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謹防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力“內卷”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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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探討的，是如何讓新技術的發展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以及能夠讓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崗位。

”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特別強調了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的發展要想健康前行，必然要有充分考慮。近日，在由智聯招聘聯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共同打造的“數字協同 智慧職場”2021中國人力資本國際管理論壇（春季）活動現場，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以《數字經濟時代就業與勞動力市場轉型》為題，對當前問題進行了深度剖析。

以下整理自現場演講實錄，城市進化論獲授權發佈：

圖片來源：攝圖網

《數字經濟時代就業與勞動力市場轉型》

蔡昉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特別強調了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發展要想健康前行，必然要有一些充分的考慮。我想從宏觀一點的角度提出幾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數字經濟主要含義還是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以數字技術為核心來推動一個新的產業形態發展，同時也把這種技術應用到幾乎所有產業中。從定義上就已註定它是一個融合的產業發展方向，而非一個完全新生的產業。事實上，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方向來看，一二三產業都有數字化需求。基於此，數字經濟是無所不覆蓋的。

數字經濟是應用新技術的一個主要領域。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談技術進步對產業的影響，就有一個説法——**新技術在破壞舊崗位的同時，也創造更多新崗位。**這話到今天還在説，但多數人不太信服。為什麼？不是説它破壞了舊產業不創造新崗位，而是有這麼幾條原因：

第一 ，新技術毀掉的崗位與創造的崗位所需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

用新技術意味着用資本替代了勞動，新技術的應用會有新的人才需求，所以破壞掉一些崗位自然也會創造一些新崗位。但是取代、毀掉的這些崗位和新技術創造的崗位，所要求的人是不一樣的。他們是具有不同的人力資本和技能的人羣。所以儘管給一部分人創造了崗位，但丟掉崗位的人未必能進入新崗位。在此過程中，會出現失業或者就業不足的問題。

**第二，破壞的崗位數量上少於新創崗位。**新創造的崗位質量可能更高，但在數量上不一定多於被破壞的崗位。

第三，轉崗後工作比以前質量低待遇差。通常人們在轉崗以後，往往發現他們的待遇和就業質量降低了。也有人會得到提高，但多數情況下是比以前要差。

上述這些原因造成了實際的勞動力市場問題和就業難點，這也是為什麼要討論勞動力市場和就業轉型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要探討的，是如何讓新技術的發展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以及能夠讓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崗位。

01

先看數字經濟和就業崗位是什麼關係。我主要提供一些國際上的經驗教訓，也有一點理論思考。

首先，數字經濟和所有新技術帶來的產業變革具有一個共同點，首先要破壞掉一些舊崗位才能創造出一些新崗位，這個叫創造性破壞，破壞掉了一些傳統的生產方式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

數字經濟、數字產業也如此，它用自身替代一些傳統產業、舊崗位。同時，當把產業數字化，也就是把數字經濟的一些主要理念、技術和組織方式，應用到改造傳統產業的過程中時，數字化技術就作為一個人力資本含量更高、物質資本含量更高的生產方式，替代原來的普通的非熟練的勞動，因此替代崗位是必然的。

假設我們人力資本是湧流般的充足，這時候創造更多的對人力資本要求更高的就業崗位，大家會從舊崗位中退出再進入新崗位。但事實上目前城市農民工比重已經佔到40%左右。這羣人和他們的父輩相比，受教育程度明顯得到了提高。但按照數字經濟時代的要求來看，初中畢業的還佔55%，是絕大部分，還有極少數甚至達不到初中。真正到高中、大專的只有20%多。

在這種情況下，創造新的崗位必須兼顧到這些人的人力資本如何和新的崗位相適應。

02

説到這裏，就有一個理論問題，最近經濟學界比較熱衷於討論所謂的“生產率悖論”或者是“索洛悖論”，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曾經寫過一篇很短的書評，只有一句話，叫做“我們這個時代處處可以看到電腦，唯獨在生產率的統計中看不到”。經濟學家發現，在技術大幅進步的同時，生產率並沒有得到提高，為什麼？

我們先理解一個道理——生產率是工資增長的基礎，沒有生產率進步，意味着收入不能增長。**任何收入的上漲如果不能建立在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就不可持續。**那麼在應用技術時，第一是不是提高了生產率，第二生產率是不是通過收入上漲得到了分享，這最終決定了科技進步和數字經濟發展是不是健康。

假設經濟是由兩個部門組成的，這是一個高度假設：一個高生產率部門，叫做數字經濟，也許原來還沒完全數字化，但它是生產率原來就比較高的，比如製造業；還有一個低生產率部門，比如服務業，特別是傳統的服務業。

假設最初情況下，它們各有一百個勞動力。但是高生產率的部門產值是10000元，低生產率部門是1000元，用產值除於勞動力數量可以得出，高生產率部門是低生產率部門的10倍（生產率）。平均化以後，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是55。

假設應用了數字經濟，新的數字技術去改造高生產率部門，使它的生產率更高。從這個意義上説沒有什麼“索洛悖論”。假設產值不變，高生產率部門減少了80%的勞動力。此時它的生產率提高了4倍，變成了500。

低生產率部門沒有應用新技術，但發生了一個新現象，它生產相同產值卻必須接受更多勞動力。因為假設這個社會只有上述兩個部門，從第一個部門排擠出來的勞動力，必然要進入第二個部門。此時，它的勞動力增加了80%，這個時候再算生產率，第一個部門是500，第二個降到了5.6。平均下來全社會生產率還是55，沒有提高。

這裏面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當製造業部門被新技術應用提高了生產率，勞動力會流到生產率更低的部門，使得原來的比如服務業生產率更低。因此，勞動生產率整體沒有提高，但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也就是部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更大了。部門之間相應的工資差異也就更大了。我們把這個叫做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化。

03

**兩極化相應帶來了：第一收入差距拉大；第二中等收入羣體減少。**這種現象在我國還沒有明顯出現，但在美國已經得到充分驗證。

我們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叫做“高收入國傢俱樂部”。這些國家通常有一個特點，收入差距並不大，因為國家進行了再分配。在這些國家中，美國是收入差距最大的，這也造成了美國現在出現的問題。

原因是什麼？美國是生產率進步最快的，以科技進步為引擎。但在提高一些部門勞動力生產率的同時，勞動力被排擠掉了。現代社會里，人力資本技能如何發展都趕不上科技的進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時代。

因此，被替代了以後，他們的崗位沒有了，只好退到生產率更低的服務業中。在麥當勞工作，工資不可能提多高，也不需要勞動生產率得到多大提高，這部分人的收入永遠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也的確創造了更高更好的崗位，但這些人只是少數。

兩極分化，收入差距擴大，基尼係數增大，美國的中產階級從70%縮減到50%，20個百分點就丟掉了。當經濟上處於兩極，人們的價值觀就變得對立，社會分化、政治分裂就是必然，造成了美國今天的狀況。它也沒有什麼解決辦法，在國內只好實行民粹主義政策，在國際上就反映為民族主義、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促進了逆全球化的進程。這就是以美國為例，看一些教訓。

做個小結，**技術進步不會自然而然創造就業。**技術進步如同全球化經濟增長一樣，可以創造更好的崗位、做大蛋糕。但是，分好蛋糕和技術進步無關，必須專門做如何分好蛋糕的工作。

04

再看中國目前面臨什麼樣的挑戰。這些年我們的產業結構變化非常快，就業總體形勢也很好，但隱含着一些潛在危機。

**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了峯值，從那以後就是負增長，意味着勞動力開始短缺，工資上漲。**工資上漲本來是好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工資上漲過快也會帶來比較優勢的喪失，勞動力便宜的優勢逐漸弱化。

我們做了一個指數，叫做製造業比較優勢。製造業在出口貨物中佔比和全世界的同業佔比相比，如果我們比它們強，就説明我們在製造業上有比較優勢。如果小於1，比世界的同業比重還要低的話，就沒有優勢。實際上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製造業比較優勢就明顯高於美國（下圖左），2012年達到最高峯，從那以後開始下降。

儘管我們目前顯然還優於美國等發達國家，但下降趨勢比較明顯。這和我們的人口紅利消失是直接相關的。工資成本提高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自然比較優勢就會弱化。相應的我們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也就下降了（下圖右）。

實際上，我們製造業佔GDP比重在2006年到達36.3%，目前已經降到27%，接近10個百分點的降幅，也就是説製造業在弱化。

製造業弱化會產生一個很大問題，當企業遇到製造業競爭力下降的情況，在招不到工人、工人工資太高時，企業家最主要的做法之一就是用機器去替代勞動力。多投入一些資本購買一些設備，減少勞動力的供應。

過去這些年，我們的製造業增加值還是繼續提高的，雖然速度慢（如下圖）；固定資產投資（假設就是資本深化）也是上漲的；同期就業（單位就業，不算靈活就業人員）有明顯下降趨勢。這意味着現在我們用更多的資本和機器，用更少的人。

它可以提高勞動力生產率，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阻止資本報酬率的下降，沒有真正提高競爭力，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在此情況下，我們最關心的是造成了就業的減少。

**製造業資本深化：**在比較優勢弱化情況下，用資本替代勞動，產生減少就業傾向；圖中可明顯看到就業增長與投資、增加值的增長不同步；製造業轉崗者和新成長勞動力向何處去？

05

就業減少，人總要有一些去處，去哪兒了？

我們看三次產業勞動力數量，農業勞動力長期下降，這是一個必然規律，任何國家農業勞動力佔比都是逐年下降的。同時，我們的第二產業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增速就已經沒那麼快了，在過去的10來年裏，它是絕對下降的。

減少的這些人，他們去哪兒了呢？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回到農業中，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報酬也太低，因此大部分到了第三產業。當然不是去金融機構當業務員或者首席經濟學家。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去了服務業，生活服務業，也就是相對勞動生產率比較低的服務業中。所以我們看到，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數量是急劇增長的，農業是下降的，製造業也在下降（下圖左）。

**資源配置退化：**勞動力出現向低生產率部門逆向配置的趨勢

然而，這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狀況又是什麼？農業生產率是提高的（上圖右），但顯著低於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同時，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是大幅度低於第二產業的，也就是低於製造業。正是因為製造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和服務業的勞動力佔比迅速提高，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下降了。也就是説，生產率原來就高的部門，越是得到技術的支持，勞動生產率提得更高的時候，原來勞動力生產率低的部門，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就越慢。

有一個詞叫**“內卷化”**。當這部分勞動力原來還在勞動生產率比較高的製造業工作時，他們掙的是一箇中等收入羣體的工資。當他們被迫回到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更低的時候，勞動力的內卷化就發生了。

更多的人集中在生產率比較低的部門，甚至可能造成生產率進一步下降。雖然崗位還在，但是“破壞掉的崗位”比“新創造的崗位”的質量還高，或者反過來説，“新創造的崗位”比“破壞掉的崗位”的生產率還低。這不是我們數字經濟發展的初衷，必須重視。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説，產業結構的進步，就是勞動力資源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轉移。過去幾十年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從中西部轉向沿海地區，就是庫茲涅茨化過程。但如果反過來，“逆庫茲涅茨化”，就和我們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不一致的，和初衷也不一致。

我們用的失業率裏，有一部分總是要失業的，叫自然失業率：其中一部分是結構性的——人力資本是不是和這個崗位相關；一部分是摩擦性的——在找工作的過程中需要花時間，這些過程是必然的。因此叫自然失業率，反映的是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情況。

過去這些年，自然失業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有所提高。這意味着雖然勞動力短缺現象還比較嚴重，企業抱怨招不到工人，但工人實際上也有就業困難。這些困難以結構性為主，結構性困難就是説雖然有崗位，但是技能、人力資本和崗位不適應，所以不能進入到那個崗位。

自然失業率提高也證明了在數字經濟過程中，必然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性。當我們講到數字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市場轉型、就業轉型時，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技能和數字經濟發展的需要相匹配。

06

綜上，我們發展數字經濟還要注重就業。任何事物的發展，必須把就業作為一個單獨的政策要求賦予其中才能做好。所以我提幾點數字經濟時代促進就業的政策建議。

第一，**數字經濟時代應該打造一個更高版本的就業優先政策。**總體來説，我們提出就業優先政策是1.0；後來提出了更為積極的就業政策，我們設想它是2.0；今天技術進步加快了要有新的更好的舉措，我們要提出數字經濟時代就業優先政策3.0。

過去我們整體生產率提高靠什麼？一方面是靠技術進步，但是最快、最主要的路徑，過去是靠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農業）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這個過程是“帕累託改進”，這是人人歡迎的。總體來説，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打工，掙的錢比他在土地上掙得多，他是得到收益的。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離開的那個部門生產率低，進入的部門生產率高，整體勞動生產率也得到了提高，微觀上和宏觀上達成了一致。

但是**隨着農村待轉移人口的減少，今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一個主要途徑是“創造性破壞”。**即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可能靠所有企業同步得到生產率進步，而只能是靠那些生產率高的企業生存、發展，生產率低的企業退出、萎縮，甚至死亡。在這過程中，“創造性破壞”就意味着生產率高的部門，可以得到新的更多生產要素進行重新組合，整體生產率得到提高。此時生產率提高既有得到發展的，也有被淘汰的，因此不再是一個“帕累託改進”。在整個提高生產率的過程中，是有人、有企業、有產能要受損的，是被破壞掉的。

**這個過程可以破壞產能、企業，但不能破壞“人”，因為勞動力是被承載在人的身上，人不能被破壞。**那麼如何促進就業、保護人本身，這就是政府的責任。在更高的科技發展，比如數字經濟發展條件下，這個責任更重、要求更高。所以需要更高版本的就業優先政策，統一來解決就業總量、就業結構和就業質量的問題。

首先就是**政府的公共就業服務。**公共就業服務不是針對所有的就業問題，最核心是針對自然失業率。失業有三部分，一部分是週期性失業，遭受外部衝擊時，比如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這都是週期性變化的，有時有，有時沒有。另一個永遠存在的是摩擦性失業，人力資本如何和需求相匹配的問題。還有一個是需要在就業市場上花多少時間去找到工作的問題。這些是自然失業。

自然失業率雖然總是存在，但水平高低則事在人為

但自然失業不是“自然”的，是可以降低的。降低的辦法就是通過更好的培訓、職介、信息溝通，使供和需得到更好的匹配，這無疑是政府的職能之一。其次政府需要和社會攜手，也需要一些必要機構來參與，提供最好的服務。

現在遇到一個難點堵點，就是如何使培訓真正符合勞動者和企業雙方的需要。畢竟需要什麼樣的技能、什麼樣的人，企業最清楚；能夠學到什麼、願意做什麼，只有勞動者個人最知道。

那麼在中介這部分，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必須去了解，而這個瞭解的過程需要時間、需要重視，這是最大的堵點。因此，政府提供好的公共服務的核心也必須是需求導向，而不是説有熱心和資源就能做成，必須要了解什麼叫需求，這個需求在數字經濟發展條件下有新的特點。

**第二，新經濟的發展會創造新的就業形態，新的就業形態和傳統社會保險方式發生不協調的關係。**特別是城鎮就業市場本來就是“二元”式，過去對靈活就業、農民工下崗再就業，以及一部分新成長的勞動力覆蓋不高。新的就業形勢下還創造了更多靈活就業形式，比如“騎手”，這部分就業形式和原來的社會保障關係就更疏遠。如何重新構建一個新型社會保障方式、模式去適應它，這是需要解決的。

新型就業模式中還是以農民工為主體，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佔比已經相當高了，因此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途徑，解決他們在城市落户、得到城市居民身份，至少讓他們和城市就業羣體沒有差別，這是一條根本的出路。

另外，歸根到底不論是誰進入到這些數字經濟創造出的新就業形態，都會容易喪失掉原來和社會保險方式的黏性。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出路就是提高我們社會保險的普惠性。它和你在什麼單位就業無關，和你是什麼樣的户籍身份無關，甚至在有些情況下，和你是否繳費也無關，這樣也是一個根本出路。

**第三個政策建議，要探索數字經濟時代勞動力市場制度形式。**勞動力市場是一個配置人力資源的市場機制。人力資源是一個特殊的資源、要素。資本也是一種要素，用市場配置就夠了。但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的特殊性在於載體是人不是物，人既是勞動手段，也是發展目的。**其他物質要素可以優勝劣汰，但人從來不能，任何人都需要得到保護。**因此，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在任何情況下，哪怕在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中，也是結合兩種方式來予以配置的。

一個是市場供求機制，看哪兒缺了，用工資來調整。還有一個是勞動力市場制度，包括最低工資制度、勞動合同制度、勞動立法執法，以及工會的作用等，不可或缺。這種方式在數字經濟時代還會有新的要求，一個是要與時俱進，與新科技發展相適應；另一個是要特別針對新就業形態出現後，如何讓勞動者得到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保護。

這些年最低工資制度作為一種勞動力市場制度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如上圖），我們的勞動合同制度也發揮了它應有的保護勞動者的功能，而不是相反。有人認為勞動力市場過早發展，最低工資制度減少了就業，或者説勞動合同制度加大了企業對工人的約束造成了成本的提高，這些都是錯誤的，我們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歸根到底是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必然結果。

最後，大家也都關心的就是教育和培訓。目前1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超過9年。但落實到每一個人頭上是不平均的。20歲人口受教育年限是最高的，隨着年齡提高，受教育年限一路下降，到了今天的80多歲的人，當年沒有很多機會接受教育，受教育年限降到只有3年左右。這説明我們目前人力資本總體上還是不足的，呈現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特徵，這是其一。

其二是在不同年齡羣體之間，受教育程度、對勞動力市場適應能力，和市場對它的需求是不同的。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滿足不同羣體的需求。比如延遲退休年齡，一線工人不太喜歡這個政策，他們不太希望延後退休時間。原因是他們已經處在人力資本不足的年齡段，他們的勞動力市場地位是比較脆弱的，還不如退休反而得到保障。因此，我們的教育和培訓必須是多樣化的，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進步千變萬化，產業結構調整日新月異，意味着技能也是瞬息萬變的。今天，你花了幾年時間學到一個不錯的技能，找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有理想的工資，但也許未來它被機器人替代，這個崗位就不存在了，這個風險是有的，怎麼辦？這時候**我們的教育首先是通識教育，提高人的認知能力，提高人們的學習能力以及對勞動力市場的適應能力，這個是更重要的。**而這不能從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中獲得。因此我們的通識教育和職業教育必須掌握平衡，兩者必須融合，不能説學職業教育的就着眼於技能，必須要有通識教育，必須要有認知能力的提高，否則在瞬息萬變的勞動力市場上就不能適應了。因此，人力資本是關鍵，人力資本也要符合需求導向的原則。

**數字經濟強調的是技術創新這一面，但是制度創新的要求或許更高、任務更重，完成起來更復雜。**我們從一開始就要關注如何在政策上適應好這個新的科技革命，否則難以有健康的發展。

（文中圖表均來源於現場演講PPT）

文字整理 | 江然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