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報告揭露雲南野象之謎: 誰是“恐慌”製造者? | 文化縱橫_風聞

✪ 王宏新、邵俊霖、徐孟志、耿明霞、翟天豪

北京師範大學

【導讀】近日，原本棲息在雲南西雙版納附近的一羣野生亞洲象，一路向北遷移，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6月2日夜，15頭亞洲象羣已進入昆明市晉寧區地界。作為中國I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亞洲象的物種意義與生態意義重大。本文作者團隊曾兩赴雲南開展調研，揭示了亞洲象“北上”背後的深層次動因。在作者看來，亞洲象的“出走”是人類過度活動與過分干預造成的。棲息地破壞，經濟林擴張，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與食物源工程的發展，使得亞洲象活動的“孤島”效應加劇，60%以上的亞洲象長期“流浪”在外。象羣“出走”進一步惡化了人象關係，導致人象矛盾多發。究其原因，缺乏象羣保護頂層設計，管理粗放，國際合作不足以及基礎研究力度不足等問題都難辭其咎。作者認為，經由本次象羣“北上”所帶來的社會關注與恐慌，未來，應將亞洲象保護納入國家戰略，通過國家公園體制進行立體式保護，完善權責體系，通過大數據平台，對象羣進行數字化與智能化管理。此外，加強象羣保護國際合作和聯合執法，推動亞洲象基礎研究對於消除人象衝突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為北京師範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王宏新教授團隊於2020年6月、8月兩次赴雲南開展調研而成的報告，首發於“澎湃新聞”2021年5月31日，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消除人象衝突重在突破體制障礙

由於人類土地利用方式變化、片面的森林保護政策，亞洲象食物減少，逐漸走出棲息地，進入人類活動區域，人象活動空間愈加重疊，人象衝突愈加劇烈。2013年至2019年全國人象衝突已造成73人傷亡，直接財產損失2.1億元，間接損失難以估量。2021年4月，原棲息在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17頭亞洲象一路北遷，其中2頭於4月24日返回墨江，其餘15頭則繼續北上。目前距離昆明已不足100公里。短短40天，該象羣“肇事”412起，直接破壞農作物達842畝，初步估計直接經濟損失近680萬元。各級政府與林業部門積極探索人象衝突緩解措施，如建立食物源基地、修建防象工程、使用無人機監測和發佈預警信息等，但仍不足以應對愈演愈烈的衝突事件。必須從頂層設計出發，創新生物多樣性治理機制，消除人象衝突體制障礙，將雲南建設成為中國向世界展現生態文明建設成就的重要窗口，為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舉辦做好準備。

**▍**亞洲象為什麼要“出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用生態文明理念指導發展，採取有力政策行動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90%的植被類型和陸地生態系統、65%的高等植物羣落、85%的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種羣已得到有效保護，大熊貓、藏羚羊、朱䴉和雪豹等物種的瀕危等級也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評估中有所降低。但從全球範圍來看，由於非法獵殺、棲息地減少等原因，亞洲象的數量在過去的一百年裏下降了90%。

1986年亞洲象被IUCN列為瀕危物種，同時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Ⅰ物種，嚴禁國際貿易。隨着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逐步完善和嚴格實施，**中國亞洲象數量從1976的146頭逐步回升到293頭，分佈範圍不斷北移。**在全球亞洲象總量不斷減少的形勢下，中國亞洲象數量逐漸增加，這是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一定成效的有力證明，也對中國下一步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挑戰。以亞洲象為保護目標開展優先保護行動，能夠庇護同域分佈的其它物種進而保護整個區域的生態系統。然而在人類活動干預下，自然保護地在人類活動干預下面臨承載力下降問題，亞洲象出走自然保護區不僅未能發揮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要作用，也導致人象衝突頻發。

（一）棲息地破壞與亞洲象的“出走”

1958年至今，中國在亞洲象分佈區或潛在分佈區建立了11 處自然保護區，形成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主，地方級自然保護區為補充的亞洲象自然保護地網絡。11處自然保護區中有10處屬於森林生態系統保護類型，對森林火災、砍伐等活動實施嚴格控制，其結果是林窗逐步消失，影響了森林中草本與藤本植物的有效更替。如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森林鬱閉度從1983年的88.90%增至到2016年的97.02%，導致野芭蕉、粽葉蘆等亞洲象的主要食物逐步減少，這些保護良好的天然森林卻成為亞洲象的劣等棲息地。

保護區土地管理不當也導致棲息地質量下降。在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建設過程中，曾將20個村寨從亞洲象活動頻繁的核心區遷出，留下的荒地被飛機草、紫莖澤蘭、腫柄菊、薇甘菊等外來物種迅速入侵，抑制了周邊林下植物生長，導致亞洲象食物種類和數量逐漸減少。目前已有62.4%的亞洲象被迫走出保護區且長期“流浪”在外。

（二）經濟林擴張，人象空間高度重疊

近40餘年來，隨着亞洲象分佈區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土地利用方式與種植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保護區外大量輪歇地和集體林被開墾種植橡膠、茶葉等經濟林。1975年—2014年，亞洲象分佈區的天然林面積從69.31％減少到57.81％，農田面積從21.13％減少到6.45％；相比之下，橡膠林擴大23.4倍，分別在1975年和2014年佔亞洲象分佈區面積的0.52％和12.71％；茶園面積擴大2.5倍，從8.77％增加到22.01％。快速擴張的農業導致灌木、竹闊混交林覆蓋的平整山谷及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腳等亞洲象適宜棲息地急劇減少，當前面積已不足1975年的1/3。天然林覆蓋率的持續下降和經濟林的快速擴張迫使走出保護區的亞洲象頻繁進入農田地、經濟林地和村寨取食，村莊周邊的農地成為亞洲象的覓食地，周邊河流為嬉戲、活動場所，附近林地為休憩場所，人象生活空間高度重疊，衝突事件劇增。

（三）基礎設施建設導致亞洲象退居“生態孤島”

因對亞洲象的生存、遷移考慮不充分，相繼建成的昆明—曼谷大通道，瀾滄江景洪水電站以及大量網狀分佈的縣、鄉、村級道路，輸電線路等基礎設施工程不僅大幅減少亞洲象適宜棲息地，還割裂了原有連片亞洲象棲息地，棲息地嚴重破碎化和島嶼化。亞洲象在島嶼化的棲息地間遊走穿梭，象羣種羣交流艱難，人象活動區域高度重疊。西雙版納-普洱種羣、西雙版納勐海-普洱瀾滄種羣、西雙版納勐臘種羣和臨滄滄源種羣之間的遷移、交流通道受阻，已完全無交流。西雙版納勐海-普洱瀾滄種羣因瀾滄江景洪水電站建設，無法返回原棲息地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而遊走於勐海縣和瀾滄縣之間，成為肇事頻率最高的象羣。**從西雙版納國家自然保護區“出走”的亞洲象擴散至雲南省3個州（市）9個縣（市）的40個鄉（鎮），相當於原來保護區面積的4.9倍。**即便如此，大象仍是“無家可歸者”，它們廣泛穿行於村莊和道路，恰好成為人象衝突高發地區。

（四）食物源基地建設使亞洲象更依賴人類活動

2005年起，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始探索食物源基地建設，試圖通過種植亞洲象喜食的芭蕉、棕蘆葦等將亞洲象招引至保護區深處，一方面緩解亞洲象食物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減少對周邊村寨的干擾。隨着人象衝突頻發，地方政府也開始在亞洲象活動頻繁的村寨附近建設食物源基地，種植玉米、甘蔗、芭蕉等，試圖以此減少亞洲象進入村寨的頻率。野生動物傾向於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以最大限度地攝取營養物質的方式進食。農作物種植相對集中且量大，亞洲象不必通過大範圍的活動就能獲得足夠且營養豐富的食物，這使得亞洲象逐漸依賴人類活動。由於食物源基地建設的位置佈局與植物種植結構不同，亞洲象越來越依賴村寨附近的農作物，在村寨周邊和農田逗留的時間逐年增加，採食對象由“粗纖維”轉為“精細糧”，採食行為由“整株採食”轉為“選擇性地採食營養最豐富部分”，造成大量農作物損失，人象衝突呈不斷加劇趨勢。

**▍**人象關係，問題何在？

（一）缺乏亞洲象保護頂層設計

**亞洲象保護是一項涉及物種、生態系統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工程，保護意義和價值遠超單一物種。**長期以來，亞洲象保護面臨着遺傳多樣性降低、棲息地適宜性下降、人象衝突加劇以及象牙貿易等問題。中國先後出台的《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雲南省陸生野生動物保護條例》《雲南省亞洲象棲息地生境保護與恢復實施方案》與《亞洲象保護工程行動計劃（2019-2030年）》，未根據亞洲象生態價值、數量增長趨勢及其分佈區經濟社會承載能力等因素明確保護目標與路徑，也未兼顧人象雙方生存權利。保護區內、區外政策衝突。

各自然保護區依據《森林法》及自然保護區系列法律法規開展“封閉式”保護，為亞洲象保護做出了巨大貢獻，促進了象羣數量恢復，但保護區內的森林受到嚴格保護，難以針對亞洲象生物學和生態學特性分類開展棲息地保護恢復。在林業“三定”（1981年）、集體林權制度改革（2008年）等政策的推進下，林地產權明晰，林農成為林地經營的主體，保護區外的土地使用決策進一步受到市場影響。

從整體上看，由於未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統一管理，亞洲象保護處於散亂無序狀態，基層保護管理能力不足。跨區域跨部門保護管理體制不順，跨區域合作僅停留在交流層面，並未就行政區域間的互動、協調與合作形成明確機制；跨部門協同面臨責權不明、協調滯後、多頭管理、重複管理等歷史遺留問題，難以應對當前艱鉅的亞洲象保護任務與人象衝突處置工作。此外，由於溝通交流不足，社會組織不能及時瞭解亞洲象保護的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及規劃方向，政府也對社會組織持保守態度，這都將影響亞洲象保護管理工作的有效推進。

（二）亞洲象管理粗放

2001年開始，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展棲息地改造試點，採取計劃燒除的方式更新草本植物、人工種植象喜食植物，為亞洲象提供食物源。2018年以來普洱市、臨滄市和勐海縣逐步開展棲息地恢復工作，對緩解人象衝突起到了積極作用。2019年5月，勐海縣林草局在勐阿鎮劃定5萬畝亞洲象穩定的棲息地。**然而亞洲象已逐步擴散到保護區周邊的林緣、農田和村寨，亞洲象的棲息地管理未能及時跟進分佈區域的變化，也沒有根據亞洲象活動強度與地方經濟社會特徵對棲息地進行精細管理。**隨着自然保護區內棲息地質量下降，亞洲象棲息地的萎縮化、島嶼化、破碎化，象羣活動空間壓縮、通道不暢、食源不足，將進一步導致種羣退化與人象衝突事件發生。

**亞洲象監測預警系統缺乏聯動。**為及時掌握亞洲象行蹤，2016年中國開始籌建亞洲象監測預警體系，2018年在西雙版納州勐海縣建立第一個縣級亞洲象監測預警平台，採用無人機結合地面人員跟蹤，對區域內亞洲象活動進行實時監測和預警。2019年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投入2970萬元支持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成亞洲象信息化監測預警體系。2020年普洱市江城縣建立第三個亞洲象監測預警平台。然而三個亞洲象監測預警系統未實現互聯互通，無法完整呈現亞洲象跨區域流動實時動態，也就難以根據其分佈地區、種羣特徵以及肇事情況精準識別並準確發佈預警信息，影響了監測系統最大價值的發揮。人象衝突緩解措施被動。

**針對亞洲象肇事所採取的措施主要是易地搬遷、物理隔離與保險補償。**1988年中國開始逐步從自然保護區核心區開展易地搬遷，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投資390多萬元遷出8個村寨，南滾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投資18.9萬元遷出2個村寨。易地搬遷降低了人象遭遇概率，直接避免了人象衝突。隨着亞洲象活動範圍越來越廣，其肇事呈現出點多面廣和頻發高發的態勢，被動的物理隔離與保險補償措施猶如揚湯止沸，只能進一步縱容亞洲象侵入村莊，引發更大範圍的人象衝突。

（三）國際交流合作力度不足

自1988年起，中國積極參加亞洲象專家組會議（AsESM），就亞洲象的生境保護、種羣保護、人象衝突等問題開展廣泛討論。近年來，在國家林業局和雲南省林業廳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自然保護區、亞洲象分佈區的林業與森林公安部門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世界自然基金會、世界銀行全球環境基金、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亞洲開發銀行、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以及倫敦動物保護學會等建立了良好關係，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亞洲象保護管理和緩解人象衝突等工作進程。

**然而交流止步於信息共享，合作對象以NGO為主，政府間交流合作較少，且合作行動集中在社區/村寨層面，省、市層面合作較少。**此外，亞洲象分佈的南亞東南亞13個國家中，中國與老撾建立了長期友好的合作交流關係，與馬來西亞開展多次學術交流，但與其他10個國家接觸較少，尚未建立正式合作關係。跨境聯合保護難度大、層次低。

（四）基礎研究不能適應科學決策需要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陸續開展了亞洲象局部種羣分佈及種羣數量調查、生物學特性研究、棲息地評價、生物廊道建設、肇事原因分析及緩解對策等方面的研究，積累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和基礎數據。2018年中國首次同步開展野生亞洲象資源本底調查，查清全國亞洲象的種羣數量、分佈範圍、活動軌跡、棲息地現狀，並基本實現個體身份確認。2019年底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亞洲象研究中心在雲南昆明成立，旨在為中國亞洲象保護管理決策提供技術支撐。但現有研究多停留在亞洲象解剖形態、食物組成及取食生態、與人類關係和亞洲象廊道建設等零散方面，許多基本科學問題未被全面揭示，不能回答目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如在保持現有亞洲象數量的前提下優化種羣質量，是否能夠解除“瀕危”？在亞洲象活動範圍不斷擴大、人象衝突事件急劇增加的背景下，如何定義亞洲象的“棲息地”，並結合中國亞洲象分佈地的經濟社會承載力計算環境容納量，為亞洲象棲息地的範圍劃定提供依據？在承受來自人類的壓力風險下，取食農作物是否作為亞洲象最優覓食策略？亞洲象行為決策受哪些因素影響？象羣擴散的生態學、行為學機理如何？如何協調亞洲象棲息地的生態、經濟與社會發展？等等。

**▍**如何才能讓象羣“不再奔波”？

（一）完善亞洲象國家公園體制

參照大熊貓、東北虎等旗艦物種保護模式，整合各類亞洲象自然保護地和相關區域，將亞洲象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根據亞洲象階段性活動和遷移規律，建設亞洲象國家公園並動態調整國家公園範圍。建立亞洲象國家公園的長期目標是還原真實完整的熱帶森林生態系統，築牢國家邊境生態安全屏障；有效保護亞洲象野生種羣，維護區域生物多樣性；系統實施人象衝突緩解工程，以良好的人地關係推動人象關係恢復；推動生態保護管理體制創新，實現自然資源的規範高效管理。

短期目標是系統修復亞洲象棲息地，控制亞洲象繼續北移，以生態系統容量為基準劃定保護規模，保證亞洲象最小種羣數量與質量，減少和避免人象衝突、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亞洲象國家公園的規劃設計應以探索建立跨地區跨部門統一管理體制機制為突破口，在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的基礎上，正確處理亞洲象種羣數量增長、質量優化、生境需求與當地社區可持續發展的辯證關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國家公園管理制度—國家公園標準規範體系—專項實施方案”三級政策體系。

在貫徹落實現行政策制度的基礎上，兼顧生態、經濟、社會發展，既要尊重亞洲象生存權利，又能充分保障人類生存發展，實現人象和諧相處。研究制定亞洲象國家公園管理的相關法規和規章制度，明確亞洲象國家公園規劃、建設、管理規程、法律責任、保護管理目標、保護對象、禁止行為及可從事的活動、資金來源去向等。研究制定強制性規範或者指導性技術規程、技術導則和技術指南等，促進亞洲象國家公園建設和管理活動標準化與規範化。進一步細化國家公園內集體土地及其資源管控政策、救助應急體系、生態補償、生態保護與修復管理體制、社區可持續發展機制等專項方案。

（二）構建“中央負責、地方支持、社會參與”的權責體系

明確中央政府在亞洲象保護中的主體責任，向地方政府進一步賦權賦能。築牢資金保障長效機制，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設立“亞洲象保護基金”，完善基礎設施、生態移民、生態廊道建設、科研監測、野生動物肇事生態補償等方面的投入機制，並通過預算內投資和其他投資渠道予以傾斜支持；地方財政結合職能職責加大對亞洲象保護的支持，面向全社會多渠道籌集資金。統一管理，多元協同。以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核心，依託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亞洲象研究中心，對亞洲象保護與人象衝突問題治理進行專業化管理。建立亞洲象跨區域、跨部門保護管理機制體制，包括跨行政區域監測預警機制、應急處置聯動機制、部門間聯合執法機制、交流和信息通報機制等，確保各方權責清晰，實現有效溝通和共同參與。進一步鼓勵當地社區、企業、學校、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構建亞洲象保護網絡，強化多元治理主體協同性。克服各領域、各部門、各方面存在的分散封閉、交叉重複等碎片化治理現象，實現國家公園、地方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等多個主體之間的有效協調。

（三）亞洲象精細化管理

根據自然生態系統、亞洲象及其他珍稀瀕危物種的敏感度和分佈特徵，統籌考慮棲息地自然、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將國家公園區分為核心保護區與一般控制區，分區修復和管控亞洲象棲息地。核心保護區是維護現有亞洲象種羣正常繁衍、遷移的關鍵區域。核心保護區的管理堅持自然恢復與系統治理結合，逐步開展還荒試驗的同時，經批准可進行亞洲象棲息地適宜性改造，引導象羣迴歸。

一般控制區是實施生態修復、改善棲息地質量和建設生態廊道的重點區域，原則上限制人為活動。一般控制區通過逐步贖買生態關鍵區域的集體農地和經濟林、膠林改造、退耕還林、生態農業等措施，使其逐步恢復成為適宜亞洲象生存的自然環境，維護棲息地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在棲息地斑塊間建立生態保護廊道，疏通種羣的基因交流通道，從根本上緩解種羣衰退態勢。搭建大數據庫利用體系，實現亞洲象精細化管理。

聯通現有三個監測預警平台，建成人為跟蹤監測與無人機、紅外相機、微型GPS、北斗定位技術等多種技術手段相互配合的監測數據採集網絡，將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科技手段應用於亞洲象全天候監測預警工作，及時推送預警信息及應急處置建議到手機APP等終端，最大程度減少亞洲象肇事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提升監測效率的同時將聚合的大數據樣本進行跨域融合，形成亞洲象大數據庫。

搭建“數據採集層—數據傳輸層—數據管理平台—數據應用”四級亞洲象大數據庫利用體系，通過對亞洲象的長期追蹤和觀測，為評估亞洲象的棲息地及其種羣狀態、提高亞洲象監測的準確性和實時性、深層次瞭解人象衝突原因及有效預防攻擊事件提供有力支持，進而對合理開展亞洲象國家公園區域規劃、棲息地改造、食源地優化、農作物優化佈局等保護舉措提供可追溯的科學依據。挖掘亞洲象大數據庫功能，實現亞洲象精細管理。

**第一，針對亞洲象個體識別開展分類管理。**結合每隻亞洲象的習性、行為軌跡，進行個體識別編碼、分類管理，並根據保護的優先順序制定保護戰略：將大部分亞洲象穩定在保護區內，同時增進種羣間基因交流；限制偶爾離開保護區的亞洲象活動範圍；通過生態保護走廊建設與棲息地適宜性改造等方式誘使已離開保護區的亞洲象迴歸；集中管控頻繁肇事的問題象。

**第二，建立亞洲象基因庫，監測亞洲象種羣動態。**通過基因水平分析建立亞洲象種羣DNA譜系檔案，實現種羣遺傳管理電子化，監測種羣的遺傳動態的同時避免種羣近親繁殖，提升遺傳多樣性。

（四）擴大國際交流與聯合保護

構建南亞東南亞13國亞洲象聯合保護戰略框架。加入《遷徙物種公約》，為亞洲象掃除遷徙障礙，推動亞洲象活動範圍內各個國家的協同保護，積極推動形成全球共同保護亞洲象的良好國際環境。以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在雲南昆明召開為契機，拓寬亞洲象保護的國際交流範圍、提高交流層次，進一步推進合作，增強中國在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話語權。設立亞洲象保護國際基金會，積極吸納各方投入和社會捐助，深入開展國際科技合作和學術交流活動。在亞洲象羣會議的基礎上積極促成南亞東南亞13國簽署“跨境亞洲象聯合保護諒解備忘錄”，進一步推動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務實，達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執行的行動框架。加強與老撾、緬甸、泰國、印度等亞洲象主要分佈國的保護管理工作經驗與學術交流，積極促成亞洲象跨境保護的同時，全面展示中國亞洲象保護成果和生態文明建設成就。**加大國際聯合執法力度。**統一國際共識，嚴厲打擊非法獵殺亞洲象和非法交易象牙、象皮及象製品等違法犯罪行為，形成法律震懾。

（五）重視基礎研究

依託雲南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林業大學、西南林業大學、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科研所、正浩科技及浪潮科技為基礎的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幹企業等，圍繞亞洲象棲息地還荒、食物源基地以及人象衝突等問題，部署一批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提升野外觀測研究示範能力，開展系統性的退地還荒工程和亞洲象基礎研究。推動“一帶一路”國家聯合研究亞洲象計劃，全面提升科技創新合作層次和水平；深化南亞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間科研合作，分類制定國別戰略，聯合開展亞洲象保護問題研究。亞洲象保護是國際廣泛關注的生態問題和政治問題，未來亞洲象保護將成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名片、負責任大國形象展示的窗口、野生動物保護國際合作的典範。

能否實現保護亞洲象、破解人象衝突的多贏目標，直接關係到亞洲象的存亡，需儘快將亞洲象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亞洲象國家公園為抓手，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協同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

(北京師範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院長王宏新教授團隊於2020年6月、8月兩次赴雲南開展調研，深入亞洲象分佈區各地方政府部門、相關單位及涉及村莊，召開十餘場座談會，實地走訪了兩市、三縣區，深入探討人象衝突的產生、影響及對策。調研結束後歷經兩個多月形成文稿，之後又徵求了北京師範大學、雲南大學與國家及省市縣林業和草原局等機構多位專家意見，於2021年1月初形成初稿、4月中旬形成第二稿，5月底定稿。本報告調研中，得到眾多機構和專家、當地幹部羣眾的大力支持，出於對相關機構領導和專家的敏感性保護，在此一併匿名致謝。報告僅代表課題組觀點，文責自負)

**本文原載“澎湃新聞”2021年5月31日，原題為《消除人象衝突重在突破體制障礙》，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