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現代人，正走進瘋狂製造肥胖的時代_風聞

文/陳根

當人們走過饑荒年代，進入技術化的物質豐裕的現代社會時，肥胖也隨之而來。過去幾十年裏，世界上大部分地區肥胖人羣的比例都處於持續增長狀態，在發展中國家情況尤為嚴重。不論承認與否，我們都已走進一個瘋狂製造肥胖的時代。如今，肥胖不再是個體現象，而成為了一種“現代病”。

2016年英國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發表的全球成年人體重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成人肥胖人口已經超過瘦子，而中國超越美國，肥胖人口已近9000萬。其中男性4320萬，女性4640萬，成為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國家。

2020年《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數進一步顯示：****中國成人（≥18歲）的超重比例為34.3%，肥胖的比例為16.4%；6-17歲兒童青少年中，超重比例為11.1%，肥胖比例為7.9%；6歲以下兒童超重率為6.8%，肥胖率為3.6%。

是什麼製造了國人的瘋狂肥胖？瘋狂製造的肥胖又將給人們帶來什麼挑戰？

走進肥胖時代

身體質量指數（BMI）是衡量體重水平中立而可靠的指標，也是衡量肥胖最常用的指標。BMI即一個人的體重（kg）除以其身高（m）的平方的結果（kg/m2）按照世界衞生組織標準，25≤BMI≤29.9為超重，BMI≥30則為肥胖。

但大量證據表明，中國人的體脂比例可能比較高，在相同BMI水平下，心血管風險和全因死亡率高於白人。

事實上，在多數情況下，BMI表現良好，但BMI依然不是評判肥胖的絕對依據**。**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界定，肥胖指的是可能損害健康的異常或過多的脂肪堆積。當體內脂肪過多，會引發代謝紊亂和炎症反應，進而導致一系列健康問題。肥而不胖的內臟肥胖甚至將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

**在BMI不太高的人羣中，腹部脂肪增加更是獨立的危險因素。**NEJM雜誌上，就曾刊登了這一影響的薈萃分析結論。結果顯示，向心性肥胖的所有指標（如腰圍和腰臀比）均與較高的全因早亡風險呈顯著正相關。

許多指標的關聯呈非線性（即呈J形或U形），但大多數指標均有明顯分界點，超過該分界點後，死亡風險持續增加。比****如，腰圍分別大於90 cm和80 cm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風險幾乎呈線性增加。

然而，不論是BMI還是內臟的肥胖，現在，基於中國國家營養調查（CNNS）、中國慢性病及其危險因素監測（CCDRFS）等多項調查研究數據，中國所有年齡段人羣的平均BMI和腰圍均呈穩定增長趨勢。

根據2004年疾控中心的調查數據，當年我國成年人的肥胖率為3.3%，其中25.9%的肥胖人羣為“腹部肥胖”（當時定義肥胖的BMI標準為30kg/m2）。而經過十年的發展，2013年到2014年間，我國人羣的總體肥胖率達到了14.0%，其中男性與女性的肥胖率分別為14.0%與14.1%。

就“腹部肥胖”來説，該亞羣人羣數量佔整體肥胖人羣數量的31.5%。其中男性與女性的“腹部肥胖”率分別佔據30.7%以及32.4%。

**以CNNS數據為例，中國≥18歲成人的平均BMI從1982年的20.9 kg/m2增加到2010-2012年間的23.6 kg/m2；**同期中國男性平均腰圍從80.0 cm增加到82.7 cm，女性平均腰圍從76.4 cm增加到78.5 cm；超重肥胖率從1992年的20%大幅增加到2015-2019年期間的近50%。CCDRFS數據同樣顯示，10年來中國人整體BMI更高。

基於此，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建議將中國人羣的超重和肥胖BMI臨界值分別定義為24.0 kg/m2和28.0kg/m2。但無論採用中國標準還是國際標準，中國的超重和肥胖率都在迅速增加。

根據2015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的估算，根據WHO標準，中國的肥胖兒童數量最多，中國成人肥胖數量僅次於美國。如果使用中國標準，中國可能已經是世界上肥胖病例最多的國家。

肥胖之傷

不論是對於個人，還是對於社會，超重與肥胖都帶來了重大挑戰。

**就個人而言，**超重和肥胖增加了慢性非傳染性疾病（NCD）的患病風險，在中國，人們的超重和肥胖與高血壓、2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風、乳腺癌、結直腸癌、子宮癌、肝癌、卵巢癌、胰腺癌等疾病密切相關。此外，BMI指數與過早死亡率存在着U型或J型關聯，體重不足、超重和肥胖都會提高過早死亡率。

比如，肥胖會造成****胰島素抵抗，降低胰島素敏感性，這也是導致2型糖尿病的重要因素之一。當一個人體內的胰島素抵抗過高時，胰島要分泌遠遠超過正常劑量的胰島素才能控制好血糖，而胰島也會因為長期處在超負荷工作的狀態下變得衰竭。當胰島細胞無法分泌足夠的胰島素時，也就形成了2型糖尿病。

研究顯示，肥胖人羣二型糖尿病發病率比平常人要高4倍。此外，BMI為22-23時，二型糖尿病的發病風險遠遠低於23-31的時候發病風險；而BMI為35時，女性發生二型糖尿病的風險甚至高達93.2%。

除了導致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風險升高，肥胖還影響着人類壽命。據一項發表於《美國醫學會雜誌》子刊的研究顯示，在成年早期（25歲）和中年（44歲）之間體重的變化，可能對過早死亡風險產生重要影響。

對社會來説，過多的超重或肥胖人口則將給國家****的健康收益以及經濟利益帶來巨大的挑戰。一份長達250頁的標題為《肥胖的沉重負擔：預防經濟學》的報告指出，經合組織估計肥胖及其相關的健康併發症將降低其成員國的年經濟增長，這些成員國包括美國、英國、比利時、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智利和墨西哥。

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國家中50%的人飲食不健康，1/3的人沒有進行足夠的體育鍛煉，2/5的人沒有攝入足夠的水果和蔬菜。

如果這樣的生活狀態不發生逆轉，那麼在接下來的30年中，將會有60%的糖尿病，18%的心血管病，11%的痴呆和8%的癌症病例是由超重引起的。**而這將產生4.62億新發心血管疾病和2.12億新發糖尿病病人。**毫無疑問，這將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負擔，並長期影響着社會發展。

世界肥胖聯合會提出應該通過一系列政策，例如廣告法規，食品和菜單標籤，大眾媒體宣傳，體育活動，移動應用，學校計劃和公共場所健康計劃的制定來促進大眾減重或保持健康體重。

同時，經合組織的專家們認為，對付肥胖症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就是對不健康的食品廣告進行監管。在這些方面每花費1美元，就將有超過5美元的投資回報。不難發現，肥胖當前，人們已經愈發重視肥胖問題帶來的可能的挑戰。

肥胖如何被製造？

當然，肥胖的誕生是多因素共促的結果。近日，《柳葉刀-糖尿病及內分泌學》封面就刊登了中國肥胖系列文章，試圖總結中國人羣超重或患肥胖疾病的發展趨勢，並分析導致中國人趨於肥胖的各個層面因素。具體來説，研究人員採用了****三級框架進行了分析，這三層框架包括系統因素、環境驅動因素以及個人風險因素。

從系統因素來看，主要指經濟增長、社會結構、政府政策等大環境因素。在過去40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是制度、羣體行為、營養攝入等方面的轉型。以科技發展為例，科技進步拉動了農產品創新，從而降低了食品價格，刺激了食品消費，但卻帶來了能量過剩問題。科技也在節省勞動力上取得了顯著成效，不過隨之而來的是人類體力活動的減少。

同樣，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獲取垃圾食品的便捷途徑、中國人認為能吃是福的文化觀念等等，都在無形中影響着人們的肥胖問題。比如，老一輩人通常認為“大體型”更健康，尤其是在兒童中，大體重和體型通常被誤認為是健康成長。再比如，對孩子文化教育的投入，側面導致青少年兒童運動不足。

**環境驅動因素則包含了城市化、城市規劃與建築環境、食品系統與環境等。**城市化是導致中國人羣超重或肥胖的因素之一，從1980年到2019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居住比例從19.4%猛增至60.6%。這期間，伴隨着大量的農村人口遷入城市、以及小城市人口遷入大城市。

城市人口的擴增，重塑了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模式，高消耗的農作勞動逐漸被加工製造以及服務業的低強度活動所取代，體力活動的減少，成為了直接造成超重或肥胖的原因之一。

最後，就個人風險因素來看，則包含了飲食、體力活動、遺傳易感性、社會心理因素等。**面對肥胖，飲食與營養因素首當其衝。近幾十年間，中國的飲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1982-2012年間，即使人們的整體能量攝入降低，但是脂肪攝入卻從18.4%攀升至31.5%。**而即使總體能量攝入呈現降低趨勢，但是由於人們體力活動的減少產生了抵消，最終還是處於能量過剩的狀態。

與此同時，中國人的飲食結構逐漸趨於精加工食品、高糖高脂食品、動物源性飲食為主要特徵的西式飲食模式，蔬菜、粗糧的食用比例不斷降低，營養過剩導致的超重與肥胖變得顯而易見。

快餐和包裝、加工食品迅速增加，但營養價值並不高，超市和在線購物讓人們吃零食越來越方便。此外，食物的烹飪方式也在悄然變化。蒸或水煮食物攝入減少，不健康油炸食品攝入增加；外賣和外出就餐往往帶來更多高脂、高鹽、高糖食物的攝入，進而增加總熱量攝入。

**此外，**缺乏運動和久坐的現象在中國兒童和青少年中也很普遍。2017年對超過13萬名7-19歲學生的調查顯示，2/3未達到WHO的建議（每天至少60分鐘的中高強度鍛鍊），1/3沒有達到每天看屏幕＜2h的建議。

**並且，**睡眠不足也是中國人羣肥胖的危險因素。2011年，超過55%的3-17歲兒童和青少年睡眠不足；5.5%的18-44歲成人和11.9%的45-59歲成人平均睡眠少於7小時。一項隨訪8年的中國成人前瞻性研究顯示，每天睡眠6小時或更短的人羣，體重增加（≥5公斤）和中心型肥胖的風險要高於那些每天睡眠約7小時的人羣。

**終於，在這個充斥着垃圾食品、健康成本越來越高的時代，擁有健康、勻稱的身體不再是常態。**肥胖不再僅僅屬於個體，而成為了一種“現代病”。在瘋狂製造肥胖的時代裏，“肥胖”正日漸包圍人們的生活。突圍是挑戰，也是必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