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與大象間的三千年搏鬥：從雲南野象罕見北遷説起_風聞

**按：**近日，雲南15頭野象一路向北遷徙的新聞引發了人們的關注。目前，象羣目前已進入玉溪市峨山縣地界。遷徙的原因尚未完全研究清楚。

根據“玉溪發佈”消息顯示，40天時間裏，該象羣在元江縣、石屏縣共肇事412起，直接破壞農作物達842畝，初步估計直接經濟損失近680萬元，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這也無法阻止人們對野象的好奇，不僅當地羣眾爭相圍觀，這條新聞也上了微博熱搜。

大象出現在村莊裏，看起來是非常稀奇的事件。目前，亞洲象是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是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瀕危物種，在中國數量約有300頭，主要分佈在雲南的西雙版納、普洱、臨滄境內。鮮為人知的是，歷史上大象曾經遍佈中國各地，包括今天的北京一帶，也曾經有過大象的痕跡。但是，因為與人類的“搏鬥”，大象的陣地不斷退縮。

在被譽為西方學者撰寫中國環境史的奠基之作《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裏，作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中國史教授伊懋可分析了大象退卻到中國西南部的原因。伊懋可認為，農民對棲息地的爭奪，導致大象缺乏樹木的遮蔽；農民認為大象會踐踏和食用農作物，帶來他們對大象的不滿；此外，大象還有經濟、軍事和儀式的用途，也引發了人們對大象的捕捉和獵取。伊懋可進一步認為，大象“在時間和空間上退卻的模式，反過來即是中國人定居的擴散與強化的反映”。

《人類與大象間的三千年搏鬥》

文 | [英]伊懋可

譯 | 梅雪芹 等

4000年前，大象出沒於後來成為北京（在東北部）的地區，以及中國的其他大部分地區。今天，在中國境內，野象僅存於西南部與緬甸接壤的幾個孤立的保護區。“大象的退卻”這張圖片顯示了大象向南部和西部撤退的漫長過程的階段性，這以已故的文煥然（文煥然等著：《中國歷史時期植物與動物變遷研究》）的研究為基礎繪製而成。

“大象的退卻”，説明：除反覆不定的分佈帶之外，在大象後來分佈的那些地方早期都有大象分佈。現代海岸線。（出版社供圖）

在商代和蜀國考古遺址中發現了象骨，當時鑄造青銅象，甲骨記載中商代，在龜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上記載了對神諭質詢的回答。提及大象被用於祭祀先人，所有這些情況清楚地説明，在古代，中國的東北部、西北部和西部區域有為數眾多的大象。然而，公元前一千年開始後不久，在東北部/東部邊界的淮河北岸，大象幾乎無法越冬。到公元第二個千年開始時，它們只能在南部活動。在上個千年的後半期，它們日漸集中於西南部。

造成這一災難（從大象的觀點來看）的原因何在？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氣候變冷。大象不能很好地抵禦寒冷。但是，既然在稍微暖和了些的時期（例如公元前700—前200年，當時它似乎從長江流域向北退回到淮河沿岸），大象種羣恢復得也不多，並且多半根本沒有恢復，那麼，一定有其他的力量在起作用。最明顯的解釋即是，**大象在與人類持久爭戰之後敗下陣來。可以説，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上退卻的模式，反過來即是中國人定居的擴散與強化的反映。**這表明，中國的農夫和大象無法共處。

必須説明的是，在嶺南，因為一些非漢族文化習俗的影響，這裏的“中國人”與大象的衝突似乎不那麼大。唐代的一位作家評論茫施“蠻”——他們屬於傣族——時，寫道：“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養象以耕田，仍燒其糞。”

一般而言，與野生動物搏鬥是早期周朝文化——古典中國後來由此發端——所具有的一個明顯特徵，從《孟子》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孟子》一書記述的是儒家傳統中第二位重要的思想家也即孟子的思想。這位哲人生活於公元前4世紀，所談論的是早於他那個時代750多年的事。儘管如此，他針對周公不得不説的一番話，仍然是發人深省的：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悦。

這大概描寫了公元前兩千年末期黃河中下游的情況。我們不一定相信其中的細枝末節，但是可以將它作為對某種延綿不斷的社會記憶的表達，所憶的則是一種反映了鞏固農耕文化之努力的心態。

具體來説，人與大象的“搏鬥”在三條戰線上展開。**第一條戰線是清理土地用於農耕，從而毀壞了大象的森林棲息地。**我們聽説，大象不時侵入有城牆護衞的城市，一個原因可能在於它們面臨着可利用的資源日漸萎縮的壓力。**第二條戰線是農民為保護他們的莊稼免遭大象的踩踏和侵吞，而與大象搏鬥。**他們認為，為確保田地的安全，需要除掉或捕捉這些竊賊。**第三條戰線或者是為了象牙和象鼻而獵取大象，象鼻是美食家的珍饈佳餚；或者是為了戰爭、運輸或儀式所需，而設陷阱捕捉大象並加以訓練。**這三條戰線可以分別加以考察，不過在所有的情況中，棲息地被毀則是要害所在。

中國的大象需要生活於沒有陡坡的温暖濕潤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它們能避開直射的陽光，行動自如。理想之處是靠近水源或濕地的空曠森林。它們很可能重達5噸，每天會消耗大量的食物，主要是樹葉、野香蕉和嫩竹葉。它們對水的需要不僅是為了飲用，也是為了沖洗和降温。《淮南子》描述了這一時期南方地區“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地宜稻，多兕象。”這是一部彙編於公元前120年左右的自然史綱要，其中藴涵一種意識，即自然環境力量造就了特別的生物，並以特別的方式塑造了它們。

大象繁殖緩慢，通常孕育一頭幼崽需要1.8年。因此，在遭受人類的屠殺而減少後，其數量短期內很難恢復。雖然大象有着獨特的智慧和記憶力，但它們也不太容易適應環境的變化。不過，它們有能力遷徙。如今的其他任何四足哺乳動物要想輕易地涉過或遊過如長江中游那般規模的河流，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從前的大象卻可以做到這一點。它們的遷徙能力之強部分彌補了適應能力的不足。

大象小羣而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人類不招惹它們，它們通常不具危險性。然而，離羣或被羣體趕出的兇野的雄象，會構成嚴重的威脅。正如11世紀的一位作家觀察到的：“漳州（在東南部）地連潮陽（在嶺南），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羣，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糜碎乃去。”

《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英]伊懋可 著 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4-12-1

關鍵在於，如果沒有樹木的遮蔽，大象就無法生存下去；樹木被毀，也就意味着它們的遠離。這可以用武平（位於與嶺南接壤的東南部邊界）的兩條所謂“象洞”的記述加以説明。第一條出自宋朝的一位作家。“（他説）象洞在潮州（在嶺南）和梅州（在與東南部接壤的嶺南）之間，今屬武平縣。昔未開拓時，羣象止於其中……其地膏腴，稼穡滋茂。”第二條出自14世紀後期臨汀（位於與嶺南接壤的東南部邊界）的方誌：

林木蓊翳，舊傳象出其間，故名，13後漸刊木誅茅，遇縈紆懷（環）抱之地，即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九洞。

可見，農民和大象處於對棲息地的直接爭奪之中。

村民還迫使大象暴露於直射的陽光之下，從而殺死它們。明朝的一位作者描述了合浦縣（在西南部沿海）的這種情況：

1547年，大廉山羣象踐民稼，逐之不去。太守……拉鄉士夫率其鄉民捕之，欲令聯木為牌柵，以一丈為一段，數人舁之。俟羣象伏小山，一時簰柵四合，瞬息而辦。柵外深塹，環以弓矢長槍，令不得破簰機而逸。令人俟間伐柵中木，從日中火攻之，象畏熱，不三四日皆斃。

童山濯濯，這樣的環境對大象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其殘酷性再清楚不過了。

農作物是人與大象之間第二個衝突點所在。據《宋史》記載，962年大象出現於黃陂縣，此縣地處長江以北的中部地區。在這裏，大象“匿林中，食民苗稼”。它們在其他一些地區也別無二致，包括140英里開外的唐州（在東北部）（今河南唐河縣。——譯註）。這説明了它們遷移的距離。1171年，有同樣的一份資料述及潮州説：“野象數百食稼，農設阱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羣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

991年，樞密院裏的一位直學士上奏，其中説到，在雷州（在嶺南）以及位於或靠近南部海岸西端的附近地區，“山林中有羣象”。官府禁止平民百姓出售他們獲取的象牙，因此他建議地方官員應付給他們半價。可以合理地猜測，他的目的是想限制其所謂的“藏匿及私市與人”。然而，弄民費盡周折不時將象牙弄到手，最有可能的理由是，作物保護與象牙交易聯手，從中得到的收益，使他們似乎甘願冒巨大的風險。12世紀晚期，來自漳州（在東南沿海）的另一份報告清楚而詳細地説明了這一點：

巖棲谷飲之民，耕植多蹂哺於象，有能以機阱弓矢斃之者，方喜害去，而官責輸蹄齒，則又甚焉。民寧忍於象毒，而不敢殺。

近有獻齒者，公以還之民，且令自今斃象之家，得自有其齒，民知斃象之有禍也，深林巨麓將見其變而禾黍矣。

這裏的農民是反對還是贊成捕象，會受到利益的左右，而税收政策決定着利益天平到底向哪一方傾斜，瞭解箇中緣由將是饒有興味的。據説，農民雖不樂意，但卻能與蹂躪田地的大象相安無事。人們由此推測，他們之所以贊成捕象，關鍵在於象牙出售所獲得的現金，而不僅僅是為了制止大象對收成造成的損失。

這就將我們帶到了第三條戰線，即大象的經濟、軍事和儀式用途上。商代，大象在東北部可能已得到馴養，當然，這方面的證據不足。儘管在這裏大象的數量似乎已經很少，但它們肯定還是遭到了獵取。然而，公元前7世紀期間，在長江中游的楚國，象牙被認為是普普通通的物品。一個世紀之後，有一小段文字在涉及楚國國君時説到，“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公元前548年，以機智過人聞名的政治家子產，在犀利地抨擊晉國國君勒索過多貢品的過程中爭辯説：“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可是他隻字未提象牙來自何方。很久以後，在公元3世紀，據説西部的居民“拔象齒，戾犀角”。象的長牙被做成象牙製品，如朝臣上殿面君時手持的書寫笏板。犀牛角則被碾成粉末，具有各種醫學用途，特別是用作解毒劑。有時禁止私人出售象牙——例如10世紀晚期在嶺南就是如此，但他們照樣在黑市中交易。

象鼻可食用。大約5世紀初，在循州和雷州（兩地都在嶺南），有人説其滋味類小豬。稍後，唐代一位作家在指出嶺南“多野象”後，進而説人們“爭食其鼻，雲肥脆，尤堪作炙”。

公元前的一千年中，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將大象用於戰爭的做法逐漸停止。西部和西南部則是例外，在那裏，這一做法時斷時續，又存在了近2000年。在14世紀70年代初，成都城（在西部）的守軍用大象運載全副武裝的軍隊，以抗擊明朝建立者的軍隊，但卻潰敗於敵手所用的火器。西南部的反明抵抗如出一轍。據《明實錄》記載：

1388年三月，時思傖發悉舉其眾，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在西南部）。沐英選驍騎三萬與之對壘。賊悉眾出營，結陣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綱之屬，皆乘象，象皆披甲，背復戰樓若闌楯，懸竹筒子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羣象衝突而前……賊眾大敗，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

200多年以後，西南部的人在抵抗滿人時，利用了從本地非漢族人中徵來的大象，部分用於軍事運輸。然而，1662年以後幕落劇終，我們再沒聽説過中國有戰象了。

關於帝制晚期大象的經濟用途，我們可以謹慎地通過1608年出版的謝肇淛的《五雜組》加以瞭解。這是一部關於風物掌故的隨筆札記，作者是一位行家裏手，他總是以文辭婉諷自己以及讀者對似是而非的東西的認識。他是工部的一位官員，後來成了治水專家，也曾任職於廣西省（在西南部）。因此，對於他在下列各項中所寫的東西，他很可能直接瞭解一些。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跪後足，穩不可言。

有為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故，象即卷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潰也。

惟有獨象，時為人害，則阱而殺之。

接着，謝肇淛轉而談到，明朝廷在朝堂外的護衞和儀仗中都用到了馴象。應記住，中國朝廷在早晨很早的時刻朝見。據認為，每天這個時候，人的思維比較清醒。

不獨取以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後為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

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駕未出時縱遊吃草，及鐘鳴鞭響則肅然翼侍，俟百官入畢則以象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

有疾不能立仗，則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17而後它象肯行，不然，終不往也。

有過或傷人，則宣敕杖之，二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意。

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

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

此物質既粗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這段描述表明，大象這種厚皮動物已成為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對於其中的相關細節，讀者認可多少，可悉聽尊便，不過，其根本之點是站得住腳的。到帝制晚期，大象在中國僅存於都城裏相當於儀式表演的馬戲團，以及西南部邊境地區。

這裏概述的內容，初步粗略地描述了自農業革命和遠古青銅時代以來在中國大地上人類對環境的長時段影響。反過來看，大象的退卻，既在時間上也在空間上反映了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狀況。更精確地説，在中國，大象佔據的空間與人類佔據的空間是互為消長的。它也象徵着一種最初緩慢繼而加速的轉變，即從豐富多彩的環境向人類主導的定居生活的轉變；前者存在着野生動物造成的持續的威脅，後者相應地免遭了這種威脅。不過，無論如何，若從一位在叢林中生活多年的澳大利亞人的角度來看，這也象徵着感官生活的貧乏，以及從前人類賴以生存的諸多自然資源的匱乏或消失。

用另一種視角來分析也是必要的。在某些地區，人類與野生動物的搏鬥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公元第一個千年初期——儘管確切的時期模糊不清，在雲南西部洱海周圍白族人的土地上有巨大的蟒蛇出沒，它們在漢語裏以“蟒”著稱。這種巨蟒每日不僅吞食家畜，而且吃人。儘管殘存的描述不免過分誇大以至難以置信，但是很顯然，要消滅它們，就需要一種英勇的、有時甚至絕望的搏鬥。只有做到這一點，人們才能安全地耕種湖岸邊肥沃的沼澤地。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爭奪棲息地的例子不勝枚舉，這只是其中的一例。那些巨蟒的後代今天仍倖存於洱海的東邊，不過它們的尺寸大大變小，以至人們未經特別調查就可以説，它們滅絕的危險也大大減小。

人類像這樣戰勝食肉動物，失去了什麼，又贏得了多少，權衡其利弊得失是很重要的。認識到我們與自然其餘部分須臾不可分離，這一點使哲學家懊悔不已，而這種懊悔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愚蠢或浪漫的情懷。可是，在諸如這裏所述的事例中，它們的分量，卻不到人與大象搏鬥的整個故事的一半。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第二章，內容有刪改，經出版社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