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醫救不了台灣人_風聞
乌鸦校尉-乌鸦校尉官方账号-2021-06-03 07:37
一省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549例,12例死亡,這事發生在現在的中國,離不離譜?
再一看,是台灣省的事兒。
台灣最新一輪疫情大規模爆發至今已經超過2周,島內已經有專家建議應實施更嚴厲的“第四級警戒”,讓當局可以規定民眾只在必要時才外出、封鎖發生嚴重疫情的鄉鎮市區或縣市等。

但台灣地區防疫工作負責人陳時中卻堅持強調,目前絕對沒有需要把防疫指標升級。
全球疫情爆發以來,這種行政官僚與醫生、專家意見不一的事件,在很多地方都有發生,尤以懂王與福奇的爭執最為著名。但我國台灣省能發生這種狀況,既在意料之中,卻也有點“不合情理”。
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當局的各級行政機構的官僚中,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大夫。
就這位跟醫學專家唱反調的陳時中,從政前就是一名牙醫。
台北市長柯文哲,則是在兩岸三地醫界都知名的外科醫師,不但是台灣器官標準移植程序的建立者,更是華人醫學界在葉克膜(ECMO)技術上的執牛耳者,其醫學造詣可謂精深。

柯文哲
其他如台灣地區副領導人賴清德、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其邁、嘉義市市長涂醒哲、前民進黨大佬沈富雄、民進黨立法機構內召集人柯建銘等,也都是醫生出身。

賴清德
醫生從政,本身並不奇怪,但在高層政治精英中,竟有如此多醫生官員,台灣地區可算在全世界獨一份。
然而這麼多“內行”的官員,在疫情面前卻如此無力,甚至有些更是站在反醫學反科學的立場講話做事,真乃離天下之大譜。台灣地區醫生從政,是有歷史傳統的,而曾經的台灣政壇醫者,並不是今天這般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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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日本開始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從此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代。
在這50年裏,日本殖民者力求讓台灣人“皇民化”,擔心他們在政治經濟領域學習太多知識,啓迪民族民主意識,所以嚴格限制台灣人報考文政部、理學部和工學部,而就讀人數較少的醫學部和農學部相對開放。
再加上日本殖民初期,島內條件比較艱苦,少有日本醫生願意來台執業,但醫生又實在是必需品,所以日本於1899年成立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變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也是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培養台灣本土醫生。
因此在當時的台灣,有條件就讀大學的本土精英,醫學和農學是他們僅有的選擇。有資料記載,1944年的**“台北帝國大學”有台灣本土學生85名,其中有80人集中在醫學部。**可以説醫生就是台灣本土精英的代名詞。
所以,醫學自然而然也成了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的主要策源地。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蔣渭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蔣渭水,字雪谷,台灣宜蘭人。幼年時進入私塾,接受宿儒張鏡光的漢文教育,對處於日本當局壓榨下的普羅大眾悲慘境遇充滿憐憫,由此激發了民族主義思想。

蔣渭水
1910年,20歲的蔣渭水像其他本土優秀學子一樣,投考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並一舉中第。根據同學和老師的回憶,在校期間的蔣渭水“多才略,而亦敏求”,除了學習醫學知識外,還利用業餘時間接觸社會科學,且更有勇氣領導校內外的運動。翌年,武昌起義爆發,蔣渭水認為**“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着手不可”**,他發動台灣民眾捐款,支持辛亥革命。
1913年11月底,孫中山革命失敗後赴日本,路過台灣之時,蔣渭水急切希望能晉見孫中山,雖因日本當局在孫中山住地周圍戒備森嚴而未能如願,但他得到了孫中山熱情的回信和所贈送的開國紀念章。

醫學院畢業後,蔣渭水在治病救人之餘,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由於醫生身上的精英光環對民眾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上蔣渭水頑強的鬥爭精神,他逐漸成了當時台灣本土運動反抗總督府專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當時的日本正處在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效法西歐,改行君主立憲。但日本人卻拒絕給予台灣人這樣的民主權利,台灣總督有在島內至高無上的權力,故被當時的台灣人戲稱為“土皇帝”。這也讓台灣本土精英非常不滿。

台灣總督府
1921年,蔣渭水聯手霧峯林家的士紳林獻堂與一眾同志一起,發起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日本殖民者給予台灣人民主權利。運動中,蔣渭水發揮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牽頭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作為提倡民權之啓蒙運動組織,並發表文章《臨牀講義》,從醫師角度針砭台灣各種“疾病”。
儘管這次請願最終失敗,但其影響不僅轟動島內,甚至在日本都贏得了不少同情,對殖民統治震懾極大。
請願失敗之後,蔣渭水等人深感到組織的重要性,遂於請願運動進行到第三次時,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下簡稱“同盟會”)。1923年1月30日,在台的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向台北州北警察署提出成立同盟會的請求,但是,2月2日結社時旋即遭到總督府禁止。
蔣渭水不懼總督府高壓,力主將結社地點移師東京。蔣渭水等人認為,將政治結社活動選址在日本的“天子腳下”——東京,足以讓總督府投鼠忌器,不敢跨境執法,而日本政府考慮到國際觀瞻,也不敢過於蠻橫。於是,2月21日,同盟會在東京重新成立。
但蔣渭水畢竟還是低估了日本人的不要臉程度。
事實證明,當小鬼子沒有下限起來,真是非常可怕。由於當時的日本已經施行“治安警察法”,作為管制政治集會結社的手段,總督府檢舉同盟會會員。12月16日在總督府警務局的主導下,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第8條第2項為由,全台除花蓮、台東、澎湖外,同日同時展開大檢舉,逮捕41人、傳訊58人,共有99人遭受迫害,其中有18人遭受起訴。史稱**“治警事件”**。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
日本殖民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蔣渭水等人的憤慨,一次在東京的和平結社,居然被台灣總督府粗暴鎮壓,蔣渭水決定在法庭上作出回擊。而總督府過於蠻橫的行為,甚至在日本輿論界也引起了不小的方案,這為蔣渭水的法庭鬥爭贏得了更多空間。
輿論界的鬥爭最先打響。同情請願運動的《台灣民報》轉載翻譯了日本《大阪朝日新聞》1924年3月16日刊登的《台灣議會之起訴案件》,指責總督府的檢舉是**“無理態度,是不賢明的措施”。**
1924年4月21日《台灣民報》轉載《大阪每日新聞》社評《台灣的自治熱》,強調“總督府如果相信這樣的檢舉,就能夠絕減台灣的特別議會設置運動,其誤解就可謂太甚了”。
蔣渭水則為輿論鬥爭之火澆了最有效果的一勺油。
1924年2月21日,蔣渭水在獄中創作的《快入來辭》見報,辭中名句**“策士同以歸正,共扶人道復奚疑”**極富情感色彩,表明了他矢志不渝的心志。
眼見一名本可以養尊處優不問世事的精英醫生,卻為了台灣反對殖民暴政的鬥爭,甘願入獄而其志不悔,這一形象在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情感動員效果。
7月份,治警事件開庭,清晨不到五點鐘,羣眾就排隊鵠立在台北地方法院前等候,旁聽票在十幾分鍾內全部售罄。買不到旁聽票的民眾圍聚張望,使得法庭外也擠得水泄不通。
本案的主檢察官是日本人三好一八,他雖然姓三好,但和三好學生是一點不搭邊,相反,他在法庭上“聲音極厲,顏色悽愴”的樣子,倒是十分三八……據記載,三好的求刑論告前後長達六小時,被認為“是對台灣民眾的一種威嚇宣傳文”。
反觀蔣渭水,“對裁判長的答辯,皆是滔滔不竭語調鷹揚、言語明晰、真不愧志士的氣概”。
三好對蔣渭水有理有據的答辯非常驚訝,惱羞成怒的他噴出了一句蠢話:“既不喜歡同化政策,此際宜離開台灣。”
反對你殖民者的政策,反倒要讓本地人離開故土?
這樣愚蠢的表態自然也沒有被蔣渭水放過,他在獄中親筆為《台灣民報》寫下題為《這句話非同小可!》的社論,指出1922年翻譯簡某説了“你若嫌税貴,儘可退去台灣罷”,被當局免職,而你三好****“個堂堂的檢查官長,敕任官,竟也敢説了這句話,那責任自然要加倍了”。
由於台灣和日本本土輿論界的反彈,法官堀田真猿宣告“檢察官起訴證據不充分,判決18名被告等全部無罪”。
但還是那句話,當小鬼子沒有下限起來,真是非常可怕。面對判決,檢察官三好一八悍然上訴,而台灣高等法院受到總督府和檢察勢力的壓力,判處蔣渭水4個月徒刑,是台灣因政治請願被拘禁的第一人。
從此,蔣渭水被總督府當局視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指導者”,認為他“煽動民族反感”,一生受拘捕、囚禁十餘次。

一眾同志接蔣渭水(中間脱帽者)出獄
蔣渭水醫生能夠得到“台灣孫中山”的美稱,自然不光是因為“棄醫從政”的共同經歷,更是因為蔣渭水那堅持到底,不畏強暴的勇氣,他的同志、台灣詩人葉榮鍾就評價蔣渭水稱:“革命家最大的必備條件,就是始終不渝的反抗精神,……蔣渭水先生在這一點,可以説是夠水準的領袖。”
除了蔣渭水以外,在當時的台灣社會,還有許多醫生在各個領域貢獻了非凡的成就,有像蔣渭水一樣投身台灣人民解放事業,並最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李偉光醫生;有奠基台灣現代文學的號稱“台灣魯迅”的賴和醫生;有開啓台灣流行音樂的林清月醫生;有“抗日”“媚日”美名惡名於一身的台灣詩人王昶雄醫生……

李偉光醫生
可以説,日據時代的台灣本土社會運動,某種程度上是屬於醫生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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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統治結束之後,國民黨政權接管台灣,本來為台灣光復而高興的台灣本土精英發現,他們的處境並沒有變得更好……
國民黨的到來,讓台灣有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區分。外省人,即隨蔣介石到來台灣的,祖籍為台灣省以外的大陸省份的人。
當時,國民黨政權不但腐敗無能,而且對“本省人”有很大的敵意,比之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歧視甚至猶有過之。
1947年的228事變,**國民黨動用軍警,濫殺台灣民眾,鎮壓共產黨,動輒以整肅“台島漢奸”為名義,迫害本省精英。**不少人前半生為日本殖民者迫害,抗戰勝利後返回故土,又成了國民黨的敵人慘遭屠戮,令人唏噓。

描寫228的相關漫畫
蔣渭水的養女蔣碧玉護士與女婿鍾浩東(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夫婦,為了推翻國民黨政權,而參與中國共產黨活動,遭國民黨逮捕。後鍾浩東被槍決,蔣碧玉被判感訓。蔣碧玉在面對國民黨特務訊問時曾説:“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地死去!”此話後被留於北京無名英雄廣場。
228事變後,台灣國民黨當局對本省人更加不信任,從而採取了和日本人大同小異的壓制政策。在高等教育領域,同樣壓制本省精英考取文政、理學等學科。
國民黨對待外省權貴子弟與本省精英學子的態度差距,可以從兩位台灣地區前領導人的早年命運中窺見一二。

陳水扁與馬英九
馬英九在台灣中考數學只考了48分的不及格成績,卻以保送生身份入讀當時台灣最好的建國中學。
等到了高考,馬英九隻考上了淡江文理學院,但最終卻靠所謂**“香港僑生”**身份入讀台大法律系……
馬英九雖然生在香港,但不到2歲就隨父母移居台灣,其僑生身份實屬牽強,真正不斷幫他入讀名校的,恐怕是他那時任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的老爸……
其父馬鶴凌出身湖南湘潭,曾任國民黨考紀會副主委,在國民黨內位高權重。
馬英九的同齡人陳水扁,在台灣高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績入讀台大商學系工商管理組,但自覺與志趣不符,於是復讀一年,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台大法律系。
大學期間,陸續申請到水泥公司、農會、中國佛教協會、獅子會台灣分會、國民黨等各種獎助學金。大三時,陳水扁考中律師高考(該年1459人報考,錄取10名),1974年6月,以第一名成績的畢業。
一位是一路靠保送入讀的關係户,一位是一路第一名的優等生,結果二人畢業之後的命運又如何呢?
竟然是,關係户拿到了國民黨培養“黨內精英”的中山獎學金赴美留學,回台之後就擔任了蔣經國的秘書,優等生卻要畢業就去小律所自謀出路……
可以想見,那個年代在政法、社科領域的台灣本省學子,要面對怎樣的困境。
所以,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擺在他們面前最好的出路,還是只有讀醫學當醫生……
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本省精英學子投身醫學界,而在蔣經國、李登輝統治時期,國開始重用本省人,被民間稱為“吹台青”政策。16位“部長”級官員中,本省人從零開始,上升到6席。
本省醫生精英由此獲得了登堂入室的機會。
90年代“代表本省人”的民進黨崛起,台灣醫學精英從政的路進一步拓寬。
慢慢的,醫而優則仕成了台灣人的一種慣性思維。台大醫學院也堪稱台灣政壇的“醫學版黃埔軍校”。台大醫學院和台大醫院的院長職位甚至成為了政壇高層矚目的對象。
國民黨專政時期,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院長乃至外科主任的任命,都要受到黨政軍高層的嚴重干涉,後來李登輝、陳水扁也先後試圖干預過台大醫院院長的任命。
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地區成了西方標榜的“民主世界防疫標杆”。當時有西媒刊文認為,台灣政壇高層頗多醫生,是台灣可以“防疫成功”的重要原因。
不過,這個神話最終破產。事實證明,島內“謀獨”的政治環境下,醫生當了官僚,政客就變成了其第一身份,也很難堅持專業精神。比如作為醫生的陳時中,會不知道引進大陸疫苗對台灣防疫有利無害嗎?但作為民進黨下屆台北市長的熱門人選,陳時中不可能冒得罪深綠選民的風險提出與大陸合作……
所以,醫生專業出身的官僚,並不一定就是最佳的抗疫人選,會給病人治病,並不一定能給社會療傷……
也許台灣這個病,真該換個“大夫”來治一治了。
明知故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