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156項工程始末（一）_風聞

近幾年來，中國伴隨着國力的不斷上升，在國際輿論場上一反常態，針對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以及一系列騷操作進行強勢反擊，對等制裁美方人員與企業、對等關閉大使館等等強硬態度，一改往日只能口頭強烈譴責的窩囊氣。

以2019年的建國70週年閲兵為爆發點，中方每一次對美國的強硬反擊，都能極大的激發國內民眾的民族自豪感，網絡輿論一片終於不用再受窩囊氣的氛圍。

在一片歡欣鼓舞的氛圍中，中國做了什麼才成就瞭如今的強勢崛起引發了社會大眾的熱烈討論，其中堅定認為是中國工業發展取得極大成就，才使得如今的中國取得如今的成就。

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因為擁有全產業工業門類，在實現一項技術突破後，加上足夠廣闊的國內市場，往往能將長期由歐美西方國家把持技術的產業價格打成白菜價，因此也獲得了“發達國家暴利粉碎機”的稱號。

然而，如今的工業化成就也絕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得來的，我們經常講不忘初心，在取得如今的偉大成就時，也應該回首看看走過的艱辛探索之路，這也是筆者想到寫這篇文章的初心所在，本文中將盡力全面的展現蘇聯援助中國156項工程的前後始末，但也必然存在不足之處，也請見諒。

1 建國前的工業化之路

中國的工業化之路，最早的探索應該追溯到1861年的安慶軍械所成立，也就是清朝洋務派發起的洋務運動。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之後，伴隨着國家的不斷衰敗，清政府中的部分開明人士開始了仿照西方工業發展的機器、輪船、礦場、鐵路方向探索發展中國的新式工業。

但是限於重工業企業私人資本根本辦不起，而清政府官辦的“國企”又多存在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的弊病，中國新式工業的起步就營養不良，直到1895年甲午海戰的失敗，也徹底宣告了中國第一次的工業化探索之路的失敗。

到了北洋軍閥統治期間，更不必多説，全國各地大小軍閥林立，相互之間為了搶地盤打得昏天黑地，國家治理甚至還不如清政府，根本無人關心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到了國民黨統治期間，蔣介石常年忙於“剿匪”，加上後來的八年抗戰，連年的戰爭導致民生凋敝，經濟基礎異常薄弱。

而重工業又有前期投資巨大、資金回籠週期過長的特點，加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程度也根本不可能主動建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

當時在中國各地租界盤踞的西方列強也只把中國作為殖民地對待，給列強各國提供生產原料和消耗商品的市場，不可能投資建設重工業。

而中國的民間資本又往往建不起耗資巨大的重工業，民國期間工業發展多以紡織、煙草等輕工業為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關民國期間的影視劇作中工人形象往往是紡織女工或者煙廠工人的形象，即使是紡織、捲煙一類的輕工業，也處於被西方列強企業壓着打的處境。

時間來到1949年，經過三年內戰，國民黨敗局已定，中共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開始籌備建國事宜。建國之初的領導人高瞻遠矚，籌備建國之初就已經開始籌劃國家工業化建設的相關事項。

在1949年9月29日的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明確的提到了“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同時恢復和增加紡織業及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輕工業。”

《共同綱領》在明確了要恢復發展重工業的同時，也明確了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係”。

但對於渡江戰役中炮轟英國軍艦和拒絕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拋出的橄欖枝的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英美列強顯然不可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和中國發展工商貿易關係。

對於中國的工業發展，其實毛澤東早在1944年同美軍觀察組成員謝韋恩的多次談話中就曾經設想過中美兩國的經濟合作。

當時的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而中國可以為美國提供“投資場所”和重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並以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作為美國投資和貿易的“補償”。

要知道1945年日本才正式投降，毛澤東在1944年就開始考慮國家工業化的事情了，所謂高瞻遠矚大概就是如此，比蔣光頭高出幾個級別。

只是毛澤東也沒有料想到“二戰”後的國際形勢使這一設想徹底沒有了可能性，於是同屬共產主義陣營的中國立刻也不得不確立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政治策略。

美國也在新中國剛成立後的12月立即宣佈“美國不應給共產黨中國以官方的經濟援助，也不應鼓勵私人在共產黨中國投資”，將中國列入巴黎統籌委員會管制國家名單中，朝鮮戰爭爆發以後，進一步升級了對中國的經濟封鎖。

1949年1月，蘇聯方面就由米高揚帶着蘇聯代表團與中共領導人會談協商，中共方面就由任弼時、劉少奇等跟蘇方代表談判，提出了由蘇聯支援中國建設工業化的方針。

在最後的談判中毛澤東提出了中共需要3億美元貸款、300輛汽車以及各種必要的物資、機器、石油產品和造幣用的銀子等等，並且希望從1949年開始分三年提供，中國則連本帶息償還蘇聯貸款與援助。

為了落實和米高揚的談判結果，同年6月，劉少奇就帶着中共中央代表團奔赴莫斯科和蘇聯開展會談，為了拿下3億美元貸款，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中國向蘇聯出口他們需要的茶葉、桐油、大米、鎢砂、植物油和豬鬃的要求。

這裏插一點豬鬃小知識，在很多人的印象裏，豬鬃就是用來做刷子的原材料，以為只是很普通的生產物資。

但事實上，豬鬃是重要的戰略物資，用來給武器刷漆或者刷炮筒，二戰時期，美國就把豬鬃連同鴨毛（因為輕暖可作飛行員的服裝或士兵用的睡袋）列入了戰略物資A類，價值與軍火一樣。

蔣介石當初和德國眉來眼去的時候希望德國幫助訓練80個德械師，談判的時候就曾經把豬鬃作為談判的籌碼，因為當時只有中國的豬鬃產量最大，質量還非常好。

説回正題，劉少奇帶着中央代表團在莫斯科談了一個月，終於在7月和蘇聯方面簽訂了3億美元的貸款協定，這些錢用來向蘇聯訂購需要的工業設備，同時雙方共同組建委員會，以敲定後續具體的借款和訂貨清單。

但是當時國內的解放戰爭尚未停止，解放區的面積不斷擴大，雖然設置了統一的經濟管理機關，但各方面的工作基本都處於混亂狀態，還缺少專家和相關資料，一時之間沒有辦法向蘇聯提供詳細的訂貨清單。不得不和蘇聯商量將共同委員會設置在中國，由蘇聯方面派專家到中國溝通詳細的訂貨清單。

簽訂貸款協定以後，劉少奇帶領中央代表團和220名蘇聯專家返回國內，開始研究蘇聯援助中國的工業項目。

這一時期，劉少奇和中央、周恩來以及中央與當時的東北局之間往來的大量電報都是關於如何接待蘇聯專家的彙報請示與批覆，電文內容細緻到專家行程確定、需要準備的房間數、房間配置標準（如果是磚石或者水泥地面需要配備地毯，甚至於被褥、毯子、洗臉、紙筆、筆記本等等事無鉅細）以及接待車輛的問題。

為了給蘇聯專家配備專車，還專門批准採購了一批車輛，包括確定蘇聯專家的臨時薪資最高標準為2500斤小米，除此之外還需要調整食堂價格和特供商店。

令人唏噓的是，當時因為大批量的蘇聯專家開始陸續來到中國，1949年9月7日的一封中央回覆東北局的電報中居然出現了因為正在接待政協代表（10.1日就是開國大典），無法為二十多位即將到京的蘇聯專家騰出足夠的接待房間，要求東北局安排蘇聯專家延後到京。

還有一封劉少奇回覆鐵道部關於聘請蘇聯專家的電報中提到，因為沒有翻譯，也沒有房子住，是否可以暫時不請？

這種事情放到現在簡直不可想象，2008年我們為了開奧運會可以修建鳥巢、水立方等一系列奧運會項目，2014年我們為了召開APEC會議專門修建了雁棲湖會議中心，規模宏大，但當時的中國卻要為二十多個專家的接待入住問題而犯難。

2 兩次援助協定的談判

此時雖然已經簽訂了貸款協定，但蘇聯方面對新生的新中國並不是特別放心，要知道一個新生的政權在最初是充滿了各種不穩定性的，蘇聯成立以後就打了好幾年的內戰，當時的新中國不僅有台灣的蔣介石不甘失敗，還面臨着最複雜的國際形勢。

以至於等到1949年10月忙完了國內的開國大典，為了進一步敲定蘇聯的貸款，12月毛澤東就馬不停蹄的趕到莫斯科進行訪問。

毛澤東到蘇聯訪問的時候，蘇聯報紙一開始只稱毛澤東為“毛澤東先生”，毛澤東在莫斯科的訪問談判也並不順利，主要就是斯大林對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心中有疑慮。

要知道解放戰爭期間，斯大林本質上並不希望共產黨統一中國，還曾向毛澤東建議共產黨和國民黨劃江而治，斯大林需要的是一個作為和美國對抗的緩衝國，而不是一個統一的中國。

加上當時的中國也確實太過貧弱，斯大林對新生的新中國還沒有足夠的信心，萬一給你援助了半天，結果沒幾天你又倒了，那我的援助豈不是打水漂了？所以前期與蘇聯的經濟援助談判一度非常困難和緩慢。

到了1950年1月，周恩來帶領的中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會同毛澤東和蘇聯展開正式談判，一直談到2月才正式簽訂了此前已經和蘇聯確定的3億美元貸款協定。但一直到9月30日兩國才互換協議批准書。

貸款協定規定蘇聯以年息1%的優惠條件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貸款用來償付中國從蘇聯購買的機器設備和器材（等於蘇聯借給中國錢並且超低利息，讓中國可以買得起蘇聯的東西），中國則以原料、茶、現金、美元等等形式分十年還清貸款和利息。

等到簽訂了互助同盟條約以後，蘇聯報紙才改稱毛澤東為“毛澤東同志”。

簽訂了互助同盟條約，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人又馬不停蹄趕回國內，畢竟剛剛建國，國內眾多事情等着他們決策，要知道此時距離朝鮮戰爭爆發也僅僅只剩下四個月了，留下了李富春、王稼祥等人繼續談判單項經濟貿易協定。

就是毛澤東他們過來和蘇聯談判確定簽訂一個援助合同，但是援助合同裏面的具體內容，就要再一項一項仔細去談了。

要建設多少工廠，是化工廠、機械廠，還是汽車廠？每個工廠需要多少車牀等生產設備、工廠設計圖怎麼設計、工廠選址選在哪裏比較合適等等紛繁複雜的問題。

前面我們提到了劉少奇初次去蘇聯談判簽訂協議後需要給蘇方提供訂貨清單，但是因為當時還處於戰爭階段，各方面的準備工作都跟不上，導致無法向蘇聯提供詳細的訂貨清單。

此時李富春他們面臨的還是同樣的問題，於是不得不和蘇聯方面談判先確定設計合同，等到蘇聯的設計文件確定以後，再根據設計文件來確定需要的各種設備數量清單和需要聘請的蘇聯專家。

但實際上到了具體的項目建設階段，往往又因為各種因素而需要和設計文件同步確認訂貨清單，各種問題層出不窮，這個我們先按下不表，後面再説。

依據談判陸續確定的合同，1950年—1952年初，蘇聯一共幫助設計了42個項目；到了1952年底，又陸續確定了一批蘇聯幫助中國恢復與建設的項目，援建的項目總數達到了50個。

至此，毛澤東當時談判確定的第一批經濟援助協議也基本結束。

但此時國內的經濟建設需求遠遠不是第一批次的貸款援助所能支撐的，中國方面也於1951年由周恩來、陳雲領導開始編寫自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要達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目標必須得到蘇聯的進一步經濟援助，同時因為國內並沒有做計劃經濟的經驗，所以也需要蘇聯幫助審核當時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到1952年，中財委擬定出了自己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同年8月，周恩來再次帶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到莫斯科與蘇聯協商進一步協商援助的問題。

當時的代表團成員大都沒有出國經驗，陳雲對代表團成員從説話、出行、坐車、風俗習慣、申報紀律等方面提出了詳細的紀律要求。

當時因為中蘇兩國關係已經非常親密了，蘇聯方面的代表又喜歡喝酒，為了不耽誤工作，還特別嚴禁代表團成員喝醉酒，因為劉亞樓在蘇聯呆的時間比較長，就安排劉亞樓來安排代表團的相關事項。

出國前，還專門特批了一筆費用為每位代表團成員做了一套衣服、夾大衣和皮帽子，只有周恩來沒有定做夾大衣，仍舊穿他自己那一件舊的藍色夾大衣。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因為國內還沒有自己的民航飛機，中國代表團去莫斯科的飛機還是蘇聯方面安排了三架軍用飛機和一架民航飛機來接的中國代表團成員。

那時候的飛機航程都比較短，途中需要在幾個城市的機場停留加油，蘇聯方面為了保證中國代表團航班的安全，命令沿途機場在中國代表團的飛機起飛後其他飛機才可以起飛。

當時途徑伊爾庫茨克機場時，代表團裏會俄語的成員看到機場滯留了大量的蘇聯旅客，就打招呼問他們什麼時候起飛，被答覆“要等周恩來的飛機起飛後，我們的飛機才起飛。”

到達莫斯科後，周恩來先後兩次和斯大林會談，在談妥了後續蘇聯對華經濟援助問題的同時，還確定了要在1952年底將共同管理的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以及屬於該鐵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我國政府，且完全歸我國所有。

此時的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經過前期的血戰已經跟聯合國軍形成了拉鋸的局面，並且在前期的戰爭中打的五星上將麥克阿瑟被解職（當然也有他跟杜魯門鬧掰的原因），新中國的戰爭能力得到了斯大林的認可，這時的談判就比之前順暢多了。

斯大林再也沒有第一次談判過程中的猶豫不決，就連長春鐵路的歸還也順利談妥了，因為朝鮮戰爭的對當時的國際形勢產生的巨大影響力，也因此朝鮮戰爭如今被稱為立國之戰可以説毫不為過。

但是由於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時距離蘇共十九次黨代會只有40天，蘇聯方面正全力準備召開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無暇顧及中國代表團提交的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

因此周恩來、陳雲等人在談妥援助問題後就先行回國，由李富春帶領一部分成員留下繼續做後續談判的準備工作。

3 156項工程的確定

由於李富春帶領的代表團成員需要等待蘇聯方面開完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才能開始談判詳細的援助項目協議。

在等待期間蘇聯方面特地安排代表團成員參觀了大量的蘇聯工業企業，這對中方代表團成員來説也是難得的學習機會。

為了儘可能多的參觀蘇聯的工業企業，在蘇聯召開第十九次黨代會前後，代表團一行人幾乎馬不停蹄的每天都出去參觀，遇到不懂的問題就讓代表團裏的沈鴻和錢志道講解。

這兩人都是在抗戰開始後相繼到延安的，一直在軍工部門工作，對解放區的工業發展在技術上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的代表團成員在工業方面都是半路出家，只有他們兩位是專業的科班出身。

蘇聯方面特地安排代表團參觀了蘇聯烏拉爾基重機廠，烏拉爾基重機廠在蘇聯很有名氣，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產坦克而聞名。

當時的烏拉爾重機廠已經有了萬噸水壓機，這讓代表團裏一直給大家講解各種工業知識的沈鴻都萬分感慨：”自己搞了這麼多年的工業，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設備，將來中國也一定要製造一台自己的萬噸級水壓機。”

想想當時日本人經營東北那麼多年，瀋陽重機廠也不過只有2500噸的水壓機。

沈鴻的這一願望在1962年終於實現，上海江南造船廠製造出了12000噸的水壓機，擔任總設計師的正是沈鴻。

中國第一台萬噸級水壓機

在正式談判開始之前，因為代表團很多的成員都缺乏做計劃工作的經驗，因此還特別邀請了蘇聯各個部門的負責人給代表團成員講一些關於怎麼做計劃工作的問題。

前後講了20次，代表團的十幾個人分別各自把聽到的內容彙總在一起，編輯成一本書，就是後來由國家計委出版的《關於經濟計劃的問題》。

關於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薩布羅夫曾十分坦率的對中方提出建議：我們蘇聯的計劃是留有餘地的，計劃指標總能讓企業提前一年完成，至少能夠提前一個季度完成。

也就是説，到五年計劃第四年就會提前完成五年計劃。這樣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還比較薄弱，經驗還比較缺乏，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鼓舞人的鬥志，發揮人的積極性。

如果定的計劃指標過高，整個國家經過幾年的努力，到最後卻完不成這個五年計劃，那麼整個國家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等“都要哭了”，所以做計劃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一些不可預見的困難，給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完成計劃留有餘地。

因為這個建議，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後期編制中將工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由原來的20%調低到了14%-15%。

説回代表團的項目談判工作，雖然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到了實際談判的過程中，代表團成員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當時的談判過程基本上是代表團依據“一五”計劃草案，將不同工業類別中自己計劃建設的工業項目報給蘇聯方面談判代表，然後蘇聯方面再審核項目的資料的完整性和建設必要性，在項目資料的審核過程中就出現了巨大的困難。

以當時在代表團中做談判代表的袁寶華所負責的冶金項目談判為例，當時蘇方的談判人員要求袁寶華他們將中國提出需要援建的每個冶金項目的詳細情況講給他們聽，然後他們再根據情況提出問題由袁寶華他們回答，而袁寶華等人都沒有搞過現代工業項目設計的經驗，導致很多問題一時半會兒根本答不上來。

國內項目前期工作做的又太粗（這當然不是中方不認真準備，相反中方代表團在離開北京出發去莫斯科前就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是因為沒有經驗，所以自認為做的很詳細的準備工作實際上仍然缺乏很多資料數據的支撐），很難滿足項目的設計要求。

尤其冶金項目裏面，國內當時地質勘探資料方面幾乎空白，許多礦山的資料都不完整，資料不完整蘇聯方面的專家就無法確定下一步的工作，種種因素導致談判過程異常艱難而緩慢。

其中很多重要的項目因為地質勘探資料不完整而導致項目談判根本進行不下去，代表團無奈之下找到當時剛剛成立的地質部副部長宋應，宋應親子趕到莫斯科向蘇聯方面説明國內地質勘探面臨的局面和困難，蘇方才表示同意和理解中國目前不具備對礦量進行詳細勘探的能力。

我們普通人可能不理解為什麼地質勘探對一個工業項目的談判這麼重要，舉個例子大家就理解了。

比如説現在要規劃建設一個鋼鐵廠，首先要確定建在哪裏，這就是選址，選址要考慮哪些因素？

我們知道工業化生產中運輸成本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成本，南方的水運系統比北方的陸運系統更加方便便宜，因此造就瞭如今的中國南方經濟總體反超北方經濟水平，所以運輸是一個因素；鋼鐵廠鍊鋼的時候是需要原料和能源的，因此我們也需要鐵礦石和煤。

如果你選的建廠地址距離鐵礦石距離太遠，距離煤礦太遠，運輸成本是不是就直接上去了，如果很不幸你選的地方都沒有通公路，生產出來的鋼材運都運不出去就傻眼了，廠子立馬得完蛋。

所以建設一個項目之前，必須要根據相應的地質勘探資料確定哪裏有鐵礦、哪裏有煤礦，生產出來的鋼材能不能就近發給其他用鋼材的工廠比如汽車廠等等因素考慮。

而當時剛成立的中國在地質勘探這一塊幾乎空白，地質勘探又是一項巨大無比的系統工程，一時之間肯定無法解決，也因此代表團的成員被蘇聯專家一問三不知也實在是相當無奈。

在袁寶華負責的冶金項目之外，其他領域的項目談判也一樣的艱苦，沈鴻當時負責的機械工業項目談判，因為中方提出的需要援建的項目非常多，蘇聯方面的專家扣的也很緊（項目多，蘇聯方面需要調集的力量就很多）。對方也要考慮自身的工作安排，因此對每一個項目都嚴格審核），談判雙方又都是機械工業行業的專家，兩方為了項目的談判幾乎天天吵架。

雖然談判進行的異常艱苦，但蘇聯專家的較真更多的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為了支援中國的工業設計和建設項目蘇聯方面也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蘇方的計劃委員會幾次找到中方代表，表示中國不同於東歐國家，提出的項目內容十分巨大，工作量非常大，導致他們接受這些項目就必須調整他們自己的工作計劃，才能根據項目計劃進度供給中方設備、設計文件、材料、派遣專家。

當時因為接受援助中國的工業項目，蘇聯方面的設計單位人員就增加了3萬人。

經過整整8個多月的艱苦談判，李富春代表中方與蘇聯方面代表米高揚簽訂了新的中蘇經濟援助協定。

新簽訂的經濟援助協定確定了1953年—1959年之間蘇聯將援助中國建設與改建91個工業企業。加上1950年-1952年之間援建的50家工業企業，此時蘇聯援建的工業企業數量達到了141家。

後來在已經確定的141家企業基礎上，又根據實際情況將各個項目之間進行合併、拆分，同時與蘇聯談判增加了新的項目，經過一系列的新增、合併、拆分、取消以及伴隨着的各種議定書和協定文件。

到1954年底，援建項目被確定為156項建設項目。

確定的這156項工業項目被寫入當時還在修改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雖然在後來的實際實施中因為種種原因而取消了一些項目，最終實際落地的項目是150項。

但因為這156項建設項目已經在此前一五計劃的宣傳中對外公佈，因此就將156項工程作為一個標誌而不再加以改動。

這就是156項工程的來由。

4 156項工程工業分佈

156項援建項目中實際實施的150項分佈在煤炭、電力、石油、鋼鐵、有色金屬、化工、機械、醫藥、輕工、航空、電子、兵器、航天、船舶14個行業。

其中包含了44個軍事工業企業，106個民用工業；除了3個輕工業和醫藥項目，其他全是重工業。

援建項目的建設高潮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已經有49個項目全部建成投產。

另外還包括大量在一五期間開始施工到一五結束還在建設中的項目，整體達到了所有實施項目數量的一半以上。

我們現在所熟知鞍山、武漢、包頭三個大型鋼鐵綜合企業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除此之外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武漢重型機牀廠、蘭州煉油化工設備廠（直到今天，蘭煉在蘭州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洛陽第一拖拉機廠等等企業也都是在這一時期建成的；

如今以低房價聞名全國的鶴崗，其煤炭工業也是在這一時期建成的，只是伴隨着煤炭資源枯竭，沒有了產業支撐的鶴崗人口大量外流，進而引起鶴崗房價異常低迷。

鶴崗的遭遇也如同整個東北的縮影，在建國初期的重工業建設中，東北因為日本的長期經營而具有一定的工業基礎，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其經濟地位在全國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但隨着中國經濟轉型以及國有企業的一系列改革，直到現在東北工業經濟沒落，整個東北的人口外流持續嚴重。

除了一五計劃期間全部建成的49個項目之外，1958年後投產的項目都或多或少與當時國內其他的建設內容和投資資金交織在了一起。

關於156項工程的位置分佈則主要配置在東北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這主要是因為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工業基礎主要都在東部沿海地區，將援建項目靠近內陸佈局可以讓全國的工業區域分佈趨向於平衡。

其中150項中的106個民用工業企業佈置在東北50個，中部地區32個，44個國防工業企業佈置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35個，其中21個安排在四川、陝西兩省。

除此之外，還要考慮礦藏資源的分配，比如鋼鐵廠、有色金屬冶煉廠、化工企業就主要放在礦產資源豐富或者能源供應充足的地區。

比如鞍山鋼鐵公司的時候，就同時將一大批機械加工企業也擺在了東北地區，比如長春汽車城、瀋陽飛機城市、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加工基地就是因為需要用到大量的鋼材，被就近安排在鞍山鋼鐵公司附近的。

除了上面兩個因素之外，這麼佈局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與我們當時面臨的國際環境有關係了。

156項工程開始建設之初我們的志願軍還在朝鮮和聯合國軍死磕，幾乎得罪了當時所有的西方強國，而當時我們的防空能力又幾乎沒有，連窩在台灣的蔣介石都時不時的派轟炸機來大陸內地溜達一圈兒拍幾張照片回去。

因此工業企業選址都是考慮放在蔣介石轟炸機的航程之外的後方地區，特別是國防工業，除了造船廠必須放在海邊之外，其他的都放在了台灣轟炸機到達不了的內陸地區。

萬一戰爭爆發打起來，好不容易建成的重工業如果放在沿海這種別人的飛機可以隨隨便便給你扔幾顆炸彈的地方，恐怕大家都要天天睡不好覺。

充分考慮這些因素的情況下，給一個重要項目的廠址選址，往往需要幾個甚至十幾個方案，經過反覆踏勘比較以後才能最終確定，當時李富春還親自帶工作組下去選擇廠址。甚至周恩來和陳雲都親自過問，還實地看過幾個廠址。

為了嚴防新建項目被轟炸，當時的國家建委審查廠址時，要把廠址標註在地圖上，用直線標出與台灣、南朝鮮、日本等美軍基地的距離，説明美國的什麼型號的飛機可以攻擊到這個地址，可謂是煞費苦心。

其實從156項援建項目中軍事工業企業多達44家也可以看出，我們當時的工業發展深深的受到戰爭環境的影響，從工業種類的配備到工業佈局的分佈，背後都有當時面臨的複雜的國際環境的影子。

等到後來，我們和蘇聯關係惡化的時候，因為我們的所有重工業幾乎都是蘇聯援建的，別人對我們的重工業基地在哪兒全都門兒清。

勃列日涅夫又天天嚷嚷着要給我們動“外科手術”，同時得罪了美蘇兩個超級強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當時所面臨的嚴峻形式，而這一切就是堅持獨立自主需要付出的代價。

面對蘇聯在邊境陳兵百萬，為了以防萬一，又轟轟烈烈的掀起了“三線建設”的熱潮，通過工業企業搬遷和新建企業，在內地又再建了一套完備的重工業體系。

三線建設中，曾經在156項建設過程中所獲甚少的四川收穫頗豐，得到了大量的工業建設項目，也為如今的四川經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參考資料：《奠基：蘇聯援華156項工程始末》 陳夕 主編 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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