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那些為日本人賣命的內奸，都是怎麼被查找出來的？_風聞

　　

　　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在慘烈的十四年抗戰歷史上，一場看似沒有，卻與戰場一樣殘酷的戰爭，正是“查內奸”。這場“戰爭”的重要性，也正如1939年10月，黨中央反奸細鬥爭決議裏的原話：“（日寇）隱蔽的派偵探奸細混入我們的內部，來瓦解我們的軍隊與政權，破壞黨的組織。”

　　而如果看看真實的抗戰史，就知這樣的判斷，絕非危言聳聽。利用“內奸”搞滲透瓦解，也是日本多年來的慣用伎倆。

　　

　　早在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就動用各種關係，在中國內地設立了“日清貿易研究所”“漢口樂善堂”等機構，打着“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等名義，動用大量資金收買內奸，大肆進行破壞活動。靠着“內奸”的幫助，日本間諜不但輕鬆竊取了北洋水師的機密，還在清軍軍官的保護下，大搖大擺返回日本。而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第九條裏，更有無比恥辱的內容：中方不許懲治內奸。

　　而到了慘烈的抗戰時代，日本的“內奸滲透”招數，更到了猖狂地步。比如七八歲就著書立作，享有“神童”美譽且在民國文化界擁有無數粉絲的“精英名流”黃濬，就被日軍拉下水做了內奸，出賣了關乎戰局的江陰要塞情報，給淞滬會戰帶來了無法挽救的沉痛損失。而在抗戰最艱苦年代裏，號稱“可歌可泣”“英雄輩出”的“國軍敵後抗戰戰場”上，更出現了“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醜態……

　　

　　而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日作戰裏，“內奸”的活動也曾十分猖獗：比如1940年7月，山東抗日根據地聯合大會里，就有兩三名“內奸”混入了代表行列，有一名落網“內奸”竟是日本的特務機關股長，僅他一人供出的破壞活動就有上萬起之多。日本在山東還設有“宣撫班”等機構，專門培養內奸。僅在1939年日寇的“魯南大掃蕩”裏，宣撫班就派遣了二百多內奸進入根據地，配合日軍進行各種破壞，有的內奸深入打入了根據地領導層。

　　不止在山東根據地，在其他根據地裏，“內奸”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在陝甘寧邊區，一些內奸收買土匪，組成“暗殺隊”，僅在1939年就殺害了70多名共產黨人。還有的內奸糾集團夥，瘋狂打劫政府和學校，甚至還有人幫助日軍繪製地圖搜索情報。在山西、河北等地，有些被日軍收買的內奸，竟然還是未成年的孩子，他們除了混入根據地刺探情報外，還趁機往水井裏投毒，僅在左權縣安窯村，一次就有18名村民中毒……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日軍蒐羅“內奸”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他們或是誘騙利用抗日軍人家屬，或是利用叛徒穿針引線，在根據地內部物色人選，進行威逼利誘。還有的內奸，或是利用“苦肉計”混入人民軍隊，或是先混入地方武裝或進步團體，再伺機進入根據地內部。有時日軍還專門訓練女特務，然後讓女特務伺機接近根據地的幹部，用各種辦法誘騙幹部叛變……

　　特別是在抗戰最困難的相持階段裏，一邊是抗戰局勢的惡化，一邊是日軍不遺餘力扶持漢奸力量，加緊對根據地的滲透。各抗日根據地與敵佔區之間，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防內奸”對於人民軍隊來説，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就是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下，各根據地的軍民迎難而上了。

　　首先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建立完備的“防內奸”機構：以陝甘寧邊區為例，當時就形成了“邊區鋤奸委員會”“鄉鋤奸委員會”“鋤奸小組”等機構，除了要對羣眾進行鋤奸教育，排查一切內奸線索外，還要對來路不明的人士進行認真調查。特別是基層的鋤奸小組，到1939年時，就發展到了十萬人。山東抗日根據地也建立了“保衞局”“社會部”“公安局”等機構，形成了嚴密機構。

　　對於不同性質的漢奸，當時的人民軍隊也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政策：對罪大惡極的內奸“絕對不能放任”，特別是那些手上有血債的敗類，更要堅決鎮壓。而對於脅從分子則是“爭取脅從，感化無知”。比如蘇中抗日根據地就頒佈了《自首條例》，督促那些罪行較輕的內奸主動自首立功贖罪，同時又頒佈了《緊急治罪法》，對那些破壞根據地的內奸進行快速打擊。

　　但是，想要完全清除內奸，僅僅靠正確的政策與完備的體制是不夠的。所以在當時，“防內奸”最根本一條，是發動羣眾。比如當時的山東抗日根據地，除了編訂各種小冊子，分發給羣眾解釋鋤奸防內奸的意義，還組織羣眾組成了“自衞團”“救國會”等民間組織。陝甘寧邊區的自衞軍，平時參加勞動，戰時參加作戰，日常負責警戒工作。

　　事實也生動證明，當羣眾被髮動起來後，那些日寇精心策劃，看上去“謀略精妙”的“內奸破壞行動”，也就變得無處藏身。僅以陝甘寧邊區為例，在抗戰最艱苦的兩年裏，陝甘寧邊區就破獲內奸案件百餘起，其他各根據地也隨着多次成功鋤奸，根據地日益穩定。各個根據地到1943年時，已基本恢復到日寇大掃蕩前的規模，並開始了對日寇的反攻。植根於羣眾的“防內奸”工作，也是抗戰勝利的重要保障。

　　參考資料：李小玉《抗日根據地懲治漢奸研究》、趙華《抗日根據地漢奸類型及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