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平|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考古：進展與問題_風聞

摘要：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發現不斷增多。從最早人類與文化的出現 、莫維斯線的討論，到現代人起源與舊新石器時代的過渡等課題研究都有重要進展 。但與中國北方及舊大陸西側的研究相比，仍有待努力，須對上述課題進行更深入探討，全面復原中國南方早期人類與社會發展史。

一、引言

近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來，隨着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展的搶救性發掘與學術目標明確的主動性舊石器考古項目的完成，中國南方及周邊地區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田野考古發掘資料及初步研究成果。然而與舊大陸西側和中國北方舊石器文化研究的進展相比，中國南方及南鄰的東南亞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進展仍較滯後。由於熱帶亞熱帶季風條件的影響，在中國南方早期人類的文化遺存更難保存，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也面臨更多困難。除了自然條件的先天不足，中國南方及鄰近的東南亞地區多數國家又都是開展考古研究工作的歷史相對短暫，專業考古學者人數也較有限。已有的舊石器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與中國北方及舊大陸其他地區相比還較薄弱。舊石器文化遺存的發現則更少，存在着長時段、大面積的空白。雖然近年來華南地區更新世人類與文化的發現有越來越多的重要發現，但仍缺乏清晰的區域性舊石器文化發展框架與古人類演化序列。研究者對該地區史前考古很多問題認識存在着的嚴重歧見，對本區最早人類與文化的出現與發展，現代人與農業起源的時間、來源與發展路徑等諸多史前考古重要課題，更缺乏共識。因此，本文擬對中國南方及鄰近地區近些年來的舊石器考古進展與問題進行梳理，希望能夠對已經取得的成果以及影響當前發展的主要問題有所認識，引起在本區工作的舊石器考古同行的關注，並攜手繼續努力。

二、最早人類與文化的發現及問題

早期人類起源問題是學術界與一般公眾都關心的重大課題。已有的考古學、古人類學、遺傳學等研究，以及與人類遺傳關係最近的現生靈長類的地理分佈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都指向非洲是最早人類與舊石器文化的起源地。近些年來在亞洲西部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附近的德馬尼斯遺址發現古人類化石、石製品及大量哺乳動物化石等顯示，早期人類至少在距今180萬年左右已經離開非洲故鄉，踏足歐亞大陸。東亞地區與德馬尼斯遺址相近，同處北緯40度線附近的華北泥河灣盆地的馬圈溝遺址，也展示出該地區古人類活動遺蹟可以追溯的距今160多萬年甚至更早。對陝西藍田公王嶺直立人化石產地地層年代的重新測定，以及與其相鄰的上陳地點距今210—130萬年石製品的新發現，也都提供了早期人類及其文化到達東亞地區的新證據。

與北緯40度左右的亞洲中緯度地區相比，地處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是地理緯度更低的亞熱帶至熱帶地區，有着更好的濕熱條件，自然生態條件總體上更接近早期人類的非洲故鄉。東南亞地區早在19世紀末，最初開始尋找早期人類祖先之際，就受到古人類研究者的青睞，並且成為最早發現直立人化石的之地。如地處赤道附近的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從1892年起，就陸續發現數量較多的直立人化石標本。根據近些年來的年代學研究，這些直立人化石中年齡最早者，在約為距今180萬年左右，可能是深海氧同位素的58、60或62階段這幾個冷期的海平面下降之際，到達這些目前遠離東南亞大陸的海島。在該地區從印尼爪哇島等島嶼區一直到東南亞大陸，這些鄰近赤道的低緯熱帶地區，也曾發現過早期的石製品。但遺憾的是，由於熱帶地區早期人類化石及文化遺存的保存條件所限，以及在該地區開展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的困難，到目前還很少發現有如非洲東部熱帶乾草原地區，或者亞洲中緯度森林草原地帶那樣地層關係清楚、文化遺蹟與遺物豐富的早更新世人類居住活動遺址。甚至到現在，除了印尼爪哇地區發現較豐富的早期直立人化石外，連與這些早期人類有明確共存關係的石製品等還很難見到。早更新世的石器工業面貌仍不清楚。

與東南亞地區相比，中國南方近半個世紀多世紀以來，也有多處含有早期人科成員化石與石製品的新發現。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先後在雲南元謀的上那蚌、湖北建始龍骨洞等發現直立人或早期人科成員的牙齒化石及石製品等。80年代末到90年代，又有重慶巫山龍骨坡與安徽繁昌人字洞的早期人科成員化石或石製品等新發現。元謀人化石材料是1965年地質學者在元謀盆地進行地質調查時發現的兩枚直立人牙齒。隨後的大規模發掘又在發現人牙附近的地層中出土的幾件石英岩加工的刮削器類，以及地表發現零星石核、石片和尖狀器等。遺憾的是儘管該地點經過多次發掘，卻一直沒有更多發現。對元謀人化石出土層位的時代，也有不同意見，一是根據古地磁研究結果認定為距今170萬年；另有對元謀盆地內第四紀地層綜合研究結果，則認為應屬於中更新世，為距今60—50萬年。

湖北建始高坪龍骨洞的早期人科成員化石開始發現於20世紀70年代。當時發現4枚形體較大的牙齒，被分類為“南方古猿類”。20世紀80年代的重新研究則認為其應屬於“早期直立人”。90年代後期至2000年初期對龍骨洞的新發掘，再有3枚牙齒化石出土，同時還發現燧石原料石製品。對龍骨洞牙齒化石的再研究，有學者認為與亞洲早、中更新世同類牙齒無明顯區別，仍屬於早期直立人。但也有學者認為其可能與“魁人”有關。從南方古猿到直立人，再到“魁人”，説明龍骨洞乃至這一階段中國南方到東南亞地區人類演化歷史的複雜性。龍骨洞新發現的石製品也有待深入研究之處。雖然該洞附近的燧石原料很適合打製石器，但多體積較小。且無論是有打擊痕跡者，或未經打擊的原料，多帶有很嚴重的磨蝕痕跡。可分類為刮削器等工具，或石核、石片等初級產品，體積亦均很小，甚至以現代人使用工具的能力來看，用手捏握仍不太容易。按照該遺址綜合研究結果，人化石與石製品的時代應為距今200萬年左右。這樣古老時代的人類，能夠使用如此小型工具，其用途或者是當時人手的靈活性，都需要進一步探討。

人類化石分類屬性有所爭議的發現，並不僅建始龍骨洞一處。從建始沿長江上行不遠處的重慶巫山龍骨坡遺址發現的人科成員化石，在最初發現到後來研究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從直立人到人屬未定種，再又被認定為祿豐古猿。不過該遺址經前後幾次發掘，出土石製品的數量則較多，人工特徵也較清楚。按照這個遺址綜合研究成果，其絕對年代也當為距今200萬年前後。排除下頜骨屬於人類之後，這些石器的主人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確認。

綜上所述，與非洲、西亞及中國北方地區保存較好、人類活動遺物遺蹟清楚的早更新世遺址相比，無論是華南還是東南亞地區同期發現的古人類文化遺物、遺蹟都明顯不足。雖然東南亞早更新世人類化石的直立人屬性已經比較清楚，但這些早期人類所使用的工具，特別是能夠確切反映當時人類活動與行為特點的遺物遺蹟尚很難見到。同一階段的中國南方，雖然近年來考古工作進展較快，已有多處發現，但如前所述，除多處人化石的分類屬性尚存在有爭論，或已被否定，人工性質清楚的石製品，以及與人類活動確切相關的其他遺物遺蹟，也還有待進一步工作。這些都是探討早更新世階段，最早出現在中國南方及鄰近的東南亞地區人類及其文化遺存等亟待展開工作的重要課題。

三、阿舍利技術的年代與來源

本區有關阿舍利技術問題的討論可謂是曠日持久。早在20世紀40年代，哈佛大學的莫維斯教授，就指出阿舍利手斧在東南亞與東亞地區的稀缺性，並由此提出兩個文化圈假説，即舊大陸西方的手斧文化圈與東方的砍砸器文化圈，成為長久爭論不息的“莫維斯線”問題的由來。20世紀的70、80年代，隨着手斧等阿舍利技術產品相繼在中國南方的漢中與百色盆地，乃至到朝鮮半島的全谷裏等地的不斷髮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思考“莫維斯線”，以及東西方早期人類的遷徙擴散與文化交流等問題，相關討論也一直持續進行。

隨着考古資料積累，近年來對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的阿舍利或手斧問題的認識亦不斷深入。首先是中國南方的發現顯示，以南嶺為界，南北兩側的含手斧類早期舊石器文化遺存，無論是石器形制、類型或加工技術，都呈現出較大區別。南嶺以北的手斧形態多呈現有較鋭尖部，且進行通體修理；器身從尖到底部均較對稱薄長。如果再細分，從長江中游、漢水流域到更北的環秦嶺地區，還可以看到不同地區之間的差別。南嶺以南的手斧，則更多見較圓鈍的尖部，或呈舌形，加工主要集中在尖部以及與尖部相連的兩側；底部或稱尾部則多保留較厚重的礫石原形。這類阿舍利技術產品從分佈的地域來看，除中國嶺南百色盆地及兩廣其他地區多有發現，向南由越南北部、中部到馬來西亞等地，甚至菲律賓呂宋島上亦均可見到。

隨着中國南方阿舍利技術遺存的年代學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南嶺以北的長江中游、漢水流域的丹江口庫區周邊以及再向西、北的環秦嶺地區，含手斧的舊石器遺存的時代更為清晰。其中，發現手斧等阿舍利技術最豐富、最典型的環秦嶺地區的工作尤為系統，已發表的成果也更引人關注訛。新測年數據顯示，從秦嶺主峯南側的洛南盆地到北側的藍田公王嶺遺址周邊，大量帶有阿舍利技術因素的舊石器遺存，皆出自屬於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中期的地層，絕對年代集中在距今25—5萬年之間，尤其是時代越晚，遺址的數量越多，出土的石製品數量也越豐富。類似的情況在長江中游洞庭湖盆地及周邊地區也有發現，如近幾年新發現的常德赤山島等，屬於中更新世早、中期或更早期階段的發現，石器組合只有砍砸器等石核-石片簡單技術產品；到中更新世晚期距今30萬年前後，才逐漸有手斧等阿舍利技術產品的出現並流行。

與上述情況不同的是丹江庫區周圍的發現。進入新世紀前後，配合南水北調工程建設，丹江庫區及周邊曾開展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其中有大量屬於舊石器時代阿舍利技術遺址的發現與發掘。這些舊石器遺址發掘資料已經陸續發表。遺憾的是大部分遺址的時代，主要是依靠所處地貌部位與地層堆積巖性等特點所推斷，僅少數發表有光釋光、ESR或古地磁方法測定的年代數據。如位於2級階地的鄖縣滴水巖及後房遺址，其測年數據與前述環秦嶺地區一致，也屬於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中期。但相距不遠處雙樹遺址的ESR年齡則可早到距今60萬年左右。20世紀90年代初即開始發掘與綜合研究的鄖縣人遺址，也有更早的年代數據，鄖縣人化石及共生的石製品古地磁年齡為距今80多萬年，但ESR年代數據為距今50多萬年。還有一個不太確定的因素是與人化石共存的石製品組合，主要是砍砸器等簡單石核石片技術產品。手鎬或手斧等帶有阿舍利技術風格的石製品，則是靠堆積頂部堆積的採集品。這種情況説明，丹江庫區及附近的阿舍利技術出現的時代可能也較晚。

自20世紀80年代初百色盆地石製品發現，特別是其與阿舍利相近的兩面加工技術受到關注之後，這些石製品的時代更一直是研究者討論的焦點。90年代至2000年，研究者根據百色石製品的形態與技術特點、出土地層的地質時代，特別是與石製品共存的玻璃隕石的同位素年齡測定結果，提出百色阿舍利技術的時代為距今80萬年前後的認識輦。進入新世紀之後，隨着百色盆地高速公路等基建工程的大規模進行，配合工程的搶救性發掘發現數量更多的舊石器遺存，並在多處遺址發現原生地層中手斧與玻璃隕石共存的證據。不過由於早期發現的手斧等石製品主要是來自地表採集等因素，所以對其確切時代認識一直有討論。雖然後來經過正式發掘發現有手斧與玻璃隕石共存的地層關係，但由於在時代較晚，特別是與陶片等晚期遺物共存玻璃隕石的情況也屢有發現，因此直到目前仍不能完全平息對百色阿舍利技術實際年代的爭論。

與百色盆地舊石器類似的情況，如主要來自地表採集、也可以發現與玻璃隕石等共生等情況，在越南與菲律賓等東南亞大陸及島嶼區也都有發現。尤其是嶺南與東南亞地區阿舍利技術產品在形態與技術方面的相似性，以及關於它們確切年代的討論，也都面臨與百色舊石器的同樣境況，成為困擾中國南方至東南亞地區舊石器考古研究者的共同難題。與年代問題相關聯的還有這些阿舍利技術的來源，究竟是直接來自舊大陸西側的阿舍利人羣遷徙或技術擴散，抑或是由於生態適應等產生的趨同現象，也一直是學者們不斷討論的焦點。這些爭論仍然是當前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史前考古亟待解決的課題。

四、現代人起源的考古學證據與闡釋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現代人晚近走出非洲或稱夏娃理論提出以來，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地區，就一直是研究者探討亞洲東部乃至澳洲與美洲現代人起源的關鍵地區。根據遺傳學的研究，現代人走出非洲經過西亞的十字路口後，向東擴散的最便捷之路，即是沿南亞至東南亞的海岸及沿岸陸架地帶形成的“海岸高速路”一直向東，首先到達東南亞大陸及中國南方地區，再由此向北至東亞、東北亞及美洲；向東南則通過東南亞島嶼區再進入澳洲及太平洋島嶼。中國遺傳學者根據Y染色體等證據，也支持上述假説。

與遺傳學者的研究成果相左，中國境內已發現的古人類化石證據則顯示，華南具有現代人形態特徵的早期人類化石的發現，明顯早於晚近走出非洲説所論定的時間與路線。2009年在廣西崇左木欖山智人洞發現的人類下頜骨化石，年代測定結果為距今11萬年左右，已經具有很清楚的早期現代人的形態特徵輨輮訛。2015年前後，在湖南道縣福巖洞穴內發掘出土的47枚現代人牙齒化石，進一步證明，早期現代人在該地區出現的時間可能不晚於距今8萬年。這些出自中國南方的現代人化石時代明顯早於北方地區。研究者認為，這些早期現代人化石的形態特徵，也表現出與本地區更古老人類化石有更密切的聯繫，説明應是以本地區的連續演化為主，而不是來自非洲。

無論是遺傳學者的晚近走出非洲説，或是古人類學者根據化石形態提出具有解剖學意義的現代人應首先出現在中國南方，兩者都説明中國南方對於中國以及亞洲東部地區現代人起源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相較於遺傳學根據現代人遺傳學證據的推論和古人類化石的稀缺性，該地區已經發現的舊石器文化材料，為檢驗上述兩種假説提供了更豐富、更直接的證據。早在21世紀之初，即有學者探討舊石器文化與現代人出現的關係。進入新世紀以來，更多關於行為現代性或複雜化等與現代人起源與發展的相關成果不斷問世。近年來，通過莫斯特與石葉技術的傳播路徑來追蹤現代人擴散的北線已經取得更清楚的認識。相較於已有的研究，對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地區的舊石器文化材料與現代人出現與擴散的相關性的討論，則尚未充分展開。

對中國南方古人類演化與舊石器文化發展的關係，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有學者開始關注。李炎賢先生針對華南舊石器形態特徵變化不明顯，難以用其作為討論時代與分期的標誌，因而提出以人類化石體質特徵變化作為舊石器時代中、晚期劃分界限的依據。在討論雲南呈貢龍潭山2號洞的發現時，邱中郎先生等則明確指出該遺址的陡刃邊刮器與基納型莫斯特技術的相似性，以及牙齒化石帶有早期智人形態特徵。關於中國南方舊石器文化發現是否存在勒瓦婁哇-莫斯特技術即石器技術模式3的討論，在1990年代貴州盤縣大洞遺址的發現與研究之際即已展開。最近關於貴州黔西觀音洞遺址是否存在勒瓦婁哇技術的討論，也是一個持續已久的話題。

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南方開始發現更多與莫斯特技術相關的舊石器遺存，如雲南富源大河遺址帶有勒瓦婁哇-莫斯特技術特點的石製品、骨角製品及石鋪地面等。還有近年來剛發表的雲南鶴慶天華洞遺址，以及本專欄同時刊載的鶴慶龍潭遺址等，皆有很清楚的盤狀石核、基納型的陡刃邊刮器等類莫斯特技術特點的發現。後兩者發現帶有莫斯特技術特點的石製品數量豐富，形態穩定，顯然不太可能是偶然出現。其較系統的年代研究結果應顯示屬於晚更新世較早階段，與該地區早期現代人出現的時間相近，也暗示兩者之間當有相關性。

與西南地區舊石器發現相比，南方東部的石器技術發展則表現出更多與本區石器工業傳統的聯繫，如在福建三明發現的距今20萬年左右的萬壽巖靈峯洞石器組合，雖然仍保留着濃郁的華南礫石工業風格，但更多石片毛坯工具的出現則展示出清楚的石片化趨勢。這種趨勢在時代相近及更晚的長江中游地區的澧水流域更為明顯。近年來的大量發掘與綜合研究説明，自中更新世晚期開始，到晚更新世早中期，礫石工業朝向石片石器發展的趨勢尤為顯著。澧水流域這一階段的石製品，石片以及用石片毛坯加工的工具數量與比例迅速增高，用石片加工的小型刮削器與尖狀器等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修形加工的礫石工具則逐漸減少。剝片技術也明顯改善，盤狀石核以及固定枱面同向剝片石核的數量劇增，導致較規整的三角形或薄長石片的大量出現。但與西南地區相比，本區尚不見與勒瓦婁哇-莫斯特技術相關的石製品出現與流行。

與華南與西南地區石器技術發展所展現的差異性相比，兩區在骨角器等新技術的應用開始的時間與加工風格等方面卻較為一致。在距今4萬年左右，兩區相繼開始出現骨角質的工具，如東南地區有福建三明萬壽巖船帆洞遺址、廣西桂林寶積巖、江西萬年吊桶環等，西南地區的貴州桐梓馬鞍山、貴陽打兒窩與畢節老鴉洞等均有發現。這些新出現的骨角器，主要是採用動物長骨或鹿角為坯材打製成型或直接磨製加工，缺少舊大陸西側的開槽製坯等預製環節，代表着不同的技術理念或傳統。還有赤鐵礦等反映象徵性為的遺存，在兩區也都陸續發現。這些都記錄了現代行為或行為複雜化在本區出現的歷史與發展過程。

儘管中國南方具有明確早期現代人特徵的人化石出現更早，反映現代行為或行為複雜化的骨角質工具及赤鐵礦等遺存也較多，時代也較早，但與北方地區相比，具有明確外來技術特點的舊石器組合，卻很少見到，亦存在較多的爭論。在北方地區，如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金斯泰、新疆吉木乃通天洞的勒瓦婁哇-莫斯特石器工業、寧夏靈武水洞溝第一地點的IUP石葉技術等出現，明顯是不同人羣或技術傳統沿歐亞大陸草原帶的快速遷徙擴散所致，確切證明現代人擴散北線存在。而就目前中國南方東西兩區的早期人類化石與舊石器文化材料來看，則很難找到外來人羣或文化突然到來併發生替代的確切證據。少量的莫斯特文化或技術因素的發現，也尚難用以確證現代人擴散“南線”的存在。這些問題的繼續探討，發現更多更確切關於華南現代人來源的新證據，也仍是本區面臨的緊迫課題與亟待開展的工作。

五、和平文化與華南晚更新世石器技術傳統

和平文化(Hoabinhian)在20世紀20年代發現于越南北部和平省及附近地區，其標誌性的石製品為蘇門答臘器(Sumatralith)與短斧等。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現與研究過程中，對和平文化的認識也經歷不斷討論與變化。但時至今日，不同研究者對和平文化的理解仍有很大差異。不過工作在和平文化早期發現地的越南學者，還是傾向於將其視為一個特徵鮮明的考古學文化，但對其流行時代的認識，已從原來的中石器時代，延伸到更早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關於這個文化的來源，越南學者則將其追溯到同樣發現于越南北部的舊石器晚期山韋文化(SonVi)。近年來，這一認識已得到越來越多有明確地層關係的考古發現的支持。隨着類似和平文化的史前文化遺存發現的增多，分佈時空範圍的不斷擴大，從越南北部擴大到老撾、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等東南亞大陸，在島嶼區的印尼、菲律賓也有發現。更多東南亞史前考古研究者圍繞其展開更廣泛的田野考古發掘與研究，對和平文化的認識，也經歷了從典型的考古學文化到技術複合體與石器工業傳統的變化。進入新世紀之後，又有學者嘗試應用功能-技術分析方法，復原石器生產操作鏈，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就開始關注和平文化，並討論到華南地區類似的發現。尤其是和平文化的文化特點及其時代，更受到鄰近典型和平文化分佈區的嶺南地區考古工作者的關注。近年來有更多研究者參與對和平文化及相關發現的研究，如海南三亞落筆洞等材料的個案分析，以及《越南早期考古學文化研究》等專著中對和平文化的專門討論。尤為重要的是雲南滄源硝洞遺址的新發現，更是中國境內首次系統報道有明確和平文化的發現，其距今4.3萬年左右的年代測定結果，則展示出中國西南地區有可能是和平文化的起源地。

無論是將和平文化視作為具體的考古學文化或是石器工業類型，這種在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期甚至更晚，廣泛分佈在東南亞大陸、鄰近的島嶼區，甚至到南亞的尼泊爾等地的史前文化遺存，都應該是現代人在該地區出現之後，在經歷不斷發展，從狩獵採集者逐漸過渡到農業人羣的歷史見證。如前所述，與東南亞緊密相連、同屬亞洲季風區地理單元的中國南方，無疑也是這一發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遺憾的是，包括上述已有的研究，對和平文化與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發展的關係討論還十分有限。雖然含有典型蘇門答臘器等典型和平文化遺物的舊石器晚期遺存在華南地區還沒有太多的報道，但在已經發掘或調查發現的考古材料中，類似的石器類型並不難見到。尤其是以操作鏈視角觀察，從嶺南到雲貴高原南部地區，皆有類似和平文化的分佈，如廣西西北馱娘江流域的調查、以及貴州興義貓貓洞等遺址的發掘資料中都可見到。

至於早於和平文化的山韋文化或工業的發現，在華南地區則有更典型的發現與更廣泛的分佈。從20世紀80年代在廣東封開黃岩洞發現的“黃岩洞式石器”，到近年來發掘的英德青塘黃門巖遺址的陡刃砍砸器，從加工技術到形態特徵，皆與山韋文化的典型石器，邊刃與端刃的陡刃砍砸器一致。類似的陡刃端刃或邊刃砍砸器在廣西各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也有很多發現。翻過南嶺到湘西的懷化地區，還有更多沿沅水及其支流階地上露天遺址的發現，被袁家榮先生命名為“潕水類型”的礫石工業，無論是砍砸器的加工技術與形態，皆與前者沒有區別，展現出密切的文化關係或技術傳統。後者雖尚無絕對年代測定數據，但據區域第四紀地層與古生物等研究結果，當歸入晚更新世或更早，因而可能是嶺南及東南亞地區同類發現的源頭。

在華南地區特別是環南嶺地區的晚更新世晚期至更早的考古遺存中，除石器技術展示出更早的特點外，近年來陶器技術也可以追溯的距今2萬年前後，具有明確蹲踞葬式的墓葬也早於東南亞地區的同類發現。根據該地區人類體質特徵的研究，古人類學者提出華南-東南亞地區狩獵採集至早期農業人羣的“二層結構”認識。尤其是新近的古DNA的研究，進一步揭示出全新世早期甚至晚更新世末的人羣，也呈現由北向南的遷徙擴散趨勢，更可能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遺憾的是，體質人類學與遺傳學的研究尚未涉及更早的發現，也沒有與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材料做綜合研究與考慮，使得該地區從現代人出現到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尚缺少全面的討論研究。對華南及鄰近的東南亞地區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展開系統的多學科與跨地區的綜合研究，也已成為該地區考古學研究的當務之急。

六、結語

中國南方及鄰近地區位於亞洲東南部季風區，同屬亞熱帶至熱帶的自然地理環境。由於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及一系列南北流向的大江大河等障礙，將該地區與舊大陸西方阻隔成相對獨立的自然地理單元。在更新世全球性氣候變遷格局影響下，該地區的早期人類更要面對着與舊大陸西側完全不同的生存環境，採取迥然有別的適應策略，也留下具有獨特文化面貌的舊石器文化遺存。近年來積累的大量舊石器資料也已顯示，從早更新世開始，該地區即開始有直立人生存繁衍。然而由於時代久遠與埋藏條件等因素制約，該地區早期人類化石與舊石器早期文化遺存的發現還很有限，相關問題也有待於進一步釐清。中更新世之後的發現逐漸豐富，但困擾該地區史前學者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的莫維斯線問題，即阿舍利技術的時代及來源問題，仍未定論，尚需要進一步工作。近30年來關於現代人起源與遷徙擴散的討論，尤其是現代人擴散南線問題的討論，更使得中國南方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到晚更新世較晚階段，以礫石石器定型化、骨角器的廣泛使用以及陶器的出現等大量人類行為複雜化現象的湧現，標誌着該地區舊石器文化發展的最高峯。這些發現與變化特點明顯早於南鄰的東南亞地區流行的和平文化，也迥然有別於舊大陸西側以及中國北方地區的舊石器晚期文化發展。對華南晚更新世以來舊石器文化發展道路進行深入研究，特別是釐清該地區石器技術傳統與和平文化的關係，已成為探索現代人在亞洲東部出現與發展，以及舊、新石器時代過渡和農業起源等史前考古重大課題的關鍵與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