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超 | “考而不死是為神”：歷史上考生是怎樣應試的_風聞

當年博士畢業後，和幾位同學喝酒慶祝，老舍先生説：“考而不死是為神”，讀過博士，算是經歷了學歷教育中的所有考試，《儒林外史》中的浦墨卿説，“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晚明來華的利瑪竇比較中西學制時説，中國的進士“相當於我們的博士學位”，這麼説來，博士畢業就真的算是“了局”了。十幾年寒窗，而今有了“封神”的資格，怎能不讓人自豪一番：

“被考死的自然無須用提。假若考而不死，你放膽活下去吧，這已明明告訴你，你是十世童男轉生。”

（老舍：《考而不死是為神》，《論語》第44期，1934年7月1日）

而我在博士畢業時，對“轉生”“成神”倒是沒什麼感覺，而是對老舍先生另一句話心有慼慼焉：“考試製度是一切制度裏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

應試之苦

歷來關於考試的記錄，用一個字就能概括：苦。首先是讀書之苦，且不説民間所熟知的“頭懸樑，錐刺股”的“勵志”表率，古代還流行有鑿壁借光、囊螢映雪之類的故事。《晉書·車胤傳》曰：東晉車胤幼時“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以螢火蟲照明或用雪映照發光來讀書，除了説明家貧之外，主要還是用來説明讀書條件之艱苦。

北宋詩人晁衝之有詩曰：“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徹夜苦讀，煩悶無比，窮書生們在漫漫長夜讀書之餘，就編一些鬼狐故事打發苦日子。古代 女狐、女鬼故事盛行，大概就與書生們煩悶的讀書生活有關。

其次是考試過程之苦。如今學校基礎設施較之以前好了很多，就算學校條件稍差的，考場也儘量選擇條件最好的教室，過程總不至於太艱苦。而古人考試的條件很差，考試如同鬼門關走一遭。

明清時期各省多設貢院，用於考試。如北京貢院有號房57排，9064間，每排用《千字文》一字為名。每間號房高約六尺，深四尺，寬三尺。東西牆體留有數個磚縫，中間可以放置木板，白天把木板上下、左右錯開放置，上面為桌子，下面為凳子。晚上則把木板都移到下層，並在一起作為卧榻。

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919年在南京所拍攝的江南貢院，規模巨大。

房中的考生

考試當日，考生黎明點名，解發脱衣，進行搜檢。攜帶筆墨、卧具、蠟燭、食物等用具進入號房，考試、吃飯、睡覺都在此侷促狹小的空間裏。號房條件極差，且看時人的描述：

塵封急欲尋笤帚， 

瓦漏還須蓋網油。 

敲緊竹釘排雁翅， 

濃燻艾把避蜒蚰。 

粉牆靠背衣裳白， 

腳板懸空露水稠。 

夢擾不寧聽鼻息， 

夜深假寐數更籌。 

若逢久雨泥相伴， 

偶遇狂風燭易流。 

時暖那堪添黝悶， 

陰寒何處覓衾稠。 

傳題靜候雞三唱， 

待旦還看月一鈎。

（《浙江鄉闈詩》，見清代繆艮編《夢筆生花文章遊戲》，第二編卷三，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

鄉試多在農曆八月，故稱“秋闈”，八月天氣尚熱，中暑得病經常有之。廁所就在每排號房尾部，酷熱之中，加上臭氣熏天，對於臨近廁所的考生（臨近廁所的號房被稱為“臭號”）其遭遇可以想見。光緒年間有一位倒黴的考生，就不幸分到了“臭號”：

一號之中，分數十間，一間坐一考生，極底則為廁所。坐近廁所者，謂之“臭號，第一場猶可，第二場則穢氣遠播，實不可耐，以考生貪近便，大小解不必皆至廁中也。餘丁酉科二場，坐臭號，天氣鬱蒸，竟至發病。曳白[即白卷——引者注]而出。又有與炊爨之地相對者，臼“火號”，煙燻火炙，亦不可耐。

（《科場回憶錄》，轉自郭齊家著：《中國古代考試製度》，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56頁）

或有人會建議把廁所修建得遠一點，這實在是小瞧了作困獸斗的考生們的聰明才智，歷史中就有利用上廁所來作弊的。吳敬梓《儒林外史》講到一件事：

見那些童生也有代筆的，也有傳遞的。大家丟紙團，掠磚頭，擠眉弄眼，無所不為。到了掄粉湯、包子的時候，大家推成一團、跌成一塊。鮑廷璽看不上眼。有一個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牆跟前，把土牆挖個洞，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被鮑廷璽看見，要採他過來見太爺。鮑文卿攔住道：“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相公，你一個正經讀書人，快歸號裏去做文章。倘若太爺看見了，就不便了。”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

會試多在農曆二月，故稱“春闈”，這時天氣尚冷，貢院為防考生作弊，往往規定衣飾簡潔、攜物簡單，如須着單層鞋襪，氈毯無裏子等，身穿薄衣單鞋，坐在號房裏考試，其情形可想而知。明英宗天順七年，因天氣寒冷，巡邏的士兵生火取暖，引發火災，號房的門是要鎖上的，所以考生無法逃脱，竟有九十餘人被燒死。窮酸書生在此寒冷之所，蜷縮數日，能撿回一條命，就算是走好運了，哪還管什麼考中考不中。

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918年在開封所拍攝的河南貢院號舍，當時殘存號舍10009間。

也有幸運的時候，雍正元年皇帝登基，詔開恩科，皇帝特意交待：

今年殿試，天氣已寒，諸貢士着在太和殿內兩旁對策，再傳諭總管太監，多置火爐，使殿內和暖，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

看來皇帝最懂文人，拉攏時添把火就能讓歷盡冰冷的士子感激涕零。

因考而死並非天方夜譚，中國如此，西方亦然。1751年，一位叫闞伯蘭（Richard Cumberland）的人蔘加考試，事後回憶説：

考試延期那樣的好事，我是從來也輪不到的。我就像一個被選中的靶子，一直坐在桌子邊上，忍受着無休無止的問答。好容易撐到考試結束，我馬上趕回家，面如死灰，把父母給嚇壞了。之後我就得了風濕熱病，整整六個月命懸一線。

（[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著，徐震宇譯：《象牙塔的變遷：學術卡里斯瑪與研究性大學的起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28頁）

而考試中要承受的最大痛苦乃是精神之苦。古代科舉，現代高考，其週期歷經十數年，讓人的精神長時間處於高度壓力之下，就此意義來説，“考而不死是為神”也是對的。鄧嗣禹先生在《中國考試製度史》中説：

考試勞碌過甚，必易於頭昏目眩；得失之念過重，必易於神經錯亂，由是夢也，狐也，鬼也，幻象也，冤家也，以致種種迷信，種種無稽之談，皆從之而起，而安身立命之説，亦從之而生。

明清時期扶乩流行，原因之一就是讀書人在考前扶乩問考題，有關記載史不絕書，也不斷有人聲稱問試題成功：

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咒，而所致皆仙女，喜作詩。紹興甲子歲，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客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咒才畢，仙已至，乃盡誠叩之。答雲：“經義賦論，吾悉知之，然天機嚴秘，不容輕泄，姑為預言省詩題，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

（《夷堅志》（卷四十三））

扶乩問題目就如時下許多學生高考前去寺廟燒香拜佛，這既是心理壓力的體現，也是對心理壓力的疏導。精神壓力越大，中第後的喜悦就越大，唐詩人孟郊《登科後》一詩寫道：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最為形象的是《儒林外史》范進中舉後由喜而瘋的經典描寫。與之形成反差的是，落第者的精神亦會遭受巨大的刺激。據説有八十多歲的老秀才命喪考場，也有像孔乙己這般困頓而終的。

考場對壘

考試製度一直在演變之中，至少在形式上逐漸人性化了。如今高考幾乎全民動員，為考生提供便利，學校還會找來心理師調適學生心理，就連一向嚴格古板的班主任，也一改常貌，嘗試與學生打成一片，這都是為了讓學生有良好的心理狀態。以往的歷史中，學生就不這麼幸運了，他們常遭遇以嚇唬、折磨學生為樂的考官。就如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在《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一書中提到：

有些主考官不可否認恐嚇、羞辱應試者給他們帶來的樂趣，這樣做無非是以犧牲應試者的利益為代價來展示主考官的智慧而已。在主考官這裏，人性當中的專制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被暴露出來。

為此，在西方近代早期，有法學家曾對考官有這樣的要求：

考試應當難度適中、仁慈、温和。考官不應該使候選人產生不安和恐懼心理。試題既不能死纏細枝末節，也不可大而無當。考試中應竭力避免引起憤怒、仇恨、憎惡、嫉妒、嚴厲以及其他類似的情緒。考試的時間和地點倒是無關緊要，符合基本的情理和習慣即可。

並特別強調，“候選人不應該在半夜被叫醒起來參加考試”。

當然，並不是所有考官都是如此變態，為學生着想者也不在少數。錢穆先生批試卷，批改完畢，“忽學生來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須退學。”此前錢先生不知此規定，為了不讓學生不及格，“遂至辦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數。主其事者告餘，學校無此前例”。經過複雜的交涉，“取回考卷，另批送校，此一班遂無退學者。”

也有考生在考試中以示弱來換取老師的同情。民國時期在清華的入學考試中，

有女生在英文試卷後面寫了一封懇切的信：説“今年我又完了，我考了三年，不想今年又落空。可憐我是一位弱女子，你們若是不取我，我只有死的一條路。”上欸是“親愛的教授們”，吳雨僧第一個發現“親愛”兩字，對該生表無限同情，他説：“假使我是校長，我一定取她”，但是因為不是校長，要想當“親愛的教授”，也愛莫能助，只好給她一雙蛋以作慰勞云云。

（《考卷的奇妙答案》，《清華暑期週刊》，第五期）

泡爾生説：“應試者的無助也會起到保護他本人的作用”，這樣的表達果然引起了吳宓先生的同情，但窮酸教授其實並不比窮酸學生更有能耐，實在是也幫不上什麼忙。

有一份1639年維滕堡大學藝文和哲學系碩士生入學面試考場記錄，該候選人在筆試中竟沒有提交試卷，大概是該校求賢若渴（也或是根本沒什麼學生來考試，因為該生並未展示突出的才華），就安排對他進行口試。教授們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但“這位候選人對大多數提問都報以空洞的學院技巧：沉默是金。身為這間屋子裏地位最卑微的人，候選人以説話最少充分實現了考試的儀式性與等級性。最後，面對這位候選人的沉默與無知，前兩位教授只好循循善誘，甚至乾脆暗示答案。”結果並不出乎意料，該生表現“非常糟糕”，但最終的結果令人匪夷所思，考官竟然還是決定給他及格，理由之一是“考官們一致希望他在今後的學習中更加勤勉”。可憐天下老師心！

也有老師因為考試而倒黴的。何兆武先生提到，在西南聯大時期的一次數學考試中：

有個同學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可是數學系主任楊武之先生認為他做錯了。這個同學就在學校裏貼了一張小字報，説他去找楊武之，把雜誌上的新解法拿給他看，認為自己的沒有錯。後來楊武之很不好意思，好像還辭掉了系主任的位子，或者請了一年病假。

（何兆武口述，文靖譯：《上學記》（增訂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第110頁） 

老師難做，是因為經常有學生給老師出難題。民國時期清華大學：

某本英文試卷上面，是清一色的法文信一封，上面寫得明明白白説自己不大會英文，但法文很那個，希望考入後有一補習的機會。

有考生在試卷上向考官逗樂子，清華某考生在算學試卷後面仿流行歌曲“桃花江”作曲一首，詞曰： 

我聽見人家説 

清華今年考生多 

女生四五百 

不及男生多

妙處不止此，在這後面緊跟着的是恭恭正正的楷書： 

哎呦呦，我的肚子痛嘍，我算不出來啦！

我實在好奇，不知道這位學生後來的成績如何。

作弊風雲

考試管理中，最難的是防止作弊。自從出現考試，作弊也就開始了，魔道鬥法，歷經數千年。作弊之法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而防治措施也與時更新。

作弊多是因為平時不努力，無奈之下去冒風險。有段文字把考場上的學生寫的活靈活現：

小陳的白紙，仍然是那樣的潔白，雖然有幾個蚯蚓的小字，可是那是從黑板上抄下來的。這時他的臉上，滿布了一些愁容，先生又要收卷子了！正在大家紛亂之際，他把眼睛直直地射在鄰座的同學的捲紙上，很興奮地看了一眼。咳！誰知道運氣不幸得很，又遇見同難的朋友，原來也是一樣的白紙！於是他又轉秋波改換方向，看見人家幾行小字，自己又喜又驚地抄了幾句。嘿！時光流水，無情的上課鐘又敲着……先生再不能等了，於是叫着：“交卷！交卷！快交上來吧！”隔未一分鐘，先生一溜煙地離開了教室。這位孤獨的人兒，把兩手放在臉下……

儘管現在做了老師，經常扮演“神氣的”監考官，但看到這段文字，還是直冒冷汗。對了，這篇文章名為《試堂——平日不用功，考時叫老兄，老兄……》。

《宋史·選舉志》稱“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謄錄滅裂”。而最為流行的是懷挾文字，即帶小抄。有人專門抄寫小抄，以此獲利，也有更為專業的，冒充考生進入考場，懷挾文字出售於人。歐陽修曾説：

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二三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二百千，僱請一人，虛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式，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

（《歐陽文忠公集》卷百十一）

防止作弊的措施也是與時更新，如清代的考場紀律，除了一般性的規定外，還增加了不少條件：

帽用單氈，袍褂衣褲俱用單層，襪用單氈，鞋用薄底，坐具用氈片，不許攜帶厚褥，卷袋不得裝裹，硯台不得過厚，筆管鏤空，水注用瓷，蠟台用錫，單盤空柱，糕餅食物各切開……考籃或竹或柳，編成玲瓏格眼，底面如一，毋許攜帶坐褥。

（《大清會典》卷三三）

但就“糕餅食物各切開”一條，即能看出，政策的制定者是需要極具想象力的。

古人用於作弊的襯衣

人類文化的傳承與創造要通過教育來實現，而檢驗教育結果和選拔人才，就需要考試。中國人喜歡溯源，考試製度大概確實以中國為最早，西方筆試製度的完善差不多要到十八世紀之後。西方的考試製度，或受中國的影響，孫中山就曾説：“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1868年5月波士頓市在招待中國大使館外交官時，愛麥生（Emerson）談到要借鑑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中國社會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們的前面，這就是中國值得光榮的唯一憑證。”在這種似褒實貶的説法中，着實也體現了中國科舉的獨特性。

中國的科舉源自隋朝，最初是為了抑制門閥貴族的力量，讓平民子弟能有平等競爭的機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何炳棣先生有一本書研究科舉所造成的社會流動，書名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中譯本為《明清社會史論》）。科舉確實可算是寒門弟子的“成功階梯”。鄧嗣禹先生在《中國考試製度史》中專門提到了科舉對於社會風氣的影響，科舉讓整個社會都充滿了爭先向上的風氣：

貧苦子弟，類皆廉謹自勉，埋首窗下，冀求一第。即紈絝公子，亦知苦讀，以獲科第，否則雖富不榮。儻肄業之時，一曝十寒，遇大比之年，名落孫山，則不拘富貧，皆垂首喪氣，無面見人。非若現今學校，畢業與否，不甚緊要也。因此之故，前清時代，無分冬夏，幾於書聲遍野，夜靜三更，鑽研製義。是皆科舉鼓勵之功。

而科舉停廢之後，社會學習風氣大變：

自罷科舉後，中大學畢業，無瞰飯之所：於是紈絝子弟，終日逸遊；貧困之士，有志莫逮。甚至平民義務學校，免費供膳，猶辭不入。強迫教育之令日盛，反不若科舉時代能使人力爭向上也。

而考試製度最讓人詬病的地方是讓學生過度專注於考試的技能，而非知識本身。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説：

“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務是什麼？”——把人弄成機器。——“其方法是什麼？”——他得學習讓自己感到無聊。

學業的“成功”，似乎是首先要變成“機器”，即“考試的機器”。考試後果是“以犧牲優秀人才為代價來促進一般和中間水平的人的發展，造成了獨立判斷的缺失，誇大了純粹機械知識的價值”。

1740年左右德國耶拿大學的博士答辯過程及其後慶祝場景

在一幅體現1740年左右德國耶拿大學的博士答辯過程及其後慶祝場景的圖片上，一位博士候選人正在接受教授們的質詢：“閣下也是一名沃爾夫主義者嗎？”當時沃爾夫被朗格和敬虔派陷害，被判為異端。這位博士候選人義正辭嚴地作答：“打倒沃爾夫！朗格萬歲！”。但在答辯後的慶祝時，他口中的話變作：“沃爾夫萬歲！打倒朗格！”學生們抽着煙、喝着酒，在他們身上，真正的知識和考試的技巧分離了。

考試製度大概是所有不好的制度中較好的那種，所以既難以一下子以其他方法取而代之，也不能過分強調考試的結果。考試結果被簡單設定為“成功”與“失敗”，相應也會產生積極和消極的情緒。俾斯麥曾説過一句頗有些道理的話：

考試將成為我們的禍根。大部分通過考試的人非常疲憊因而不能進行任何創新，對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事情都採取消極的態度。最為糟糕的是，他們因為順利通過了這些考試而過高評價自己的能力。

（《德國大學與大學學習》，第349-350頁）

考而不死亦非神。考而不死，一定會有大學老師在前面等着打擊你。而落第者，也應該積極面對未來的道路，鍛就良好心態。且看另一份民國時期清華的考卷，有一位學生在試卷下面這樣寫道：

我上定清華了，取不取由你，我相信我沒有什麼錯誤，即使有些錯誤，你們替我改正一下就可以得滿分了。 

我要是有做考官的機會，就直接把這位學生錄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