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省資助中國大V風波，到底怎麼回事？_風聞

執筆/李小飛刀、胡一刀&陳小刀

最近，日本外務省在網站上公佈了其下屬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會”的業務實際評估報告。

有中國網友注意到，2008年，“國際交流基金會”針對中國在社會輿論及媒體界有較強影響力的個人推出了一個赴日參觀考察項目，截至2016年共有144人被邀請，其中包括73名個人和71名團體成員。

其中，學者何兵，作家熊培雲、蔣方舟，記者段洪慶、馬國川的名字在列，報告對他們回國後宣傳日本方面的“成績”評價很高。

有網友認為，這份“豬隊友”的“業績報表”，實際把上述這些人給“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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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了解下基金會的這份報告。

在“強化日中交流”一欄，報告寫道：

在中國，有相對較多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社會輿論和媒體界有較強的影響力，但他們與日本的聯繫並不密切。為此，（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從2008年開始實施以這個羣體為對象、邀請他們（赴日參觀考察）的項目。（通過）與日本社會各界精英接觸，給予他們體驗現實日本社會的機會，期待他們發佈相關信息，以促進中國社會對日本的瞭解。截至2016年共有144人被邀請，其中包括73名個人和71名團體成員。

在“中國人邀請情況”一欄，報告寫道：

熊培雲於2014年受邀（赴日），在回國後的2016年3月，他出版了在日本逗留4個月體驗的629頁的大作《西風東土》，初版10萬冊，獲得好評。

2015年的受邀者蔣方舟，在20多歲的時候就以作家身份獲得很高的評價。蔣方舟在受邀訪日期間，與作家西木正明進行了對談演講會，得到了《日本經濟新聞》《東京新聞》等媒體的報道，並獲得很大的反響。

在2016年的受邀者中，記者段宏慶在英國《金融時報》的中文版網站“FT中文網”的個人專欄中，發表了他在日本的所見所聞。關於日本的乾淨整潔的專欄文章，在中國國內引起頗大反響，點擊量達737萬次。

此外，經濟記者馬國川，在中國多家知名媒體上發表了26篇訪日成果的文章，總瀏覽量達440萬次，引起廣泛關注。

有網友根據上述描述對號入座，找到了受邀者撰寫的文章，如何兵《日本法官為什麼從不腐敗》，熊培雲《日本是中國的一味藥》，段宏慶《日本為什麼那麼幹淨》，馬國川《我為什麼如此關注日本》。

事件發酵後，蔣方舟在微博上貼出圖片文章回應，稱其於2016年參加為期三個月的交流活動。交流期間與日本作家進行學術交流和討論，與她同期赴日的還有做鄉村教育和適老環境改造有關的學者和老師。

交流之後，蔣把自己獨立一人旅居的經歷寫成《東京一年》。日記體中的記敍大部分是其心理感受與文學體會。此次交流為公開正常的文化交流。

蔣還引用2008年5月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互設文化中心的協定中，關於旨在推進中日友好交流的記述。

有網友隨即找到了《東京一年》中蔣方舟在交流會上的發言，蔣自述其母親對年幼的她説“中國的法律規定每個小學生在畢業之前必須出版一本書，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而她的警察父親也附和説是的，還拿出隨身攜帶的手銬假裝扣在蔣手上，嚇得她大哭起來。

蔣描述那場對話會的主題是“在事實與真實之間”，而蔣所擬的題目是，“僅僅因為事實超越想象，我們便為其貼上虛假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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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官方介紹，國際交流基金是日本外務省管轄的一個獨立行政法人。其主要活動範圍是文化藝術交流、推進日本之外的日語教育，以外國人為對象的日語教師培養、日本研究、知識交流等。

國際交流基金是日本唯一在世界各地綜合實施國際文化交流的專門機構。據《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法》第3條規定：國際交流基金的目的是通過綜合有效地開展國際文化交流事業，增進各國對日本的瞭解，增進國際相互瞭解，並在文化和其他領域為世界做出貢獻，從而為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以及維護和發展日本的和諧對外關係做出貢獻。

國際交流基金是日本之外地區日本語能力測試的主辦者，因此在世界各地擁有較高的知名度。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北京事務所成立。

《日本新華僑報》總主筆蔣豐告訴“補壹刀”，基金會本身就是日本外務省下面負責“大外宣”的一個組織，任務是樹立日本的國際形象。從日本的角度來説，這就是他們的工作。

當年熊培雲來日本，跟蔣豐見了一面，做了一個訪談。後來這個內容也寫進了他的書裏。蔣方舟那次來日本後，他們一起在國內的“圓桌派”做過節目。後來蔣方舟出的那本關於日本一年經歷的書他也翻了一下。蔣豐説，這兩本書給他留下的總體印象都不深。

先不説日本這個舉動的性質怎樣，它反映出一個方向，就是日本當時把公共外交的努力放在了平民化“大V”身上，作為他們“滲透”或者説是拉攏的對象。日本方面邀請的人都不是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在相關學術方面也都沒有什麼有影響的成果。他們在對日本的認識上，更像一張白紙。但這些人在公共輿論場有影響力，有粉絲。

日本外宣的方法之一，就是對民間做工作。為了形成民間基礎，着重圍繞“大V”的點擊率、粉絲量來做工作，這是日本公共外交新的招數。實話實説，日本公共外交是有特色的，之前是經濟先行，文化相伴。現在是高端先行，平民跟上。

中日公共外交話題之所以變得敏感，我理解，首先是有中日關係大背景變化的因素在裏面。尤其是首相換屆之後，中日關係一直呈現下行趨勢。

其次，中日之間民間互動大大降低了。2019年中國赴日1000萬人次，2020年新冠疫情後直接就到零了。2019年赴日中國遊客同比增幅雖然達到14%，卻只是2014年至2015年期間增速的一半。因為中日關係中不利的或者衝突的一面，民間相互溝通和互動減少了，總體氛圍肯定會變化。

第三，日本也在觀察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對華態度基本趨於一致，讓日本一些政客更加有恃無恐，更趨向美國了。

一位日本問題研究學者對“補壹刀”分析，不談其他個人或者機構，就談所涉及的這些人，看看他們文章的那點傳播度，他們在改變中國人對日本的影響方面，發揮的作用實事求是地講比較有限。

跟我們一般的印象不同，這位學者認為，日本的公共外交其實搞得也不是特別好。因為只要是由政府主導做的，肯定會留下一些痕跡。國際交流基金會作為日本外務省下面的一個機構，之前類似工作沒少做，但是效果一般。

相對比較成功的例子是日本在東南亞的形象宣傳。上世紀50年代，日本政府就把在東南亞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影響作為工作的重點。在企業滲透方面，當時亞洲開發銀行主要開展的就是這方面的工作。而且日本還有其他多種渠道。所以，現在我們在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還能看到一些“日本風”的東西。

這件事的關鍵，不在於這些“大V”是通過什麼渠道被邀請的，是否是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動，而在於他們從日本回來，是否因此睜眼説瞎話，為日本洗地辯白，那就變了性質。

私下説，日本很在乎外界對自己的看法，對於中國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他們經常半開玩笑地説，不要老批我們，能不能表揚我們一兩句。總體而言，日本請中國“大V”的效果不太好，畢竟這些都是外行，對很多東西的看法是膚淺的。

其實，日本在外宣上也很苦惱，很迷茫，覺得日本沒有故事，只有口號。我們總是覺得日本在旅遊和一些商業推廣上很有故事啊，其實那當中有不少是中國人的套路，是中國人想出來的，日本人到現在都沒搞明白，為什麼疫情前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去日本旅遊。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