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醫救不了台灣人_風聞

一省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549例，12例死亡，這事發生在現在的中國，離不離譜？

　　再一看，是台灣省的事兒。

　　台灣最新一輪疫情大規模爆發至今已經超過2周，島內已經有專家建議應實施更嚴厲的“第四級警戒”，讓當局可以規定民眾只在必要時才外出、封鎖發生嚴重疫情的鄉鎮市區或縣市等。

　　但台灣地區防疫工作負責人陳時中卻堅持強調，目前絕對沒有需要把防疫指標升級。

　　全球疫情爆發以來，這種行政官僚與醫生、專家意見不一的事件，在很多地方都有發生，尤以懂王與福奇的爭執最為著名。但我國台灣省能發生這種狀況，既在意料之中，卻也有點“不合情理”。

　　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當局的各級行政機構的官僚中，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大夫。

　　就這位跟醫學專家唱反調的陳時中，從政前就是一名牙醫。

　　台北市長柯文哲，則是在兩岸三地醫界都知名的外科醫師，不但是台灣器官標準移植程序的建立者，更是華人醫學界在葉克膜（ECMO）技術上的執牛耳者，其醫學造詣可謂精深。

　　柯文哲

　　其他如台灣地區副領導人賴清德、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其邁、嘉義市市長涂醒哲、前民進黨大佬沈富雄、民進黨立法機構內召集人柯建銘等，也都是醫生出身。

　　賴清德

　　醫生從政，本身並不奇怪，但在高層政治精英中，竟有如此多醫生官員，台灣地區可算在全世界獨一份。

　　然而這麼多“內行”的官員，在疫情面前卻如此無力，甚至有些更是站在反醫學反科學的立場講話做事，真乃離天下之大譜。台灣地區醫生從政，是有歷史傳統的，而曾經的台灣政壇醫者，並不是今天這般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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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日本開始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從此開始了長達50年的日據時代。

　　在這50年裏，日本殖民者力求讓台灣人“皇民化”，擔心他們在政治經濟領域學習太多知識，啓迪民族民主意識，所以嚴格限制台灣人報考文政部、理學部和工學部，而就讀人數較少的醫學部和農學部相對開放。

　　再加上日本殖民初期，島內條件比較艱苦，少有日本醫生願意來台執業，但醫生又實在是必需品，所以日本於1899年成立了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後變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也是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培養台灣本土醫生。

　　因此在當時的台灣，有條件就讀大學的本土精英，醫學和農學是他們僅有的選擇。有資料記載，1944年的**“台北帝國大學”有台灣本土學生85名，其中有80人集中在醫學部。**可以説醫生就是台灣本土精英的代名詞。

　　所以，醫學自然而然也成了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的主要策源地。有**“台灣孫中山”之稱的蔣渭水**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蔣渭水，字雪谷，台灣宜蘭人。幼年時進入私塾，接受宿儒張鏡光的漢文教育，對處於日本當局壓榨下的普羅大眾悲慘境遇充滿憐憫，由此激發了民族主義思想。

　　蔣渭水

　　1910年，20歲的蔣渭水像其他本土優秀學子一樣，投考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並一舉中第。根據同學和老師的回憶，在校期間的蔣渭水“多才略，而亦敏求”，除了學習醫學知識外，還利用業餘時間接觸社會科學，且更有勇氣領導校內外的運動。翌年，武昌起義爆發，蔣渭水認為**“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着手不可”**，他發動台灣民眾捐款，支持辛亥革命。

　　1913年11月底，孫中山革命失敗後赴日本，路過台灣之時，蔣渭水急切希望能晉見孫中山，雖因日本當局在孫中山住地周圍戒備森嚴而未能如願，但他得到了孫中山熱情的回信和所贈送的開國紀念章。

　　醫學院畢業後，蔣渭水在治病救人之餘，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由於醫生身上的精英光環對民眾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上蔣渭水頑強的鬥爭精神，他逐漸成了當時台灣本土運動反抗總督府專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當時的日本正處在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效法西歐，改行君主立憲。但日本人卻拒絕給予台灣人這樣的民主權利，台灣總督有在島內至高無上的權力，故被當時的台灣人戲稱為“土皇帝”。這也讓台灣本土精英非常不滿。

　　台灣總督府

　　1921年，蔣渭水聯手霧峯林家的士紳林獻堂與一眾同志一起，發起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要求日本殖民者給予台灣人民主權利。運動中，蔣渭水發揮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牽頭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作為提倡民權之啓蒙運動組織，並發表文章《臨牀講義》，從醫師角度針砭台灣各種“疾病”。

　　儘管這次請願最終失敗，但其影響不僅轟動島內，甚至在日本都贏得了不少同情，對殖民統治震懾極大。

　　請願失敗之後，蔣渭水等人深感到組織的重要性，遂於請願運動進行到第三次時，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下簡稱“同盟會”）。1923年1月30日，在台的蔣渭水、蔡培火等人向台北州北警察署提出成立同盟會的請求，但是，2月2日結社時旋即遭到總督府禁止。

　　蔣渭水不懼總督府高壓，力主將結社地點移師東京。蔣渭水等人認為，將政治結社活動選址在日本的“天子腳下”——東京，足以讓總督府投鼠忌器，不敢跨境執法，而日本政府考慮到國際觀瞻，也不敢過於蠻橫。於是，2月21日，同盟會在東京重新成立。

　　但蔣渭水畢竟還是低估了日本人的不要臉程度。

　　事實證明，當小鬼子沒有下限起來，真是非常可怕。由於當時的日本已經施行“治安警察法”，作為管制政治集會結社的手段，總督府檢舉同盟會會員。12月16日在總督府警務局的主導下，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第8條第2項為由，全台除花蓮、台東、澎湖外，同日同時展開大檢舉，逮捕41人、傳訊58人，共有99人遭受迫害，其中有18人遭受起訴。史稱**“治警事件”**。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

　　日本殖民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蔣渭水等人的憤慨，一次在東京的和平結社，居然被台灣總督府粗暴鎮壓，蔣渭水決定在法庭上作出回擊。而總督府過於蠻橫的行為，甚至在日本輿論界也引起了不小的方案，這為蔣渭水的法庭鬥爭贏得了更多空間。

　　輿論界的鬥爭最先打響。同情請願運動的《台灣民報》轉載翻譯了日本《大阪朝日新聞》1924年3月16日刊登的《台灣議會之起訴案件》，指責總督府的檢舉是**“無理態度，是不賢明的措施”。**

　　1924年4月21日《台灣民報》轉載《大阪每日新聞》社評《台灣的自治熱》，強調“總督府如果相信這樣的檢舉，就能夠絕減台灣的特別議會設置運動，其誤解就可謂太甚了”。

　　蔣渭水則為輿論鬥爭之火澆了最有效果的一勺油。

　　1924年2月21日，蔣渭水在獄中創作的《快入來辭》見報，辭中名句**“策士同以歸正，共扶人道復奚疑”**極富情感色彩，表明了他矢志不渝的心志。

　　眼見一名本可以養尊處優不問世事的精英醫生，卻為了台灣反對殖民暴政的鬥爭，甘願入獄而其志不悔，這一形象在民眾中產生了巨大的情感動員效果。

　　7月份，治警事件開庭，清晨不到五點鐘，羣眾就排隊鵠立在台北地方法院前等候，旁聽票在十幾分鍾內全部售罄。買不到旁聽票的民眾圍聚張望，使得法庭外也擠得水泄不通。

　　本案的主檢察官是日本人三好一八，他雖然姓三好，但和三好學生是一點不搭邊，相反，他在法庭上“聲音極厲，顏色悽愴”的樣子，倒是十分三八……據記載，三好的求刑論告前後長達六小時，被認為“是對台灣民眾的一種威嚇宣傳文”。

　　反觀蔣渭水，“對裁判長的答辯，皆是滔滔不竭語調鷹揚、言語明晰、真不愧志士的氣概”。

　　三好對蔣渭水有理有據的答辯非常驚訝，惱羞成怒的他噴出了一句蠢話：“既不喜歡同化政策，此際宜離開台灣。”

　　反對你殖民者的政策，反倒要讓本地人離開故土？

　　這樣愚蠢的表態自然也沒有被蔣渭水放過，他在獄中親筆為《台灣民報》寫下題為《這句話非同小可！》的社論，指出1922年翻譯簡某説了“你若嫌税貴，儘可退去台灣罷”，被當局免職，而你三好****“個堂堂的檢查官長，敕任官，竟也敢説了這句話，那責任自然要加倍了”。

　　由於台灣和日本本土輿論界的反彈，法官堀田真猿宣告“檢察官起訴證據不充分，判決18名被告等全部無罪”。

　　但還是那句話，當小鬼子沒有下限起來，真是非常可怕。面對判決，檢察官三好一八悍然上訴，而台灣高等法院受到總督府和檢察勢力的壓力，判處蔣渭水4個月徒刑，是台灣因政治請願被拘禁的第一人。

　　從此，蔣渭水被總督府當局視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指導者”，認為他“煽動民族反感”，一生受拘捕、囚禁十餘次。

　　一眾同志接蔣渭水（中間脱帽者）出獄

　　蔣渭水醫生能夠得到“台灣孫中山”的美稱，自然不光是因為“棄醫從政”的共同經歷，更是因為蔣渭水那堅持到底，不畏強暴的勇氣，他的同志、台灣詩人葉榮鍾就評價蔣渭水稱：“革命家最大的必備條件，就是始終不渝的反抗精神，……蔣渭水先生在這一點，可以説是夠水準的領袖。”

　　除了蔣渭水以外，在當時的台灣社會，還有許多醫生在各個領域貢獻了非凡的成就，有像蔣渭水一樣投身台灣人民解放事業，並最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李偉光醫生；有奠基台灣現代文學的號稱“台灣魯迅”的賴和醫生；有開啓台灣流行音樂的林清月醫生；有“抗日”“媚日”美名惡名於一身的台灣詩人王昶雄醫生……

　　李偉光醫生

　　可以説，日據時代的台灣本土社會運動，某種程度上是屬於醫生的運動。

　　2

　　日本人的統治結束之後，國民黨政權接管台灣，本來為台灣光復而高興的台灣本土精英發現，他們的處境並沒有變得更好……

　　國民黨的到來，讓台灣有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區分。外省人，即隨蔣介石到來台灣的，祖籍為台灣省以外的大陸省份的人。

　　當時，國民黨政權不但腐敗無能，而且對“本省人”有很大的敵意，比之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歧視甚至猶有過之。

　　1947年的228事變，**國民黨動用軍警，濫殺台灣民眾，鎮壓共產黨，動輒以整肅“台島漢奸”為名義，迫害本省精英。**不少人前半生為日本殖民者迫害，抗戰勝利後返回故土，又成了國民黨的敵人慘遭屠戮，令人唏噓。

　　描寫228的相關漫畫

　　蔣渭水的養女蔣碧玉護士與女婿鍾浩東（時任基隆中學校長）夫婦，為了推翻國民黨政權，而參與中國共產黨活動，遭國民黨逮捕。後鍾浩東被槍決，蔣碧玉被判感訓。蔣碧玉在面對國民黨特務訊問時曾説：“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地死去！”此話後被留於北京無名英雄廣場。

　　228事變後，台灣國民黨當局對本省人更加不信任，從而採取了和日本人大同小異的壓制政策。在高等教育領域，同樣壓制本省精英考取文政、理學等學科。

　　國民黨對待外省權貴子弟與本省精英學子的態度差距，可以從兩位台灣地區前領導人的早年命運中窺見一二。

　　陳水扁與馬英九

　　馬英九在台灣中考數學只考了48分的不及格成績，卻以保送生身份入讀當時台灣最好的建國中學。

　　等到了高考，馬英九隻考上了淡江文理學院，但最終卻靠所謂**“香港僑生”**身份入讀台大法律系……

　　馬英九雖然生在香港，但不到2歲就隨父母移居台灣，其僑生身份實屬牽強，真正不斷幫他入讀名校的，恐怕是他那時任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主任的老爸……

　　其父馬鶴凌出身湖南湘潭，曾任國民黨考紀會副主委，在國民黨內位高權重。

　　馬英九的同齡人陳水扁，在台灣高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績入讀台大商學系工商管理組，但自覺與志趣不符，於是復讀一年，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台大法律系。

　　大學期間，陸續申請到水泥公司、農會、中國佛教協會、獅子會台灣分會、國民黨等各種獎助學金。大三時，陳水扁考中律師高考（該年1459人報考，錄取10名），1974年6月，以第一名成績的畢業。

　　一位是一路靠保送入讀的關係户，一位是一路第一名的優等生，結果二人畢業之後的命運又如何呢？

　　竟然是，關係户拿到了國民黨培養“黨內精英”的中山獎學金赴美留學，回台之後就擔任了蔣經國的秘書，優等生卻要畢業就去小律所自謀出路……

　　可以想見，那個年代在政法、社科領域的台灣本省學子，要面對怎樣的困境。

　　所以，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擺在他們面前最好的出路，還是只有讀醫學當醫生……

　　於是一代又一代的本省精英學子投身醫學界，而在蔣經國、李登輝統治時期，國開始重用本省人，被民間稱為“吹台青”政策。16位“部長”級官員中，本省人從零開始，上升到6席。

　　本省醫生精英由此獲得了登堂入室的機會。

　　90年代“代表本省人”的民進黨崛起，台灣醫學精英從政的路進一步拓寬。

　　慢慢的，醫而優則仕成了台灣人的一種慣性思維。台大醫學院也堪稱台灣政壇的“醫學版黃埔軍校”。台大醫學院和台大醫院的院長職位甚至成為了政壇高層矚目的對象。

　　國民黨專政時期，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院長乃至外科主任的任命，都要受到黨政軍高層的嚴重干涉，後來李登輝、陳水扁也先後試圖干預過台大醫院院長的任命。

　　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台灣地區成了西方標榜的“民主世界防疫標杆”。當時有西媒刊文認為，台灣政壇高層頗多醫生，是台灣可以“防疫成功”的重要原因。

　　不過，這個神話最終破產。事實證明，島內“謀獨”的政治環境下，醫生當了官僚，政客就變成了其第一身份，也很難堅持專業精神。比如作為醫生的陳時中，會不知道引進大陸疫苗對台灣防疫有利無害嗎？但作為民進黨下屆台北市長的熱門人選，陳時中不可能冒得罪深綠選民的風險提出與大陸合作……

　　所以，醫生專業出身的官僚，並不一定就是最佳的抗疫人選，會給病人治病，並不一定能給社會療傷……

　　也許台灣這個病，真該換個“大夫”來治一治了。

　　明知故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