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這個忽然被爆炒的“實驗室”泄露説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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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關於新冠疫情的關注很可悲地走上了岔道，很多人好像不關心疫苗的推廣了，也不關心各種新冠毒株突變體在全球的擴散了，他們在媒體的帶動下，好像一門心思地撲到了新冠是否起源於武漢病毒所“泄露”的這個可能上。

這個話風的轉換，大概來源於2個星期前在《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由18位科學家的聯名信，呼籲對新冠源於武漢病毒所的“泄露”這個假説要給予足夠的重視。有了著名科學家的背書，媒體人對這樣一個在科學，政治和陰謀論幾個領域跨界的性感題目當然不會放過，所以就形成了目前這個一哄而上的局面。

去年我曾撰文反駁過新冠是生物武器説，和新冠美國起源説。但是這一次的實驗室無意泄露説好像比以前的種種陰謀論都要更多幾分可信性。不過從生物學和概率上而言，我依然認為新冠起源最大的可能性是來自自然，一種來自蝙蝠或者其他的哺乳動物的冠狀病毒，通過一種中間宿主甚至是直接地跳躍入人體。

我如此説主要是基於對概率的信仰。

如果有讀者象我一樣培養過病毒的話（完全是和平用途，比如製備表達外源基因的病毒載體），你也許會知道培養病毒並不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使是在温度濕度最優，培養基營養豐富宿主細胞生長茁壯的情形下，依然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原因讓病毒顆粒的產量不高，滴度不足。

同樣的道理，培育出象新冠這樣一株能造成世界大流行，將近兩億人感染三百多萬人喪生的世界大災難，也絕對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碰倒一個試管就能促成的事。看看最近的一百年，世界性的呼吸道病毒流行病出現過好幾次，但是最嚴重的就是1918年的大流感和本次的新冠流行，次數不能算很多。

而這幾次有限事件的發生，卻是建立在廣大動物界和人類之間大量不停的病毒交換之上。病毒在不同的宿主之間不停地轉換，嘗試，突變和適應，如此成年累月，水滴石穿，才會在有限的機會中突破人獸的界限，並在傳播率和致死率之間達到一個致命的平衡，給人類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和震撼，這個我們在2020都目睹了。

比如這一次的新冠病毒，它獨特而和人細胞受體ACE2結合緊密的刺突蛋白RBD亞結構，在幾乎所有的關鍵位點上，都和穿山甲所帶的一種冠狀病毒一模一樣，這非常強烈地預示了這是一種由幾種動物病毒在自然界中強強聯手重組而成的新病毒。

也就是説，大自然在極其廣闊的人獸接觸空間中不停地實驗新毒株，試了上百年才成功了那麼幾次。相比之下，由於人為失誤而造成有限的幾次病毒樣本的泄露，和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無時不在演變和進化相比，簡直就太微不足道了。當然我們知道過去曾經有過非典肺炎病毒的泄露，但那是人類在已經純化了已知病原後，沒有把樣本鎖嚴而導致的。由於人為失誤而造成一次全新的傳染病大流行的，歷史上還沒有過一次。

那也許有人問，會不會是從野外採集回來的病毒經過了人工的改造，功能極大地增強，然後由於人為的失誤而被放回了人類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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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這個問題，早在一年前就基本有了答案。去年的三月份，來自美英澳三國的頂尖病毒學家，以Scripps研究所的Kristan Andersen為首，在權威的《自然.醫學》雜誌上撰文，推斷出新冠的病毒序列不大像實驗室的產物或者是經過人工的改造【1】。

這篇文章有兩個重點。第一個是最近在媒體中得到重點照顧的一個所謂的“弗林酶切位點”。這個指的是在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兩個結構之間有一小段帶有密集正電荷的氨基酸序列RRAR，這個小結構能極大地加強病毒對人體細胞侵染能力。

那麼這個東西是人為地加上去的嗎？

有人認為是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電荷密集的氨基酸都碰巧湊到一起是極端不可能的事，在結構上是十分不穩定的。但是Andersen的團隊證明這種RRAR的結構是有可能在傳染中正常獲得的，比如曾有報道流感病毒在傳代的時候自然獲得了這種多電荷片段，從而增強了感染性。所以這個小結構並非是抓到邪惡之手的直接證據。

説到這裏我還想到一個趣聞軼事，據説當年沃森在解DNA雙螺旋結構的時候也曾經遇到過類似的難題。我們知道DNA和蛋白質的類似之處是，它也是由小分子構成的長鏈。而DNA更大的難處是，它的每一個基本結構都帶有一個強烈而龐大的負電荷。那麼按照一般人的理解，這樣由大量帶同樣電荷的分子堆砌在一起的大分子結構是不穩定的，焉能肩負攜帶遺傳信息的重任呢？好在和沃森合作的女化學家威爾金森女士給沃森指出了一條明路，她説DNA的基本結構聯接在一起之後，他們所帶有的負電荷可以向外伸展，充分利用空間，這其實就替沃森克里克解開DNA雙螺旋之謎邁出了第一步。

讓批評者們大惑不解的這個弗林酶切位點RRAR，也採取的是同樣的結構策略，他們的正電荷位於其分子的側鏈之上，那麼在蛋白質的主鍊形成之際，帶電荷的側鏈只要向外伸出，就自動地化解了其結構上的侷促性，反而增添了其活性的可塑性，增加了毒株的毒性。

如此一説，新冠病毒刺突上這個貌似神秘的RRAR特徵，也就沒有咋一看那麼神秘了。

Andersen文章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化解了人們對新冠病毒被人為地裁剪的憂慮。

一般對病毒結構學不瞭解的人，以為人類真的能輕鬆自如地在冠狀病毒上隨便做手腳。其實冠狀病毒對分子改造來説，是一個非常有挑戰的對象，首先是它的體積特別大，而且部分的序列在實現分子克隆的載體細菌中非常不穩定。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病毒分子生物學家們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不辭勞苦地發明了幾套不同的分子拼接體系，基本上所有針對冠狀病毒的分子手術都是藉助這些克隆體系做的【2】。那麼，如果想做冠狀病毒序列的文章而不留下蛛絲馬跡，對行家來説簡直是不可能的。

更有趣的是，Andersen的團隊一點都不幼稚。

他們和美國新冠首席專家福奇博士在疫情初期的電郵交換，最近被曝光。大家看到原來他們在剛剛看到這個新冠序列時看到一些不尋常的特性，引發了一些疑慮。所以他們很深入地做了一些科學“偵探”工作，也就是通過深鑽文獻，把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歷年來發表的冠狀病毒分子克隆技術套路都摸了底【3】，然後把這些知識和新冠病毒的序列一比較，反而得出了毫無疑問的結論：這不是一個人工改造過的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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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媒體的報道可謂是沉渣泛起，良莠不齊。幾個重量級媒體在力捧一個叫做DRASTIC的網上實名或匿名的新冠朔源團隊。媒體誇獎他們的不懈努力把一個本來不入主流法眼的實驗室泄露説生生給推上了主流，頗有點屌絲逆襲的新聞價值。

但是我觀察這個所謂的DRASTIC小組的手法和Andersen團隊的科學手段不同，而是採用了很多陰謀論者的旁門左道。

 我在這裏稍微點兩條陰謀輪形成的邏輯特點。

首先就是單挑出一個所謂的“疑點”，這個疑點的形成也許有好幾種可能的解釋，有合理的解釋，也有動機邪惡的解釋。然後陰謀輪者動用語言藝術，聯想加暗示，讓讀者下意識接受了這個邪惡的解釋；然後轉戰下一個疑點，如法炮製…。這樣一來，一連串的疑點，加上一連串邪惡動機的想象，就構成了一條完整的“證據”鏈，儘管這樣的所謂證據是建立在心理暗示和揣度之上的。

在實驗室泄露説中，一個被炒的很熱的疑點就是石正麗組的蝙蝠病毒數據庫在2019年的9月下線了。首先學術界並沒有硬性規定，其實驗室的全部信息資料必須放在網上讓人隨便下載；更何況下線的本身並不説明什麼問題，一種可能就是她自己所説的該數據庫遭到了駭客襲擊，或者在短時間內下載量激增讓人懷疑對方動機不純；也許是他們的上級覺得從中國邊遠地區採集的生物序列多樣性數據屬於國家財富，不宜外傳；也許是把可能有生物安全問題的毒序列放在網上任人索取，本身就是有安全隱患的做法；當然最惡意的揣測就是為了隱瞞被泄露了的毒株序列。但是網上的挖掘者顯然是在讀者的下意識裏把他們往最壞的那個可能去帶。

然後下一個疑點就是隨後的武漢機場舉行了預防“冠狀病毒”突發的演習，事件是2019年9月，比新冠大爆發還早了三個月。讀者在心理暗示之下也許會想哇賽這也太巧合了吧，莫非有人能未卜先知？其實演習本身毫無特殊之處，2003年的非典正是冠狀病毒爆發，給全國乃至全世界都留下了陰影，而武漢作為一個九省通衢之所，汲取當年防疫不利的教訓，舉行防疫演習合情合理。實際上美國在2019年也舉行過一個名為Crimson Contagion的防疫演習，據説防的就是來自中國的呼吸道病毒大流行。

而在陰謀輪者的旁敲側擊之下，這個兩個“疑點”被巧妙的聯繫起來，構成了“泄露” -> “掩蓋（序列數據下線） -> “補救” （機場演習）的實驗室泄露説的證據鏈。

陰謀輪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做大膽而跳躍性的假設。

我們之前寫過一個認知學上的常識叫做“奧卡姆的剃刀”。這個用中文説就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這裏的實體就是用於解釋現象的一個個假説，説的是我們要想追求客觀的真理，就要從證據出發，一步一個腳印來，而不是加入很多大膽而缺乏實證的假設。

Andersen團隊的邏輯是很直截了當的，他們好奇的問題是：這個新冠病毒有無被人為用分子克隆技術改造過，於是他們通過把新冠病毒的序列和已經的冠狀病毒改造工具骨架相比較，結果為負，所以結論就是這個病毒沒有人類改造。

但是這個簡單的邏輯無法滿足陰謀輪者的胃口，比如小有名氣的記者Nicholas Wade, 他提出的一個跳躍性假説是，也許武漢病毒所研發了一種能夠不留痕跡，世界無人知曉的分子克隆絕門秘法，那就既滿足了他所偏愛的新冠病毒乃人造的理論，同時也解釋了為何這樣的改造能逃脱了方家的法眼。

但問題是武漢病毒所擁有該項獨門秘籍實在是查無實據。比如石正麗組是一個學術團隊，我們都知道在國際著名期刊上發表論文對她們來説是多麼的重要。如果該團隊真有這樣逆天技術，為什麼不拿出來發表，增加名氣，評教授選院士呢？

而且瞞着世界摸索出一套改造冠狀病毒的技術並非易事，好像很難找出她們的動機。於是Nicholas Wade，Jamie Metzl等又再次引入了大膽假設：這是一項秘密的軍方國防項目。這就解釋了其資金和秘密性的來源。

當然這樣的假設都並非絕不可能，正如同我們無法排除外星人存在的可能，但是這樣連串的假設和一個更簡約合理的解釋“病毒並非人工改造”相比，我選擇相信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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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逐條分析“實驗室”泄露説非常難，因為這個理論已經發酵了整整一年，其中的聲音中，既有嚴肅學者的合理擔憂，也有堅信美國大選被偷的陰謀輪者，和反疫苗者網上秘密串聯而東拼西湊的產物。我只能表明一下我自己的觀點：對我來説，如果沒有直接證據出現的話，對實驗室“泄露”説的懷疑，隨着去年3月《自然.醫學》論文的發表就該告一段落了。

那麼什麼才構成直接的證據？

如果讓時間倒轉20年，回到2001年的9月18號，剛好是9/11恐怖襲擊的一個禮拜之後。很多有一定年紀的人也許還記得當時美國遭到了炭疽桿菌的生物武器襲擊。幾大美國主流媒體和重要政客的辦公室受到了含有炭疽粉末的郵件，整個事件造成5人死亡和17人感染，以及席捲全國的恐怖心態，人在拆信的時候都要手抖。

那麼整個案件的兇手是如何被定位和坐實的呢？就是案發現場的炭疽桿菌基因序列，和兇手的工作單位所儲藏的炭疽菌樣本的菌種****基因序列一致【4】。原來兇手名叫Bruce Edwards Ivins，是馬里蘭德特里克堡生物軍事基地的科學家。面對鐵證，他在宣判前自殺了，死因是服用泰諾過量輔以可待因。

所以基因序列才是實錘！

武漢病毒所是世界上研究冠狀病毒的主要機構之一，多年來發表的成果和序列不斷，但是新冠病毒的序列和這些序列都不符，和已發表的親緣度最高的RaTG13相差多達超過一千個位點。還有人質疑可能是未發表序列的毒株泄露了，是這是一個無底洞，屬於不可知論。就算是你把能查的都查了，也還是有人會説真相就在沒有曝光的那一部分裏，這個架可以吵一萬年，在這裏我不奉陪。

也有人説武漢病毒所儲存了上千種來自雲南洞穴的蝙蝠樣本，泄露可能來自其中之一。但這也是匪夷所思，因為那些被重點研究，並加以基因工程改造，被大力培育，被作為論文發表的樣本都沒有泄露，反而是凍在冰箱犄角旮旯裏的量極少的幾千種裏的一種被泄露了，而恰恰這一株還引發了百年一遇的世界大流行，這幾率小得讓人無法想象。

2020新冠是人類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給人類造成了無與倫比的悲劇。更可悲的是，人類並沒有利用這一大悲劇攜起手來共度難關，而是以國別和政治傾向為界限，把公共衞生問題政治化，試圖從中獲得最大的政治資本。最令人失望的是，作為世界民主領袖的美國領導層，以川普和彭培奧國務卿為首，在疫情的初始階段就擺足了姿勢要從新冠中狠撈一把，把疫情政治化，把公共衞生問題變成大國博弈的棋子，終於造成了目前為止60萬美國人死於新冠，美國最知名的智庫企業研究所AEI，甚至發表文章在一年前就把中國賠款的計劃都寫好了。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任何獨立透明公開有公信力的朔源國際調查都如水中月鏡中花。

相對於2020，本來希望2021是人類汲取了教訓，更加有智慧的一年，但是從今年年初如山崩海嘯一般的實驗室“泄露”説的走紅來看，這個希望又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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