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 |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與內在規律_風聞

張傑 |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然而，針對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而言，究竟將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保持在什麼層次、何種水平，卻是一個尚未得到足夠關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基礎性問題，這是擺在中國學者面前迫切需要得到深入研究的重大命題之一。本文擬從全球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發展進程中的變化趨勢和內在規律入手，探析決定中國今後一段時期內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變化趨勢的核心因素，在此分析邏輯基礎上，對其基本穩定的合理水平作出預測。

是否存在全球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基本穩定的規律

其一，從全球主要發達國家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演變規律來看，可以得到的一個判斷是，多數發達國家的比重均呈現出持續下滑的基本態勢。

依據主要發達國家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來看，可以將這些發達國家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變化趨勢歸結為以下幾種類型（圖 1、表 1）：

一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大幅度下降型。比如，法國從 1960 年的 22.52% 持續下滑到 2019 年的 9.82%，新西蘭從 1971 年的 25.50% 持續下滑到 2017 年的 10.24%，芬蘭則從 1975年的 35.49% 持續下滑到 2019 年的 24.19%。

二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中等幅度下降型。比如，瑞典從 1980 年的 20.87% 下降到2019 年的 13.04%，意大利從 1990 年的 20.02%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14.87%，澳大利亞從 1990年的 13.83% 下降到 2019 年的 5.64%，西班牙從 1995 年的 16.27% 下降到 2019 年的 11.16%，而比利時從 1995 年的 18.34% 下降到 2019 年的 12.16%，德國從 1991 年的 24.85% 下降到 2019 年的 19.11%。

三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小幅度下降型。比如，瑞士從 1990 年的 20.49%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18.73%，葡萄牙從 1995 年的 15.94%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11.98%，美國從 1997年的 16.09% 逐步下降到 2018 年的 11.26%，日本從 1994 年的 23.49% 逐步下降到 2018 年的20.75%。

四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上升型。韓國是在我們樣本觀察期內實現正增長的發達國家，由 1960 年的 11.40% 逐步上升到 2019 年的 25.32%。

數據來源 ：本圖和以下各圖的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

其二，從全球主要新興國家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演變規律來看，新興國家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呈現顯著的分化現象，部分新興國家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呈現較大幅度下降態勢，部分則呈現上升態勢（表 2、圖 2）：

一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大幅度下降型。比如，巴西從 1961 年的 25.40%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9.44%，阿根廷從 1965 年的 41.18%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13.00%，智利從 1960 年的 21.81%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10.04%，均是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國家。

二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中等幅度下降型。比如，菲律賓從 1960 年的 24.59%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18.46%，南非從 1960 年的 19.22% 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11.78%。

三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小幅度下降型。比如，印度從 1960 年的 14.75% 逐步上升到 1979 年的 17.85%，再波動式下降到 2019 年的 13.65% ；墨西哥從 1965 年的 18.65% 逐步上升到 1988 年的 22.10%，再波動式下降到 2019 年的 17.33% ；埃及從 1974 年的 16.79%，較小波動式地變化到 2019 年的 15.91% ；越南從 1985 年的 20.51%，一路波動式下降到 2019 年的 16.48% ；俄羅斯從 2002 年的 15.19% 逐步下滑到 2013 年的 11.06% 最低點，又逐步上漲到 2019 年的13.09% ；波蘭從1985 年的 19.38% 逐步下降到2002 年的 14.31% 最低點，又逐步上升到 2019 年的 16.64% ；肯尼亞從 1960 年的 8.71% 一路波動式上漲到 2006 年的 12.69%，又逐步波動式下滑到 2019 年的 7.54%。

四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大幅度上升型。比如，馬來西亞從 1960 年的 10.26% 逐步上升到 1999 年的 30.94% 最高點，又一路波動式地下降到 2019 年的 21.44% ；泰國從 1960 年的12.54% 逐步攀升到 2007 年的 30.59% 最高點，又持續下滑到 2019 年的 25.31% ；孟加拉從 1960年的 5.31% 一路波動式地上漲到 2019 年的 18.93% 最高點。

五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中等幅度上升型。比如，土耳其從 1960 年的 12.78% 波動式上漲到 1995 年的 22.57% 最高點，又波動式地下降到 2019 年的 18.28% ；印度尼西亞從 1983 年的 13.43% 波動式上漲到 2002 年的 31.95%，又波動式地下降到 2019 年的 19.70%。

六是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小幅度上升型。比如，沙特阿拉伯從 1968 年的 7.75% 波動式增長到 2019 年的 12.54% ；而埃塞俄比亞從 1960 年的 8.71% 波動式增長到 2007 年的最高點12.79%，然後又波動式下滑到 2019 年的 7.54%。

依據以上主要國家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態勢及其可能的內在規律，有如下基本事實或內在規律方面的重要發現 ：

第一，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定位的核心發達國家，出現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快速下滑的基本趨勢，這表明經濟金融化對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部門產生了擠出效應。美國和英國將自身定位為全球金融中心，美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從 1997 年的 16.09% 持續下滑到2018 年的 11.26%，美國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其 GDP 的來源已經主要依靠金融業以及科技創新相關產業；與之類似，作為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的英國，其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由 1990 年的 16.67% 逐步下滑到 2019 年的 8.59%。

第二，作為全球科技創新較強和高端製造業相對更強的發達國家，出現了製造業增加值佔GDP 比重穩定變化的現象，表明堅守製造業根基對發達國家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性。對於全球獨立自主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鏈體系中高端製造業發展能力僅次於美國的日本和德國而言，面對20 世紀 70 和 80 年代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興起，在經歷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小幅度下降後，進入 2000 年均出現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基本穩定的現象。圖 3 顯示，德國和日本在 2000 年之後均出現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基本維持在 20% 的現象。事實上，正是德國和日本在製造業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的高端環節地位，確保了其經濟利益並未受到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重大沖擊。

第三，少數發達國家出現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持續上升的重大現象，由此説明發展高端製造業對推動一國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具有基礎性作用。 2012 年，韓國是世界第七個躋身“最發達大國”的國家，是全球二戰後唯一進入“ 20—50 俱樂部”的新興國家。所謂“ 20—50 俱樂部”，就是指一國國民收入在兩萬美元以上、人口在五千萬以上（50M）的大型規模國家。而從韓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來看，從 1960 年的 11.40% 一直增長到 2011 年的 28.24% 最高點，之後逐步下降到 2019 年的 25.32%。就 2019 年的數據而言，韓國是主要發達國家中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相對最高的國家。（圖 4）

第四，全球新興國家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變化趨勢並未呈現出共同增長或下降的統一規律，反而表現出多樣化、複雜性的變化趨勢，既有前高後低的倒 U 型關係變化，也有前低後高的 U 型關係變化。具體來看，部分新興國家出現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大幅度下降的現象，部分新興國家也出現了該比重明顯提升的現象。例如，巴西、阿根廷、智利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發展困局的南美等國家，呈現出該比重較大幅度下降的現象；而位於亞洲經濟圈中的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孟加拉等國，則出現了該比重較大幅度的提升；此外，部分非洲地區的新興國家該比重也逐步提升。更為重要的是，類似印度、南非、墨西哥、埃及、越南、俄羅斯、波蘭、肯尼亞等新興大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均程度不等地出現了該比重相對下降的現象。

第五，全球新興國家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呈現較為顯著的異質性或者分化性特徵，可以將之區分為不同的發展層次。具體來看， 2019 年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超過 20% 的新興國家包括中國（27.17%）、泰國（25.31%）、馬來西亞（21.44%）等，而處於 15%~20% 區間的新興國家有土耳其（18.28%）、墨西哥（17.33%）、埃及（15.91%）、越南（16.48%）、波蘭（16.64%）、菲律賓（18.46%）、印尼（19.70%）和孟加拉（18.93%）等，位於 10%~15% 區間的新興國家包括印度（13.65%）、南非（11.78%）、阿根廷（13.00%）、沙特阿拉伯（12.54%）、俄羅斯（13.09%）、智利（10.04%）；低於 10% 的新興國家是巴西（9.44%）、埃塞俄比亞（5.59%）、肯尼亞（7.54%）。可見，新興國家的發展模式也具有多樣化特徵。

無論是從全球發達國家來看，還是從新興國家的發展經歷來看，似乎難以歸納出一個統一的演化規律。更為重要的客觀事實是：一方面，在發達國家中，既有依靠全球金融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等服務業主導的類似美英發展模式，也有依靠自身國家高端製造業和科技創新實力搶佔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高端環節的類似德日韓發展模式。而在新興國家中，既有利用低端生產組裝製造環節實現經濟起飛的亞洲發展模式，也有憑藉自身特定資源要素稟賦優勢或地理區位優勢實現特色製造業擴張的南美髮展模式，更有大量由於製造業發展動力不足而陷入經濟起飛困局中的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值得關注的是，德國、日本、韓國、美國等這些全球的典型工業化強國，在國民收入達到了相當高水平的發展階段後，均出現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處於基本穩定水平狀態的現象。具體來看，美國在進入 2009 年之後，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水平就穩定在 11%~12% ；德國 1993 年之後，穩定在 19%~21% ；日本在 1998 年後就保持在 19%~22%。特別是韓國，自從進入 1984 年之後，該比重就穩定在 24%~27%。由此可以歸納出的一個基本規律是，主要工業化強國在經濟發展到高度發達水平後，均出現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處於穩定水平狀態的現象，可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 比重維持在某一合理水平的基本穩定狀態，對於保證一國的高質量發展模式至關重要。（圖 5）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階段性特徵和獨特規律

（一）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及其重大問題認識

針對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可以將之歸納為三個典型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倒 U 型變化期。從 1960 年的 31.53% 上升到 1978 的 41.10% 最高點之後，又持續下滑到 1997 年的 32.87%。第二階段：平穩期。從 1998 年的 31.55% 持續到 2012 年的 31.53%。第三階段：持續下降期。由 2013 年的 30.67% 持續下降到 2019 年的 27.17%。不難發現，在進入2013 年之後，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始終處於一個持續下滑的通道之中，由此引發的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中國今後的發展趨勢究竟是遵循德日模式（維持在 20% 左右）、美國模式（維持在 11% 左右）、韓國模式（維持在 25% 左右），還是要摸索出獨特的中國模式（不同發展階段維持在不同水平）？當然，也不排除在今後一段時期內，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呈現築底反彈的突出現象，進而導致 U 型發展規律的出現。（圖 6）

1.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高”嗎？ 1960—1999 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均值為 34.27%，處於所有國家的相對前列。進入 2000 年之後，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均值為 30.77%，處於全球領先地位。這自然引發出一個問題，針對中國如此規模龐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否存在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高”現象？筆者以為，中國這種所謂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高”的現象，是由中國獨特的相對齊全的工業體系，能忍受簡單勞動和加班延時工作狀態的國民，主動推進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紅利，以及自身迅速擴張和升級換代的本土市場需求規模等形成的綜合優勢所決定的，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組裝製造環節的最優集聚地。就此而言，中國並不存在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高”現象。

2.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出現“過早過快”下降的現象嗎？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自 2012 年以來就進入持續下滑通道，由 2012 年的 31.53% 持續下降到 2019 年的27.17%，7 年間下降了 4.36 個百分點。由此引發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是否出現了“過早過快”下降現象？據筆者觀察，在韓國的人均 GDP 由 1999 年的10672 美元增長到 2007 年的 24086 美元的發展階段中，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從1999 年的24.66% 變化為 2007 年的 25.48%，非但沒有發生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持續下降現象，相反出現了穩中有升的情況。對比來看，中國的人均 GDP 由 2011 年的 5618 美元增長到 2019 年的10300 美元時，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則由 2011 年的32.06% 持續下降到 2019 年的 27.17%，下降幅度高達 4.89 個百分點，中國出現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早過快”下降的情況。值得關注的是，與韓國高端製造業的外向型支撐模式不同，中國作為全球獨一無二的超級發展中大國，基於自身所擁有的國民收入持續增長帶來的消費升級換代和高端市場的需求擴張，需要走向利用依靠國內大循環體系為主的高端製造業發展模式，進一步支撐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保持穩定。（圖 7）

（二）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階段性特徵及其獨特規律

要科學認識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的動態變化特徵，並探索其中可能的內在演化規律，就必須全面分析支撐中國自身製造業發展的各種內外動力機制，系統性地分析中國自身獨特的發展條件和綜合優勢，進而探析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演化規律的理論基礎。

1.從中國製造業發展的動力機制變化規律來看，可區分為如下階段（圖 8）：

一是內需支撐發展階段。 1960—1978 年，中國完全處於內需支撐型的製造業發展階段。在此階段，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發生了一個較為明顯的 U 型變化態勢，由 1966 年的31.53% 下降到 1968 年的 25.81%，接着又持續攀升到 1978 年的 40.10%，達到中國在 1966—2019 年的歷史最高值。這一現象説明，在中國未實施對外開放戰略之前，製造業是中國經濟的主要支撐，同時也表明，中國完全可以憑藉自身的內需市場，將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支撐和維持在一個較高水平。

二是開放後負面衝擊階段。 1978—1984 年，中國在 1978 年全面實施對外開放國策後，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經歷了快速下滑的特定發展階段，由 1978 年的 40.10% 較大幅度下降到 1984 年的 34.95%，在對外開放後的 6 年期下滑了 5.15 個百分點。可見，是國外製造業產品的進入，對中國既有的內部產業循環體系帶來巨大的負面衝擊，導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短期內出現快速下滑的現象。

三是開放後外需支撐階段。1985—2012年，中國處於外需支撐型的製造業發展階段。在此階段，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較為平穩， 1985 達到 34.42%， 2012 年為 31.53%。這一現象表明，對外開放促使中國全面切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參與相對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生產組裝製造業環節，也逐步成為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全球加工廠”，由此進入外需支撐型的製造業發展階段。

四是外需不足階段或內需啓動階段。 2013— 2019 年，中國的出口動力面臨多重風險和挑戰。一方面，中國各種要素資源成本和環境制度性成本的快速上漲，削弱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低成本出口優勢；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由於持續擴大的不平等現象激發了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逆全球化行為發生，使中國製造業企業賴以生存的外需增長空間面臨極大擠壓。特別是 2017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全面爆發，進一步擠壓了中國製造業的出口空間，促使甚至是迫使中國製造業體系的發展動力由外需驅動型向內需支撐型轉變。事實上，由於中國的高端需求和消費市場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國外高質量產品佔據，中國想依靠啓動內需市場來形成本土高端製造業體系的支撐動力，仍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轉化和佈局。因此，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實際處於一個持續下滑通道之中，由 2013 年的 30.67% 下降到 2019 年的 27.17%。

2.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具有獨特規律 ：

一是超大規模經濟體。需要認識到的基本規律是，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國家，其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必然有着自身獨特的演化規律，難以借鑑其他不同類型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來機械或照搬式地簡單解釋，必須探索超大規模經濟體切入全球開放體系中的獨特發展規律，摸索在不同發展階段製造業發展的動態演化規律。中國和美國是具有超大規模經濟體特徵的國家。截至 2019 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達到 3.9 萬億美元，規模全球第一，而美國製造業增加值的規模達到 2.35 萬億美元，規模全球第二。目前全球製造業增加值達到萬億美元的國家只有中國、美國和日本三個國家，德國 2019 年的製造業增加值只有 7477 億美元。美國利用美元世界貨幣霸權背後延伸的對全球金融中心的絕對控制能力，依賴全球科技創新能力的絕對領先能力背後隱含的對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壟斷勢力，攫取了鉅額的全球鑄幣税和金融交易費用，以及全球價值鏈的貿易利益分配中的最高附加值部分，走的是一條“金融壟斷 + 科技創新壟斷”的超大規模經濟體的發展模式道路。在美國領導的發達國家聯盟針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和科技創新圍堵戰略的情形下，特別是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經濟崛起採取全面圍堵和遏制戰略的前提下，中國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維持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穩定水平的內在動力，只能依靠國內需求市場規律以及消費升級換代帶來的高端需求市場規模，以國內大循環體系作為基本性的核心支撐力量；必須走“本土內需市場支撐 + 高端製造業 + 自立自強科技創新能力”為主要特徵的內部大循環為主導的，國內國際循環體系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道路。

二是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的有機融合。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可以分為：市場驅動下的演化規律和政府推動下的演化規律。從市場驅動型的演化規律來看，除了一國的歷史傳統、地理區位或特定要素稟賦等關鍵因素會影響一國自身的製造業發展能力之外，如果完全按照市場競爭的機制邏輯，有可能陷入製造業發展的“後發劣勢”陷阱之中。因為在全球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牢牢控制全球製造業分工體系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前提下，新興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幾乎難以具備突破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製造業體系的利益控制和科技創新領先的力量。在西方發達國家自身的高質量製造產品已經搶先發展中國家市場的情形下，發展中國家的本土製造業企業難以發展出與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直接競爭的自主能力，容易陷入西方發達國家鼓吹和佈局的市場自由化主義的製造業發展“後發劣勢”陷阱。客觀來看，這也是導致眾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製造業的重要原因。因此，針對眾多處於製造業“後發劣勢”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必須採取適當的政府幹預手段來對沖和抑制發達國家的直接市場競爭優勢，為本國製造業的發展創建特定優勢和制度環境。具體到中國而言，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場機制的有機融合體制來發展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本內容或重要手段之一。在發展製造業方面，中國既存在超大規模經濟體系所藴含的龐大的本土市場需求優勢，具有對本土製造業轉型升級的內生支撐動力，能夠避免一味依靠外需而造成的製造業低端鎖定陷阱；也有着中國各級政府制定的中長期規劃，具有利用各種優惠和支持政策來促進地區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從總體層面來看，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必然受到市場驅動和政府推動兩種力量的綜合影響。由於中國某些地區的政府和市場組合力量可能存在不合理成分，這就會導致各地區比重存在顯著的差異性特徵，引發某些地區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早過快”下降。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變化趨勢的驅動因素

從當前發展階段的內在特點來看，決定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變化趨勢的因素，可從促進和抑制兩個角度加以分析。

（一）促進因素

1.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供給側和需求側相互支撐機制。針對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經濟體而言，最為突出的發展優勢是在國內推動和構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結構性改革的協同機制，促進供給側與需求側相互支撐型的螺旋式上升的國民經濟運行體制的有效形成。客觀規律是，一國的本土需求市場特別是高端需求市場，是供給側現代製造業體系的發展基礎。一國居民收入的持續提升和中等收入階層羣體的快速擴大，必然會傳導到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和高質量需求市場規模的持續擴張，進而為供給側的製造業企業實施鉅額創新研發投入和提升產品質量活動提供最為重要的發展基礎。這被稱為“需求拉動供給”機制，即需求升級推動供給升級機制。

與此同時，一國供給側的製造業企業如果普遍實施鉅額創新研發投入、加大提升產品質量活動，必然會創造大量的高人力資本、高技能和高收入的就業崗位，從而直接推動一國的需求側——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和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這被稱為“供給創造需求”機制，即供給升級推動需求升級機制。面對當前逆全球化潮流愈加凸顯和各國對發展製造業愈加重視的國內外複雜經濟形勢，中國現代製造業體系的構建和升級必須依靠和紮根於自身龐大的內需市場之中，而難以主要依靠外需市場。2020—2050 年，隨着 2020—2035 年中國 GDP 規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翻番，以及中國 GDP 規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再次翻番，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角度來看，中國的內需市場將可能達到美日歐的總和，成為全球超級規模的內需市場。由此，中國現代製造業體系在國內需求市場規模擴張和升級換代的強力支撐下，今後一段時期內也將維持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較高水平，夯實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基本保持穩定的內生動力。

2. 全面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的科技創新機制體制。從發達國家將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維持和穩定在相對較高水平的經驗來看，一方面，它們始終保持全球領先和處於前沿領域的自主科技創新能力 ; 另一方面，強調創新鏈中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產業化研究的各個環節，與產業鏈體系的全面對接和融合發展。顯然，創新鏈和產業鏈的融合發展體系，作為發達國家維持在現代製造業體系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的高附加值環節和高技術含量環節的基礎能力，有助於實現其對全球價值鏈體系的壟斷和控制力量；也有助於阻礙其他新興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自主創新研發環節或其他高附加值環節的攀升和升級，從而挑戰發達國家對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格局的控制能力及其既有利益。

針對深入切入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中國而言，阻礙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保持穩定甚至適度提高的最為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能否真正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科技創新機制體制，能否強化國家科技戰略力量和基礎研究能力，突破制約中國當前及未來高端製造業體系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夯實產業基礎能力、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一方面，隨着中國傳統製造業體系被賦予強大的自主科技創新能力，必然會增強中國傳統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盈利能力和創造國內附加值的能力。相應的結果是，即便在中國製造業產值或工業總產值增長幅度有限的情形下，製造業部門的增加值仍然會有較為重要的橫向拓展和縱向升級的可能空間，有助於挖掘中國現有製造業體系的增加值增長機會。另一方面，依靠自立自強、自主可控的國家、產業鏈和企業層面科技創新能力，依賴具有從基礎研究到工程化研究、產業化研究自主能力的中國本土高科技跨國企業，可以在當前和未來的關鍵高端製造業體系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獲得應有的全球份額，強化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穩定乃至提升的支撐力量。

3. 構建國內的大循環產業體系。依據美國研究機構 IHS 的測算數據， 2010 年世界製造業總產出達到 10 萬億美元。其中，中國佔世界製造業產出的 19.8%，略高於美國的 19.4%，顛覆了自從 1895 年以來就穩居製造業產值全球第一“寶座”的美國。雖然中國自 2010 年以來就成為世界第一的製造業產值大國，但在中國既有的製造業產值中，外資企業和港澳台企業佔據了相當份額，這就帶來了兩大不可迴避的問題：一是外資企業和港澳台企業搶佔了中國製造業體系中的相對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環節，這或多或少會對中國本土製造業企業的附加值提升和自主科技創新能力培育產生阻礙效應乃至擠出效應，影響中國國內創新鏈和產業鏈融合體系的形成，削弱中國本土製造業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二是，外資企業和港澳台企業在中國國內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高端環節的佔據，對中國產業鏈等的安全造成了較為突出的斷供和停擺風險。2020 年，在美國針對華為等本土高科技跨國企業實施制裁政策後，位於中國國內的一些美歐日外資企業立即積極響應美國發起的制裁指令，對華為等中國企業實施斷供策略。外資企業通過組建排斥中國本土企業的相對封閉性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抑制自身技術創新對中國本土企業的溢出和轉移效應。因此，為削弱和控制外資企業對中國產業鏈安全和國內產業大循環體系帶來的諸多潛在風險，必須強化佈局，構建以中國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國內產業大循環體系。這對於建設和完善中國的現代製造業體系至關重要，是中國能否有效促進現代製造業體系形成的基礎條件和核心載體。換而言之，中國如果能夠建成以本土企業為主導、聯結中東西部和南北部各區域板塊的國內產業大循環體系，就可以推動中國現代製造業體系的加快完善和升級，增強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穩定力量，強化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逐步提升的支撐力量。

（二）抑制因素

1.發達國家針對中國實施愈加嚴厲和複雜的科技創新封鎖和經濟發展圍堵戰略。中國目前主要佔據發達國家的低端製造業環節，國內的高端需求市場主要讓渡給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自身的產業鏈高端環節受制於發達國家。這種特殊的產業結構特徵具有一定的發展風險和脆弱性，容易出現低端製造業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替代，以及高端製造業被發達國家鎖定的雙重困局，造成中國製造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與此同時，面對中國迅速崛起為全球最大規模製造業的發展勢頭，如前所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興大國針對中國發起科技創新封鎖和遏制戰略，導致中國眾多製造業體系可能陷入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卡脖子”式發展風險，也倒逼中國必須儘快在製造業所面臨的這些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實現全面自主突破。尤其需要重視的基本事實是，發達國家已經在全球的眾多現代製造業體系的關鍵設備、關鍵零配件、關鍵原材料、關鍵工藝等方面集中了最為頂級的科技創新能力，組建成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協同合作體系。這給中國造成的嚴峻挑戰是，將對中國佈局和構建自主可控的現代產業體系和促進現代製造業體系的轉型升級帶來極大的壓力，進而成為影響當前中國維持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比重基本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2. 部分發達國家、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中的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帶來逆全球化趨勢。不容否認的是，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在 1990— 2012 年的基本穩定狀態，是中國主動加入 WTO 和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必然結果。即便當前存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利益格局受到發達國家的控制和干預等問題，實施對外開放戰略和主動融入發達國家推動的全球價值鏈體系，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整體上的影響是利大於弊。進入 21 世紀後，全球主要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 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治理，相反呈現出持續擴大和蔓延的重大現象。逆全球化主義逐步替代全球化主義，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收縮和重構現象凸顯，這將對中國製造業規模持續擴展所需要的外部出口市場帶來極大的擠壓效應，進而給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基本穩定狀態的形成帶來阻礙。

3. 中國各級政府不合理的干預行為導致國內關鍵要素市場扭曲。當前，中國部分地區發生了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早過快”下滑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在於不少地區仍然存在各級政府對製造業發展所需要的關鍵要素資源的不合理干預和控制行為，影響了製造業部門的要素資源配置效率，導致一些製造業部門長期處於平均利潤率相對低的發展困境，嚴重阻礙了製造業的創新研發投入能力和高質量產品的生產動力，制約了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體系的培育與提升。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在於，各級政府針對轄區內的金融體系、資本市場及其金融資源的分配和定價權採取普遍控制和干預行為。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主要管理人員選拔和任命受到屬地政府行政指令性影響，導致地方性金融機構的貸款行為或多或少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制定促進本地區的特定產業發展規劃過程中，經常出現一味貫徹中央或上一級政府的產業發展規劃，或者簡單模仿發達地區的產業發展規劃，一窩蜂地發展同質化的高端產業或戰略新興產業，導致中國製造業發展容易陷入“產業短板→中央確定發展目標→地方政府採取各種非市場化優惠和扶持政策展開招商引資競爭→企業一擁而上→產業結構雷同和產業同質化競爭→產能過剩→大量銀行貸款融資面臨風險→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困局→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扭曲”的惡性循環，導致地區產業發展並不遵循要素稟賦條件，地區企業發展或產業鏈佈局難以具備地區根植性，最終造成地區內一些傳統製造業的加速衰敗和新舊產業轉換的斷裂。最為典型的證據是，中國製造業企業部門的融資利息支出已經佔到淨利潤額的 30%~40%，長期高企的各種顯性或隱性真實融資成本，成為制約多數製造業部門營造高質量產品生產體系和強化創新研發投入能力最為突出的因素之一。

今後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合理的水平

基於上述分析，結合中國當前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各種國內外關鍵因素，可以得到的一個基本判斷是，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可持續增長對內需市場規模擴張和質量提升形成支撐作用的快慢，是決定今後一段時期內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變化趨勢和合理水平的核心因素。因此，要科學判斷該比重究竟能在何種水平保持基本穩定狀態，必須密切關注今後一段時期內中國內需市場規模持續擴張和升級換代的內在特徵，深入分析中國以本土企業為主導的國內產業大循環體系的形成邏輯。由此，可以作出如下幾種情形的預測 ：

情形 1 ：2021— 2035 年穩定在 25% 左右。 2020— 2035 年，隨着中國 GDP 翻一番戰略目標的實現，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實現了翻一番的既定目標，中等收入羣體收入得到較大幅度地提升，中等收入羣體家庭超過家庭總數比重將達到 60% 以上，中國消費結構必然發生根本性的優化升級，消費潛力進一步釋放。在高端內需市場規模得到充分擴展的情形下，考慮到 2019 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為 27.17%，十四五期間，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可能會持續下滑到 25% 左右後，並且在 25% 左右水平保持較為穩定的狀態。

情形 2 ：2021— 2035 年逐步穩定在 20% 左右。 2020— 2035 年，隨着中國 GDP 翻一番戰略目標的實現，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實現了翻一番的既定目標，但是，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以及中東西部、南北區域板塊的經濟發展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收入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中等收入羣體的家庭將超過家庭總數比重的 40% 以上。在逆全球化主義盛行的情形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在重構中發生收縮現象，中國的製造業產品出口增長相對停滯。這將對中國的外需和內需的雙輪驅動模式產生較為突出的負面衝擊，導致十四五期間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持續下滑到 20% 左右，再在 20% 的水平保持較為穩定的發展狀態。

情形 3 ：2021— 2035 年逐步呈現恢復性反彈特徵，最終穩定在 30% 左右。 2020— 2035 年，隨着中國 GDP 翻一番戰略目標的實現，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翻一番的既定目標，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得到顯著改善，中東西部特別是南北區域板塊的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緩解，中等收入羣體收入顯著提升，中等收入羣體家庭有可能超過家庭總數比重的 80% 以上。中國參與推動全球化、促進多邊主義貿易和投資的努力取得明顯成效，中國的製造業產品出口增長能力日趨穩定。這可能導致十四五期間，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在經歷了 V 型反彈的變化趨勢後，最終穩定在 30% 左右的發展水平。這也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最理想的狀態。

對上述三種情形的預測，參照的是中國收入差距的改善狀態和中等收入羣體的發展狀況。其理論基礎是，中國已經發展到“需求決定供給、供給推動需求”的特定階段，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需求側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得到切實的改革和解決，才能進一步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縱向推進，從而促進需求側和供給側的相互支撐、相互牽引式的動態的高水平發展新模式的形成。這既是中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內在機制，也是推動中國由一味依賴外需驅動發展模式，向以“內需驅動為主、外需有益補充”新發展模式轉變的核心動力機制。

從德國、日本、韓國三個全球典型工業化強國的發展經驗來看，在中國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的關鍵過程中，未來 2021— 2050 年 30 年間，前 20 年中國應保持較高的製造業增加值佔GDP 比重水平，比重維持在 25% 以上，後 10 年可以將比重調整在 20% 以上。《中國製造 2025》國家行動綱領指出，製造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自從 18世紀中葉開啓工業文明以來，世界強國的興衰史和中華民族的奮鬥史也一再證明，沒有強大的製造業，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強盛。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製造業，是中國提升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建設世界強國的必由之路。筆者以為，基於這個正確的國家發展綱領，針對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終極目標， 20% 的水平應該是中國必須堅守的發展底線目標。

製造業：今後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與重點改革突破口

第一，高度明確製造業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科學把握中國在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的進程中，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合理水平及其動態變化的內在規律，特別是要徹底扭轉中國部分地區中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過早過快”下滑的苗頭。同時，兼顧中國各地區發展條件和稟賦優勢的巨大差異性，允許不同地區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存在異質性。筆者建議，一方面，要有更為積極的發展目標，從需求側和供給側融合發展的系統性角度，儘快制定 2021— 2040 年將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維持在 25% 左右的發展目標和具體舉措；與此同時，要有底線思維，前瞻性地將該比重長期穩定在 20% 左右水平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積極推動製造業的分散效應和梯度轉移效應，促進中國區域發展的平衡性和均等性，更好地促進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以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形成，重塑和壯大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需要強調的是，現代製造業體系特別是戰略新興產業體系，具有產業鏈地理上的鄰近分佈以及產業鏈和創新鏈融合的基本特徵，具有與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本深度融合的發展特徵。而創新鏈中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和產業化研究，以及現代金融、人力資本等關鍵要素，天然具有在發達地區和核心城市的集聚效應和協同效應。因此，這就決定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乃至發達地區，特別是長三角地區、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經濟圈等，更容易成為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工程化研究、產業化研究、現代金融、人力資本等關鍵要素的重點集聚地，進而導致中國的現代製造業體系更容易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得到培育、發展和壯大，使得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乃至部分中西部發達區域的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更高。中國今後的製造業發展策略，切忌硬推區域製造業均等化策略，或是採取將製造業從核心大城市排斥和遷移的發展策略，而應加快創造支撐現代製造業體系的世界級城市羣集聚效應。

第二，全面推進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在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內維持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 比重的基礎性地位。針對中國當前比較突出的城鄉收入差距和不同階層收入不平等問題，必須通過積極促進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中等收入羣體的可持續提升途徑，來創造需求側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聯動式推進的基礎條件，構建中國製造業高質量的本土內需市場支撐條件，夯實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保持基本穩定的發展基礎。隨着 2021— 2035 年中國 GDP規模翻一番， 2035— 2050 年 GDP 規模較大概率的再次翻番等目標的逐步實現，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是，這並不必然帶來人均可支配收入均等化式的增長，也並不必然促進中等收入羣體比重的較大幅度提升。為此，筆者建議，一方面，儘快實施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十四五期間加快推進中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機制的深層次調整和突破性改革，將之作為 2021— 2035 年的主要戰略任務，加快促進以中等收入羣體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加快構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型企業制度以及金融制度，將之作為“拓寬最為廣泛的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的重要機制。特別是要通過全面推進技術員工、工程師和研發人員分散持股的新型企業制度設計，徹底扭轉“壟斷創造財富”“投機創造財富”“權力創造收入”“關係創造收入”“金融創造最大利潤”等一系列不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模式，創造“勞動創造收入”“技術創造收入”“知識創造收入”“創新創造收入”的初次國民收入分配體制，以及“平等股權創造財富”“企業主人創造收入”的國民收入再分配體制。

第三，從更好地發揮政府和市場有機融合的角度來看，要主動利用中國特色的新型舉國體制，突破制約中國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推動中國本土企業主導的國內產業大循環體系的加速形成，強化中國製造業依靠自主創新和產品質量提升來創造高附加值和高收入就業崗位的能力，捍衞中國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的底線目標。對此，筆者建議，一方面，需要中國各級政府財政資金補貼型和企業生產成本干預型導向的產業政策，全面轉向支持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以及制約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關鍵共性技術等領域導向的創新政策，尤其要將激勵提高企業層面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等領域的自主能力，作為現發展階段中國特色的新型舉國體制的着力點以及調整改革的重心。另一方面，鑑於 WTO 規則將圍繞技術轉移、知識產權保護、國有企業、科技創新扶持政策等方面展開博弈，中國必須未雨綢繆，前瞻性地實施創新鏈中具有外部性、半外部性的政府激勵政策，實施破除制約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關鍵共性技術創新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等領域導向的新型創新政策。要把單純的以政府財政資金的補貼、獎勵、返還形式為主的創新政策手段，全面調整為提高研發加税收抵扣政策的力度和覆蓋範圍，主動調整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條件和門檻，將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設定為判別高新技術企業的重要條件之一。同時，設計高新技術企業的不同減税等級，建議企業所得税減免幅度可設為 20%、 15%、 10%、 5% 四個等級層次，鼓勵企業從最低層次逐步升級到最高層次。鼓勵採用金融和科技融合體系的扶持政策，鼓勵企業股份制改造政策，尤其是加大科技創新在企業股份的份額，進一步鼓勵科技創新企業特別是原始創新型中小微企業在科技版、創業板的上市數量和行業範圍。鼓勵企業人才培育和引進政策，尤其要針對鼓勵引進國內外科技創新高端人才的企業，實施個人所得税的國際標準減免政策和抵扣政策，以及加大購房、孩子教育等方面的抵扣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