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援丨符號隱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敍事_風聞

“城市風物”是打開一座城市歷史文化意義的標籤，它刻錄着一座城市遠古今朝的發展過程。城市風物是活在當下的歷史，是時空疊加的沉積﹔它不是孤立的、無結構和無序的，而是被一串串聯動的空間隱喻符號以歷史的、文化的、語言的或是藝術的方式相互交織而凝結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從風物層面敍述城市，實現了多層次、立體化復原城市的真實風貌。在這一語境之下，城市符號的意義系統更可能被充分地打開。

注入風物的城市敍事改變了單一維度的城市形態學意義上的描述，將有內容的、具體的和材料豐富的風物繪製到城市構形的敍事中。“城市”與“風物”的接連，在於突破僅從空間秩序維度理解城市的方式，力圖展現埋藏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文化印記，顯現城市跨時空的發展脈絡；在於體現城市的人文情懷，關注注入生活事件的城市文化，將醖釀着風土人情和風俗習慣的風物作為城市文化敍事的着眼點，使得關於城市的美的觀念更加具體而有生活氣息。因而在此意義上，具有風物姿態的城市敍事能夠充分體現城市發展的活力，能夠更清晰地解析包孕在歷史長河中的城市文明，並進一步關涉城市可持續的未來發展。

視角切入:符號隱喻

如何看待並建構“城市”與“風物”的接連，使之成為系統化的認知結構，可以藉助符號隱喻的方式。符號隱喻可將符號的“形式”“結構”“秩序”與符號承載的“內容”“文化”“意義”,以類別、配對、分離、聚類、遷移和交互等隱喻作用，形成對事物系統化的理解。符號隱喻作為輔助人類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重要工具，運用在對城市空間的敍事中，可以系統化地綜合空間的表達形式及其描述材料之關係。它強調隨着城市空間中行動者、陳設物、情境、事件和佈局的相互作用力，可搭建城市符號的內在系統及城市符號之間的相互聚類、組合的關聯繫統，建立具有隱喻關係機制的城市敍述邏輯。通過這一敍事邏輯將可能展現風物意義上的城市的表達方式，組建對一座城市整體風物特徵的繪製:在個體上可解釋風物的物源與意義的關係，在整體上可闡述表徵風物之間相關關係的城市圖景。符號隱喻也有助於實現風物意義上的城市解讀，為城市物形與城市文化的有機交融架構一座橋樑，為理解和規劃城市人文景觀發展提供一種認識視角。

城市風物不僅指一座城市的空間佈局或者結構秩序，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記錄了城市發展歷程中居住者長期穩定的生活方式，傳遞和延續着城市空間與居住者之間相互作用、潛移默化而成的城市風貌。對城市風物的敍事既不能離開活動在其間的人而狀物，也無法脱離物而描述人的生活，“風物”中“人”與“物”的互動關聯結成了攜帶意義的符號集合。羅蘭·巴特在對城市符號的表述中，便將“日常服飾的白色主調是城市的符號”的表述，傳遞為“日常服裝·主調·白色=城市”的符號滑動過程。城市風物暗含着一座城市延綿演進的符號隱喻的傳遞過程，它接連過去、指涉當下而又關照未來。而單純指涉空間地理位置的城市敍事，只是對城市風物構成關係的描述，或者説，只是對其形成的空間載體或空間外殼的敍述。但透過城市風物的符號隱喻敍事，我們可以體察到人們是如何言之有“物”且“行”之有效地生活在城市之中的，進而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城市氣息和人文情貌。

羅蘭·巴特

首先，就“城市風物”本身的詞源意義來講，可搭建一種符號隱喻的切入視角。“風物”一詞主要有三層內涵:風光景物、風味物產和風俗習俗，通常情況下“風物”一詞多與“自然風物”“山川風物”“風物傳説”和“風物誌”聯繫在一起使用。而“城市風物”的提法則體現了“風物”一詞的現代語義流變——從自然風物向城市風物關注點的位移,建立了城市與“風光景物”“風味物產”“風俗習俗”間的聯繫，拉近了人、自然與城市之間的互動距離。它的提出體現了城市敍事方式的一種轉變:從城市地理位置、佈局結構和陳設物的位置關係等結構敍事抑或相對單一的城市人物描寫，轉向了呈現嵌入城市物景結構中的具體直觀、感受和經驗的文化敍事，將“物”與“人”、“結構”與“文化”等城市敍事中必備的因素關聯在一起。

城市風物所要表達的複合語義與符號隱喻之間有一定的契合之處，符號隱喻機制可為城市風物敍事研究提供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策略。城市風物的語義內核和研究意義在於，它體現出對於城市彰顯的“形式”與城市承載的“文化”的積極關照，將城市空間載體的形式、結構和秩序，與城市的特質——包括風土人情、風俗習慣和地域風貌等的“風物”特徵進行有效接連，實現共斷面上的空間結構與歷史沉積的空間文化的有機複合。符號本身具有一體兩面的特徵,一面是“形式”和“結構”，而另一面是“內容”和“事實”。符號是“形式與內容”“能指與所指”“形象與概念”的統一體。符號內部和符號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按照隱喻的方式，通過對比、配對、聚類和類比的隱喻姿態或者隱喻策略，分環勾連在一起的。符號隱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敍事，恰恰提供了一種看待和理解城市風物的全景式的認知結構模式:一方面，實現了城市空間的延展性與時間的延綿性的交互;另一方面，從主客之間實體論證模式，轉向了符號系統與對象世界並向關係的認知模式，打開了對城市肌理認識的新圖景。

其次，如何從符號隱喻展開對“城市風物”的敍事?符號隱喻就是將特定空間中的人與人、人與陳設物以符號的接連方式，在具體的空間場景中展開一種歷史、文化與社會的隱喻關聯。城市風物敍事不僅是表層意義的城市文化景觀描述，也不僅是單一結構維度的地理位置地形圖式陳述，而是對將空間中的文化現象與社會深層結構、城市中居住者及其具體的經驗生活嵌入城市結構組織秩序之中的統一闡釋。它以城市歷史的縱深度和城市結構的共時性，共同編織着一座城市特有的風貌。它積極調動我們對一座城市的可感認知，以感性經驗的方式不斷激活我們對一座城市的理性思考，從而尋覓這座城市生活之下的結構秩序。

地理層面的城市敍事因過於關注地形學意義的考察，而遺漏發生在城市空間中的鮮活故事;人物誌式的城市敍述則以捕捉城市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為依照，也可能相應導致注重故事情節而忽視社會結構作用的問題。這兩種敍述產生了兩個方向的效果:一個是重結構而忽略了內容，另一個是重質料而輕視了形式。而符號隱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敍事，將兩種不同方向的陳述方式綜合在一起:一方面以貼近生活的符號隱喻，可進入到城市生活的具體場景之中﹔另一方面以城市符號展現的隱喻姿態，可窺探城市風物中的文化結構序列，實現城市文化結構與內容、形式與質料的雙向維度敍事。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就是各種人類符號的承載器，而這個盛滿人類符號的城市並不是雜亂無章的，這些充滿具體情感的質料，按照一種約定俗成、潛移默化的方式運轉着。符號隱喻陳述方式可讓我們看到城市風物顯示出的兩種圖像的疊加效果，即城市的多樣性與秩序性、具體情感與理性約束合奏之下的真實的城市風貌。

再次，符號隱喻對城市風物的敍事方式，可改變對“城市”概念理解的刻板印象。在對城市景觀的描述中,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在高樓林立中人潮湧動的都市畫面。多數情況下，“城市”與“現代建築”會自發地聯繫在一起。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標誌,最直觀的就是充滿現代氣息的城市建築。在對城市建築的描述中,也往往會留下“直線型”“大線條”“密集型”和“中規中矩”等印象。然而，當真正地走進不同城市的內部，我們就會打破以往對城市統一化的和積木式的認識，自然地會被那些表現城市當地的風土人情、自然風貌和人事雜記所吸引。“物”與“人”的結合才能顯現出城市中的人間煙火,正如白居易的詩句“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體現了“街”“坊”“巷”與當地人生活的共融情境。現代城市雖然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但是深厚的文化歷史中沉積着不同城市發展的特質，保留着城市發展的歷史根基。城市文化符號中傳遞着“深義的文化”，即“一個民族文化中最為本質或最具有特徵的東西”。以符號隱喻視角，透過對城市代際發展的追蹤，將原有遺存風貌與現代空間、古城保護與新地標建設、紀念性老城與公共空間之間以符號隱喻的方式串聯在一起，使城市按照一種傳遞城市生活的生長方式發展，進而打造藴含符號隱喻的城市文明。這一敍事方式能觸發我們找到城市敍述的內在動力，相比於語義反覆和結構迂迴的城市敍述，它不是生硬的和冷冰冰的，而是擁有一種集中抒發原本彌散在城市生活之下的人間情暖的力量，可讓人感受到城市的氣息。

符號隱喻視角下“城市風物”敍事的三種特徵

符號隱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敍事，將城市風物置於具體的文化符號場景之中，通過符號隱喻的方式達成城市符號之間的接連，將符號隱喻作為城市現實圖式與共享意義的複合，發揮隱喻在城市文化象徵與城市地標、城市文化精神與城市建築設計之間穿針引線的作用，彰顯城市空間佈局與城市文化生活之間共生的整體風貌。以符號隱喻搭建的城市風物敍事主要體現出以下三種敍事特徵:

第一，去中心化。在城市敍事或描摹作品中，總是暗含着陳述者或描摹者對城市空間的排序方式，這種排序背後實際上存在着一定的符號隱喻意義。在歷史上追溯城市敍事的特徵時，會發現最早是中心化的表達邏輯，隨後在去中心化的過程中，擁有風物姿態的城市敍事樣式才逐漸被打開。它溢出了自律論框架，而轉向多視角的、他者在場的、開放想象力的符號隱喻敍事方式,使城市豐沛的日常生活樣態在這一視角下得以展示。

中世紀的歐洲習慣將宗教、神話與空間符號秩序組合在一起形成空間關係的隱喻，以傳達教諭傳統，進而表達他們對社會從屬關係和倫理道德圖式化的理解，而這種空間隱喻的方式是絕對“中心化”的模式。這一時期有關城市空間的表現亦是如此，通過簡約的和單線條的手段，闡明敍述者權威性的主張，形成一整套敍述城市的特權代碼。在文藝復興時期，空間敍述者首先追求的是絕對原型、抽象比例和完美範式的敍述方式，刻意造成敍述現場與敍述者之間主客二分的對立狀態，有意減少敍述者在場的目的和影響，從而指向“絕對的”現實或者建築的自律特徵，構成一種形而上學的抽象敍事。

然而，在19世紀末，特別是進入20世紀之後，這種敍事結構得到明顯改觀。隨着現代西方哲學的展開——經驗主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和現象學的湧現，建築敍事逐漸從“絕對的教堂”的抽象形式走向關注建築中主體感受、空間體驗等人與建築關係的敍事結構。風物意義的城市敍事結構逐漸展開，人們對城市的理解不再是生硬而缺乏温度的。在先鋒派或者構成主義的城市敍述中，已經出現了某些變革城市敍述封閉自律論的跡象。先鋒派看重藝術與生活的關聯，試圖將“藝術和生活重新融為一體”，逐漸突破作為藝術的建築與生活實踐之間的隔離之苦，具有風物情節的城市敍述在這一時期得到表達。他們將城市空間看成是充滿人文的、藝術的、日常生活的和具象化人物情節在場的容器，逐漸從單一視角或者全知敍述轉向了建築空間的多層次的敍述結構。先鋒派以“蒙太奇”和“碎片形式”的非有機形式對審美完整性的敍事提出異議，用“不完整”和“碎片”激活接受者對作品總體非和諧的覺察，從而融入接受者對意義的理解，形成參與作品的積極方式。在這一層面的符號表達存在着藝術與生活、理性與感性、敍述者與接受者在場的、多層次的交互，注入了人們對城市的理解和感悟，實現了在風物意義上體現城市人文肌理的作用。

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結構-文化主義”範式思潮興起,其將“實體論”的文化主義與“格式塔”的結構主義進行嫁接，既避免片面強調感覺經驗的泛經驗化，也防止過度傾向社會宏觀結構的限制性。這一範式同樣影響了建築敍事的風格，展現了注入風物姿態的城市敍事的張力:一方面體現歷史演進和社會結構關係對城市表達客觀化的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顯示去中心化和注入主體活力的城市理解方式的價值,在這種交互的作用中城市敍事才能接近真實的城市文化。正如,愛德華·W.蘇賈指出:“當都市問題與文化問題如此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的時候，‘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內在聯繫也就更為明晰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某種程度而言，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相互滲透的發展變化，正體現了“城市”與“風物”接連的價值意義。

《尋求空間正義》愛德華·W.蘇賈

隨着人類文明形態的演進，中心化的表達方式不再堅不可摧，城市敍事被文化化和生活化所驅動。符號的去中心化,實現了符號在建立藝術與生活、建築形式與文化事件之對話方式上的作用,展開了風物意義上的城市敍述邏輯。城市風物敍事的去中心特徵，在於擺脱單一化、線性化和壓迫關係的空間組織和空間排序，將空間關係看成內在有機的生成系統。

第二,具象化。一座城市的風物形態並不是鐵板一塊、整齊劃一的羅列,而是城市中“人”與“物”縱橫交錯、相互疊加的動態景象。城市風物的形成一方面源自城市物如街道、店鋪、食物等對人感受的調動與激發﹔另一方面取自人對城市物感受之後所留下的印象、記憶、改造，由此產生一種審美表達。城市風物的內在肌理是由城市之物的物性特徵與其間活動的人的感受和表達共同構成的。藉助具體化的符號如語言符號、圖像符號和象徵符號的分析，可以彰顯人與物、情與景融為一體的城市肌理特徵。同時,城市肌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城市人對城市物主觀感受的變化,城市物也會被賦予新的意義，形成符號間意義的滑動，城市肌理也會隨之形成動態的變化，表現出城市生機勃勃的景象。

文化研究的鼻祖理查德·霍加特在對20世紀50—60年代工人階級城市生活的描述中，就彰顯了這樣一種具象化特徵。他用“個人”“家庭”“鄰里”和“當地”這些看似瑣碎的詞項序列,來還原工人階級的真實生活。他對工人階級居住空間的描述,類似吉登斯對“前”區空間與“後”區空間的劃分，即“公眾舞台”與“幕後活動”空間的區別，試圖改變以往對工業化時代城市工人階級生活的刻板印象，即工業社會通過“安排、限定、遵從”瓦解傳統城邑，由此形成現代城市大量“無產階級的聚集地”°的典型描述。他轉向工人階級“家庭生活”的圖像符號，由工人階級具體的生活景象生髮出其“開誠佈公”“與鄰為善”“尋·找光明”“伸出援手”和“誠實”諸品質。霍加特將城市中工人階級具體生活的視覺符號、聽覺符號、語言符號和圖像符號——這些具有風物景象、故事和情節的符號以隱喻的方式連接在一起，共同形成城市中工人階級的文化景觀。因此，以符號隱喻視角展開對城市風物的敍事，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地形學或地理空間學意義的城市敍事；另一方面改善了人物誌式、故事情境式等文學渲染方式的敍事。它採用一種兼容模式，將空間情景放置在具體的空間結構之中，建立了空間地理座標與空間文化圖式互為補充的敍事效果。

文化研究的鼻祖理查德·霍加特

第三，關聯性。城市風物隱含着一種時空交錯的隱喻關係，這種隱喻關係若隱若現，不時地牽動着我們關於城市記憶、聯想、對照和想象的各種表徵符號，由此組建我們對一座城市的整體感觀。符號隱喻所產生的聯想機制，可以調動現實感觀與抽象思維邏輯的關聯。空間主體可通過隱喻實踐，將對城市風物的現實感受與大腦中的空間記憶以隱喻的方式連接在一起，進而對現實場景進行篩選、組合和輸出，形成對現實場景的不同理解和表達。隱喻作為人類認知、思維和表達的重要方式，是接連人的現實世界與抽象思維的重要通道。符號穿梭在新秩序與舊秩序、新事物與記憶、現象與歷史痕跡之間，並重建彼此之間的聯繫，產生對新事物的理解，調動對舊事物的記憶，形成新舊事物之間的對照，由此形成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運動過程，也就達成了具有隱喻關係的思維運動。斯圖亞特·霍爾通過對鄰里、地方、國家和全球不同構成空間的轉移，展示文化符號隱喻的多元性，顯示不同空間和範圍的文化符號之間的傳遞和接連。他在城市多元文化的共同場域以及城市社會場所混雜的文化陳設中，從記憶、歷史和傳統提取符號痕跡，對文化界限的混雜和文化邊界的雜糅進行分析，形成對各種文化符號之間對比、衝擊和疊加而產生的特殊效果的研究。在這一複雜的城市文化場景中，符號隱喻實踐會拉開多元文化主體思維活動當中至關重要的概念隱喻與現實文化場景之間的可變距離，形成不同實踐主體以源自不同文化根基的概念隱喻連接具象化的城市佈景之間的張力，從而形成不同形式的概念隱喻思維關聯以及不同活動方式，建構新的隱喻關係。藉助符號隱喻研究，可實現對由無數符號裝點而成的城市軌跡的分析，從而解開城市風物所藴含的意藴。這一方法通過追蹤城市活動者運動軌跡的空間符號鏈條，如車站、辦公室、餐廳、圖書館、超市和電影院等空間場所的位移，來説明城市社會的整體構成是如何形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城市風物不只是一種現實物的存在,其中注入了生活在其間的人們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包孕了羣居者雜糅的共有的思想、觀念和情感。

從符號隱喻三個特徵展現具有風物姿態的城市敍述，包含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去中心化和具象化的特徵將現實場景的城市物及其背後意義的相關關係予以闡釋,建構具有“能指”與“所指”匹配關係的城市文化符號系統﹔另一方面，關聯性特徵則有助於形成具有整體特徵的城市風物敍事姿態。

以符號隱喻的方式走進城市風物的研究，更容易將彌散的、看似無序的城市風物以符號隱喻的方式關聯在一起，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瞭解一座城市的肌理，感受城市空間的尺度——包括城市的佈局、街區的大小、街道的寬窄、街區的密度等。從社會文化符號維度對城市風物的思考，可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文化空間與現實場域、不同主體介入而形成不同場域等相關問題。這樣一來，城市風物便不只是城市中的物，也不只是物與場所的關係，而是構成了具有現實場景的場域狀態，形成了可被理解和可被想象的連續“流動”的場域。

以符號隱喻敍事理念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新格局

符號隱喻敍事可解析城市風物藴藏的特有風韻，打開一座城市在歷史變遷中風物特徵的形成過程。城市的規劃不是城市物的排列和組合，而是將孕育着風土人情的城市風物的魅力展示出來，讓城市的居住者能夠充分體驗宜居感和獲得感。城市規劃要體現城市風物的特徵和顯現城市的文化氣韻，可藉助符號隱喻的敍事理念，將物的形式與人的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而以城市特有的空間符號標識彰顯一座城市風物的整體特徵。“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往往會給人留下許多意藴深長的空間形象、歷史片段和特殊的情感記憶。城市故事的生成、沉澱和變遷，則與建築師和規劃者的工作息息相關。”符號隱喻可以為如何醖釀、敍述有故事的城市風物提供一把鑰匙。

其一，以符號隱喻敍事中歷時性與共時性的交互，將城市中具有歷史標記的符號與注入時代特徵的符號交織在一起，強調時代變遷中城市發展的承接性和延續性。這樣有利於在不失城市原有特質的基礎上，展現城市風物的歷史延綿特徵，彰顯城市在新舊交替過程中的人文景觀。意大利建築大師卡洛·斯卡帕在對老城博物館的改造中便以時間軸將從中世紀至今每個時期的建築片段自然地交接在一起，實現立體空間的並置和建築構造的對話，以符號隱喻搭建關係機制，實現遺存風貌與空間更新的融合。近期，“2020三聯人文城市獎”入圍獎的名單，就突出了城市發展連綿性和整體化的理念，例如首鋼園區改造的入選作品，綜合利用原有工業區的空間特點，將現代城市功能區植入其中，既保留了該區工業遺存風貌，又注入了城市發展的新功能，包括現代辦公區、住宅區、休閒區和博物館的綜合改造，實現了故地換新顏的變化。而另一件入選作品“連州攝影博物館”突破博物館的傳統模式——“白盒子”模式，以當代攝影藝術與連州老城日常生活的背景交織在一起，以新舊之間空間秩序的對照展示連州老城的久遠歷史和“兼容幷蓄”的文化品格。在對城市進行綜合改造中，需要發揮空間設計者的智慧，在考察歷史感的空間符號的基礎上，結合當下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將城市風物符號特質注入現代化城市改造的基本元素中，調用空間移位的方式，協調空間符號的整體設計，從而以空間符號歷史的、文化的接連方式，實現城市有機改造的新路徑。

“2020三聯人文城市獎”

其二，以符號隱喻敍事形式與內容的接近，調撥傳遞中人文、器物和空間等各類符號，以隱喻的方式形成一座城市連貫的、有內涵和形式美的風物整體，使得城市風物的空間圖式與共享意義結成統一體。城市在發展，產生新的氣息和時代風貌，因此需要打造城市發展的新地標。這就出現了城市原有的意義系統與新發展秩序的協調和整體規劃的問題。符號隱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敍事可為這一問題提供一種方法論路徑，可應用隱喻方式形成空間與意義的互動關聯。在對“南海會館”的設計中，為了進一步展現“西樵山水”的物景風貌和“嶺南文化”的人文景觀，將南海人“勇闖海外，榮歸故里”的人文情結融入建築物中，設計師通過“山水通廊”和“觀景樓閣”實現嶺南風光景物與歷史人文品格的融合，盡顯嶺南風物的韻味。城市風物代表的不僅是地形學或者地理圖示的座標系，而是對生活其中和融入其中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總體風貌的呈現。空間隱喻敍事調度現實空間、話語空間和組織結構之間的張力，實現空間場所與空間情境的融合，將可感世界與社會深層結構密切聯結在一起，在城市的設計與文化特質、空間佈局與人文情結、現代化改造與歷史文脈之間形成關聯，提供了打造城市風物整體化意義系統的實踐途徑。

西樵山水

其三，以符號隱喻敍事的類比與聚集功能，依循城市內部的原有特徵，將表達城市典型風物特徵的符號遷移到外部空間或新空間的打造中，形成城市風物延伸形態的發展。在現代城市的規劃設計中，除了遺存空間與空間更新的相互疊加和融合之外，還有一種現代城市空間的佈局方式，就是保留原有城市的風貌，發展外環空間，實現城市內部向外部延伸的發展方式。這通常適用於對原有大型空間採取保護的措施，例如古老村落、舊城區和古城。面對這樣一些較為龐大空間的改造，需要在保持原有風貌的基礎上，推出方便居住者現代化生活的方案。在世界遺產保護地福建永定旅遊文化城的改造中，為促進當地旅遊相關產業的發展和便利當地居住者的現代生活,對延展文化城的相關設施建造中,“挑選了一些較典型的土樓的符號元素”並“當地取材”，使新的建築與原有建築自然而柔和地結合在一起。這體現了內部空間向外部空間輻射延伸的規劃思路，採用空間符號類比的方式，從而實現新城風貌與舊城特色、周邊城市居民新生活與原有城市風貌的互動發展。在對現代城市的規劃中，以這一理念實施外城與內城、外環與內環、周邊與中心之間的相互推動作用，以原有空間的實際狀況提供外部空間的規劃目標，以外部空間的現代化功能促進原有空間的結構優化——這一方式可形成城市文明發展的序列關係，一方面彰顯現代城市發展的當代活力，另一方面保護了城市發展的歷史印記，形成了風物延伸形態下的城市發展脈絡。

從符號隱喻視角出發的城市規劃，有利於把城市居民的主體經驗和生活因素嵌入城市結構的組織中，體現了城市風物敍事的核心理念。以此為理念的城市規劃方略，採用符號模式，從組織方式、情境安排、解釋方式到實踐過程，可形成一整套具有空間隱喻性策略的城市設計方案。

結語

符號隱喻視角下的城市風物敍事，在於描摹和展示真實的城市風貌，以“生活在下面”的理念帶我們走進城市生活的內部，讓我們感知城市的歷史、當下和未來。這一視角下的敍事，主張城市風物的塑造不只是基於空間形式的考量，而更為重要的是尋求城市居民的宜居生活方式。這一視角下的城市敍事，通過城市中行動者、城市事件、在城市中亙古流傳的常識、城市改造和城市遺蹟之間彼此交織的關係，建立相互輻射關聯的空間隱喻網。在符號隱喻的敍述中，尋求城市發展的內生力和創造力，強化空間符號與城市文化特質的關聯，從而形成根植於城市文化特質的城市風物敍事結構。符號隱喻敍事呈現的不只是符號內部邏輯的轉換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將作為隱喻實踐的符號觀念和具有隱喻實踐的符號功能——即強調實踐意義的符號概念和用途——共同作用於對城市風物的闡釋，併為構建合理、健康和有序的現代城市發展提供一種有價值的參考。

城市風物敍事是一種浸透式的敍事表達，體現浸潤在城市中的居住者與城市佈局之間的緊密關係。這一敍事強化了城市與居民、城市風物與居民習俗、空間場景與人文情懷之間的接連，以城市空間的秩序和結構，城市生活的節奏和韻律，形成共有的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顯現一座城市整體的人文氣息。城市風物離不開文化符號維度的思考。彰顯一座城市的整體風貌，就在於將城市的器物特徵與城市潛藏的文化底藴進行有機結合，而符號隱喻將物質形態與精神形式聚焦在一起,可實現城市物質形態與城市風韻的交融,彰顯一座城市獨有的風物特質。以符號隱喻的方式，傾聽跳動在城市中的每一個低吟淺唱的城市風物構成的音符，可讓我們全身心地沉浸在這些不同音符共同鳴奏的城市之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