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爾頓：大學正在緩慢死亡_風聞

編者按

　　文藝批評今日特意推送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對當下弊端和危機叢生的大學狀況的反思文章。從南非好望角到冰島雷克雅未克，從澳大利亞的悉尼到南美聖保羅，似乎這個星球的任何一個地方，大學作為人文批判中心正在緩慢死亡。匍匐於全球資本主義冷酷無情的優先選擇下，大學在自身和整個社會之間建立起來的批判性空間已經減少到所剩無幾的地步。比如，英國大學正在經歷模仿公司型大學的美國化過程。教授自治被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所取代，校長成了首席執行官，教授變成經理，學生變成消費者；教學遠不及科研重要，因為政府撥款的多少依據科研成果的多寡；學界的地位高低取決於籌款能力的大小；學生質量的高低取決於他能否找到工作；不能吸引大筆橫向科研基金或者招收大量學生的院系學科將陷入緩慢死亡的困境中。在這種大潰敗中，人文科學首先被擠到牆角。伊格爾頓認為教育確實應該對社會的需要做出回應，但大學不應該把自己當做新資本主義的接待站，而是要積極恢復大學作為現代社會少數領域之一的光榮傳統。政府應該承擔起教育年輕人的社會責任而不是將大學視為賺錢的產業。

　　本文原發表於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2015年4月6日刊，轉載自公眾號“雅理讀書”，特此感謝！

　　特里·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大學正在緩慢死亡

　　幾年前，一位校長不無自豪地帶領我參觀一所規模龐大、技術先進的亞洲大學。與其顯赫的威勢匹配，校長身邊各站一位身着黑色西裝、身材魁梧的年輕保鏢。要我猜啊，他們的外套底下都攜帶着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Kalashnikovs)。在滔滔不絕地盛讚光鮮耀眼的商學院和政府管理學院後，他停下來期待我説幾句諂媚的恭維話。結果，我大煞風景地説學校似乎沒有任何形式的批評研究。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就好像我問他每年授予多少鋼管舞博士學位一般。他悻悻地回答説"我們注意到了你的評論。“接着他從口袋裏掏出技術最先進技術的一個小玩意兒，打開後對着它説了幾句韓國話，估計是"幹掉他。“接着開過來一輛像板球場那麼長的豪華轎車，校長在兩位保鏢的簇擁下上車走了。看着他的轎車消失在視野中，我還愣在那裏想他的殺人命令會在什麼時間開始實施。

　　這一場景發生在韓國，但也可能出現在這個星球的幾乎任何一個地方。從南非好望角到冰島雷克雅未克，從澳大利亞的悉尼到南美聖保羅，像古巴革命或者入侵伊拉克一樣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正在穩步展開中：那就是大學作為人文批判中心的緩慢死亡。在英國擁有800年曆史的大學通常被嘲笑為象牙塔，這種指責總是有些道理的。但大學在自身和整個社會之間建立起來的隔閡可能是禍福相依的，既給大學帶來了力量也使其無能為力，一方面對熱衷於短期現實利益的社會秩序、價值觀和目標進行反思，一方面還能做到自我批評。在整個世界，批判性空間已經減少到所剩無幾的地步，曾經培養出像伊拉斯謨、約翰•彌爾頓、愛因斯坦和英國六人喜劇團體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的大學如今也匍匐於全球資本主義冷酷無情的優先選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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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

　　約翰·彌爾頓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蒙提派森

　　本文説的大部分情況對美國讀者來説都是非常熟悉的。畢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就是公司型大學的典範。但是，英國的情況是所謂的無財富的美國化，至少是沒有美國私立大學那樣富裕的美國化。

　　這對英國貴族的傳統學校牛津劍橋來説也是真實的，它們的學院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某種程度上抗拒慷慨捐款的更廣泛經濟力量的侵蝕。幾年前，我從牛津大學系主任位置上辭職(這是像愛丁堡發生地震一樣罕見的大事)，因為我意識到人家期待我在某些方面像企業首席執行官而不是學者。

　　01

　　30年前當我首次來到牛津任教時，這種專業主義傾向會遭遇到有教養的蔑視。

　　真正認真讀完博士學位的同事們有時候使用"先生"而不是"博士"的頭銜，因為博士暗示一種不夠紳士的勞動。出版著作被認為是很庸俗的行為。10年才發表一篇關於葡萄牙語的短文或古代迦太基(Carthage)人飲食習慣的論文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可。曾經有個時期，學院的老師甚至懶得為本科生安排輔導時間。相反，本科生只是順便到老師的辦公室拜訪，喝一杯雪利酒後，興奮地閒聊一會兒簡奧斯汀或胰腺功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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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

　　劍橋大學圖書館

　　牛津大學圖書館

　　杜倫大學圖書館

　　如今，牛津劍橋仍然保留了寄宿制的大部分作風。是教授們決定學院的錢該如何投資，花園裏該種植什麼花，會議室裏要掛誰的畫像，如何向學生們解釋為什麼把錢花在葡萄酒地窖而不是學院圖書館上。這一切都由教授們決定。所有重要決策都是學院全職教師做出的;從經濟到學術到學院日常管理的任何決策都由經過競選產生的負責整個教師羣體的學界委員會管理。最近一些年，這種自我管理的可敬體系開始遭遇大學權力集中模式的的挑戰，就是這種挑戰導致我離開這裏;但是總體上這種制度還算牢固。恰恰因為牛津劍橋的學院在很大程度上是前現代機構，因為規模小能夠作為去中心化的民主模式運作，雖然持續享有某些令人作嘔的特權。

　　在英國其他地方，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不是教授管理而是等級管理，一個龐大的拜占庭官僚體系，年輕教授不過是勤雜工，校長的派頭似乎就是在管理通用汽車公司。高級教授現在就是高級經理，口口聲聲談論的是審計和問責。書籍被當作穴居時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前技術時代現象，越來越遭到人們的蔑視。至少有一家英國大學已經對教授在辦公室裏應該擁有的書架數量作出限制，目的是限制"個人圖書館”。廢紙簍變得就像茶葉黨知識分子一樣罕見，因為現在紙張已經成為過時的東西。

　　市儈管理者在大學裏張貼了大量沒頭沒腦的標語，用非常粗俗且不太通順的詞句發佈各種公告和指示。北愛爾蘭一校長強行徵用校園裏唯一的公共房間，那是師生都使用的會堂，卻被校長拿來當作私人餐廳，以便在此招待地方頭面人物和企業家。當學生們佔據會堂抗議時，校長竟然下令學校保安砸碎手邊的公共廁所。過去多年來英國大學校長一直在摧毀自己的大學，但很少像這樣字面意義上搞破壞。在同一所校園，保安會把學生帶走，如果發現他們在漫無目的閒逛的話。理想的情況是大學裏面根本沒有衣冠不整、行為難以預測的傢伙。

　　牛津大學

　　02

　　在這種大潰敗中，人文科學首先被擠到牆角。英國繼續分配大學撥款給理學、醫學、工程之類學科，藝術領域已經不再能分配到可觀的資源。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整個人文院系在未來若干年關門倒閉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英語系真的倖存下來，很可能是給商學院學生講授分號的使用，這可不是加拿大文學理論家諾思羅普•弗萊(Northrop Frye)或美國著名社會文化批評家與文學家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心中的情景。

　　萊昂內爾•特里林

　　人文院系現在必須主要通過從學生那裏收的學費來勉強維持，這意味着幾乎完全依靠這種收入來源的小型學院事實上已經通過後門私有化了。英國這麼長時間以來正確抵制的私立大學越來越近了。但是，卡梅倫政府已經指導學費的大幅度上漲，這意味着依靠貸款並背上鉅額債務的學生理所當然地要求高水平的教學質量和更能滿足個人需要的對等，因為他們在人文院系急需資金支持時提供了金錢。

　　而且，在英國大學，教學在一段時間以來一直不像科研那麼吃香。科研能帶來金錢，而印象主義或宗教改革課程不能。每隔幾年，英國政府就要對全國大學進行一輪徹底的評估，用非常詳細的指標衡量每個院系的科研成果，政府撥款就是據此評估結果來分配的。因此，教師缺乏投入教學的積極性，對他們來説有眾多理由為了發表而寫作，炮製完全不知所以的論文，開辦膚淺的在線期刊雜誌，申請橫向科研資助，不管是否真的需要這些，但有了這些東西在填寫個人簡歷時總是很開心。

　　無論如何，得益於管理意識形態的繁榮和國家評估的無情要求，英國高等教育官僚機構變得日益龐大。這意味着大學教授們很少有足夠的時間備課，即使值得這麼做，反正在過去幾年沒有。國家評估官員獎勵的是那些帶有錯綜複雜腳註的長篇論文，很少是面向學生或廣大讀者的暢銷教材。大學教授很可能通過暫時離開大學而提升大學的地位，即放棄教書專門從事科研的學術休假。

　　如果教授們完全放棄學術研究而且去參加馬戲團，因而能為財務處長節省工資支出，讓官員能把他們的工作分攤在已經不堪重負的教授們身上，這樣將提高資源利用率。除了少數能夠吸引來大批客源的名家外，英國許多大學教授意識到大學是多麼熱切地渴望看到他們離開。事實上，大學裏渴望早些退休的講師大有人在，考慮到英國學界在過去幾十年是個温馨宜人的地方，現在對許多員工來説是個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場所。然而，政府當局已經打算削減教授退休金了。

　　隨着教授轉變為經理，學生隨之變成了消費者。大學為了學費不惜搶生源，以致落得斯文掃地。一旦客户安全進入大門，教授們就被施壓，不得讓學生考試不及格，否則可能面臨學費喪失的危險。普遍的想法是如果學生考試不及格，那是教授的錯，就好像在醫院裏，病人的死亡是醫生的責任一樣。這種眼睛盯着學生錢包的做法，其後果之一是越來越多的課程在迎合20多歲年輕人的潮流。在我任教的英語學科，這意味着講吸血鬼而不是維多利亞時代，講性而不是雪萊，講"粉絲"雜誌而不是福柯，講當今世界而不是中世紀。因此，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經濟勢力開始影響課程設置。任何一所大學的英語系如果把精力集中在盎格魯撒克遜文學或者18世紀文學將無異於割喉自殺。

　　教會壟斷下的教育

　　因為渴望學費，英國有些大學現在允許學業並不出色的本科生繼續攻讀研究生，而海外留學生(通常被迫支付高昂的學費)可能在沒有熟練掌握語言的時候就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了。長期以來，英語系瞧不起創造性寫作，認為這是美國人搞的粗俗玩意兒，現在卻迫不及待地聘請名不見經傳的小説家或蹩腳詩人，為的是吸引潛在的作家托馬斯・品欽(Pynchons)大軍。學校非常清楚他們看中的是學費，學生的第一本小説或者詩集被倫敦出版商出版的機會很可能比你醒來後發現自己變成了大甲殼蟲的機會還小。

　　教育確實應該對社會的需要做出回應，但是這並不等於把你自己當作新資本主義的接待站。事實上，如果你挑戰整個異化的學習模式的話，將更有效地滿足社會的需要。中世紀的大學能夠非常好地服務於整個社會，就是因為他們培養了牧師、律師、神學家和幫助維持政教合一的管理官員，而不是對不能快速帶來金錢利益的思想活動不以為然。

　　博洛尼亞大學—西方最古老的大學

　　但是，時間已經變了。在英國政府看來，所有公費資助的學術研究現在必須將自己視為所謂的知識經濟的組成部分，能對社會產生可測量的影響。航空工程師比古代歷史學家更容易測量這種影響。製藥廠商可能比現象學家更擅長玩這個遊戲。不能從私有企業吸引利潤豐厚的科研資金的學科或者不大可能吸引大量學生的學科將陷入慢性危機的困境中。學術優勢被等同於籌款能力，而受到教育的學生被重新定義為能找到工作的人。對古文書學家或者貨幣學家來説，這不是好時候。這些職業名稱我們很快就不能拼寫出來了，更不要説做這種工作了。

　　在教育體系的下游——中等學校，我們也能感受到人文學科被邊緣化的影響。現代語言陷入陡然衰落，歷史意味着現代史，古典學的講授很大程度上僅限於伊頓學院這樣的私立機構。因此，伊頓公學出身的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經常在其公眾聲明中點綴賀拉斯的詩句。

　　鮑里斯•約翰遜

　　03

　　哲學家確實總是在街道拐角設立人生意義諮詢台，現代語言學家駐紮在戰略公共領域，抓住任何一個需要翻譯的機會。總體上，要點是大學通過扮演企業的附屬品必須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正如政府報告令人心寒地論述，大學應該作為"諮詢組織"來運作。事實上，大學已經變成了營利性產業，多數都在經營旅館、音樂會、體育比賽、餐飲設施等。

　　如果英國的人文學科分支開始枯萎，那主要是因為它們受資本主義勢力驅動的結果，同時還缺乏資源。(英國高等教育缺乏美國那樣的慈善捐款傳統，主要是因為美國的百萬富翁比英國多太多了。)另外，與美國社會不同的是，英國高等教育在傳統上不是被當作可被買賣的商品。事實上，正如蘇格蘭那樣，當今英國大部分學生可能認為高等教育應該免費。雖然這個觀點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利益考慮，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就像保護年輕人不受系列殺手的傷害一樣，教育年輕人也應該被視為社會的責任而非賺錢的產業。

　　我本人接受國家獎學金資助，在劍橋大學讀了7年書，卻沒有支付一分錢的學費。的確，在給人留下印象的時代，這種嚴重依靠國家的結果是我變得沒有骨氣和道德，不能獨立自主，也不能在必要的時候用手槍保護家人。在依靠國家的怯懦行為中，我一直打電話求助當地消防部門而不是用自己粗硬起繭的雙手去撲滅大火。即使如此，我願意用任何數量的男子漢獨立性來交換在劍橋的7年時光。

　　在我的學生時代，英國人口中只有5%的人能夠上大學，有人説今天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50%，國家已經負擔不起這樣的慷慨之舉了。但是，只舉一個例子，德國仍然為其相當大規模的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嚴肅考慮將年輕一代身上的沉重債務負擔撤去的英國政府可以通過對超級富豪的增税以及追討每年偷漏的數十億税款來實現其目標。

　　劍橋大學

　　也要積極恢復大學作為現代社會少數領域之一(另外一個領域是藝術)的光榮傳統，在這個社會中支配性意識形態應該受到嚴格的審查。要是人文學科的價值不在於和這種支配性意識形態保持一致，而在於與之不一致，又會怎樣?這種一致性並沒有價值。在前現代時期，藝術家比現代的藝術家更加徹底地融入外面的社會，其原因部分在於他們通常是意識形態理論家、政治權力代言人或者維持現狀的吹鼓手。相反，現代藝術家在社會地位上沒有這樣安全的壁龕，但恰恰因為這個事實，他或她能夠拒絕把虔敬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除非出現更好的體制，我自己已經決定順從命運的安排，接受冷酷無情的市儈觀點和粗俗的功利性價值觀。説來有些難為情，我現在已經在課程開始之初就詢問研究生：是希望我講授有關文學著作的最佳見解，還是用一些説得過去但不那麼煥發才智的評論湊合一下？

　　靠提出見解收費是惹人討厭之事，這或許不是與學生建立起融洽關係的最有效辦法，但它似乎是當今學術氛圍下符合邏輯的演變結果。對那些抱怨這將在學生中造成厚此薄彼差別對待的人而言，我應該指出，那些不能交錢換取我做出最深刻分析的人完全可以通過易貨貿易的方式。比如送給我剛剛烤出來的麪包、自家釀造的啤酒、手工編織的毛衣、手工製作的結實的鞋子等：所有這些都可以接受。畢竟，生活中除了金錢，還有其他東西。

　　本文原發於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2015年4月6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