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慈欣作品看中國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_風聞

文|李慧敏

引言

　　因為之前寫過一個與《朝聞道》有關的文章(如果現實中出現劉慈欣《朝聞道》中的真理祭壇，你會走上去嗎？)收到許多人的好評或差評。在閲讀這些評論的過程中，我對於大劉以及受大劉影響的自己十多年的人生作了許多思考，一些想法便慢慢積累下來，最終想到通過大劉所描繪的女性形象作為線索。

　　在我看來，大劉算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集大成者。他的作品，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傳統中國文化所能達到的巔峯：通過一場又一場宏大敍事來印證一種虛無主義，讓讀者感受到人類思維與肉體的渺小。這種渺小感讓大劉感到恐懼，他一直在尋找出路，目前的答案是：只有融入到某“超級文明”中才是終極解脱，或是通過“迷上什麼東西”的“忘我”來實現對痛苦的迴避。

　　大劉作品中的女人大約分為四類：一是沒有性別特徵的為某種宏大使命獻身的冷血人，她們為了這個宏大的使命不惜犧牲許多人類個體甚至自己的利益，在大劉心目中算是拯救世界的“神人”角色；二是過分聖母心的“一個都不能少”的人，她們只關注眼下的慈悲，結果長遠看有可能帶來更大的犧牲，在決策過程中許多時候會與做與“神人”相反的決策，最後成為第一類人的陪襯，但至少算得上“聖人”；三是毫無理性思維完全情緒化的庸俗之人，她們代表了最廣大的凡人；在此之外，與“聖人”相似的，是類似於“赤子”的（心理上的）未成年人（一種通俗的説法叫“萌妹紙”），她們因為某個神人或超級技術的保護而不需要面對“現代人類的各種掙扎”，生活無憂無慮，因為不需要做困難的抉擇而顯得道德上沒有污點，她們的這種“白衣飄飄”的聖潔是建立在“神”或“神人”們犧牲的基礎上的，是脆弱的，是經不起任何“真實”的考驗的，但同時又是大劉及各路“神人們”想要去保護的，是許多男性年少時暗戀或明戀的對象。這是大劉眼中的女性，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多數中國男性對女性的普遍期許或認知。以下舉大劉的十部作品為例來做一些細化闡述。

十部作品簡介

　　《坍縮》（1985）中展現了一個女工程師，她的工作是負責顯示屏，她的台詞是情緒化的、瑣碎的：

“您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也許，同您的宇宙相比，父親不算什麼，但父親對我重要，對我們這些普通人重要！而您的坍縮，那不過是夜空中那弱得不能再弱的光線頻率的一點點變化而已，這變化，甚至那光線，如果不是由精密儀器放大上萬倍，誰都看不到！坍縮是什麼？對普通人來説什麼都不是！宇宙膨脹或坍縮，對我們有什麼區別？！但父親對我們是重要的，您明白嗎？！”

　　相較之下，作為22歲的劉慈欣理想化身的長者丁儀則是睥睨一切的神人的形象，他認為自己與其他人“活在兩個世界”，在他面前省長可以“像一個小學生那樣順從”。這種孤高從那時一直持續到現在。

　　《中國2185》寫於1985年，那時國人剛開始比較大規模地接觸英語及其背後的文化，所以文章中許多對話顯得很“翻譯腔”。“新時代年輕人”想要推翻婚姻制度的行為看起來也很西化，但表面不等於本質。作品通篇將作為最高行政長官的女主説成是小姑娘，認為她之所以能上位完全是因為科技的發展實現了“一人一票”，認為她本質上仍然是幼稚的情緒化的弱者（赤子），將她的統治描寫成是“在超級智能的幫助下小孩子也能做的事情”。

　　《微紀元》（1998）展現了大劉心目中的天堂：資源極大豐富，用大劉的話説就是“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那個世界中人們沒有煩惱，與愛情有關的憂鬱成了“遠古時代的遺產”，他們聲稱自己繼承了宏時代的一切，但在講到哲學時竟然只會背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夫子也認為人的最高境界是“赤子”），沒有人討論“死亡與生命的意義”，沒有人講死亡恐懼。避而不談死亡的文化是個體性薄弱的文化，而他所創造的個體性極不發達的天堂只能反映他並不理解個人主義，其內核還是中國文化那一追求“心安”、“寧靜”的植物般的人格。在這樣一個人類個體在超級智能面前變得毫無意義的時代，讓女性成為“首席行政官”完全不是因為進步而是退步——反正是一人一票，所以論證誰來做代表毫無意義。這個絕對陰柔的情緒變化極快的女行政官的角色與男性先行者形成鮮明對比，前者無憂無慮，對一切都毫無敵意，思維單純得如同幼兒，後者則為了保護前者的純真（無知）而殺死整個飛船的人類胚胎，與其説這是人類“從邪惡時代到善良時代的進步”，倒不如説是從智慧向野蠻（無知必然導致野蠻，技術再先進也毫無意義）的倒退。

　　《光榮與夢想》（1998）女主是一個不會説話的聖女辛妮。支持辛妮跑到最後的是一種信仰，認為“國家”利益高於人民的生命的一種信仰。大劉不止一次表現出自己對於這種精神的崇拜，對於有這樣“大義”的“俠之大者”的無性別特徵的人的敬仰，他或許曾經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尋找過這樣的人，但從來沒有成功過，越是找不到，越是一次次將自己的這種對於找到道德完人的渴望展現於作品中。

　　《帶上她的眼睛》（1999）女主角也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因為神秘而完美的聖女，她有着詩人般的天真與鋼鐵般的堅強意志及對自己事業的忠誠，在得知自己將在一個不足十平米的小盒子裏面度過餘生之後，又表現出一種神一樣的決絕的冷漠——不是對人類決絕，而是對自己，她沒有允許自己哭泣或崩潰，反而向幾千公里之外的人類世界講出了看起來極度理性的話語：

“…… 你們發來的最後一份補充建議已經收到,今後,我會按照整個研究計劃努力工作的。將來,可能是幾代人以後吧,也許會有地心飛船找到’落日六號’並同它對接, 有人會再次進入這裏,但願那時我留下的資料會有用。請你們放心,我會在這裏安排好自己生活的。我現在已適應這裏,不再覺得狹窄和封閉了,整個世界都圍着我呀,我閉上眼睛就能看見上面的大草原,還可以清楚地看見每一朵我起了名字的小花呢。再見。”

　　要麼是大劉不夠了解人類的脆弱，要麼就是不願意承認，要麼就是女主失聯的時間來得足夠早以至於還沒來得及崩潰，反正，男主最後的“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離她都不會再遠了”只能是一個安慰而已。（這女孩也曾經是我的偶像，我曾經長久地以這種標準來要求自己，直到2015年的愚人節，我陷入完全的崩潰，找不到生命的意義，走到一片懸崖的旁邊，沉默了很久，後來又回家了。在那之後，我開始慢慢學習個體心理學，關注與人的深層幸福有關的話題。(2014年你都做了哪些有意義的事情？）

長篇小説《超新星紀元》的扉頁上，劉慈欣寫道：送給我的女兒，她將生活在一個好玩兒的世界。　　女兒上初中後，他把這本書拿給她，把這一頁翻給她看。女兒把封面拍了下來，曬在朋友圈，書，沒有讀。　　2013年六一兒童節，劉慈欣應媒體之邀給女兒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仍盡全力向女兒，也向更多孩子描繪200年後的世界：地球多出了一條星環；人類征服了死亡；互聯網聯結的不是電腦，而是人腦……總之，是一個極其“好玩兒”的世界。（來自訪談：“雨果獎"劉慈欣：女兒不看我的書）

　　2000年六一前夕劉慈欣女兒出生，之後大劉作品中開始出現“女兒”這樣的形象，這些“女兒”的形象無一不是堅定的科學主義者、完美的不被情緒影響的“神人”（如《朝聞道》與《圓圓的肥皂泡》）。但直到他獲得雨果獎，他的妻子與女兒還是沒有讀過他的書。他經常拿這事情來調侃（參見上述鏈接），就像《朝聞道》中丁儀對於“我心中的位置大部分都被物理學佔據了”的調侃一樣，我猜測大劉最想説的是“對此我心裏很痛苦”，但沒有人聽到，也沒有人真的相信——有那樣宏大思維的一個神人，他怎麼可能為世俗的事情痛苦！

　　《朝聞道》（2001）描寫了作為“凡人”的妻子方琳與作為“神人”的丁儀與女兒文文。方琳完全不理解丁儀的一切，雖然丁儀做過交流的嘗試（“我心中的位置大部分都被物理學佔據了，只是努力擠出了一個小角落給你們，對此我心裏很痛苦，但也實在是沒辦法。”），表達了自己的痛苦，但妻子除了一句揶揄（“這話你對我説過兩百遍了”）之外沒有體現出任何共情，甚至還説了一句極度小家子氣的“只要它的性別不是女就行”，她對於任何抽象的東西毫無興趣，滿腦子只有世俗的低級的東西，只要“全家人難得地聚在一起”輕易就能“很高興很滿足”；作為補充，同樣小家子氣的松田泉子（未生育版的方琳）在丈夫殉道時選擇了殉情。

　　《球狀閃電》（2001）中的林雲與俄羅斯武器專家算是用心刻畫的有背景有歷史的代表了“神人”的女性。在這部作品寫作過程中，大劉本人被誤診為腫瘤，他選擇獨自承受而沒有與現實中的任何人討論自己對死亡的恐懼，卻在作品中將兩位他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刻畫為慈母形象，並讓“集美麗與智慧為一身”的林雲為精神孱弱的男主“陳博士”以最終的靈魂救贖。

　　與方琳及松田泉子類似，代表陳博士之妻戴琳特徵的是兩句煙火氣十足的、滿含習得性無助的台詞：

“我知道，你在內心深處有自己的一塊天地，我也有，畢竟這麼多年了……你可以保留它，但不該把它帶到我們的生活裏來！”

與

“你一定要告訴我那朵想象中的玫瑰是想象中的誰插上的，否則我沒法忍受！”

　　《圓圓的肥皂泡》（2004）對妻子與女兒都作了神化，丈夫對妻子的蓋棺定論體現在他對女兒的訓誡中：

“孩子啊，你要做一個媽媽那樣的人，像她那樣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像她那樣有一個遠大的人生目標!”

　　這個妻子在女兒幼兒園大班時殉職，某種意義上有點兒像某種理想的幻滅——或許當大劉與同為工程師的妻子攜手走進婚姻時，曾經幻想過她可以與自己一樣胸懷天下，但隨着女兒的出生，“生活的列車突然由慢車變成特快”、“旅途的枯燥使他麻木了”（來自《思想者》），他對一個“理性的妻子”的所有幻想，可能也由此歸為虛無。但他並不想完全放棄幻想，而是將之放到了剛上幼兒園的女兒身上，他想象女兒憑藉自己對科技的熱愛成為“年輕的億萬富翁”，但在愛情上一片荒漠，除了父親之外沒有任何親密的男性友人。

　　《肥皂泡》還標籤一位女主持人是“外形漂亮口齒伶俐頭腦簡單的那一類”。這也算是男性對漂亮女性的一種共有的刻板印象，他們喜歡在這樣的女性身上尋求一種優越感，同時又極力否認自己與他們的相似之處。

　　《思想者》（2005）中事實上有兩位女性，一位是沒有性別特徵的為科學獻身的無慾無求的女天文學家，另一位是男主未曾出場的妻子。主人公連名字都沒有，只有“他”與“她”。兩人都沒有性別特徵，沒有性慾，其實換成任何兩個人，甚至兩個機器，都是一樣的。他結婚了，而“她”是否結婚都沒有交代，他可能也從來沒問過，因為如果不問，他就可以假裝自己心儀的“白衣飄飄”的女神是永遠貞潔的存在。他的妻子則是一個最普通平凡的女性，除了“枯燥”與“疲倦”之外，沒有其他東西能影射他的婚姻，“妻子”只是一個男人的附屬品，沒有任何個性特徵。

　　《三體》（2006）中的葉文潔與林雲有許多相似之處，幼時喪失至親，體驗過傷害與被傷害，擁有天分，慢慢變得冷血，內心有對善的嚮往，但並未那樣認真地思考過“善”、“道德”這些概念，只是憑着一種孩子氣的天真得出了“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這樣一個魯莽的結論，並由此認為自己是先知，認為自己擔負着拯救人類的沉重使命，並由此以自己的方式奮鬥至死。雖然從表面上看她的一個決策似乎間接導致了人類文明的毀滅，但她的動機卻是為了拯救人類，這與聖母程心在本質上並無差別。某種意義上，説程心是“聖母”不如説是“赤子”更為恰當，她的一切都是源於“身不由己”，一個事實上從未有過親密關係的神一樣的男子將她推到了世界之巔，但她依然是一個軟心腸的情緒化的看不懂大局的小孩子。

救贖

　　“個人終有一死”決定了個人的有限性，這種有限性註定了每位個體、每個文明都在尋找終極關懷。

　　中國人一直在父母身上尋找終極關懷，而父母只是有限的普通人類個體，結果人們一次次在父母身上感到絕望，又一次次尋找替代父母的新的權威，找到“聖人”，找到“神人”，找到《三體》、《朝聞道》、《詩云》、《低温藝術家》中的“更厲害的文明”，然後為之奉獻一生，這是傳統中國人的終極理想。這種理想的極致是葉文潔、羅輯、雲天明與程心，但即使是他們，最後也在二向箔或宇宙必然寂滅的“天道”中最終化為虛無。

　　所以雖然情感上有嚮往，大劉又覺得這種修齊治平的想法是荒誕的，覺得人類文明所承載的一切在一個“更高的力量”面前毫無意義，所以他最終走向了道家，想追求一種“無憂無慮”的連“戀愛的憂鬱”都不用承受的“赤子狀態”。“赤子”的意思是剛出生不到4個月皮膚呈現紅色的初生嬰兒，他們因為“什麼都不做”而沒有污點，但同時他們的清白又是極其脆弱的，所以大劉一邊嚮往着“赤子”，一邊又嘲笑自己這個想法的幼稚，所以曾經“白衣飄飄”的沈靜、程心、林雲、女天文學家都要麼死在最“純粹”的年代，要麼終身與其傾慕者保持着遙遠的距離，在其傾慕者心目中永遠保持處子之身，唯一看似非處女的《中國2185》的女主只被提及“有孩子”，但她的一切言行舉止，包括後面“與孩子們的心靈感應”，仍然是“赤子”的特徵，仍然是去性別化、去成人化的。

　　大劉渴望從有着純粹靈魂的“神女”或“聖女”身上獲得救贖，但又不真的想被救贖——所有“白衣飄飄”的聖女與男主都未能在生活中產生任何交集，唯一符合理想的《肥皂泡》中有着宏大理想的妻子一出場就去世了，《三體》中的神人羅輯可以選擇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做妻子，但他沒有選擇任何神人或聖人，而是選擇了代表“赤子”的莊顏。這一方面反映了大劉本人對於婚姻生活的恐懼，害怕瑣碎的生活打破他對完美女神的幻想，另一方面，大概也體現出了他對於真實世界女性的不信任——他沒有見過任何能夠深刻理解他的人，所以也不相信這世界能有任何真實的女人擁有理解男人的能力，特別是像他這樣孤高的每日仰望星空的人，一個信仰“美妙人生的關鍵在於你能迷上什麼東西”的男人。他的現實世界一片虛無，只能寄希望於幻想，在幻想的世界中，成為無所不能的神來拯救世界，或是造出一個又一個的神來拯救自己的靈魂。

　　包括大劉在內的整個中國文化都是認為“智慧”與“人的愛情”是必然衝突的兩個概念。這源於中國式智慧的無私性和愛情的排他性之間的必然矛盾。我們看武俠片聽到的最多的就是類似於“為了大義斷情絕愛”、“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樣的豪言壯語，許多人講到“女博士”都會用到“滅絕師太”或是其他非人的比喻。但這種豪言壯語背後，仍然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恐懼面對“人生而自由”的真相，恐懼“人不僅應該，而且只能為自己負責”的孤獨的痛苦。

　　而對於西方文化來説，愛情許多時候是個體從矇昧走向成熟的分水嶺，人們在愛情中更清晰地認識自己，變得更獨立。這裏面的一個重大差異大概就在於自我認知的不同：為“關係”而活還是為“我”而活。精神不獨立的人一想到“愛情”就擔憂“從此我要為了這個關係犧牲點什麼（時間或物質）”，思想獨立的人想的則是“這個關係能夠給我帶來什麼”（這也是《紙牌屋》中Claire的台詞。）關係本位的文化必然是弱化個體的，它視未能締結關係的個人為無價值的、虛妄的、非存在的（如單身的人自嘲為“單身狗”），只有置身二人關係、家族關係、同學朋友關係，乃至“為國為民”這個級別的關係中，這個人作為“人”才有意義。西方人眼中的女科學家反而是“就算正在執行任務也不忘記用愛情滋潤自己的身體與靈魂”的人，是完整的、活生生的、有性慾的，充滿了女性魅力。一個科學家本來可以有情有愛，甚至，正是被大劉所恐懼的想要消滅的那些“情緒化”的東西，才是使多數有創造力的人擁有創造力的巨大動力來源。

　　西方人也經歷過將一切託付於上帝這個矇昧階段，但後面又一點一點將權杖從上帝之手奪回了自己的手中，論證出“人（先驗的自我意識）為自然立法”，並認識到終極關懷不在父母和聖人那裏，不在披着科學外衣的“神人”那裏，不在外星人那裏，而在每個人的精神之中。反映在西方思想史上，就是笛卡爾的“我思”原則，即作為個體的自我意識的“我”，是一切真理的基礎，注意，這不等於極端利己主義，而是説人必須依靠自己的理性，發揚自己的主體性來理解世界，理解一切對象。鄧曉芒先生認為，“科學精神”不僅是簡單的“實事求是”、尊重事實，更重要的是，科學並非一個所謂“絕對客觀的存在”，而是“人通過理性的活動建立起來的一個‘人的世界’，是現象界…如果忘記了人的這種自由，那就是忘記了理性主義的根本”。這也就是為什麼《朝聞道》所展現的外星人只是披着科學和物理學術語的鬼怪，本質上與神魔並無區別的緣故。而這篇小説中所提到的上祭壇等情節，儘管很悲壯很煽情，但這與科學精神沒有半毛錢關係。大劉，包括許多中國人，都把科學和物理學術語想象成一種即使不理解但也絕對應該服從的東西，並從這種奴隸般的服從中解讀出一種虔誠和自視甚高（“常人和庸眾根本理解不了他們的這種獻身精神”的説法多次展現在其書迷對科學家的評論中），這就把科學精神搞的太生硬、太保守了，因為它沒有立足於每個人個體的理性和自由。

　　大劉曾經在一次訪談中講到自己生活在偏僻的“房價只有3000多塊的”小地方，每年也有幾個月的時間奔波於大都市，偶爾也曾經出過國，所以“什麼人我沒見過”，他覺得自己的作品表達的人物形象單薄只是因為缺乏寫作技巧（劉慈欣訪談），就像他認為現在的各種社會亂象只是“科技還不夠發達”一樣（劉慈欣在法蘭克福的訪談），他覺得科技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也潛在地認為寫作技法可以解決他不擅長塑造人物的問題。但事實上，就如他日日與妻子女兒相伴但並彼此互不理解一樣（劉慈欣訪談），“見過許多人”不代表他理解任何人，“許多人”也並不能代表“許多種類的人”，比如，他無法想象真正的男女平等是什麼樣子，無法想象一個不期待被強者拯救的、完全憑自己的理性而活的人是什麼樣子，無法理解democracy除了走向“一人一票”的民粹之外還有怎樣的可能（例如《中國2185》及《三體》），也無法理解一個比工程師更高級的上帝是什麼樣子。他可能聽説過“為自己而活”這樣的口號，但對他來説，他所能想象到的“為自己而活”依然是為了“自己的某個特定的‘興趣’”，而不是“我”——這個可以不斷髮起對世界的詮釋的精神本身。不管“融入神聖”還是“忘我地投身於某種興趣”，本質都是類似“涅槃”的對個體的消滅，都沒能認識到個體的“人”的價值。

　　未能實現超越不是劉慈欣的悲哀，這是一個文化的悲哀。但慶幸的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理解這些概念，正在理解自己對自由的恐懼與渴望，正在走向自由的路上。大劉本身也是個高貴的一直在求索的人。

我的反思

　　大劉至今認為“科技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超級文明”身上，恰如我人生中有整整十二年，將希望寄託在大劉的身上。

　　我從7、8歲開始因為一本講星圖的書（好像叫《數星星》）而仰望星空試圖辨識出所有星座（但是至今只成功辨識出不到10個），在19歲生日那天下載了包含大劉20年全部作品（從1985年的《坍縮》到2005年的《思想者》）的《劉慈欣科幻全集》。從他的作品中我第一次從理性感性兩個層面共同深刻地感受到宇宙之大，第一次對“仰望星空”產生更強烈的激情，在讀完他的作品之後聽到金庸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時感到更深刻的感動，到2011年讀完《三體》全集之後又是人生第一次產生了想要對着虛空的某位神明匍匐在地頂禮膜拜的衝動。

　　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又上網搜了與大劉有關的許多信息，他的童年，他的婚姻，他的女兒，訪談錄，在這過程中不止一次，我有一種“這樣去講他的不足會不會顯得充滿惡意”的想法，這想法甚至多次將我從書寫的慾望中抽出來，要我停筆，甚至要把這整個文檔都要刪除的意思。但最終，我依然認為這件事情是有價值的，因為他不僅代表了他自己，代表了多數中國男性，也代表了許多女性，代表了一個文化的世界觀。我在那些紛繁的信息中看到一個善良的努力想要做些什麼的一個心懷悲憫的慈悲的形象，但這慈悲的背後又有着一種“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冷漠。

　　他的星空將我從世俗的瑣事中拯救出來，但進入的又是一種虛無——如果人類如此渺小，在更高級的生命面前只是食物甚至連食物都不配的螻蟻，那麼活着還有什麼意義？

　　在閲讀《劉慈欣科幻全集》之前，我讀過遍數最多的作品是《紅樓夢》，後來大劉代替了曹雪芹。我以為如此“現代”的着眼“未來”的大劉可以指引我離真理更近一些，但最後發現，他們的共性是走到虛無主義之後戛然而止。曹雪芹的解藥是“削髮為僧”，大劉是“用仰望星空來逃避對現實的思考”（來自劉慈欣訪談）。

　　所以在讀完《三體》之後我曾經用超過半年的時間反覆抄寫許多佛道經典，受這些典籍及大劉、王晉康、寶樹等許多科幻作家的影響，經常地也會產生“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孤獨感與神聖感，以及“如此無意義，我為何還要存在”的虛無感。某種意義上，這種孤高與虛無主義正是從中國文化出發探索世界的人很難不經歷的一個環節。

　　至少10年的時間，大劉是我生命中的燈塔。一直到29歲系統地學習、思考個體心理學，在做心理諮詢之後聽了越來越多的人的真實的故事，才開始慢慢對曾經的信仰產生懷疑，才發現“自甘平庸”或“甘於愚昧”並不是普通人的常態，常態是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尋求着生命的真相。中國文化的背景導致我們很難實現對虛無主義的超越，但每個人都確確實實在努力着，宗教也好，科學也好，“超級文明”也好，“星空”也好，每個人都在尋找一種信仰，都在尋找關於生命的終極救贖。

　　到30歲末讀到黑格爾，發現“生命的意義”並非像《朝聞道》的排險者説的那樣不可知（“我怎麼知道。”排險者喃喃地説。）31歲再回頭梳理劉慈欣的作品，突然從他創造的一個又一個光怪陸離的“大千世界”中看到了一種統一性，看到了大劉的人生，看到他的痛苦與迷惘，一下子想到尼采的“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並不代表信仰的崩塌。

　　基督教講“一切崇拜偶像的信神者都不是真信”。

　　真正的信仰終歸要回歸“我”。只要信仰一個具體的有限物，去“仰望”星空或是偶像或是任何的他者，個體就必然無法返回自身審視自己。

　　殺死偶像，“我”才能真正立起來，最終將“我”放到那個原先放置偶像的地方，成為自己的上帝。

　　而人類的尊嚴，正體現在每一位個體的努力求索之中，包括大劉，包括你我。

部分參考文獻（想讀電子書的朋友們歡迎私聊）

鄧曉芒. (2009). 人之鏡:中西文學形象的人格結構.新版. 上海文藝出版社.

鄧曉芒. (2003). 西方啓蒙思想的本質. 廣東社會科學(4), 36-45.

孫隆基. (2004).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周寧. (1900). 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上下）. 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慧敏， 20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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