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良心國片5天就消失_風聞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

5月28日，兩位先生與世長辭。

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在武漢去世，享年95歲。

歷史學家、翻譯家何兆武在北京去世，享年100歲。

為我們照亮過前路的羣星，又寥落兩顆。

可是對於普通大眾，先生們的學術思想，他們的等身著作，或許還是有點遙遠和陌生。

就像有部電影，正在幾乎沒有宣傳地悄然上映。

上映5天，排片僅剩0.2%

△ 截自貓眼電影專業版

那一羣人。

那一段歷史。

那一個我們土地真實抵達過的海拔。

請慢一點遠去——

九零後

別誤會。

“九零後”不是你想的那樣，而是指人生跨過了90歲的門檻。

他們全都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被稱為歷史上中國的**“最高學府”**——

培育了2位諾貝爾獎得主、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8位“兩彈一星”元勳、173位兩院院士。

這，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01

今天我們看西南聯大，難免帶着朝聖的心情。

但是何兆武的《上學記》中記錄下的那段時光，反而格外親切，一下拉近了我們和大師的距離。

原來當年的學生，私底下也會吐槽老師：

姚從吾先生那時候是北大歷史系主任，可是我們當年都覺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講得不能令人滿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課。

為了防掛科、湊學分，大家交口相傳最容易過的課：

因為鄭先生的課最容易pass，凡是選了課的，考試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麼物理系的、化學系的都來選，叫作‘湊學分’，這在當時也是一種風氣。

哈哈哈，怎麼樣？

人性都是相通的吧。

但是人性中的某一部分，只有經過特殊的磨練，在時代的風雲際會下，才會顯示出最奪目的光彩。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戰火蔓延北平、天津。

清華、北大陸續被日軍佔領。

南開大學遭到轟炸，變成一片廢墟。

國家已到存亡之際。

當時，許多北大學生投筆從戎，組織軍訓，準備以年輕的血肉之軀拯救民族於水火。

最後，一千多名愛國學生戰死沙場。

這時，另一個聲音發出。

“讀書救國”。

正如國學大師陳寅恪所説：

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

國家需要武人，也需要文人。

文化不亡，日寇“滅族”就只能是空談。

於是教育部宣佈，遷校長沙。

由三校組成長沙臨時大學。

然而隨着南京失陷，武漢告急。

開課僅一個月的臨時學校，不得不分三路向昆明遷移。

第一條路線：沿粵漢鐵路經廣州、香港，乘船至越南，再由滇越鐵路到昆明；

第二條路線：沿湘桂公路經桂林、柳州、南寧到越南河內，再由滇越鐵路到昆明；

第三條路線看似最短。

從長沙出發，橫跨湘黔進入雲南，抵達昆明，但這其實是最艱苦的。

全程徒步，相當於一場“文化長征”。

那時的路可不比現在。

貴州雲南兩省皆是崇山峻嶺，加上土匪橫行，步行團又都是文弱學生，可想而知這一路的艱險和辛苦。

由於經費緊張，他們每天吃的都是難以下嚥的乾糧。

住宿條件更惡劣，每晚身上都爬滿了蝨子和跳蚤。

臨大中文系向長清提起這次徒步遠征時，曾回憶道：

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們的宿營地只是學校、客棧，以及破舊的古廟。

有時候你的牀位邊也許會陳列一隻褐色的棺材；有時候也許是豬陪着你睡，發出一陣陣難聞的腥臭氣。無論白天怎樣感覺到那地方的骯髒，一到晚上稻草鋪平之後，你就會覺得這就是天堂，放倒頭去做你那甜蜜的夢。

68天后，三百餘名師生成功抵達昆明。

六天後，學校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到這，該歇口氣了吧？

還不行。

因為，真正的難關才剛剛開始。

02

難在哪？

第一，苦。

這裏有個插曲。

由於沒有校舍，校長梅貽琦請來了建築學家梁思成。

梁思成很快就給了一個現代化大學的方案，但學校看完隨即否決。

沒創意？

不，是沒錢。

拮据的預算下，梁思成設計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校舍也從高樓，到矮樓再到平層，越改越簡陋。

最後學校索性告訴梁思成：圖書館屋頂可用青瓦，教室、實驗室用鐵皮屋頂，其他一律茅草屋。

梁思成氣得衝進梅貽琦辦公室，“茅草屋每個中國農民都會建，要我梁思成幹什麼？”

梅貽琦無奈懇求：

“大家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再最後諒解我們一次……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來建一個世界一流的清華園，行嗎？”

梁思成聽完後，哽咽地説道：

“你知不知道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最後，校舍當然還是蓋成了。

但髒、小、亂、差，也是西南聯大給學生們的第一印象。

牆是土夯起來的，木格的方窗子上沒有玻璃，只糊着一層竹紙。

一個茅草房，一共得擠40個學生。

過道狹窄，屋裏沒有燈，睡上鋪的就跑到下鋪，一起藉着窗户外的光讀書。

而這其中，最折磨人的，當屬臭蟲。

開始的日子裏，學生們都被臭蟲咬得睡不着覺，一到晚上渾身都癢。

掛上蚊帳也無濟於事，因為它會往蚊帳縫裏鑽。

臭蟲在這裏，可以説是遠超過物理、化學、外文的一大難題。

彙集了當時全中國最聰明的頭腦，也解決不了這小小的臭蟲。

只能是等適應了後，“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大家處於和平共處的狀態”。

吃飯也是問題。

學生每天吃的“八寶飯”裏面只有紅米、稗子、穀子、石頭子，甚至還有耗子屎。

但哪怕是這樣的飯，還得用搶的才吃得飽。

學生過得苦，老師呢？

一個字：窮。

當時昆明流行一句話——

如今只剩下3樣便宜貨：郵票、電影和助教。

怎麼個窮法？

連要飯的都看不上你。

要飯的跑來説

先生給點吃的，給點錢吧

那個教授回答説，我是聯大教授

那個要飯的就走了，不要了

△ 紀錄片《西南聯大啓示錄》

梅貽琦在清華時，住洋房、有司機，到了聯大為了給老師學生髮補貼，把家當變賣，就連夫人韓詠華都要到街上去賣米糕。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為給妻子治病，每天化裝成乞丐，到菜市場撿剩骨頭為妻子熬湯。

華羅庚一家住在牛棚裏，棚裏蚊蝨成羣，每晚被咬得無法入睡。

為了賺錢養家，西南聯大的教授們使出了各種絕活。

理工科的教授們造肥皂、墨水拿到街上賣；文科的，刻圖章賣文章；教生物的，去種菜……

最後沒辦法，只能各種賣書賣傢俱賣嫁妝。

讀書人啊，得是多麼走投無路才會選擇賣書！

△ 正在刻印賺錢的聞一多

還有每日提心吊膽的：險。

把西南聯大比作一部電影的話，這部電影的配樂就是空襲警報。

跑警報是西南聯大師生的日常之一。

昆明由於地下水位過高，無法修築防空掩體，每當警報響起，學生就往山坡上跑。

常常是幾個鐘頭前還完整的家，一輪空襲後就被炸成廢墟破廟。

教授吳宓的日記，就記載了當時的慘況：“投彈百餘枚。煙霧大起，火光迸鑠，響震山谷。”

但也正如穆旦詩裏寫到的：

“在轟炸的時候，整個城市投入毀滅，捲進了海濤裏，海濤裏有血的浪花，浪花上有光。”

這道微弱卻有力的光就是，知識的信仰。

學校根據日軍轟炸時間點，調整每日上課時間；

遭遇轟炸的第二天，露宿一夜的教授們仍堅持授課，未曾停止過一天。

電影《無問西東》就有這樣一幕：

上空是震鳴的日軍飛機轟鳴聲。

而山坡山洞裏，師生們照樣交談學問。

邏輯學教授金嶽霖邊跑警報，邊在昆明的山坡間寫下《知識論》和《論道》兩本著作。

教授吳宓在跑警報的過程中，居然讀完了《涅槃經》《佛教史》等佛教書籍。

一次，鄧稼先和楊振寧躲進了山洞裏。

聽見敵機俯衝掃射的尖嘯聲，炸彈在山頭爆炸，他們坦然地背起了詩。

楊振寧的是：夜闌卧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而鄧稼先背的詩出自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別看那個時候，有一百件事情同時侵擾着讀書人。

但讀書，恰恰在炮火紛飛中，獲得了一種超乎尋常的純粹。

像精衞填海，或飛蛾投燈。

為了一個問題的解惑，可以開心一整天。

這種簡單的幸福，是今天的人難以理解的。

03

清華、北大、南開一合併，辦得厲害好像是理所當然的。

其實不然。

另一邊的西北聯大，也是聯合辦學，但由於內鬥，學沒辦好，學生互相打得頭破血流。

同樣是聯合，西南聯大成於這羣知識人深信不疑的命運共同體。

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把重慶選為了自己的新戰場，他們要去和國民政府斡旋，為聯大的師生爭多一份經費、多一間教室、宿舍……

誰來主事？

兩位校長的目光，集中到了一人身上，清華校長梅貽琦。

△ 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

“我的表，你來戴。”

張伯苓一句天津俗話，暗指接班人。

梅貽琦，在蔣夢麟眼裏更是匹“駱駝”。

説他像駱駝，不是沒有道理的，梅貽琦渾身都透着一個穩字。

曾有國軍士兵全副武裝，上門索要與軍隊鬥毆的學生。

梅貽琦按照要求，交給了他們學生名單，但抖了個機靈：我交給他們的名單是去年的，名字和住址可能沒那麼準確了。

日軍轟炸之下，60歲的梅貽琦拄着彎把雨傘，毫不慌亂，還在指揮學生避難。

但凡在世一天，梅貽琦就永遠會擋在勃發的樹苗之前。

他給教授、學生們最珍貴的禮物，自由。

三所學校自行招生、自由討論，自由上課，教學管理全由教授們做主……

聯大的學生，成就他們的，不是天賦，是自由。

在聯大，課堂之間沒有門檻，想轉系也是學生自願。

圖書館隨時開放，學生可以自由出入，待一整天也沒人管。

文理科各有一門必選，其餘任選，對個別教授情有獨鍾的，就趴在窗邊聽。

講師都是足以在語文課本上流傳幾十年的人物。

朱自清、馮友蘭、陳寅恪、沈從文……

翻譯家許淵衝回憶，那是最好的國文課。

在聯大，老師和學生同甘共苦，互相來往，談天，這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

不想在教室上課，就到茶館去，泡上一整天。

學生質疑教授，教授還給你一個肯定、欣賞的眼神，然後抓着你一起研究。

有時候日軍飛機從頭頂轟隆隆飛過去，全部人挨個下蹲，抬頭一看，原來是某某老師、某某學生，彼此相視一笑。

戰火釀造了師生間特殊的情誼。

你一定還記得《無問西東》裏課堂聽雨的這一幕。

下雨天，雨水打得鐵皮屋咚咚作響，蓋過了教授講課的聲音。

於是，教授在黑板上寫下：靜坐聽雨。

在暴雨陋室中堅持講課，是專注。

師生不言之間，已見默契。

教師講課，風格各異。

聞一多的課，滿堂古典浪漫。

點一口煙，念着幾句《楚辭》，煙霧繚繞之下，一場戲劇般的課要開始了。

講女媧和伏羲的神話，彷彿渾身戲癮。

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釘在黑板上。講義當做台詞來唸，手腳像演員般比劃，台下擠滿了圍觀的學生。

汪曾祺説，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來，也值得。

羅庸課上的家國情懷。

上課一片紙都不帶，杜甫詩句張口就來，這還不過癮，還得把註解都一一背出來。

唸到“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時，他慢慢走向窗台，對着遠方唸叨起了淪陷的故鄉，和故鄉的山。

比起他們的熱情，陳寅恪低調得多，也嚴謹得多。

上課總帶着黑布包着的一摞書，那都是要引證的史料。

他將史料用工整的粉筆字一條條寫在黑板上逐條逐條地講解，雖然他本身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書，説到什麼都能從淵源根底給你刨起。

陳寅恪為了來西南聯大，放棄了治眼睛的機會，右眼已經看不清。

同僚傅斯年記着這一點，哪怕是日軍狂轟濫炸時，哪怕自己高血壓和心臟病，也要上樓叫醒陳寅恪。

兩個身體都不好的教授，就這麼攙扶着，在炮火和倒塌的房屋中往前走着。

國文教授劉文典看到這一幕，急得對學生大喊：別跑了，快救國粹去。

“大師”在亂世中，不過一抹浮萍，因在小小的淨土裏堅守着自己的驕傲，有了光華。

他們憑藉着這份驕傲，澆灌出未來的新星。

然而，對於下一代的成長，他們卻沒有多餘的干預。

頑皮的，就隨他去浪。

如汪曾祺，逃課掛科留級，那就讓他泡茶館泡個過癮。

放蕩的汪曾祺，會有同樣不羈的老師沈從文來包容他。

一餐只有米線的沈從文，在和汪曾祺吃飯時，會多叫一份涼雞，一碗酒，自己用蓋子喝一點，剩下全給汪曾祺。

他給汪曾祺120分，幫他找發文章的期刊。

“壞學生”汪曾祺，被沈從文慣得滿紙皆是茶館、飲食的煙火氣。

浪漫的，就給他足夠的文藝想象。

外文系，向來是最不缺想象力與浪漫的。

翻譯大師許淵衝回憶西南聯大的歲月，總會記得哲學教授馮友蘭告訴他，詩的內涵越多越好，滿紙都要美。

從聞一多那裏，他又學到“任何詩都要傳情，在情真意切裏打動人心”。

無形中，這些刻到了許淵衝的骨子裏。

年近百歲，他還是會打開電腦，把頭貼到顯示器邊上，手指慢慢敲下一行行翻譯。

覺得不好，改了又敲，敲到“美”出來的那刻為止。

他會笑着説，這是聞一多留下的傳統。

有天賦的學子眼裏沒有權威，只有學問。

楊振寧、李政道是西南聯大走出來的兩位“物理學巨星”。

楊振寧愛“較真”，一個量子力學的問題，會在半夜三點起身，拿出物理學家海森堡的原本，一個個找着參照，發表言論。

有時候，還吐槽一下愛因斯坦，一點創新都沒有。

李政道有按捺不住的好奇心，經常偷摸着找老師索要習題做。

做完了還不夠，在幫老師捶背的時候，還見縫插針地問幾個問題。

走向世界，走向諾貝爾獎的兩人，不忘致信給吳大猷。

今日的成就，都離不開恩師當年的教導。

西南聯大的魂，是師長與學生共同鑄就的。

在治學這點上，沒有論資排輩，只有尋找答案。

他們把追求國家富強當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設科學理性當作自己的目標。

你們問他們這份治學的精神從哪來。

西南聯大的校訓有四個鏗鏘有力的大字——

剛毅堅卓。

這句話，貫穿了每個從西南聯大走出來的學子的一生。

《呼嘯山莊》譯者楊苡已經101歲，日常還有大量書籍作伴，聊起翻譯的原則：

別求快，要有自己喜歡的東西，自己的想法。

依然精神抖擻的“西南聯大青年”，有些奮戰在第一線。

90歲的焊接工程專家潘際鑾，每天都準點上班，帶團隊幹活。

越難越想做，是他的追求。

99歲的許淵衝，大半生獻給了翻譯莎士比亞作品，去年心血來潮，開始翻譯亨利·詹姆士。

談到字句的斟酌，他一口蹦出一個句子，熱情得像個孩子。

他翻譯，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美。

107歲的馬識途（《讓子彈飛》原著小説作者），雖然眼神已經不太利索。

寫起東西來，腦子還是能湧現出很多東西。

還有更多的羣星，依然在燃燒自己。

因為曾經生活在那個精神的理想國。

就一輩子也不願意走出來。

我們無緣親歷那條高過頭頂的地平線，但它一旦從歷史的夜空劃過，便永遠照亮中國。

讓我們再看多一眼。

為了在今天的喧囂中仍在尋找回音的《九零後》。

也為一羣永遠年輕閃耀的人。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助理：阿童木木醬、天水圍的罐頭蓋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眾號「Sir電影」(ID:dushetv)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