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建業：中國特色考古學的主要內容_風聞

2020年9月28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專門以考古為主題舉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回望百年中國考古學史，雖然中國近現代考古學是從西方引入的，並且大部分時間內都和西方有着密切交流，但中國考古學確有一定的獨特之處，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世紀50年代末期，尹達和夏鼐都曾提倡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80年代，蘇秉琦認為中國考古學已經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考古學體系”，表明“在國際範圍的考古學研究中，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學派，開始出現了”。俞偉超和張忠培認為這個“中國學派”的特點，第一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社會面貌及其發展階段性，第二是“通過考察我國考古學文化的譜系來研究中國這一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第三是“以揭示歷史本身面貌作為自己的唯一目的”。儘管“中國學派”的提法有可商榷之處，或者説“中國學派”正在形成當中，但1949年以後甚至百年以來已經初步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則是基本事實。我們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可將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歸納為三項內容，一是中國考古學始終是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二是以考古學文化譜系梳理方法揭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始終是考古學研究的主流，三是1949年以後始終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

一

中國考古學是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自始至終承擔着強烈的歷史學使命。這與“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的定位，或者同時作為歷史學、人類學和科學的考古學的定位，有着明顯差別。究其原因，與中國強大的歷史學傳統和中國人對中華文明悠久歷史的自信有直接關係。在清末以來中華民族備受西方列強侵凌、三皇五帝夏商周這樣的古史體系深受懷疑否定的歷史背景下，新誕生的考古學尤其是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的考古學自然就被賦予了重建或者復原中國上古史的重任。在當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背景下也是如此。

中國考古學有着鮮明的歷史學目標。在夏鼐和王仲殊為《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所撰寫的“考古學”條目中，對考古學的定義是：“考古學屬於人文科學領域，是歷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任務在於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這樣的定義適合中國考古學的實際。中國考古學儘管也依靠多種多樣的科技手段來獲取信息，也結合人類學、民族學等以尋求解釋，具有濃厚的自然科學屬性和交叉學科特點，但歸根結底是為了解決歷史學問題。歷史時期考古自然是這樣，史前和原史時期考古也不例外。自1921年安特生髮掘仰韶遺址、提出仰韶文化為“中華遠古之文化”以來，幾代考古學家對中國考古學文化譜系脈絡的梳理、對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探究，都是以解決中國上古史問題為主要目標。李濟倡導“重建中國上古史”，蘇秉琦提倡“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重建中國史前史”、“修國史”，都開宗明義指明考古學的歷史學屬性。陳星燦總結説，“中國考古學的百年使命，以古史重建為己任”。

中國考古學有結合文獻記載以證史、釋古的傳統。文獻記載直指古代社會，結合文獻記載進行的直接歷史比較，其對考古材料的闡釋價值遠非來自人類學、民族學的間接啓示可比。自20世紀50年代北京大學開辦考古專業以來，中國大學考古學課程或講義的編排次序，都是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之後按照歷史朝代接續“商周考古”或“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等，而不是接“青銅時代考古”、“鐵器時代考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織編寫的《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和《中國考古學》多卷本也是如此。就夏商周考古來説，1928年開始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實證了晚商曆史，摧毀了“東周以上無信史”的謬論。1959年以後對偃師二里頭、鄭州二里崗、偃師商城等都邑遺址的調查發掘，對夏、商、周以及先商、先週考古學文化的熱烈討論，對商湯亳都等的爭論，更是將中國信史年代提前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

即便是新石器時代考古，也在與古史傳説結合互證的過程中取得了不小成績。且不論早年徐中舒、范文瀾對仰韶文化屬於虞夏或者黃帝族的推想，僅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就有俞偉超、鄒衡、嚴文明、李伯謙等先後討論過三苗、唐堯、東夷、炎黃、虞舜等的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白壽彝總主編、蘇秉琦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二卷“序言”當中，還從考古學角度提出了中國上古史的全局性結構，認為仰韶文化後期對應炎黃時期，龍山時代對應堯舜禹時期。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我們進一步論述了仰韶文化前期已經屬於炎黃文化的可能性，還討論了禹徵三苗、稷放丹朱等歷史事件在考古學上的反映，為夏文化上限的確定增添了考古學依據。

二

以考古學文化譜系梳理方法揭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始終是中國考古學尤其是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考古學的主流。這裏所説考古學文化譜系梳理，具體指建立在考古類型學基礎上、着眼於中國整體的長時段的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考古學文化研究的前提，就是認為考古學文化和某些特定的人羣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整體視野下的中國考古學文化譜系梳理，目的是試圖理清中華民族或者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譜系、脈絡和結構。聚落考古學或者社會考古學重點在考察某個聚落或者某個區域社會的狀況，長於分析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卻很難宏觀把握各大區域之間的相互關係，很難洞悉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整體結構和脈絡。這也正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當西方明顯發生了由所謂物質文化史研究向社會考古的轉型，而中國考古仍然執着於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的主要原因。

20世紀前葉，安特生、李濟、梁思永、吳金鼎、尹達等對於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來龍去脈和相互關係的討論，雖然涉及的時空範圍有限，但着眼點已在探索整個中華文化的始原問題。五六十年代，隨着黃河流域考古材料的急劇增多，出現了“黃河流域中心論”或者“中原中心論”。1959年，安志敏就指出“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搖籃”，認為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推動和影響了鄰近地區的古代文化”，“黃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石興邦有類似認識。1962年夏鼐也説“黃河流域是我國上古時代文明的中心”。1965年，蘇秉琦更具體指出，仰韶文化時期“一方面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核心的主體，另一方面又把原來關係比較疏遠的江淮河漢之間的諸原始文化聯繫起來”。這些論述或許有不成熟之處，但都是對中國考古學文化整體譜系和結構的認識，有着重要的學術意義。

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後，為了消解極端的中原中心論，充分認識各地區文化自身的發展演變脈絡，蘇秉琦等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學説，將全國大部地區劃分為六個大文化區，強調在每個文化區內劃分考古學文化及地方類型，並考察這些文化、類型的發展演變和相互關係。雖然是以分區為基礎的學説，但六區的劃分本身着眼全國，也關注區域之間的文化關係。區系類型學説影響巨大，對迄今為止的中國考古學產生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主要據此基本搭建了全國範圍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時期的分期年代框架和考古學文化譜系。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對全國範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上，張光直提出大約距今6000年以後，由於各區域文化的交流而形成一個“中國相互作用圈”；嚴文明提出史前中國有着“重瓣花朵式格局”，奠定了現代多民族統一中國的最早基礎。兩人的觀點有一定區別，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中的各文化互相“平等”，而嚴文明的“重瓣花朵式”格局是以中原為核心的多元一體的形象表達。不過總體而言兩人認識還是很相似，即都認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了秦漢以後“中國”或者現代中國基本格局的雛形。21世紀以後趙輝還有關於“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的形成”的論述。我們則進一步提出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概念，論證了有中心有主體的多支一體的早期中國文化結構，梳理了其跌宕起伏的連續發展過程。

三

中國在1949年以後始終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考古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和西方僅有少數學者主張的“馬克思主義考古學派”有所不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論和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關於普遍聯繫的觀點，對於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實踐和認識、真理和謬誤等的辯證關係的認識，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認識，關於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理論等，對從事具體的考古學研究，進行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建設，評判辨析眾多的考古學理論和考古學流派，都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郭沫若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就將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結合，試圖闡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史。五六十年代以後，考古界開始全面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1954年石興邦受蘇聯考古的影響，為“探索一個氏族公社聚落的全面狀況，恢復原始共產制社會的生活圖景”，對西安半坡聚落遺址進行了全面揭露，開利用聚落考古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先河，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考古學的重要實踐。1958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學生提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指導考古研究工作，改變見物不見人的狀況，並且有了“從埋葬制度探討社會制度的有益嘗試”。尹達在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講演時還提出要“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正如夏鼐所總結的那樣，“通過實物來研究古代社會組織、經濟狀態和文化面貌，以求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成為1949年以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考古學重要特徵之一。儘管當時存在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或者“以論代史”的問題，但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考古學研究轉型的重要指導意義。蘇秉琦倡導“建設一個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中國考古學”，認為“只有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從考古學基礎理論出發，進行大量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綜合研究”，才有可能揭開中華民族形成這個幾千年來的難解之謎。

20世紀80年代以後，雖然考古學理論越來越多元化，但馬克思主義仍然是中國考古學的基本指導思想。西方很多考古學理論都有一定的價值，但多失之於偏頗，需要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加以辨析。夏鼐就曾指出，美國的“新考古學派”就存在將歷史規律和自然規律混為一談的問題，而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現象有“社會的人”的因素在內，歷史規律是辯證的而不是機械的。“區系類型”、“重瓣花朵式”學説等所體現的對整體與局部、主要和次要方面等辯證關係的認識，國家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方面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階級鬥爭的作用等的認識，也都深受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蘇秉琦就曾明確表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於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另一種簡化的提法”。蘇秉琦提出的古國-方國-帝國的國家演進理論，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續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中國實踐。中國考古學特別重視從考古材料的實際出發來研究古代社會歷史，始終具有實事求是的學風，這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

未來的中國考古學會有更多重大考古發現，會更加“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會更強化多學科合作，會有更宏大清晰的國際視野，會產生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但無論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方法和技術體系，“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仍然應當是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中國考古學的主要任務。

附記：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亞視野下的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研究”（18ZDA172）、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究會重大課題“早期中國文明起源的區域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