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執行主編 趙義

　　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的工人階級就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歷史舞台。當一個個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個體被喚醒之後，就足以產生左右歷史走向的力量。在中國革命走上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是當之無愧的革命主角，為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這段歷史中，也湧現出了一批二三十歲的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比如鄧中夏、李立三、蘇兆徵、 李啓漢、劉少奇等。

　　在黨的領導下，一大批如此年輕的知識分子，能夠團結和組織全國範圍內的幾萬、幾十萬的工人投入到改善工人經濟條件、爭取政治自由乃至反對帝國主義欺凌的鬥爭中去，是一段多麼波瀾壯闊的歷史。

　　在他們身上似乎有着超出年齡的領導水平和組織能力。至今想來，這段歷史仍然不能不讓人感慨: 一大批年輕人是如何迅速成為社會運動的行家裏手的?

1

　　工人階級的特點和優點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是“落後的農業國”。所以，中國的工人階級從相對數量上講，占人口的比例並不高。

　　其中，產業工人在1913年的時候大約是 100 萬到120 萬人，一戰爆發後以輕工業為主的民族工業短期勃興，在五四運動前後，全國產業工人大約有260萬人。而非產業工人包括城鄉手工業工人和店員、苦力運輸工人以及農 、林 、牧 、漁等各業僱工，大約是1000萬以上。

　　產業工人資料圖

　　工人階級被認為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革命性最堅決最徹底。除了經典的理論表述，我們還需要回到具體的歷史場景，看看有哪些具體條件在決定着中國工人階級革命行動的特點。

　　由於舊中國發展的高度不平衡，工人階級中最核心的部分——產業工人在地區和產業分佈上具有高度集中的特點。

　　正如唐玉良、高愛娣在《工人運動史話》中總結的，五四運動前後，中國近代工人的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上海、 廣州、漢口等 10 多個沿海、沿江和鐵路沿線的大城市以及鐵路、礦山、航運、 紡織、捲煙等少數產業中。

　　地區分佈的最早源頭不難理解， 也就是説來自西方列強槍炮威脅之下中國被迫開放的通商口岸。

　　中國工人階級的誕生一開始就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結果。而集中所在的產業，像鐵路、 煤礦、航運等，對當時無論哪一個政權來説，無論是統治的維持還是軍事鬥爭的勝敗，都是“命脈”所繫。當這些產業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時候，其對舊秩序的影響就是巨大的。

　　通商口岸城市概述圖

　　正如鄧中夏在1923年的《論工人運動》一文中説的：

　　比如海員——罷工， 可以使國內外的交通斷絕；

　　鐵路——罷工， 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斷絕；

　　漢冶萍——罷工， 可以使國內和日本多數大工廠停業 ；

　　開灤——罷工，可以使鐵路輪船及用户的煤 炭蹶竭，洋船都要鱗次櫛比地停在秦皇島，開不出渤海口去 ；

　　碼頭工人——罷工，可以使洋貨不能登岸；

　　市政工人——罷工，可以使全埠擾亂，“這是何等偉大的勢力呵!”

　　鄧中夏的話在香港海員大罷工、安源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省港大罷工等一系列著名的罷工當中有明確的驗證。

　　京漢鐵路總工會召開成立大會時全體代表合影（圖源：新華社資料圖）

　　而相當數量的產業工人是工作在外資大企業之中。

　　對於列強的欺凌，對於民族地位之低下，中國的產業工人有具體的直接的感受。比如中國海員與外國海員在同一艘輪船上做工，待遇就相差很大。包工頭和外籍海員任意打罵中國海員的事情經常發生。

　　有的老海員回憶，“我們中國海員隨船到了外國一些港口，竟然不准我們上岸。有的地方雖然讓我們上岸，卻在街上經常受到種種侮辱，罵我們是劣等民族，連公共場所都不準去。”

　　用蘇兆徵在1926 年的中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説的，中國海員“在船上深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虐待而無路訴冤 ”。

　　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蘇兆徵

　　“無路訴冤”的背後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低人權”處境。工人階級雖然在理論上是先進的階級，但在實際處境中，卻常常處於封建半封建式的管理制度之中。

　　以用工制度為例，就有包工制、 把頭制、封建性的學徒工制，上海等地紡織廠中的養成工制、包身工制。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中對這種用工制度下紡織女工的悲慘遭遇的描寫，是眾所周知的。

　　夏衍先生

　　對日本在上海的紡織廠而言，養成工制還有一個作用是，中國工人罷工時， 廠家利用養成工來代替罷工的工人，以便瓦解工人的反抗。

　　1920 年，胡適在北平社會實進會有一個演講，曾經提到包工制度：

　　我們在唐山看見一種包工制度，一個工人的工錢，本來是一元，但是工頭都包去招 些七毛的，得七毛的也不做工，包給六毛的，得六毛的就去招一些人來。住在一個“烏窯”裏頭。他們的工錢，都給那得六毛的、得七毛的、得一元的工頭分散了。他們一天的生活，只靠着五個銅子，要教他們出來組織工黨，是不成功的。

　　紡織女工

　　所有這些特點決定了，中國的工人階級具有很強的鬥爭精神，他們一旦反抗對當時的統治者會造成極大的衝擊。

　　這也因此會衍生出一整套的對付工人反抗和罷工的“策略”，

　　比如不讓罷工勝利，寧願罷工後自動加薪，以削弱工人的鬥志 ；

　　不讓組織工會 ；

　　即使在工人壓力下有所讓步 ，也以“調動工作” “ 自動辭職”等名義，作為開除工人領袖的手段。

　　所以，雖然工人階級的反抗不絕如縷，但也往往在日益精巧的反制策略面前被瓦解。

　　沒有一股先進的政治力量的領導和組織，中國的工人階級就沒有可能爆發出後來大革命時期那樣巨大的政治能量。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香港海員大罷工時期資料圖

2

　　組織起來

　　**中國的工人階級開始也是有“組織”的，主要是行幫和會黨。****行幫包括行業工會和幫口。**所謂幫口就是一種按照同鄉、地域結成的勞工集團， 比如上海航運業的海員，按照地緣關係就有寧波幫和廣東幫。

　　王永璽在《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中就認為，從鴉片戰爭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行幫、會黨是這一時期工人唯一或至少是主要選擇的組織形式。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產生，直到新中國成立，可以説這期間的中國工會運動總是直接間接地與行幫、會黨發生關聯，並受其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響。

　　幫口自然有互助救濟的一面，但也往被資本家利用 。

　　盧權 、禤（xuān）倩紅在《省港大罷工》中就舉例説，比如同一條外國輪船，往往同時僱用上海、廣東或其他地方的海員工人，如水手部僱用上海籍的，燒火部則用廣東籍的，因為幫口之間不團結，生活語言和風俗習慣也各不相同，往往容易被分而治之。

　　會黨就是秘密結社。比如安源煤礦有13000多名工人，大多參加了紅幫 ，礦上事務包括工人進礦、工價 、處罰 、 解僱等都由紅幫把頭操縱，安源街上的賭場、店堂、妓院、鴉片館等也都由幫會控制。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成員合影

　　美國漢學家裴宜理在《上海罷工 : 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中曾經引用一段材料描寫了從蘇北農村來到上海的紡織廠“打工人”受幫會控制的情形:

　　年輕人要想進廠做工，就要過三道門。

　　一是從鄉下到城裏，要有朋友帶着。

　　二是到上海後，要過招工一關。

　　三是在進廠後，對其他工人來説，你是陌生人。

　　而且，廠長、經理故意讓各種各樣的“幫派”存在於工人之中，以便分化利用。新工人常常捱打，不許工作。無奈中只好去找帶你來上海的朋友。朋友所能做的便是帶你去見某位幫會頭子。幫會頭子會説：“不要怕，大家都是自己人。請大家吃頓飯，就沒事了。” ……進幫後，你就得終身在幫。

　　李立三、李啓漢等工會領袖都曾經藉助幫會身份，為開展工人運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條件。李立三還回憶説，五三運動期間，保護自己的都是青幫徒弟。

　　而受五四運動前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中國的工人階級當中也產生了一大批工會組織。但這些工會往往被工頭把持，雖也有為工人爭取利益的一面，但更經常地變成了瓦解工人反抗的工具。

　　所以，共產黨領導成立的工會開始叫俱樂部，這裏面有先爭取合法身份的考慮，也與舊工會在工人階級當中的不良聲譽有關。

　　除了沒有科學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綱領指導之外，在組織方法上，新舊工會也有產業組合和職業組合的重要分野。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很快就在上海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1925 年改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這裏的“組合”指的是產業組合，而不是職業組合。

　　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位於廣州市越秀區越秀南路89號

　　年僅28歲就擔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的鄧中夏，曾經專門解釋了產業組合和職業組合的區別。

　　比如在鐵路上，無論是開車升火的、打旗掛鈎幫扎的、修車擦車的、火車上賣茶的、車站上幫運的，都要組織在一個鐵路工會里。而職業組合與之不同，不同產業 ，職業相同，比如鐵路上、紗廠裏、自來水廠、造船廠的機器匠，都組織在一個機器工會里。

　　鄧中夏

　　從工人反抗資方的鬥爭來説 ，顯然 ，一個產業機關全體工人一致行動的威脅更大。

　　職業組合與之相反，“比方一個廠，有一部分罷工，有一部分不罷，資本家便可以操縱於其間，消極哩，不理；積極哩，開除。即或不罷的一部分工人後來也起而援助，同情罷工，但是晚了，資本家已佈置妥帖，施以小計，便可把我們的戰線破壞無餘了”。

　　1922 年召開的中共二大專門作出了一個關於“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開頭就指出：

　　中國的勞動運動， 是在第一個階段中發展，還脱不了舊行會和手藝組合的束縛。

　　同時勞動階級的奮鬥還不過是為某種手藝或某個工廠的特別狀況的單獨運動，並沒有普遍性質。工人的組織也不強固，組合的人數也不多。切實研究這種現狀，集中、擴大和正當指揮這種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

　　議決案要求工會的構造要成為團結很緊的、中央集權的和有紀律的產業組合。產業組合工會內部不能以職業分為一些“自治”組，導致工會成為破碎團體。同時，議決案還強調最好的工會是要使全勞動階級都聯合起來。

　　這種全國範圍內的協調一致行動的能力，是工人運動能從純粹的經濟鬥爭走向政治鬥爭、從一地一隅的鬥爭走向全國聯合鬥爭的根本保障。

　　中共二大關於“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決議案內容（來源：人民日報）

　　在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當中，“全國聲援”頻繁出現，有效瓦解了統治者的反制策略。

　　比如，蘇兆徵等領導的香港海員大罷工爆發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就發動上海工人成立後援會，港英當局和資方通過上海的代理人要招募工人去香港，李啓漢等人對新工耐心勸阻，對香港海員大罷工提供了有力支持。

　　香港海員大罷工資料圖

3

　　組織起來後的新面貌

　　有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科學的組織方法，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呈現出以往所不具備的動員能力和持久鬥爭能力。

　　五卅慘案發生後，在上海洋人住宅中的中國廚子、奶媽等也都激於義憤，紛紛參加罷工。洋務工人在上海總工會領導下成立了上海洋務工會，參加工會的會員有 1306 人。工會成立後一方面負責發放罷工工人的救濟費，以保證罷工期間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領導洋務工人堅持罷工。

　　五卅慘案後，學生抗議帝國主義暴行（圖源：上海黃浦區檔案館）

　　聲援五卅運動的省港工人大罷工， 從爆發到結束持續了 16 個月之久，是國際工運史上堅持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罷工。罷工半月，就有 25 萬罷工工人從香港返回廣州。

　　省港工人大罷工資料圖

　　廖仲愷任部長的國民黨工人部關閉賭館、煙館，徵用空屋，為罷工工人提供宿舍和食堂。罷工的領導核心機構是罷工委員會中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團委員會，黨團書記由年僅 27 歲的李啓漢擔任。李啓漢還親自擔任負責日常事務的幹事局局長，妥善安排罷工工人的日常生活。

　　在蘇兆徵、鄧中夏等罷工領導人的推動下，省港大罷工工人還成立了代表大會，經過他們的努力，代表的產生改變了行會工會負責人指定的做法，大多數都由工人們直接選舉產生。

　　省港罷工委員會部分委員合影

　　但凡罷工委員會主要負責人的任免、罷工鬥爭有關的大政方針以及各項興革事宜，均提交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後，由罷工委員會負責執行。代表大會每隔一天就開會一次，風雨無阻，罷工工人都可以赴會旁聽。

　　1925年6月，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案資料圖

　　持續時間如此之久的大罷工，必然會有各種分歧和糾紛，很容易被利用。代表大會的運作，就讓這些分歧和糾紛得到及時化解。

　　同時，罷工委員會的各項活動和財政收支情況，定期向大會報告，也有利於及時澄清各種謠言。這些對於罷工的持續進行都發揮了巨大作用。就連來廣州訪問的蘇聯工會代表團也高度評價中國工人階級在組織運動方面的巨大才能。

　　無獨有偶，在 1922 年爆發的中國共產黨第一獨立領導並取得完全勝利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過程中，秩序井然，給社會各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源路礦工會工人學校教職員合影資料圖

　　李思慎在《李立三紅色傳奇》中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

　　罷工之初，商家怕被搶劫， 天不黑就紛紛閉市，但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原來在街上、在宿舍區進行賭博是常有的事情，而在罷工期間，均已杜絕。工人皆居家中不出，沒有俱樂部的條子，都不準通行。連安源特別戒嚴區司令都嘆息自己的軍隊沒有這樣好的紀律。

　　安源有“中國的小莫斯科”之稱， 當時除了廣東，安源是唯一公開存在的革命堡壘。

　　罷工勝利後，路礦當局承認工人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成員由罷工前的700多人猛增至 1.2萬人，幾乎所有路礦工人都加入了俱樂部。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談判處舊址

　　據李立三回憶，工人對俱樂部像是對自己的家一樣熱愛。有時候連家庭糾紛也要叫俱樂部來管。

　　俱樂部成立的道德法庭，實際上成為安源人民法院。

　　因為警察、法官百般欺壓、迫害工人，工人都恨警察、 恨法官，有了俱樂部的道德法庭，就不願意再找警察和官方法院了。工會實際上相當於半政權機關。

　　這一幕幕場景，不能不讓當時急迫想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人們感到震撼。**新的可能性已經不是停留在書本上，而是開始變成現實。**哪怕它們已經隨着時移勢易而煙消雲散，但依舊會給今天的人們帶來深刻啓迪。

　　歷史事實證明，被組織起來的、覺醒了的普通人，不僅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且能展現出極大的創造力。我們不能忘記工人階級在革命年代的那些偉大創舉，這也是百年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