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輕人告訴我：“我們沒得選”_風聞

　　因疫情衝擊而推遲結婚或懷孕的現象在日本變得普遍，日經中文網報道稱，“2021年的出生人數可能低於80萬”。常年苦惱於少子老齡化的日本政府最近又開始“整活”了。

　　上週五，據日本時事通訊社消息，日本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到2031財年，國家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將從目前的60歲分階段提高到65歲。從2023財年開始，日本國家公務員普通職員的退休年齡每兩年延遲一歲，原則上年滿60歲就要離開管理崗，且薪水減至原來的七成。

　　去年2月內閣通過的另一項法案則敦促企業允許員工工作到70歲。日本經濟新聞社最近公開了從2019年開始的一項調查結果，其中表示願意工作到70歲以上的60~69歲受訪者佔比54％，同比增長了9%。

　　“打工吧，老年人”

　　“如果70歲還要工作，那真是‘為了老闆出生，為了老闆而死’。”將滿而立之年的林裕亮對這樣的未來十分抗拒，認為贊成70歲繼續工作的人是對自己的生活有危機感。日經的調查印證了裕亮的猜測：年收入在300萬日元（摺合人民幣約18.9萬元）以下，以及收入不穩定的羣體更傾向於繼續工作，同時有高達76%的受訪者對自己晚年的健康和經濟狀況感到不安。

　　23歲，剛從大學畢業進入職場的安藤詩織卻坦然接受：“我們沒得選。”詩織家的長輩中不乏退休後夫婦二人繼續兼職工作的，他們滿足於自己還能為社會提供生產力。日經的調查也顯示，越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對70歲後繼續工作的接受度更高。儘管就業不滿一年，詩織也有了規劃晚年的意識，“因為我們會活非常長。你看我爺爺，都已經九十歲了，還能整天自己開車出門，儘管我們都勸他不要做這麼危險的事。”

　　● 當地時間2019年9月16日，日本東京，一名老年安保人員在當地購物街清理街面 / IC Photo

　　作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國家，截至2020年9月的政府統計顯示，日本65歲及以上人羣佔據總人口比重高達28.7%，中位年齡為48歲，到2036年這一比重還會提高到三分之一。比詩織爺爺更年長的百歲老人大有人在，且有足足八萬餘人之多，刷新歷史記錄。

　　與此同時，日本自1974年以來一直未能將生育率提高到2.1的替代水平。自2011年以來，日本的人口一直在不斷萎縮。2018年平均每名日本婦女生育1.42個孩子，而歐盟同期的數字為1.55。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在2017年預計，如果以中等生育率推算，2065年日本的人口將降至8800萬，而如果按低生育率的情況，則會降至8200萬。

　　“一個適合老人生活的社會，年輕人要過得好是不太容易的，”提到養老金，裕亮和詩織的反應都是瞬間放聲大笑，直言自己從沒指望過靠養老金（國民年金）度日。裕亮理想中的情況是拿到17萬日元一個月的國民年金，加上自己的存款和其他補貼才足夠晚年花銷。

　　放棄“雞娃”，但兩個是極限

　　從現在開始提前儲備“老後生活”的同時，裕亮還需要把育兒開支考慮在內，“我想有一兩個小孩，是男是女都可以。我是獨子，如果沒有小孩我們家就會‘滅亡’。”裕亮發現和自己家一樣的華僑家庭鮮少有人不在意傳宗接代，相比之下非移民家庭出身的同輩好友對於“不生育”這個人生選項的寬容度更高。“如果我35歲前能達到平均收入的話，一兩個孩子還養得起的。”日本厚生省公佈的2019年平均年薪為458萬日元（按最新匯率計算約合人民幣26.8萬）。

　　● 不同學校系統教育費用比對 / 網頁截圖

　　裕亮一家生活在瀕臨瀨户內海的日本第七大城市神户，父母分別是體育老師和幼教，裕亮從小讀私立的中華小學，而到了他這一代更傾向於把孩子送進公立學校：如果從小學到大學都是上公立學校，學費開支是日元731萬左右（約人民幣42.7萬元）；從小報興趣班的花銷也可以“豐儉由人”，一個月最基本的鋼琴課2-3萬日元，游泳課1萬五千日元。“我上個月給幾個公立學校的孩子做家教，我看他們沒什麼學習壓力，除了興趣班之外很少從小學開始上學業補習班，而我只希望孩子達到普通水平就可以。”從私立初中開始一路準備到能上東京大學做醫生那種精英路線並不存在於他的世界之中。

　　從2012年後修改的兒童津貼政策按家庭收入水平差異向每個小孩每月發放最多一萬（3-15歲）和一萬五日元（0-3歲）的補貼。“一萬日元頂多夠給孩子多報一門興趣班，”裕亮調侃道。

　　自民黨在去年11月還主張把一次性生育補貼從42萬日元提高到大約5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9萬元），針對的僅是生孩子時的花費。

　　普通人對這項政策的反應同樣冷淡。“這只是加總全國各地方的平均水平，在東京的話，補貼的數字起碼要翻一倍才夠吧。”和現任首相菅義偉一樣來自秋田縣的詩織並不介意結婚後搬到另一半的老家生活，隨着遠程辦公的工作形式成為常態，離開東京反而可以節約養育成本。

　　日本時報稱，2020年4月至10月期間東京的報告懷孕數量僅有6萬例，與前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約10%。今年一月，因為在東京生孩子的平均醫院費用比其他地區高出10萬日元，東京的一項新提案提出給每個新生兒獎勵10萬日元的信貸，用來兑換兒童保育服務，計劃還沒通過和推行就招致輿論反撲——畢竟，10萬日元在全部養育成本面前簡直是杯水車薪。

　　“職場媽媽困境”

　　“我這30年裏，從來沒見過日本經濟好的時候。物價越來越高，工資水平倒是沒有變過，”裕亮認為，有人口焦慮是發達國家的正常現象，但經濟增長遲滯帶來的生活壓力是年輕人難以扭轉的處境。

　　對於詩織的母親而言，成為母親是她的夢想，做家庭主婦也是同齡人的普遍選擇，但到了詩織和裕亮這一代，夫妻二人都領工資才能更好地支撐家庭的經濟狀況。裕亮告訴世界説，“除非我能達到上千萬日元的年收入，否則按450萬日元的一般年薪，最多隻能支持妻子辭職在家育兒兩到三年。家庭經濟是是需要女人迴歸職場的，但整個社會對於有孩子的女性來説，很難兼顧工作。”

　　● 2018年日本千葉市的一場大學生招聘會，在日本，女性職業生涯常常在婚育後中斷 / 視覺中國

　　商科畢業的詩織在一家人工智能領域的初創公司做客户服務兼銷售的工作，朝九晚六，加班到7點是常態，相當於每天工作超過9小時。“我進入這家公司是為了讓機器和AI減輕人類工作的負擔，結果我自己卻每天在加班，”詩織笑稱自己處於壓力很大的上升期，每天都需要往腦子裏塞各種新的知識，但如果幾年後成為母親，會換一份不用加班或者可以遠程辦公的工作，一是想提供更多陪伴，另一方面因為女性薪水相對低，只能作為家庭經濟來源中錦上添花的一部分，承擔更多照料小孩的責任。

　　2018年日本成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的性別收入差距第二大的國家（24.5%），第一名是韓國。同時，當女性很常見地退出職場照顧孩子時，職業中斷也會導致未來到手的養老金金額的差距。

　　另外，托育服務的不足加劇了在職母親的負擔。早在2001年保育所無法滿足大量兒童入學需求的問題就持續浮現。保育所隸屬厚生勞動省，負責幫助因工作繁忙的父母照顧出生後57日到入學前的兒童，一天8小時，部分還接受12小時托育。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18年4月全國等候入學名單上的兒童人數四年來首次下降，低於2萬人。而東京是最難申請入學的地區，等待名單上“待機兒童”數量最多，直到2018年才第一次下降到只有5414人。由於薪資水平低（工作年限8年的女性保育士年均工資21.3萬日元，男性23.1萬日元，約合月薪一萬人民幣），休假少，休假難，工作責任大壓力大等原因，保育所人手不足導致招生人數有限，在職媽媽沒法把小孩送到保育所再抽身去工作，甚至連兼職工作也難兼顧。

　　今年4月1日，菅義偉稱擬建立“兒童廳”以改變內閣府，厚生勞動省和文科省在育兒支持政策中各執一端，導致補貼申請程序繁複，施政效果管理難等問題。雖然看得到政府的決心和政策背後的焦慮，裕亮仍然忍不住吐槽，“絕對沒用，為什麼我説絕對呢？你看看想出這些辦法的政客，他們這個年紀的人肯定沒帶過一天小孩，都是扔給太太去帶的。”

　　詩織住在以高級住宅聞名的大田區，每當詩織看到獨自推着嬰兒車帶娃走在街上的女人，總能對她們的辛苦感同身受。**“我經常能在街上看見男人和他們的狗，卻幾乎沒見過男人帶着他們的小孩，”**詩織從小和父親相處的時間也很少，父親作為家裏唯一的經濟來源，每天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11點，只有在週末或者假期能陪伴家人，和兩個女兒在院子裏堆雪人。“我很感激爸爸這麼辛苦工作才能供我上大學，”詩織説，“但是如今和我同齡的女性對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有了新的標準——必須承擔家務。”

　　● 2021年日本性別差距報告（經濟,政治參與，教育和健康四個維度）與全球平均水平對比 / nippon.com網頁截圖

　　另一處讓詩織略感煩惱的是，她在結婚後就必須隨夫姓。“我很喜歡我家的姓——‘安藤’。一想到結婚就要改姓，我很不高興，很討厭日本這一點，甚至覺得搬到挪威或芬蘭也不錯。”詩織説她的好友Katasato就宣稱為了保留自己的罕見的姓氏而決定不婚。

　　在世界經濟論壇於2021年3月31日公佈的最新《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日本在156個國家中排名第120位。雖然它比2019年12月上一次報告時的第121位上升了一位，但仍處於墊底羣體，且日本婦女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參與度仍然很低。詩織告訴世界説，“雖然我不喜歡政府繼續辦東京奧運會的決定，但奧運也成為了媒體和輿論的一個契機，希望政府能作出改變，讓社會變得更加平等和正義，這才符合奧運會的價值。”（責編 / 張希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