是由他提出的。

以下是他們對於人口問題進行的討論節選，經過極客公園編輯整理：

人口問題為何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來看，「老齡化」、「少子化」並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只是東亞國家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的問題。

新生兒的比例，往往就預示着未來幾十年以後世界人口的比例。按照目前的出生率，未來 20 年，非洲人口可能會佔世界的 1/3，甚至於更高。另外南亞、東南亞的比例也會較高，歐美發達國家和中國人口占比會下降。

「老齡化只是東亞國家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的問題，中國的人口生育率已經低於日本。目前全球人口的生育率還是在 2 以上，而且人口會一直增長到 100 億左右。」梁建章認為，雖然有的歐美國家也有老齡化的問題，但他們的移民環境相對開放，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如果不能解決生育率問題的話，到了下一代人的時候，中國超越美國的創新能力就會下降。」因為，人口規模的下降直接關乎到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

過去，製造業昌盛的時期，全球化貿易壁壘相對不高，像來自人口不多的芬蘭的諾基亞很容易就賣到全球去。而在從互聯網開始的數字經濟時代，人口規模在競爭中的分量越來越重，梁建章説，「因為客户參與了創造」。

攜程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正在參與現場討論

他舉了攜程的例子，在服務大量用户的過程中，網站的流程是在不斷地打磨優化的，相當於用户參與了創造。比如説一個創新需要 1000 萬人口才能夠把這個產品打磨好，中國很快就能積攢到 1000 萬，而對一個小國來説就非常困難。

「製造業階段，歐洲和日本有些不錯的公司，但互聯網階段，美國最初就一統天下，因為他們有很強的人口優勢。」在數字時代，這就是人口規模效應對於創新的影響。

按照目前的技術發展規律來看，任何日常的、重複性、有規律的工作幾乎都能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取代，而不能被取代的就是來源於人的創造性工作。「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會造成人們沒有工作可做，而是會造成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的加劇。科技進一步放大了創新的重要性。」

數據顯示，目前創新人羣佔產業的 5%，也正是他們獲取了產業鏈中的絕大多數利潤。梁建章表示，「世界上只有那麼幾個地方有集聚效應，能把人才、資金、創新吸引過去。最後就看誰更能吸引人才，誰擁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往往來自於雄厚的人口基數。

**另外，不僅僅是人口基數，人口結構的老齡化也會嚴重抑制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這種影響，在日本可能被展現得最「淋漓盡致」。

大前研一觀察到，日本老年人很多，通常會告訴年輕人該幹什麼，會制定很多規則，對年輕人進行管束。而這樣，很容易導致年輕人被太多的規矩所束縛。

對此，梁建章覺得，「老齡化社會中，老人有他的既得利益。比如，如果平衡一個社會是選擇要花更多的錢給老人養老，還是花更多的錢給年輕人生孩子，民主投票的話，佔據多數的老人肯定不願意犧牲老人養老的這些福利。」

在日本的老齡化社會中，老人佔據了更多話語權、投票權，很難讓他們主動傾斜資源去解決年輕人的問題。整個社會便趨於保守，創新能力就會下降。

不僅如此，因為缺少年輕人，日本空置的房子已經佔到了全國的 13%，年輕人買不起，有錢的老年人消費慾望低，不想買，進一步重塑了社會的消費結構。

可以説，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直接關係着不同區域的創新創業能力、社會話語權、消費結構等等重要問題。

要怎麼解決正在到來的人口難題？

老齡化、少子化還會帶來其他一些非常具象的問題，比如日本由於新生兒的降低，導致生源不足，不少學校因此關閉，也造成了大量教師的失業。

日本的工作人口在 80 年代初到達了頂峯，「到了現在 60 歲的人非常多，65 歲以上的佔據了 30%，工作人口只有 50%，15 歲以下的只有 15%，這對我們的人口結構是非常大的扭曲。」大前研一説。

為了解決老齡化的問題，日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從懷孕四個月一直到孩子小學畢業，政府會給家庭發放不同的補助金；比如，孕檢免費等等。但大前研一覺得這些政策取得的效果並不好，日本政府還是過於保守。

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線參與討論

他認為要想進一步解決問題，取消户籍限制是個好辦法，比如允許未婚生育的孩子擁有户籍身份，而這在當前的日本是不允許的；鼓勵年輕人不要和父母住一起也是必要的，政府可以為年輕人提供一些補貼；另外，他認為在移民政策上應該放寬鬆，不應該在行業需要人的時候請人進來，在蕭條的時候，人口比較多了，就讓這些移民回到自己的國家，讓人無法相信可以長期地在日本生活，「這是一些短視的政策。」

而梁建章並不認為日本鼓勵生育的措施效果差，「如果不鼓勵的話，那可能沒辦法判斷，它會差到什麼程度。」

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的生育率目前已經低於日本、情況更加嚴峻，但梁建章覺得倒不用非常悲觀，「因為日本出現低生育率問題的時候，日本的人均收入是比美國還高的，中國現在出現低生育率問題的時候，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 1/6，我不認可所謂的未富先老，這些都不對，中國上升的潛力還很大，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是遠遠滯後於他實際的創新能力的，中國的創新能力已經是接近發達國家，他的人均收入還只有發達國家的 1/3，是美國的 1/6，所以中國在這個方面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極客公園創始人、前沿社聯合發起人張鵬（左）與易到創始人、前沿社聯合發起人周航（右）主持現場討論

「如果看全球社會的發展，未來一百年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中國的崛起，就是家庭的消亡。」梁建章預測。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遠離婚姻。房價、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兩個影響因素。中國的大城市房價均價超過日本很多，北京、上海、深圳排在世界前列，日本東京的房價和中國的二線城市差不多。另外，加上中國家長「雞娃」的熱情，很多年輕父母「被動地」背上了很重的教育負擔。

「再加上男女比例的不斷失衡，女性要求男性有房子、且條件要比女性好很多才能結婚，這就會造成惡性循環。」大前研一説，「大家變成為了經濟、收入而活，大家都是停留在非常表層的愛情上。」他認為，只有當父母這一輩開始去討論愛，而不是用經濟來衡量愛情的時候，問題才有可能緩解。「每個人在 20 歲、30 歲、40 歲、50 歲都是不一樣的，可以去考慮這個人的長期潛力，而不只是目前的狀況。」

顯然，男女婚配成為了一個大的系統問題。企業或許也可以參與到改善社會問題的進程中，比如多組織一些興趣小組、社交活動。

另外，教育的「雞娃」問題是也不是沒有辦法。大前研一舉了個例子，丹麥在 21 世紀初發現，21 世紀很多問題是沒有人知道答案的，老師也沒有辦法按照過去的方式教。因此，老師的角色就從原來的教變成了引導。這引發了非常巨大的變化，過去幾年，丹麥人均 GDP 幾乎翻了兩倍，這個 600 萬人口的小國培養了 13 個諾貝爾獎得主，8 個獨角獸企業。及時地完善教育方式，或許也是中國正面臨的挑戰。

面對「必然」的未來，一個組織還要思考什麼？

面對接下來一段時間內的老齡化的必然局面，追趕所謂銀髮經濟「風口」，只看到局部的市場影響是不夠的，任何一家想要做成「百年老店」的企業組織，更需要去思考更多的連鎖反應是什麼，該如何去跨越這個週期。

最近幾年，職場一直盛行「年輕崇拜」，互聯網公司尤其喜歡宣傳公司員工的平均年齡有多低。然而隨着社會的老齡化，職場中的 35 歲以上的所謂的老人會越來越多，勢必會佔據越來越多的崗位，尤其是管理崗位。

梁建章覺得，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造福浪潮是空前絕後的，只有在這個行業、這個時期，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才有機會短時間內顛覆「百年老店」，幾年時間內出現一個獨角獸。但隨着這波浪潮過去，互聯網與各行業的深度融合後，與芯片、生物等傳統行業一樣，想要創新的話，可能也需要 10 年、20 年的積累。

未來如何協調年輕人與「老人」，梁建章認為，「肯定有一些年輕人有很好的想法，可以讓他嘗試做一些實驗型的項目，如果能夠成功的話，那這些年輕人也會更快的被提拔和冒出來，這是可以的。」

未來，企業管理者們需要重新規劃不同年齡段的人在公司擔當的角色。**除了公司員工年齡結構的變化，地理區域也是個決定公司人才厚度的因素。**大前研一認為，任何一個國家到了一定規模後，都沒有辦法保證每個地區都非常繁榮，比如美國的硅谷、華爾街、西北地區吸引了很多世界企業和人才，但其他地區的經濟卻相對疲軟。

他覺得，在理解一個國家的時候，可以聚焦一些「大區域」——很有希望的、可能會成為未來的世界中心、企業家活動中心的地區——比如深圳。

在這位日本人的眼中，深圳彙集了產業鏈完整的上下游和來自中國政府與世界的投資，這些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一個想法和點子可以立刻變成產品。這樣的環境也吸引了大量的願意嘗試、創新、突破的年輕人。

因此，如何及時地在地理空間上進行佈局，以獲得更好的發展，也是未來一段時間可以去把握的紅利。

從 2010 到 2020 年間，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而人口遷移流動的主流是從中西部流入東部。在這種集聚效應推動下，下一個深圳，可能就在其中。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前沿思考論壇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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