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正在面臨西方的知識圍堵_風聞

本文轉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研院”微信公眾號                

5月25日下午，由深圳智庫聯盟、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聯合主辦的2021智庫峯會在深圳人才研修院舉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就中國目前的智庫發展現狀進行了批判性的思考，提出未來智庫建設應當迴歸基本事實，迴歸基本科學，迴歸理性。本文為鄭教授發言摘要。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智庫對一個國家來説是很重要的。剛才主持人説深圳的發展進入一個黃金時期，智庫的發展也要趕上。的確如此。**智庫跟思想、智慧、知識有關係，思想肯定是要由不同的觀點碰撞而生的。**我一直在做智庫和政策研究，今天想扮演一個智庫的批評者，要反思我們如何辦好智庫。這種反思對未來的智庫建設我覺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國正在面臨西方的知識圍堵

今天，我們正面臨着國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確實很重要，尤其是中美關係的變化。現在大家都在説**美國在經濟貿易上跟中國搞脱鈎，全方位圍堵中國，在政治、經濟、技術、軍事等等方面圍堵中國。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甚至更為重要的“圍堵”，即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知識界對中國的知識圍堵。**這方面，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確實還是非常嚴峻的。我們一直説毛澤東解決了“捱打”的問題，鄧小平解決了“捱餓”的問題，現在我們面臨全面的“捱罵”問題，天天都在面臨這個問題。大家應該都注意到了，最近西方尤其是美國利用新疆問題、宗教和民族問題詆譭和妖魔化中國，這對中國國際形象損害是非常大的。反華力量希望藉此使越來越多國家的政治人物、社會組織參與抵制中國的冬奧會。歐盟也已經推遲表決中歐投資協定。台灣問題上，西方一些國家紛紛試圖把台灣塑造成一個民主的形象，企圖用“民主台灣”的名義讓台灣成為一個實際上的主權體。所以方方面面都是針對着中國的圍堵。

在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們從武漢封城、湖北封省，很快就將疫情控制下來，控制下來以後我們復工復產，並且給很多國家提供醫療物資，到現在為止我們對將近20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醫療物資。習近平總書記也早就許諾我們研究的疫苗成為國際公共品，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我們也是這樣做的。儘管西方污衊我們是搞“疫苗外交”，但我們強調的是“人道主義外交”，對此很多國家都是非常正面的反應。但是，現在中國跟西方之間互相叫罵、互相妖魔化，各種民調都顯示中西方各自的軟力量都在下降，美國的軟力量在下降，中國的軟力量下降得更快。新冠疫情以來我們行動上做得非常好，但言論上做得不夠好，我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得在行上、失在言上”。我們辛辛苦苦從行動上得來的分都在這種互相對罵和妖魔化中被抹掉了。

我們還是要跟西方對話，而不是互相妖魔化、互相叫罵。在話語方面，我們還有太多的短板，沒有任何優勢跟西方互相叫罵。我們的罵只能罵給自己人聽，西方人聽不到；聽到的那些反而成為西方更進一步妖魔化中國的根據。現在還是要謙虛向人家學習如何做話語的時候。我們現在很多人驕傲起來，以為可以罵出成效來。很多人錯誤理解習總書記的話，**習總書記説我們可以“平視世界”。“平視世界”的意思是説我們跟其他國家可以平等對話，不要那麼卑躬屈膝，沒有自信心。但“平視世界”是並不妨礙我們繼續向人家學習。**西方圍繞新疆問題罵我們，想把整個西方團結起來圍堵中國；我們沒有搞清楚背後是什麼，簡單地對罵，被西方牽着鼻子走。美國和西方人把早些年穆斯林和西方世界的矛盾成功地轉移到穆斯林跟中國的矛盾，把西方的輿論焦點完全轉移到中國。我們媒體的表達形式很多方面遠遠超過西方，硬件也是，但是為什麼我們媒體走不出去呢？因為我們媒體背後沒有一套人家可以接受的知識體系來支撐；如果沒有這套知識體系，光靠技術手段，我們的媒體永遠做不大、做不強。我們要思考這些問題，中國的智庫要思考這些問題，要在和西方的對話中做好、做大、做強我們的話語權。

中國智庫的現狀

我們現在所説的智庫，或者包括更廣的研究領域，我將其分成三種類型。

**一種比較明顯的，體制內的智庫叫論證派。**政策論證是很需要的，無論是中央的、地方政府的政策，都需要有人論證。對於一些政府的決策，論證正確的，需要及時地總結經驗，而對於一些的決策，論證存在質疑的，需要及時反饋，並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但論證派有它的侷限性。中國如果跟美國或者西方主要國家比較一下，我們的決策機制跟其他國家不一樣。在我們國家，決策者也往往是政策研究者，或者決策者跟政策研究是同一個體系。西方的決策論證和政策決策研究大都是分離的，決策者基本上不做政策研究，政策研究不做決策，他們強調的是“政策市場”或者“思想市場”，決策者到“政策市場”或者“思想市場”上去“採購”政策。也就是説政策市場跟我們買菜一樣，喜歡吃哪種菜就買哪種菜，採購就行了。美國政府從里根開始就是從“思想市場”、“政策市場”裏去採購政策，因此這個“政策市場”非常發達，而基本上每一屆的“政策採購”都是相當成功的。這種情況也説明了智庫在美國的重要性。特朗普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他武斷專制，忽視了美國的“政策市場”，什麼都是自己説了算。

**第二種是比較少數的批評派或者罵派。**這一類機構或者個人對政府的很多行為都在進行批評，甚至是毫無道理地批評。不過，毫無道理地批評現在也沒有市場了，現在是非常少數派，甚至是極個別的現象。不過，現在產生了一個新的“罵派”，即和西方的對罵。有一部分人簡單地認為，只有對罵才可以生產出中國的話語權。西方毫無道理地罵我們，為什麼我們不能罵回去？心情合情合理，但話語權可以通過罵而產生的想法是大錯特錯的。話語權在任何時候都不是單純靠罵就能做出來的。單純的罵而沒有提出有建設性的想法和意見，不管其出發點怎樣，都是不值得提倡的。我們還是要回歸基本事實、基本科學，迴歸理性，不能迴歸這三點就不要做智庫了。美國西方不顧事實地攻擊我們，我們不能接受；同樣，我們在沒有照顧到基本事實的情況下，回擊美國西方，他們也不接受。在美國西方越脱離基本事實的情況下，我們越要堅守基本事實。

現在極端民粹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的聲音在社會上很紅，但是這些人要不就是“高級黑”，要不就是“低級紅”，除了賺取一些流量之外，最後都是害了自己的祖國。高調叫喚的人很紅，流量會很高。但做智庫的人不要去看流量，一看流量就會完蛋。我跟在做智庫做研究的同仁説，如果要尋找流量的話，就趕緊離開，我們不搞流量，搞流量絕對不會有任何好下場。智庫不能老想着怎麼產生影響力，只要我們能做出實實在在的研究，實事求是，自然就會有影響。只要你説的是真話，接近事實，即使不能被馬上認同，最後還是會有影響的；即使沒有產生現實的影響力，但作為歷史事實的陳述而存在，也是有意義的。因此，影響力只是一個副產品，而不是一個智庫應當追求的東西。

**第三種，除了論證派和批評派（罵派）之外，還有一支是規模龐大的學院派。**學院派就是規規矩矩做學問。但對學院派在構建中國知識體系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太樂觀。中國目前有大量會寫文章的人，但缺乏有真正的思考，思想基本上還是處於西方殖民地的狀態，很多人連怎麼思考中國問題都不知道。中國早就是一個論文大國了，現在用各種語言發表的文章的量越來越多，但是思想越來越缺乏，人們研究得越多知道得就越少。有很多學者的指導思想都是西方的，還研究沒有找到真正的中國命題。最不滿意的一種現象是，現在中國很多學者（包括留學生）在很多西方頂尖的刊物發表文章，但基本上，正標題都是西方的命題，再加上一個副標題，諸如“來自中國的證據”。這樣的文章只是在論證西方的命題，而沒有思考解決中國的命題。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利用數學和技術好的優勢，一到西方就只能做非常微觀的研究，所以發表文章的思想性越來越少。前幾天袁隆平先生逝世，他能夠“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我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做研究首先要有思考能力，尤其是做智庫的人，還是要面對實際問題，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中國的知識體系重建

無論是智庫也好，學術界也好，我們現在吃虧的地方，在於缺少完整的中國知識體系。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我們媒體的表達形式很多方面遠遠超過西方，尤其是硬件，但是為什麼我們媒體走不出去呢？因為我們媒體背後沒有一套人家可以接受的知識體系來支撐，如果沒有這套知識體系，我覺得中國的媒體永遠做不大、做不強。中國目前已經有大量的智庫，但有些還是“有庫沒智”。在西方，比如説基辛格先生，他基本上沒有庫或者庫太小，但即便如此，他也是一個智庫。智庫需要智，智在前面，庫在後面，我們不要把大量的錢都弄在造庫上。大量的錢花到了搞機構，到了要發展智，就沒有錢和精力了。

從國內的發展來説，也是面臨知識短缺的問題。我們下一步怎麼做？我們一直強調要有知識體系的指導，沒有知識體系的指導，下一步會走得更辛苦，甚至會走錯。這套知識體系如何構建？實際上，我們的實踐還是很豐富、做的很成功的。但是為什麼那麼豐富的實踐到了我們的理論、到了我們的思想方面就變得那麼貧乏貧窮了呢？我們需要思考，如果我們不能把豐富的實踐提升成為概念、理論、思想的話，就很難構建真正有用的知識體系，也很難總結以前怎麼過來的經驗來指導未來的實踐。

中國幾千年的實踐很豐富，近代以來的變遷、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深圳從40年以前的一個小漁村和小鎮發展到今天這樣，所有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實踐。現在深圳還沒有一本好的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總結深圳經驗的書，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總結深圳成功的經濟學，政治學，或者社會學。深圳的經濟發展、社會治理、政商關係、中央地方關係、體制改革的演變、開放歷程等等，這些都需要學理化、概念化。去年深圳40週年，大家拿出一個外國人寫的東西來叫好。這本書不是不好，但這些小故事成不了理論。作為外國人來觀察深圳的變化挺好的，但這還不是社會科學。**我們的實踐真的很豐富，但我們的理論研究落後於中國的實踐至少半個世紀。**在大部分學者還沒有找到中國命題的情況下，就很難構建中國的知識體系，提升中國的軟力量。

要改變這種現象，智庫要扮演一個特殊的作用，因為較之大學，智庫跟實踐更緊緊結合。從知識體體系的角度看，60年代以後西方就沒有出過社會科學大家，07-08年發生了世界金融危機，但這場危機都沒有催生一部好的作品，《21世紀資本論》算是一部好作品，但比起以前馬克思等大家的著作差遠了。美國和西方的大學的研究被資本所控制，什麼能夠研究，什麼不能夠研究，資本説了算。在美國，你如果要研究中國共產黨，沒人會給你資助的，但如果研究中國的民主、中國的NGO、社會抗議那些屬於西方命題的課題，那就容易申請到基金資助。所以去看看政治學裏面，計算一下80年代到現在有多少篇文章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有多少篇是講社會抗議的。指出這一點就是想強調，研究中國還是需要依靠中國學者本身。很難想象依靠西方學者中國能夠建設自己的社會科學。

美國的智庫有一點做得好。美國很多學者成名之後會往智庫跑，為國家服務，甚至出任政府官員，真正“學而優則仕”。所以，智庫是美國一個跟實踐相結合的平台，在國家政策的研究和形成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們也可以考慮，如果要建設好智庫，應該考慮與大學相對區分開來，與實踐更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我們做智庫畢竟是比較新近的事情，沒有多大的歷史包袱，設計得好，可以有更高的起點。希望我們的智庫能經常交流，把智庫這個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