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競爭，誰受惠？_風聞

　　作者簡介：

　　布蘭科•米蘭諾維克，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譯者：

　　姜奕如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校對：

　　柯曼琪 海國圖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競爭或於發展中國家有益

　　美國和中國正在爭奪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從這個意義上説，這一新的大國競爭看起來非常像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競爭。但在當時，美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經濟和政治模式。如今，中國已經抓住了這一主動權，在不受政治干預的情況下，為實實在在的項目提供實實在在的投資。

　　美國可以在這個領域與中國競爭，但美國需要一個新的模式。這個模式不是基於傳統，不是基於對制度變革的軟要求，而是像中國一樣，以發展中國家福祉為中心，以切實投資的意願為基石**。**

　　01

　　過去達成的共識

　　美國在冷戰期間採用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後的第一階段，美國集中力量通過直接援助和開放市場重建西歐、日本和韓國的經濟。美國認定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會願意投票給挑戰資本私有制的共產黨，因此試圖在這些國家打造富裕的中產階層。這一戰後時期與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聯繫在一起，通常視為美國霸權式仁慈的高光時刻。

　　美國在冷戰第二階段的歷史更加曲折。上世紀60年代，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非殖民化過程中，美國有時會支持那些社會反動、但對經濟發展不感興趣的政權，比如剛果、革命前的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和南越等地區的反動勢力。但在其他時候，它會敦促土地改革和有廣泛基礎的經濟增長，例如在哥倫比亞、韓國和台灣地區。漸漸地，西方出現了一種經濟發展共識——這是一種基於現代化理論的觀點，認為在發展經濟時創造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就可以實現民主。

　　在肯尼迪執政期間以及整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對欠發達國家的政策深受經濟學家W·W·羅斯托（W. W. Rostow）所著《經濟增長階段》（副標題《非共產黨宣言》）一書的影響。羅斯托認為，只有增加儲蓄並進行生產性投資（而不是讓精英階層把這些儲蓄浪費在奢侈品消費上），國家才能“起飛”進入可持續的“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羅斯托討論的核心。至於這種增長是否導致不平等，美國決策者則採納了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的研究成果。庫茲涅茨認為，儘管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不平等問題可能加劇，但隨着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縮小，不平等問題不僅不會惡化，還會轉而緩解。

　　在冷戰中後期，美國對許多國家的發展建議都結合了以下這兩種相對簡單但有效的增長和分配理論：**國家應該着重發展經濟，而經濟增長最終會解決不平等問題。**公民收入分配更高、更平等後，他們就會要求民主，這些前提也將使民主得以持續。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條件成熟之前，美國並沒有通過堅持制度改革強行實施民主制度。相反，民主化是通過經濟增長和更公平的資源分配間接實現的。這一點在韓國和台灣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在博茨瓦納、哥斯達黎加、毛里求斯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南歐國家也同樣得到佐證。

　　**儘管如此，20世紀80年代還是出現了取代這一模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方案呼籲減少政府的作用，向私人開放機構和“投資環境”，由此經濟就會隨之增長。冷戰的結束和東方集團的瓦解加速了美國經濟模式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美國的顧問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組織不再強調增長和再分配。相反，他們推動了體制改革。當國家面臨國際收支危機時，開發銀行提供的貸款視“結構調整”而定：政府應該減少支出、降低税收、解除管制並實現私有化。

　　這些政策被統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反映了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富裕國家內部的意識形態發展。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和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沒有把國家的作用作為一個原則問題來強調。此外，隨着蘇聯和美國之間的競爭逐漸弱化到結束，無論是公眾還是政治階層都對發展中國家的命運沒有多少興趣。人們不再迫切需要讓其他國家相信美國能提供的幫助是多麼優越，現在尤其如此。美國沒必要付出額外的努力去討好發展中國家，甚至不再需要給予它們太多關注。

　　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影響與全球化的影響緊密相關，兩者的歷史進程是相互混雜的。中國顯然從中受益頗多，但其國內政策往往與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政策背道而馳。1991年之後，尤其是最近在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總理的領導下，印度更傾向於遵循新自由主義。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間，非洲許多國家的人均經濟增長水平非常低，往往是負增長，使得它們與其他國家的差距更大了。

　　曾被廣泛認可的“華盛頓共識”已大大弱化

　　02

　　少恐嚇，多給錢

　　中國崛起，而西方突然之間需要對抗這個大國的影響力，一個不幸的事實昭然若揭：美國和歐盟不再有清晰的發展哲學，也沒有可供其他國家借鑑的可行經驗。如果一個窮國的部長向美國外交官或經濟學家諮詢發展方面的建議，很可能會聽到一個關於人權、反腐敗、新聞自由等冗長乏味的演講。

　　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目標，但需要經過長期的制度轉換才能實現，而這又需要幾十年如一日的政策。這些建議並沒有解決大多數中低收入國家迫切關注的問題，比如推動邊遠地區的經濟增長，為畢業生找到工作，或者減少經濟貧困造成的犯罪。而美國的建議相當不切實際，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成果，而且也沒有資金支持。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可能更希望美國能少幾句説教，多給點錢。

　　對美國來説幸運的是，中國也沒有連貫一致的經驗可以提供給別國。中國並沒有將自己的經濟崛起歸功於深思熟慮的政策，也不認為可以將這些政策“打包”成一個工具包送給其它發展中國家。中國走的是一條經濟增長的探索之路，在試錯的過程中摸索，慢慢確定並實施好的政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一過程發生的背景條件下非常特殊，可能是中國特有的：權力下放的地方政府可以自由試驗，因為他們知道最終將由中央集權政黨選擇出有效的方法、獎勵成功的決策者。

　　**基礎設施建設從這種政策考驗中脱穎而出，成為中國最成功的政策之一。**21世紀初，中國還沒有高速鐵路系統。現在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鐵系統，長度超過39992198.4米。中國和歐洲（包括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在內的所有其他中轉目的地）之間的貨運列車量的年增長率約為70%。最近蘇伊士運河的堵塞凸顯了這些連接的重要性。不出所料，中國在與欠發達國家打交道時總是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一個為基礎設施發展提供貸款和投資的項目）以及最近成立的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提供了資金支持，由此表現對這方面的重視。

　　欠發達國家很感激中國提供的實實在在的幫助，得以在當下和未來能夠切實改善經濟。此外，中國還有一項明確的政策，即避免捲入受惠國的國內政治。比起美國的做法，許多國家的政府更青睞中國的做法——第一個原因是中國不會質疑它們的政治制度，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幫助能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因而與美國相比，中國給的錢更多，而威嚇更少。

　　聯繫兩大洲貨物運輸的中歐班列

　　03

　　一線希望

　　如果西方國家準備和中國競爭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尤其是美國，就必須改變自己的做法，捨棄不切實際的制度改革主張，不再貶低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相反，美國需要塑造一種更有吸引力的方式，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帶去有形商品。其中一些商品可以是老式水壩、電網(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人口能獲得電力供給)、水源和排污系統，甚至是加工或製造業領域的生產性投資。其他投資可以支持教育、衞生、城市發展、無線網絡，或直接向符合條件的人口進行現金轉賬。重要的是，美國的資助項目能顯著改善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水平。

　　老話説得好，模仿是最真誠的奉承，美國總統拜登最近提出，美國公司可以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主導國際基礎設施的建設。奧巴馬政府尚未制定相應的政策，但要讓美國迴歸“磚瓦水泥”投資，或者更確切地説，“碼頭、公路、鐵路和WiFi”投資，其實是一個合理的建議。美國無法在所有領域與中國有效競爭，但在許多領域美國擁有技術優勢或卓越的工程質量。

　　與上世紀80年代相同，國內和國際發展很可能是同步進行的。拜登和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最近在基礎設施、企業税、公共教育、兒童發展等方面頒佈的許多國內政策顯然與過去40年主導的經濟政策背道而馳。這些轉變預示着美國在國際發展方面政策重點的轉移。

　　如果中國和美國真的就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展開競爭，那些長期被大國忽視的國家將突然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許多曾經讓美國和蘇聯形成對立的國家也同樣讓美國和中國遙相對峙。從全球來看，賦予這些國家權力並不是一件壞事。相反，如果美國和中國爭奪貧困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可能會獲得更多的資源，有助於刺激經濟增長、減少全球貧困。**儘管中美之間的冷戰將是一個不幸的地緣政治問題，但只要它能助力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就還有一線希望，畢竟非洲國家不僅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而且人口增長驚人。**中美在非洲競爭可能產生類似於二十世紀在亞洲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競爭的作用。

　　不過首先，西方必須認真考慮其積極的政府政策該如何幫助貧窮國家更快地發展。美國應該放棄目前着眼於制度和公民社會“軟”發展的方法，轉而採取“硬”發展方案，衡量其成功與否的標準，就是該方案將如何快速而直接地影響到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