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對華“文化交流”活動及當前的遐想_風聞

中國是日本對外侵略過程中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近代以來，日本採取以“國際文化交流”的外衣，實則單純為本國利益服務的文化外交手段，對中國進行情報收集和文化侵略工作。日本人手段之豐富，目標之長遠，手法之隱蔽，個人之堅韌，確實讓我歎為觀止。因此我們必須要時刻保持警惕，尤其是在當前日本已經主動捆綁在美國的反華戰車上的情況下，無論學界還是新聞界，在對外交流中請不要迷失了自我。

軍方主導的早期“民間”間諜活動

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在近代其對大陸進行擴張的野心蓄積已久。1855年與美俄簽訂友好條約後，長州藩士吉田松陰就説：

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與夷狄。必須嚴定章程敦厚信義，在此期間蓄養國力，割據易取的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的土地作為補償。

這就是木户孝允的“徵韓論”理論源頭，以朝鮮半島為跳板逐步蠶食中國，進行殖民擴張。因此日本很早便積極開展對華情報收集工作。例如：1872年，經江藤新平建議，由西鄉隆盛安排，陸軍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化妝為商人潛入中國東北，調查當地地理、政治、軍事、風俗等情況。

最初日本的對華情報工作由軍方主導，潛入中國的間諜多是在役軍人，以從事商業活動為掩護進行活動，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1886年由參謀本部指派陸軍中佐荒尾精在漢口建立的“樂善堂”分店。

漢口“樂善堂”分店可以説是日本第一個以商事為掩護的在華間諜機構。它以經營藥品和書籍為掩護，在中國各地建立支部，構建了龐大間諜網絡。樂善堂最大成果就是其編寫的《清國商業總覽》，是日本瞭解中國情況，制定對華政策的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樂善堂”最早是由日本浪人岸田吟香在上海設立，這位“玄洋社”成員亦是日本對華情報界的大佬，至於日本浪人的在華情報工作不是本文的論述重點）

荒尾精的另一傑作便是1890年於上海創辦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這是日本局方專門培訓對華間諜的機構，同時也是日本第一家專門培養中國研究人員的學校。雖然荒尾精此時已非在役軍人，但與日本軍方仍保持密切關係，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經費和運營都受到了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的全力支持。日清貿易研究的八十九名畢業生中，幾乎全部都在甲午戰爭中充當了日軍的間諜和翻譯。

日本早期的在華間諜活動，經歷了一個由“獨狼式”的活動轉向機構化運營的過程，從以經商為掩護髮展出在華設立學校、報社等新形式。由軍部主導的間諜活動，還未對中國教育界、文化界進行大規模滲透。但隨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擴張和侵略策略的“改進”，軍部之外的玩家也逐漸登場，日本學界在其後的侵略活動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活動和套路

什麼是“文化侵略”？據上海大學陶飛亞教授考證，“文化侵略”一詞最初是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對近代西方在華基督教事業的“惡諡”。1921年，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各國政府拿傳教做侵略的一種武器，所以招中國人的怨恨。”

改革開放以後學界對“文化侵略”概念的批判我不想作評價，鄙人確有民族主義情節，亦只是在高校裏努力搬磚的人文學科農民工，只列舉一些代表性的“主流”觀點以饗眾賢，請自行判斷：

一、“文化侵略“只是一種“本位文化的國粹思想”。

二、“文化侵略”不是一個規範的學術概念，它只是50年代初在戰爭狀態下的情緒化產物。

三、“文化侵略”只是一政治口號，認為政治口號不適於用作學術標準。

我談不了近代在華基督教的問題，只是對近代中日文化學術交流還有些許瞭解，我就談談日本知識界如何以學術交流和研究為名配合日本侵華的。畢竟抗戰結束後，國共兩黨都對“附逆文人”進行過清算，所以就必須要討論日本人是種下了什麼樣的種子，結出了文化漢奸的“碩果”。

經甲午、五四，中國國內的排日情緒日益高漲，日本不得不改換對華外交思路，用更加“温和”的“日中親善”策略以繼續在中國攫取利益，並穩步推進“大陸政策”。

過去由軍部主導的明火執仗式的間諜活動依然存在，在此之外，外務省、文部省以及其他日本民間社團企業也成為棋局中新的玩家，它們以文化交流和增進國民瞭解為幌子，對華實行政治和文化滲透，篩選並培養親日分子，收買漢奸，盜騙中國文物古籍。這些配合日本侵華方略的文化活動，我個人將其認定為日本對華的“文化侵略”。

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主要套路：考古探險、互派留學生、學界的人文互訪、設置學術機構等。客觀上中日一衣帶水，因同文同種，自然容易生出親近感，中日之文化交流也十分頻密。下文將其中涉及大量中日近代學人，有些是單純的學術交流，有些顯然則是包藏禍心，希望大家能認真甄別，區分對待。

一、考古探險

（一）白鳥庫吉與滿鐵“滿洲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

白鳥庫吉是日本東洋史學界泰斗，日本東洋史學東京文獻學派創始人。作為將西方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導入到東洋史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學術上的貢獻是無容否定的。

設立於1906年的殖民組織滿鐵，有遠東東印度公司之稱，可謂臭名昭著。下面談談滿鐵在中國組織的考古活動。

1908年1月，“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東京支社設立了“滿洲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由日本著名歷史學家白鳥庫吉牽頭主持，召集了一批學者，廣泛從事文化、政治、歷史、地理研究。該組織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對東北渤海舊都及金上京遺址的考古活動，並出版發行了大量的鼓吹“滿蒙獨立”的研究報告，成為為日本國策服務的工具。白鳥庫吉的“朝鮮古傳説否定論”“滿鮮不可分論”“長城以北非中國論”“滿蒙一貫獨立論”“中國南北對抗論”就是典型代表。

當然，白鳥庫吉更為中國人熟知的還是“堯舜禹抹殺論”，其中對顧頡剛古史辨學派的形成有推動作用。然而正是因為白鳥庫吉在學術上的成就，以及東京文獻學派在國際漢學界巨大的影響力，國人很容易就走入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陷阱”，或是因盲目崇外而不加甄別地引用白鳥們的理論。

白鳥庫吉的政治立場非常明確，他曾告訴裕仁，明治時期的戰爭是為了“東亞和平”，以仁愛對待他國，朝鮮併入日本不僅對朝鮮有利，而且有利於全體“東洋”人民。

白鳥庫吉這一套為擴張行正名的理論，説明了即便是運用近代實證主義方法，由於研究者的“主觀動機不純”等原因，所得出的結論未必與歷史事實相符。

提到白鳥庫吉就不得不多説一句東京文獻學派，他們這一派中有不少人到中國訪學過，與中國文人有非常好的私交。但該學派的大本營東京帝國大學與軍部關係甚密，因此不少人是軍國主義的鼓吹手。例如白鳥庫吉的弟子羽田亨，西域研究的大咖，此人到中國訪學時與羅振玉、王國維、胡適都有過交往，但其在擔任第12任京都帝國大學校長期間，其治下有數千京都帝國大學學生參加了日本軍，成為侵華日軍戰利品部隊和細菌戰部隊的成員。2006年6月10日，現任京都大學校長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學文學部創設百週年紀念》講話中説：“1943年11月20日，羽田亨校長在地域預備隊學生入伍踐行式上如下説：‘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歸來，大學的門一直為你們開着，在等待着你們。‘……根據大學文書館的調查，在學生入伍儀式上，京都大學有4500名在校生成為了日本軍人。其中，文科的學生將近八成都成了軍人。後來確認有260名學生死在戰爭中。”

白鳥庫吉早已作古，但他的遺毒還未遠離，美國漢學界不少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例如以“新清史”聞名中外學界的歐立德，雖然他每次與中國學界交流時都強調自己的研究不是為了分裂中國。但至少，我們不能期待學術與政治完全不發生聯繫。在一次學術交流會中，一位北大的老師就提醒我，你一定要留意“新清史”這些人的學術贊助人是誰，有無官方和反華機構的背景。

（二）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與敦煌文書

受到英法在內亞探險活動的影響，大谷光瑞也組織了三次對內亞的大規模探險活動。在1912年的第三次探險活動中，探險隊成員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截獲不少敦煌文書。

實際上，日本人作為莫高窟的後來者，其所得文書文物遠不及斯坦因、伯希和。但作為近代以來中國的一次文化浩劫，仍然有不少關於“學術交流”話題值得一説。

日本人於敦煌所得，主要購自王道士。今日網絡上有不少為王道士開脱之言，但至少王道士之“虔誠、無知而又很執著”（斯坦因語）是公認的。英人斯坦因自稱“西來玄奘”，藉此成功騙取了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在敦煌出手非常闊綽，這還讓敦煌縣令汪宗瀚和縣民對其大加讚賞。王道士也因得了四十兩馬蹄銀的“功德錢”十分滿意，其後“西來玄奘”越來越多，王道士生意興隆。而斯坦因滿載而歸，“中外禔福”，皆大歡喜。

斯坦因在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時説：

可以利用我學者的身份，使當地人對我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不會提出什麼異議。

斯坦因可謂一語道破天機。在中外交流史上，中國人因對方“學者”的身份而完全喪失判斷力的例子並不鮮見，至今仍有人陷入其中而不自覺。

斯坦因這位“大學者”的學術品味也確實得到了驗證，其帶走的文書質量遠不及後來的伯希和，破壞式的翻箱倒櫃給後世研究者也造成了不小麻煩（伯希和一進入洞窟就注意根據擺放位置對文書進行編號），大概也只有在品相上勝於法藏。另外，在敦煌最為野蠻的莫過於美國人，他們來得太晚，所得無多，於是直接用刀割走整幅壁畫。

清末國家風雨飄搖，對於文物古籍的保護根本無法得到落實，建立現代的文物保護體系更是奢論。以至於鳥居龍藏在中國進行考古活動和人類學調查事也未受到太多限制，而日本人對中國古籍的系統蒐羅更是一段讓中國知識界至今傷痛的往事。另外，王道士和汪宗瀚兩人監守自盜，敦煌文書在集中轉運途中有被各級官僚又層層卡要，以至有了今日之局面。

二、外務省主導下中日人文交流

交換留學生、組織雙方人文互訪本是極正常的人文交流活動，對防止國家戰略誤判，促進雙方國民瞭解，有積極作用。但近代日本的對華方針始終服務於侵略擴張政策，“温和”的人文交流亦服務於此，與軍方主導間諜活動無本質區別。

日本在華設立的文化機構眾多，涉及新聞媒體、學校、文化研究組織等，先列舉一些重要的官方及半官方的新聞機構，其中部分受外務省直接遙控。

（一）新聞媒體及文化教育機構

《順天時報》

説到《順天時報》就不得不提中國新聞史上重要的人物中島真雄。中島真雄為荒尾精“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畢業生。1901年，中島真雄在北京創辦《順天時報》；1905年，在營口創辦《滿洲日報》；1906年，在奉天創辦《盛京日報》。後兩份報紙都受到軍政署遙控，服務於日本的侵華政策。1915年，因民眾反感“二十一條”，《盛京日報》銷量大跌，經營困難。中島真雄向外務省求救，外務省派官員前往考核該報，經查未有徇私舞弊現象，最終外務省聯合滿鐵予以紓困。

《順天時報》在1905年就被轉讓給日本公使館，成為受日本外務省控制的在華半官方言論機構。當然，大家最熟悉的還是袁克定用一份假《順天時報》狠狠坑了一把自己的老爹，可見此報在中國的影響力。

東方通信社

東方通信社成立1914年成立於上海，是外務省的對華宣傳戰機構。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1915年給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關於對華新聞政策的電函中有所説明:“東方通信社由有吉總領事發起，宗方小太郎經營。”有吉明表示，當前有關日本的新聞等都是由路透社提供給中國報紙，創立此社意在扭轉此局面。有吉明在1917年給外務省的報告中對設立此社的目的作了更加明確的説明。

一、控制中國報紙的信源，進而加以引導利用。

二、加強與中文報紙的聯絡，以期逐步控制中文媒體。

三、利用記者身份和通訊社之便利，物色和扶持親日分子。

外務省企圖收買中國媒體人，操縱中國輿論，可謂是“傳統藝能”。

在媒體之外，日本在華設立的教育文化機構有東亞同文會、同文書院、斯文會、善鄰書院等。日本在東北還設立了滿鐵調查部、滿蒙文化協會、東亞考古學會、滿洲考古學會、滿洲古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協會等。以上機構都是以媒體交流、學術研究的名義對華開展文化侵略和間諜活動。從名字就可以看出，日本以中日同文同種為旗號來麻痹中國人，從抗戰爆發後的種種情況來看，日本人的這一套策略收到了豐厚的回報。

又35-36年國府參謀本部第二廳一處彙編的敵情參考資料載：

申江俱樂部，各主報新聞記者。系代使館赴各處偵查及情報工作者。

同文書院，上海徐家彙。查該校學生大部偵查我方軍事政治經濟等各狀況者，故不啻為一偵查機關。

華北國際通信社，天津秋山街日滿記者協會內。系受日軍部新聞系特命以偵查我國軍政情況者。

（二）“東方文化事業”

所謂“東方文化事業”，原稱“對華文化事業”，是二、三十年代日本政府在“開展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事業”的名義下，實施的對華文化交流活動。主導此項工作的還是外務省。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國內的大規模反日運動仍然此起比伏。而在締結《九國公約》後，日本也被迫接受中國被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控制的局面，而西方民眾的厭日情緒也漸起。面對這種情況，日本開始推行“幣原外交”，改變過去對華進行武力壓迫的政策，並宣佈“不干涉中國內政”，“東方文化事業”就是在這一國際大背景下誕生。

“東方文化事業”的主要活動是資助中日文化交流和補助中國留日學生學費，其經費來源是日本退還的“庚款”。其實日本退還“庚款”乃是不得已而為之。一則在美國退還“庚款”後日本遭受了巨大的國際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反應；二則在中國國內的反日浪潮和美國大開留學方便之門的影響下，中國留日學生持續大幅下降，日本擔憂將中國未來教育、文化的主導權讓與美國。

日本在推進“東方文化事業”最初得到了北洋政府和中國學界的歡迎，中方曾致電日方表示感謝。

1924年2月6日由汪榮寶與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出淵勝次草簽 《對華文化事業非正式協議會備錄》，史稱 《汪—出淵協定》或 《中日文化協定》。其主要內容包括日本尊重中國有識之士的意見；在北京設立圖書館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上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在庚款基金有餘額 的情況下，於適當地點設立博物館，在濟南設立醫科大學及附設醫院，在廣州設立醫科學校及附屬醫院；針對前述各項事業，成立約有20名委員組成的評議委員會，委員中日各半，且由中國人擔任主席； 中國政府為在北京設立的圖書館及研究所“免價撥給”土地。

協定中的20人委員會即日後的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而負責落實留學生政策的主要機構是日華學會和日本高校。

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

1925年10月，中日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在北京北海公園靜心齋召開第一屆總會。1926年7月，召開臨時會議，決定將中日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更名為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並由日方代表東亞同文會理事大內暢主導通過 了《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章程》，宣稱該會對“庚款”的管理和使用不能牴觸 《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案》及其相關法規。這等於將“東方文化事業”完全至於日本政府的管理之下，架空了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的權力。北洋政府對此表示抗議，但未有退出之舉動。

在1927年的上海分委會上，日方主張依託日本高校先行設置一些涉及中國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研究項目，部分中方委員憤而辭職。而此時北伐軍也一路勢如破竹，中國國內的革命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濟南慘案爆發後，以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總委員會委員長柯劭忞為代表的中方委員全體辭職，表示不接受日本在高唱“日中親善”和“文化合作”之下對華進行武力干涉。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中方要求日本全數返還“庚款”。教育部長蔣夢麟在給駐日公使的信函中表示，該協定是日本對華文化侵略工具，要求所有中方委員退出委員會，並廢除《中日文化協定》。其後國府與日本經年交涉無果，至九一八爆發後，日方仍然在單方面推行“東方文化事業”。

中國學界對日本的“東方文化事業”最初也抱有好感，但朱經農、王雲五等人也對日方的動機表示質疑，擔心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會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工具，要求政治人物退出，使之成為純粹以學術組織。在日方意圖日益清晰後，中國學界也基本形成了日方“借發展文化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實”的共識。

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作為外務省推動的“東方文化事業”的名義管理機構，從始至終都是受到外務省的控制，經費由外務省管理劃撥，本就打算將其作為侵略工具，最終以至中方代表完全退出。

日華學會

日華學會1918年成立，是由澀澤榮一、高橋是清等人號召成立的統籌中國留日學生事務的民間團體。日華學會在成立之初，全部仰賴民間捐助。1921年，由於業務擴張，遂要求日本政府給予幫助，外務省補給該會15萬日元。日本國會通過《對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案》後，日華學會被納入到“東方文化事業”中，以“庚款”作為主要經費來源，演變成了一個在外務省控制下的半官方機構。到1941年後，日華學會的管理方才移交到興亞院、文部省、大東亞省等其他機構。1945年3月，日華學會解散。

日華學會在幫助中國留學生適應當地生活上也確實做了不少工作，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希望向中國留學生灌輸“精神教育”，極力倡導 “日支親善”“文化提攜”。會長細川護立也對此也直言不諱: 

當前為日華真正融合提攜、向東亞新秩序建設大業邁進的關鍵時期， 本校教職員應逐步將學生精神教育置於重點，以陶冶其人格、增強其體魄，本校職員為培養中華民國將來之人才，肩負重大職責。

而與日華學會相配合的日本高校，在向中國留學生灌輸“感恩”教育時也不遺餘力。東京商科大學要求中國留學生填寫“誓約書”，主要內容如下：

我此次基於日本政府對華文化事業相關法案之一的《中國留學生給費實施大綱》，從大正某年某月開始，每月領取學費補助70日元，至為感謝而專心勤學，發誓畢業之後，體悟是項主旨，奮力報答隆恩。

中國旅日留學生對日本政府的種種舉動抱有十分之警惕態度，擔憂所謂補助是企圖收買留學生，挑選和培植親日分子，將他們轉化為侵略中國的工具。**1923年6月26日，中國留日學生總會發表宣言，拒絕接受日本所謂退還庚款之補助。他們認為日本政府實施對華文化事業主要有兩個目的：藉此堵塞中國人，尤其是留日學生的反日之口； 推行文化侵略，輔助日本對華侵賂擴張政策 。**但是，在經過激烈的抵制和生活的困頓後，王境澤定律發動。在日留學生大多還是接受了外務省的資助，並簽訂“誓約書”。

1930年，國府教育部訓令留日學生停止接受日本的“東方文化事業”補助金。留日學生代表在1931年回國向國府反應在日學生情況，請求予以紓困，得到的最終結果是教育部更加嚴厲的訓斥。

外務省依託“東方文化事業”，在我提到的上述活動外，還積極邀請中國學人訪問日本，向中國派遣日本留學生，在中國購買珍稀古籍和文物。邀請中國學人訪問日本的目的與資助留學生的目的一致，且在金額上更勝於資助留學生。向中國派遣日本留學生，經費亦由“庚款”支付，可見日本人之虛偽。在中國購買珍稀古籍，看似是經濟行為，但我個人堅持認為日本是在趁人之危，亦可歸入文化侵略之列。

關於現實的一些聯想

對於包括中日交流在內的所有對外交流活動，我個人都持開放的積極態度。但是隨着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還是應該抱有警覺，“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不光是講給美國人聽的，亦對國人當有警醒。

從日本的對華情報工作來看，日本對中國的滲透活動令人咋舌。參與機構不獨陸海軍、外務省，大藏省、文部省、農商務省，乃至民間的銀行商社、浪人也不甘落後。而日本人又特別熟悉中國文化，以傾慕中土唐風之名結交中國知識界，很容易讓中國的文化人陶醉其中，只以為其是真心求學，這讓日本間諜在中國屢試不爽。

日本情報界在培養對華諜報人才時，也特別注意培養學員的中國舊學涵養。據外務省選派第一期留清學生瀨川淺之進的回憶，他在華的主要活動有：學習漢學及詩文；調查地理兵制；研究政治經濟，以保持兩國親和；中國時文。“學習漢學及詩文”位列第一。

外務省特喜為中國的媒體人、學者開出“豪華套餐”，進行籠絡。二、三十年代外務省以“東方文化事業”名義資助中國學者訪日，楊樹達、張元濟、沈尹默、劉文典、董少康、傅增湘等都曾以此赴日。其中大部分還是保持清醒，但還是有人在這種“學術交流”中迷失了自我。

與日本交流者未必都是親日分子，批評日本者也不免有墮落為漢奸。

楊樹達與日本學者關係密切，並參與東方文化事業研究所的《四庫提要續編》編撰工作（柯劭忞、傅增湘等亦參與其中，柯劭忞在退出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後依然參與其中。文獻目錄學與政治幾無關聯，故《四庫提要續編》仍能暫時繼續進行，但最終還是流產），為日本人講課。但楊樹達在接待日本學界代表時，或直接批評“日本軍人橫恣過甚，遭世界之嫉視，絕非日本之福”，又借講授湖南文化宣稱“湖南人篤信民族主義，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覺外患最敏，吸收外來文化最力，且在全國為最先”，並希望“聽者會餘微意，有所警覺耳”。於此類似者還有另一湖南學人餘嘉錫，在與日本人進行學術交流時仍保持民族主義本色。

張元濟1928年訪日，在促進中日和解的願望下，作詩曰：“當世同文僅兄弟，區區鬩牆只細事。安得爾我比户陳詩書，銷盡大地干戈不祥氣。”然而現實很快就擊碎了張元濟的理想。1932年1月29日，日軍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公然違反國際法，商務印書館所屬的東方圖書館珍藏的45萬冊圖書，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張元濟的畢生心血毀於一旦。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元濟對日本訪者一律謝絕。

在偽滿和抗戰期間，鄭孝胥、羅振玉、湯爾和、錢桐、傅增湘等人繼續與侵略者合作，參與偽組織和學術機構，成為漢奸。比較喜感的是，曾指責“日本對華行動不見文化，只有武化”的周作人（據蔣夢麟回憶）最後也附逆了，成為了主席欽定的文化漢奸，把兩黨的牢飯都吃了一遍。

作為日本對華諜報工作的重要參與羣體，近代日本留華學生也有着非常不光彩的記錄，或主動或被動充當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工具。桑兵也曾感嘆日本留華學生“學生乎？間諜乎？”上文提到的軍部和外務省選派的留學生大多帶有明確的滲透任務，文部省選派的留華學生也值得一説。

文部省留意到維新變法後中國會推進教育改革，也開始選派的留華學生，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原文部大臣外山正一和東京女子高師校長矢天部良吉提議派人到中國幫助培養教育人才，既能培養中國的親日傾向，緩和甲午以來的緊張關係，進而爭奪中國的教育權，“指導中國教育界”，最終他們選定了日本著名的漢學家服部宇之吉到中國訪學。

不過我們也要留意到日本文化界中也確有友華人士存在。例如鳥居龍藏在燕京大學任職時，也對中國教授受到日方的迫害深表同情。“學問的留學生”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更是日本留華學生中的另類，這兩位狩野直喜的高足，穿中國傳統服裝，拜訪中國學者，遊歷名勝古蹟，看戲，不過問政治。回到日本之後還是堅持説中文，在京都大學食堂打飯亦用中文，堪稱“精中”。

最後説一下在中國網絡上有不少討論度的《上海的芥川龍之介》。芥川龍之介以大阪每日新聞社海外視察員的身份來華觀光視察，歷時三個多月，遍游上海、蘇州、杭州、南京等地。回國後，陸續在報刊上發表遊記，1925年出版單行本《支那遊記》。《上海的芥川龍之介》能夠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其原因是主創團隊嘗試以芥川的視角去回顧混亂而苦難的舊中國，同時又去探尋一個古老民族的底力，並最終在中國的青年人身上找到了蓄藏的“力量”。這樣的敍事確實很容易引起歷史與現實的共振，並引發中國青年人的共鳴，這些無疑都是《上海的芥川龍之介》主創們對《支那遊記》創新性解讀的產物。但我必須指出，《支那遊記》所描寫的當然是真實的舊中國，其個人的左翼立場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熱愛也讓我相信他種種的“冷嘲熱諷”更多是一種對理想中國的幻滅和對現實中國的恨鐵不成鋼。但《支那遊記》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又確實投合了當時日本學界流行的“支那衰亡論”。《支那遊記》1925年出版後很快便脱銷，並在短時間內數次再版。考慮到日本當時狂熱的軍國主義社會氛圍，《支那遊記》受追捧，其社會影響效果與鼓吹侵華的“筆部隊”作品無異，無助於中日和平。

《上海的芥川龍之介》在《支那遊記》中解讀出了中國復興的種子，而二十年代的日本人卻從中解讀出了日本徵服中國的“理由”。當一部文藝作品被創作出來後，讀者必然會參與到作品的解讀中，或準確或扭曲，但解釋權終究不再被作者完全掌控。

囉嗦了這麼久與外務省無關的芥川龍之介，其實我就是想誠懇地説一句：各位“大文豪”們，與外人交流時請多一個心眼，不然真的可能會“遞刀子”。

部分參考文獻：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

徐志民《文化合作與敵對的“契機”——中國人眼中的“東方文化事業”》

張啓明《試析日本20世紀初至1930年代開展國際文化交流事業的實質》

於長敏、王雨《試論近代日本的對華文化情報戰略——勤學歷史研究視角的分析》

石嘉《日華學會與留日教育（1918-1945）》

陶飛亞《“文化侵略”源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