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賦予企業過多期望時註定將無比地失望_風聞

我們尚未必真正理解企業，以及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的多樣性。

無論是否身為企業中人，當我們身邊出現了對一家企業抱有太多的不滿、抱怨、不適、牢騷、鄙視，甚至盲目地謾罵時。

或者與此相反，當我們對一家企業普遍充滿了無以復加的讚揚、讚美，推崇，甚至盲目地謳歌時，即説明我們仍沉醉於某種迷信或消極不切實的期待之中，既拋棄了理智，也湮沒了情感。

我們不是理論家，且不展開類似“企業如何擔當起自己的社會責任” 這樣複雜的話題。只是從企業自身，以及設想為身為企業人的視角，做些必要的觀察、閲讀、理解和思考。

無論企業管理是如何組織的，無論管理人員是從何處招聘而來的，無論管理人員向誰負責，企業管理者的首要責任總是要保證企業的經濟業績。必須始終從管理的視角看待企業。

企業利益不僅與企業單個員工個體的利益不同，也並非企業諸多個員工利益的機械加總。這種不同是性質上的不同，一個完全是經濟性的，而另一個是經濟性、社會性和政治性的一種混合，且社會性占主導地位。

企業利益和員工利益在方向上也不同：一個追求的是商品生產，另一個追求的主要是社會地位及公民權。

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是人類歷史的巨大轉折。

從農村社會到工業社會，傳統的農村社區迅速瓦解直至消失，儘管這一“轉折”在工業革命策源地的西方國度歷經了長達二百多年的漫長時間，但是，這與之前人類農耕時代數千年的歷史長度相比，簡直就是驟然間翻天覆地的劇烈變化。

對於中國，實現這一轉變所經歷的時間之短更是史無前例。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為工業社會的結構而起，它所謀求的是工業社會的原則、目標和制度。戰爭社會與和平社會必然是同一事物的兩面，二戰時的戰爭社會必將成為之後工業和平社會的先導。

現實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它不能創造任何東西，或者解決任何問題，現實只是存在於那裏。

現實是否有意義，如果有意義，是什麼意義；它們是在創造還是在毀滅；它們是否解決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取決於我們如何對待它們。

所謂“大型企業的社會”，於西式國家早在30年前就已經過時。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在西方社會，企業的確是所有各種社會機構組織中除了政府之外的最有權勢的機構。但自進入20世紀以來，企業的重要性開始逐步下降。

並不是由於企業變得越來越小或越弱，而是由於其他種類的社會機構組織形式成長得更加迅速，社會日益呈現出種類多樣的組織機構並存的多元結構的狀態。

雖然農業在更多地趨於轉變為企業化運營，但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比例將越來越多地來自於各種服務機構或第三產業。我們國家現已然如此。

更具挑戰的是，非典型的工商業性質的服務型機構，對管理的需要並不比工商企業小。

而是相反，人們對非工商業機構的管理正變得越來越關心，服務機構在管理方面的匱乏已經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缺陷，不論是各級各類學校、醫院，還是眾多的各類研究機構，甚至正在成長得各類公益組織等等。

在個人的生活中，經濟成就與經濟報酬的重要性未來仍然會像今天一樣。沒有理由認為技術進步會中斷。最不可能的是，經濟活動會成為工業社會的建構性社會活動，經濟目標會成為工業社會的決定性社會目標。

經過不斷累積經驗教訓，人們已經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了取得某一經濟成就，必須付出的社會代價的合理性和正當性。

無論何種社會，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功能關係的種類和形式，無不取決於該社會關於人的本質和終極圓滿的基本信念。

關於人的本質的基本信念主宰着社會的意志；關於其終極圓滿的信念，則創造了實現這一意志的追求氛圍。西式社會已經有不少人放棄了那種認為人從根本上説是“經濟人”的觀念，即放棄了那種認為人的基本動機是經濟動機，其自我實現在於社會成功和經濟報酬的觀念。

人們還已認識到，一個功能性社會已經不能在市場中和通過市場組織實現。自由的本義在於，是一種負責任的選擇。如何理解自由是抉擇和責任，而非完美和效率，這一問題人們仍存在程度不同的認識困難。

我們現在可能需要更大的安全感。

但是，在任何社會里，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經濟中，企業、大學或醫院等等提供就業機會的機構並不會如何安全無憂。

某一機構組織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就業上具有靈活性。

但是，知識工作者，特別是掌握先進知識的人還越來越多地傾向於認為組織是實現其“各式各樣”、“別具一格”的自身目標的工具（真是“眾口難調”啊！），並因此對讓他們服從於社區型組織的任何企圖都抱有牴觸情緒，即他們不得不受到組織的約束。

組織想要他們無比忠誠而終身成為某一組織的一分子；組織要他們放棄他們自己的抱負，以組織的目標和價值觀為自己的目標和價值觀。

這種情況在日本甚至一度愈演愈烈。……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日本大公司工作的青年工程師的流動性正在迅速趕上西方公司的流動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實際上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對“誰能處理知識社會的社會挑戰?”、“人類需要的現代社區和情感家園究竟會在何處？”這類問題的正確回答，既不是“政府”，也不是“提供就業機會的組織機構”，而很可能會是獨立的和新興的社會部門。

美國人稱之為繼現代政府和私人企業之後大量出現的“第三類部門”，即“非營利部門”——非有賴於營利才能生存下去，以處理現代社會的社會諸多新挑戰為宗旨的各類組織形式。

第三類部門既不同於政府，也不同於私人企業。換言之，政府和企業各有各的社會功能，沒有誰可能被誰取代。

相對於法律意義，“非營利”組織只是不需要納税，一個非營利組織是否具有“非營利組織”的組織結構實際上與它們的職能和行為無關。

就像自1960年或1970年後，美國的很多醫院都成為了“營利”組織，它們在法律上已經屬於商業企業，但其職能與傳統的“非營利”醫院的職能完全一樣。因此，重要的不是法律基礎，重要的是社會部門型機構擁有不同的目的。

政府要人們遵紀守法，制定並執行法規。企業希望得到回報，企業提供商品，即可以變現為貨幣形式的產品或服務。社會型機構則以改變人類的現狀為己任。學校的“產品”是學習的學生；醫院的“產品”是痊癒的病人；教會的“產品”是生活發生了變化的教眾。

社會型組織機構的首要任務是致力於人類自身的健康成長與生活。

許多社會部門型組織機構將成為政府的合作伙伴。雖是合作伙伴，二者之間也存在着競爭。

這種關係實際上史無前例，是一種複雜的關係，既要求互相依賴與互信，又要求雙方深藏不露地相互猜疑和經常打游擊戰爭。至今我們甚至還沒有搞清楚社會部門型組織的“績效”是什麼。

企業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簡稱一種社會“組織”。組織既不是社區，也不是社會。

對於生活在農村社會的個體而言，社區是一個既定事實，無論是家庭、宗教還是社會階層，社區都是既有的體制。

農村社會缺乏流動性，即使有少許的流動，也多半是向下流動。

這也是為何數千年來，農村人口做夢都想逃到大城市去的原因。實際上，數千年來儘管農村不斷被人美化，然而農村社會的社區具有很多強制和強迫的特徵。人類是需要社區的。但有人希望保存的有機的傳統農村社區，已經趨於永遠地消失了。

現代的人們需要一個有別於傳統鄉村社區的都市社區。

它不僅具有自由和自發的特徵，也讓城裏的每一個人有機會展示自我，創造成就，作出貢獻，且跟社區息息相關。

有思想家很長時間還認為私人企業或許可以能做到這一點，也應該這樣做。如今看來，私人企業無法滿足這種人類的需求。

在知識社會里，私人企業逐漸變成一種謀生方式，而不是生活方式，它可以也應該提供物質和個人成就感，但企業客觀上顯然是滕尼斯在一個世紀前所説的“社會”的範疇，而非“社區”。

雖然整個社會都更加肯定向上的流動性，而將任何妨礙上進的東西皆視為某種歧視，但競爭中只要有贏家，就會有輸家。知識無高低之分，在某個特定情況下，知識要麼派得上用場，要麼就沒有用武之地。

只有強者才會保持清醒，才會勇於自我批判。

社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20世紀之後的人類社會，早已無法像其先輩那樣，回到曾給予精神安定的類似宗教信仰所藴含的那種合理性。現在的世界或許跟之前的所有社會一樣，複雜而錯亂，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

偏執不是治癒世界的良方。相反，要在錯亂紛繁的環境中生存，更需要保持清醒。

成熟並不包括讓宇宙萬物理性起來，成熟也不包括抹去世界萬物中的非理性。成熟所需要的是，我們讓自己的行為理性起來。

也唯有如此，人類才有機會擁有一種正直的、有意義的、有成就感的人生和一個正直的社會。

“要求的越多，反而有可能收穫的越少”。

無論對於工商企業組織，非工商企業組織，還是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