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備去大考，鳥槍要換炮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姚遠

　　發自河北石家莊

　　一百年前，在民國出版的地圖上，是找不到西柏坡的。

　　滹沱河從五台山流向太行山，順着地勢起伏一路奔湧向東，匯入海河。西柏坡村恰好分佈在滹沱河衝破太行山口的北岸，一個馬蹄形的山灣裏。

　　“太偏了”，任何一個希望親眼來這裏看看的人都會在路途上發出如此感嘆。公車從平山縣城出發，繞着山路搖搖晃晃地爬上爬下，經停數個村落，約一個小時後，終於抵達山腳下。

　　像西柏坡這樣的小村莊，光是平山縣就有六七百個，看似隱蔽、偏僻，平平無奇。

　　抗戰初期，聶榮臻率部發現了這裏。他在回憶錄裏描述，“當我們衝破敵人的最後一道封鎖線，走上東、西黃泥的大山，放眼望去—嘿！滹沱河兩岸的稻穀一片金黃，在微風中翻着波浪。我對他們説：‘你們看，這真是晉察冀邊區的烏克蘭啊。’”

　　烏克蘭地理位置險要，自然條件優越，素有“歐洲糧倉”之美稱。西柏坡一帶同樣如此，它毗鄰太行山，向東是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歷史上曾是南北爭紛的古戰場；滹沱河沿岸的灘淤地，則是稻麥生長的天然良田，物產富足。

　　西柏坡航拍圖

　　再加之隱蔽性。臨近山區，西柏坡的房舍不像平原上的村落那樣集中，而是沿着山腳分佈，“像敵機轟炸時緊急疏散開的士兵”。

　　在聶榮臻的建議下，1947年，劉少奇、朱德率領中央工委進入了西柏坡。1948年5月，毛澤東率黨中央機關、人民解放軍總部到達西柏坡。胡喬木回憶，那時，中央機關各部、委、局，加上警衞部隊，分佈在平山縣100多個村子，共有一萬多人。

　　從此，西柏坡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又一個聖地。

　　中國共產黨從這裏走向北平去執政，中國歷史從這裏轉入新方向。

1

　　山村裏的會議

　　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如果不是房舍門口紅色標誌牌印着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這些建築看起來和普通的北方民宅基本無二。平頂、木門，灰黃色的泥牆，樸素至極。

　　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

　　遊客們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三兩成羣地穿過院落，不少老人戴着五星帽，穿着舊軍裝，在與偉人故居合影時難掩激動與崇敬之情。

　　如今人們前來遊覽的聖地，已不是當初農村指揮所原址。1959年7月，為支持崗南水庫的修建，中共中央原址被淹沒在不遠處的浩渺煙波之中。1970年，在原址北部500米，海拔高於原址57米處，修復團隊還原重建了中共中央大院，除房舍外，還人工修築出一個與原柏坡嶺相似的山頭。

　　當然，重建的舊址並不完全如舊。新修建的房舍內裏用上了鋼筋水泥土，一些普通的營房、廁所、豬圈也沒有復原。人們如今看到的舊址，比當年更加堅固、整潔。

　　大院裏，七屆二中全會舊址是最受歡迎的參觀地之一。這棟建築，當年是工委自己搭建起來的，房梁、門窗和打地基的青石板，都從附近山上就地取材，原本是大灶食堂，後被佈置成會場。

　　七屆二中全會舊址

　　説是大院裏面積最大的房子，實際上也不大，不過112平方米，對於當年65位參會者而言，想必不免覺得擁擠。

　　不僅是這個會場，整個大院都因為會議的籌備與召開變得緊張起來。

　　1949年3月1日，分散在東北、華北戰場的中央委員陸續到達西柏坡，對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楊尚昆而言，與久未謀面的親密戰友重逢自然喜悦，另一方面，這座僅有十幾間平房的院落從未如此繁忙擁擠，住房安排，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

　　朱德的卧室裏住進了從東北趕來的王稼祥朱仲麗夫婦，辦公室和會客室也都住了人，朱德康克清夫婦二人只好在卧室另一側架起牀板，湊合過夜。楊尚昆把自己的住房讓了出來，和其他工作人員去老鄉家擠着睡。

　　還有安全保衞工作。勝利近在咫尺，但在百里之外，還有國民黨軍隊殘餘活動。楊尚昆專門從東北野戰軍總部調來4門高射炮、2門高射機槍，設在西柏坡附近的山頭上，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空中打擊”。

　　終於到了那一天。3月5日，下午三點，代表們穿着粗布棉衣邁入會場。會務安排所用的物品，大多是從剛剛解放的石家莊運來的，主席台桌子上平鋪着一張虎皮，是林彪帶來的東北野戰軍的戰利品。會議期間，毛澤東始終坐在這張鋪了虎皮的長條桌旁。

　　陳列於西柏坡紀念館的蠟像作品

　　靠近主席台的會場前排，有四個沙發，分別是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的固定座位。後排的條凳、木椅則不固定位置，與會者來得早往前坐，來得晚往後坐，座位不夠，有的人自己從住處帶了椅子，散會後再搬回去。

　　“中國共產黨在經歷28年奮鬥之後，於建國前夕召開的這個會議，就像這小山村一樣的平凡、樸素。” 前西柏坡紀念館館長張志平如此記錄。

　　會前，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楊尚昆回憶，最初，會場正面懸掛着的是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畫像。毛澤東一步入會場，看見這畫像，便提出批評，説：“開會不要掛我們的像，這樣不好，應該掛馬、恩、列、斯的照片。”於是，第二天掛上了四位國際偉人像，可大家議論紛紛，又將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像掛在兩旁，結果再次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這被轉化為會議成果之一。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七屆二中全會作出了六條規定：禁止給領導人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頌德現象。

　　毛澤東在會議報告中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資產階級的捧場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在報告最後，他鄭重地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兩個務必”，寥寥數語，表達出對即將誕生的新政權如何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在西柏坡土坯房裏的共產黨人，已經做好了準備，迎接新的考驗。

2

　　“你們要做劉宗敏，

　　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

　　毛澤東精通曆史，深諳“盛衰週期律”的歷史規律，從延安時期便開始思考這一難題。

　　當時，為反駁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對明朝滅亡的解讀，1944年3月19日，《新華日報》刊登了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郭沫若引經據典，以詳實可考的歷史事實論證，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並非蔣書所述的“黨派傾軋”“流寇橫行”，而是明室的專制和政治的腐敗，最終官逼民反，讓外族得以乘虛而入。

　　毛澤東讀罷，非常重視此文，將其列為延安整風的文件之一，要求各解放區閲讀學習。

　　1949年3月23日，“進京趕考”的那天早上，毛澤東發出告誡：“我們絕不做李自成，我們都要考個好成績。”

　　進京趕考雕像羣

　　從此之後，至少在建國之初的幾年，毛澤東多次提到“絕不做李自成”。1950年3月1日，訪問蘇聯結束回北京的路上，他對東北地區的幹部談話時説：“這次我和恩來同志路過東北……發現浪費太大。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瀋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麼豐盛幹什麼？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

　　歷史證明，毛澤東的憂慮確實發生了。進城執政之後，一部分黨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腐化的速度超乎想象。

　　從建國之初的全國範圍內的“三反”運動和打“虎”戰役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952年10月18日，中央批轉的《關於結束“三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中稱，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軍隊除外）參加“三反”運動總人數380萬6千餘人，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120萬3千餘人，佔總人數31.4%。其中，共產黨員19萬6千餘人，佔貪污總人數的16.3%。

　　其中，最為“著名”的當然就是劉青山、張子善大案。

　　劉、張的腐敗，同時暴露出當時“機關生產”的弊病。“機關生產”誕生於戰爭年代，在較為偏僻的根據地環境裏，為支持長期戰爭，黨政軍組織普遍親自參與生產活動，以保證糧食、經費的自給自足。建國初，財政週轉較為困難，它被作為一個過渡性對策延續下來。

　　1952年，原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公審大會

　　本意是為緩解財政壓力，適當改善機關幹部生活。然而，在實踐中，“機關生產存在着嚴重的無政府狀態……不少已化為違法營私的‘防空洞’和鋪張浪費的‘擋箭牌’”。

　　在成為執政黨、“坐天下”之後，“機關生產”的弊病也隨之放大。

　　劉青山、張子善被判處死刑之後一個月，政務院發佈《關於統一處理機關生產的決定》，要求登記和清理所有機關生產，並將各級各部門、各單位累積的現金和物資全部歸公造冊。

　　這裏同樣也有一個“插曲”。

　　在被捕前，劉青山曾以中國青年農民代表的身份參加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會，《人民日報》作了報道。不久後，《人民日報》又刊登了他被處決的信息。當時，報社領導有所顧慮，向上請示，要不要將“青”寫作“清”，以掩人耳目。

　　毛澤東干脆地否定了這一提議：“不行！你這個三點水不能加。我們就是要向國內外廣泛宣佈，我們槍斃的這個劉青山，就是參加國際會議的那個劉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劉青山。”

　　1951年，毛澤東對劉青山、張子善案件作重要批示

　　兩聲槍響，呼應着三年前在西柏坡村立下的誓言。

3

　　陌生工作多了起來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

　　前方捷報頻頻傳來，如何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如何讓城市恢復和發展生產，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陌生工作”之一。

　　石家莊，成了城市管理的“試驗田”。

　　1947年11月12日，石家莊解放，這是第一個被解放的較大城市，也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城市政權。

　　1947年，石家莊解放

　　原本預計需要2個月的石家莊戰役，僅僅持續了6天。勝利來得如此迅速，讓即將進入城市工作，但還沒有周全計劃的幹部們措手不及。

　　接管者的匆忙與青澀，讓混亂不可抑止地在石家莊城裏蔓延開來。

　　戰鬥結束當天，城內物資便遭各方搶奪。大興紡織廠的1642捆洋布，物資管理委員會只接收了560捆，其餘被搶。皮棉2307包，棉紗1918包半，線毯42包，全被付之一炬。山西實物準備庫的270壇鹽酸，一部分被打碎，一部分被搶走，還有糧食、機械、煤炭，各中小工商户的物資損失，難以數計。

　　一萬餘來自周圍各解放區的採辦與蒐集物資人員擁入石家莊，利用商民怕鬥怕分的弱點，低價購買物資。《解放石家莊》一書中記載，“運輸隊人員拆走汽車輪子，工廠人員搬走機器或零件，機關商店人員搶購大批貨物。”

　　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下發《中央工委關於收復石家莊的城市工作經驗》，其中就提到，鑑於收復張家口時的經驗，這次進攻石家莊以前及攻入城市的過程中，訓令部隊及民兵的幹部，注意保護機器、物資及一切建築物，不準破壞，不準自由抓取物資，因此部隊進城的秩序是比較好的。

　　但這種訓令只有幹部知道，而未向士兵進行教育，仍有不少士兵鼓動城市貧民去搬取物資。先是搬取公用物資，後來就搶劫私人財物，很久還不能停止，後來實行戒嚴、斷絕交通，並槍決了數人才停止下來。幸而機器未受破壞，重要倉庫保存。

　　農村的反封建清算鬥爭也延伸至城市裏，令工商業户恐慌不已。大部分店主與地主富農有關聯，聽聞共產黨接管城市後，自覺大禍臨頭，於是紛紛出走藏匿。當時，全市2270户商號，開門的僅893户，繁華地段南大街的商號幾乎全部關門停業。

　　還有一些農村出身的幹部，對城市工人的理解存在偏差。任弼時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就提到，農村出身的幹部認為，工人為敵人造槍炮，是幫助敵人打自己的。一些工人加入過國民黨，有的幹部不加分析他們是否是被迫謀生而作此選擇，一竿子打死，甚至號召要“挖蔣根”，將工人都登記為國民黨。

　　眼見事態愈發混亂，12月7日，中共石家莊市委召開會議，傳達了劉少奇對石家莊工作的指示：“我們在城市不是打倒工商業，而是採取恢復與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最初一個月的混亂，讓工作班子痛定思痛，吸取教訓。石家莊的新管理者們立即行動，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對廣大黨員幹部進行教育，明確保護與發展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其次，對貧苦羣眾及工商業者反覆進行政策宣傳，嚴禁任何人侵犯工商業的合法財產，廢除敵偽時期一切苛捐雜税，穩定住工商業者的情緒，鼓勵其正常經營。

　　大興紗廠的雙福牌棉紗商標（圖源：搜狐）

　　以大興紗廠為例，它曾是個擁有近千名職工、有萬餘枚紗錠的紡織大廠。石家莊解放初期，部分管理層人員害怕被清算，攜帶資產逃跑，機械廠房也遭敵機轟炸後損壞，一度無法繼續生產。石家莊政府接管紗廠後，堅決落實工商業政策，特意請回了逃跑人員，給予支持。

　　為糾正進城初期發生的“左”的錯誤，1948年4月，市委開展了第一次整風運動，其中規定了六條紀律，內容十分詳盡具體：不白看戲；不明揹着槍去公共場所；對花紅柳綠的男女裝束不干涉、不議論；對拉洋車的工人不準評論和瞪眼看；入城幹部要和工人、市民廣交朋友；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經過一年的建設，石家莊成為一座活躍忙碌的工商業城市。據1948年11月2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國民黨時期，石家莊工業725家，商業1571户，而如今，工業已有1396家，商業2136户。生活步入正軌，生產欣欣向榮。

　　石家莊車輛廠（圖源：搜狐）

　　中央工委總結了收復石家莊城市工作管理中的經驗，這份經驗，被後來的城市管理者們廣泛學習、借鑑。因此，之後的瀋陽、北平、天津等等，“一個城市比一個城市接收得好”，“幾乎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

　　作為樣本的石家莊，還培養了一批富有實踐經驗的城市工作幹部。1948年至1949年2月，從石家莊調出的幹部約144人，他們被輸送往不同城市，將石家莊的經驗帶向全國各地。

　　如今，從石家莊市區前往西柏坡村，一個是“開國第一城”，一個是“最後的農村指揮所”，大約需要花2個小時的車程。這短短的2小時是物理時間意義上的，但在黨的歷史上有着非同尋常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