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 | 傅成玉：中國未來一定要成為全球碳交易中心_風聞

◎本刊記者  鄭挺穎  羅夢雁    ◎崔鴻青

編者：去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佈中國“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在這種大背景下，作為碳排放“大户”的中國石化行業如何實現綠色轉型？又將如何實踐在發展中減碳的大戰略？帶着這些問題，《環境與生活》記者1月19日在北京專訪了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前董事長、黨組書記傅成玉先生，聆聽他的相關見解。

圖｜2021年1月19日，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傅成玉接受《環境與生活》雜誌記者專訪    於寶源 攝

背後的命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環境與生活》：2020年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重要講話，“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峯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圍繞習主席提出碳達峯、碳中和的目標和願景，請您談一下您的學習體會。

傅成玉：習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上，再次承諾中國力爭於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並首次提出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可以説是高屋建瓴，立意深遠，既關乎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又關乎人類未來新文明。 

圖｜2017年3月9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傅成玉委員作《重視國企改革中遇到的新問題》的發言。

為什麼説關乎人類未來新文明，近300年來，以西方工業化為標誌的現代文明由於對人類社會的戕害越來越大而不可持續。人類社會需要構建新的發展方式，需要新的文明來推動和構建新的發展方式。我們首先要清楚一個大前提，這就是人類未來需要構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一個人無論處於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具有什麼意識形態，都要在未來人類社會中生存，誰也躲不開。那麼，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人類未來社會應該向哪裏轉變，如何轉變，要變成什麼樣子？這既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考慮的，更是各國特別是大國政治家們要考慮的。習主席就是從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站在人類共同命運、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這個高度來主動承擔中國的大國責任的。 

人們不一定完全清楚要有一個多麼好的未來社會。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就是一定要把那些現存的、嚴重影響人類命運的重大弊端規避掉。我們現在看到的弊端中，有很多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副產品。人們在享受社會發展帶來的好處時，也承受着相伴而來的弊端和風險，這些弊端和風險不斷積累就會轉化成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這些危機將會深刻傷及人類自身發展的根本利益。氣候變化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是這種典型的風險向危機轉化的結果的一個方面。新冠疫情之後，全球政治家們已經深刻認識到，氣候變化問題，如果應對不力，其對人類自身的戕害將遠遠超出新冠疫情對當今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戕害。 

圖｜中國石油化工集團董事長傅成玉給學員授課

關於導致氣候變化的温室氣體排放問題，最近四五十年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並在最近30年成為世人討論的重大問題。因為温室氣體排放演化而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如冰川融化速度加快，海洋生態變化加劇，海平面上升等，也導致極端氣候事件如極端乾旱、水澇、海嘯等災害年年都在發生，且頻率越來越高。據報道，氣温每升高或降低2攝氏度都會使生物細胞活力提高或降低20%到30%。如果真的發展到那一步，將帶來重大的生態災難。 

關於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中國政府歷來都是積極參與的。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合約》《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議》的簽署，中國都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我國民間，特別是在知識界和輿論界卻經過了幾個不同的認識階段。 

第一階段即陰謀論階段。我們的一些學者、專家及有關研究機構、智庫曾經認為這是西方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針對中國的陰謀論。他們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並且把環境也污染了。如今，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建設工業化，此時西方提出氣候變化和二氧化碳減排問題，其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中國決不能中招，否則將嚴重滯後中國的崛起。 

第二階段是有條件的承諾。這個階段，認為中國應該積極參與併成為推動世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力量，但應該是有條件的承諾。《巴黎協議》的成功簽署，中國的積極參與和推動作用功不可沒。中國提出了自願減排目標，但仍然堅持發達國家要承擔歷史責任，要履行自己的承諾，突出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個階段，中國針對自己的自願減排目標，做了積極的努力，無論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還是大力降低煤炭的消費總量，都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也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温室氣體減排做出巨大貢獻。同時，我們的眼睛仍然緊緊盯着發達國家需要做什麼和做了什麼。 

習主席2020年9月22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標誌着中國應對氣候變化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自主加壓階段——不以其他國家行為為先決條件的自願減排。這是一個讓世界感到驚喜的重大變化。這充分顯示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擔當。習主席不僅是站在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而且是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去考慮問題，把中國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讓中國的發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貢獻。習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生態文明”理念，將成為未來人類社會一項共同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這將是近千年來，中國對人類思想理念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

《環境與生活》：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生態文明”的關係是怎麼理解的？

傅成玉：“生態文明”是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生態文明”必將成為未來人類社會的一種新的思想、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生態文明將會推動未來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圖｜油控研究項目核心組組長、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傅成玉

科學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結果往往具有兩面性。比如核技術發展帶來了新的能源，但也帶來了原子彈、氫彈等可以毀滅人類的武器；生物科學發展為人類健康帶來新希望，但也可被用來製造傷害人類自身的細菌和病毒。現代生物科學有可能讓人類的壽命延長到120歲，但如果利用現代生物技術製造的細菌和病毒也可隨時讓這種希望破滅。所以，生態文明一定要成為一項人類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價值標準，來對人類進行自我約束。這將是後科學時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勢。 

我們要治理那些給人類自身發展帶來嚴重戕害的現象，其實並不容易。已經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改變，僅僅靠現有法律和行政命令是治理不了、治理不好的。要從根本上改變，就要徹底改變人類現在所依賴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發展方式，人類社會就必須塑造新的道德標準、價值標準和新的文明。因此，我們僅僅從現實生活中去理解習主席提出的碳達峯、碳中和目標是不夠的，他是站在中國永續發展和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站在中國和人類社會未來的廣闊視野來思考的。  

生態文明建設不能一蹴而就

《環境與生活》：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有的地方領導難以適應，跟不上中央的節奏，擺脱不了“唯GDP論英雄”的舊觀念。您對此如何看待？

傅成玉：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覆強調，經濟發展不以GDP論英雄，突出要求高質量發展。雖然各個地方都有各自的難處，但要從長遠考慮，我們就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高質量發展前提下的GDP增長。因為GDP不反映發展質量、不反映資源環境破壞情況，不反映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是否提高，不反映社會貧富差距是否拉大。所以，GDP規模大小不能用來衡量一個地方的發展質量和水平。這可能牽涉到兩個方面。一是地方領導幹部的觀念要確實把地方經濟發展質量放在首位，而不計較當期GDP增長速度和規模大小。二是國家對地方領導工作的考核，不應該用GDP的增長速度和規模作為主要標準。不以GDP論英雄，堅持高質量發展就要站得高、看得遠，立足為明天的發展而努力，而不糾結於當前的具體困難。以碳達峯和碳中和為例，如果仍然強調GDP至上，我們就很難下大決心踏踏實實地去推動這項工作。 

圖｜傅成玉出席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

首先是思想的改變、觀念的改變。習主席提出的5個新的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是一個完整的理念體系。只有真正理解了學懂了，才能動真格去認真實踐。我們經常發現中央提出的很多好東西，卻沒有落實好。原因之一，就是我們中的很多人不真正理解。為什麼不理解？就是因為我們習慣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問題，去理解問題。習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生態文明，這是一個重大的認識和理念上的創新，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多數人文字讀得懂，但不一定真正懂。因此習主席親自往前推動，從理論到實踐推動，從中國到世界推動。我們各級、各個層面的執行者都要站在這個高度來學習，來領會，來理解，來執行。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們當年搞出來“兩彈一星”，也不是因為我們具備這種生產能力了，而是因為我們先有理想，再刻苦攻關，這才製造出來的；當年開發大慶油田，也不是我們有了開發能力才去開發的，是我們有理想，然後以“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奮鬥精神幹出來的。在中國，我們這樣的案例非常多，只是我們不習慣把它上升到哲學層面，上升到理論和實踐的關係上來看待這個問題。 

還是那句話，我們要站在未來看今天。是未來的需要決定我們今天做什麼，而不是我們今天能做什麼就做什麼。這也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重大不同。計劃經濟是根據我們手裏有什麼資源，能幹什麼就去幹什麼。根據生產資料的多少，決定生產多少產品，然後銷售給誰；市場經濟是根據市場需要什麼就去生產什麼，沒錢去找錢，沒技術去搞技術。為了實現明天的理想，即使今天的條件不具備也要創造條件去幹，而不是被動地“等、靠、要”，幹到哪兒算哪兒，能實現多少算多少，既不能克服眼前的困難，又丟掉了長遠目標。我們一定要跳出這個認識誤區。 

《環境與生活》：有專家認為，2060年碳中和這個目標對中國的挑戰很大，難度不小，會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挑戰。您對此如何看待？難度主要是在哪裏？

傅成玉：2030年實現碳達峯，2060年實現碳中和，這對中國來説難度確實還是相當大的。第一，我們的工業化還沒完全結束，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也都剛剛開始。從發達國家經驗看，這個階段正是資源和能源消耗的主要階段。也就是説，中國仍然處在經濟和資源、能源消耗增長的上升期。

圖｜2020年4月26日，中石化前董事長傅成玉在第三期國家高端智庫線上論壇上表示，新冠疫情的走勢是決定油價走勢的主要因素，負油價是極端情況下出現的極端現象。

第二，中國工業製造業規模非常大，幾乎相當於發達國家的總和。存量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規模巨大，治理難度大。

第三，在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中，傳統的化石能源佔80%多，其中煤炭又是絕對主力。

第四，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大户，成為被全世界高度關注的目標。

第五，發達國家已經用了幾乎30年時間調整資源能源結構，其化石能源消費遠遠低於目前的中國。也就是説，其二氧化碳排放治理難度遠遠低於中國。 

儘管有這麼多難處，與“兩彈一星”比，與大慶石油會戰比，今天的基礎和條件比當年還是優越得多。因此，習主席提出的目標不是不能實現的。

第一，中國近10多年來在能源結構調整上的可喜結果，特別是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速度和質量讓我們受到極大鼓舞。可再生能源在我國發展的潛力巨大，發展速度和質量都會大大提升。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進一步調整的潛力和空間都非常大。未來，我國能源消費的增量部分基本可以由可再生能源來替代。

第二，目前我國的單位GDP能耗遠遠高於發達國家，有巨大的節能降耗空間。如果我們國家把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從總量管理，改為能耗總量和單位能耗雙指標管理，中國的能耗總量和單位GDP能耗都會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也會大幅度降低。既大大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時又會大大推動煤炭、電力、鋼鐵冶金、石油石化、交通運輸、建築建材及其他製造業行業和企業的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換代。

第三，技術（存量）減排潛力巨大。總之，只要我們堅定不移把實現“雙碳”目標作為心中的火炬和理想，堅持不懈地去追求奮鬥，而不禁拘泥於眼前的困難，發揮國家的制度優勢，“雙碳”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圖｜傅成玉出席論壇

我還想再談一下認識問題。我們不能就碳達峯談碳達峯，就碳中和談碳中和。我們要跳出氣候變化本身來理解氣候變化。要站在更高處來看“雙碳”目標的重要性。習主席把生態文明建設，把碳達峯、碳中和視為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問題。我們從生態文明建設角度看比較容易理解，這些年來，習主席關於“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長江黃河流域只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等國家行為，越來越得到全國人民的高度認可。但僅僅從生態文明建設角度來理解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問題”是不夠的，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説，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不是對立的零和博弈，而是共同發展的統一體。我們應該自覺地把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達峯、碳中和視為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好機遇，視為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和升級的好機遇。如果我們有這樣認識，就會把困難和挑戰視為發展機遇，就不會抱怨事情有多難，也不會被動等待，而會積極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第一，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達峯、碳中和需要大量的開發和應用新技術、新工藝甚至是新的生產方式。無論是開發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還是促進傳統能源轉型都是如此；無論是減少增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還是解決存量二氧化碳的減少也都是如此。

第二，碳達峯、碳中和可以催生一批新產業。除了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新產業（如太陽能、風能、氫能、新能源汽車等）外，還會催生碳盤查、碳核算、碳審計等諮詢服務業，催生與碳減排、碳回收、碳利用相關的工程技術和裝備製造業。

第三，中國還會成為一個特大的碳交易市場，企業則通過減少碳的排放，把碳指標轉化為企業資產。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可以把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達峯、碳中和的過程變成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過程，變成促進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和升級換代的過程。因此，我們要從生態文明建設和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全面理解“應對氣候變化是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這句話。  

企業減碳要“堅定信念，提前佈局”

《環境與生活》：碳達峯、碳中和的目標和願景確定下來了，您能不能結合您在中海油（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中石化的工作經驗，談談具體到企業的層面，相關工作應該如何展開？

傅成玉：第一，企業要把國家發展戰略轉換成企業發展規劃和執行計劃，讓中央精神在企業落地。

第二，企業制定的碳達峯、碳中和目標要嚴於國家的標準，相關的規劃和計劃要走到國家的前面。

第三，企業的發展規劃和執行計劃要可操作、能執行、可實現。 

我記得在中海油工作時，2004年就提出把中海油建設成綜合型能源公司的目標。2005年又改為建設國際一流能源公司。把石油公司改為能源公司，這是對未來的認知和理念上的一個重大變化。這意味着石油將不是中海油的唯一主業，將會成為主業之一。後來，中海油就開始投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中海油建成了我國第一個海上風電裝置並開始為海上石油生產平台提供電力。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國際企業界，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製造業企業和能源企業已經把應對氣候變化和碳減排視為企業社會責任和道德標準。 

圖｜2017年3月20日，第十七屆中國國際石油石化技術裝備展覽會開幕式暨全球石油裝備產業領袖峯會正式開幕。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董事長、黨組書記傅成玉出席開幕式。

2011年，我到中石化工作後，立即把綠色低碳戰略納入公司發展戰略，重新調整成立了能源環境管理部，專門整體考慮應對和解決“能源效率、環境保護和二氧化碳減排”問題。然後，我們用3年時間開展碳普查，最終查清了中石化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及不同單位、不同生產裝置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這可能是中國大企業中第一家完全清楚知道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公司。接下來，我們陸續開展了碧水藍天項目和能效倍增項目，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當時，我們國家已經在7個地方開展了碳交易試點，中石化由於提前開展了工程技術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碳排放量每年都大幅下降。這些節省下來的碳指標就通過碳交易賣出去，變成了公司的資產。那些年，中石化每年都從出售碳指標中收入四五千萬元到一億元人民幣，使前期的投入變成了當期的收入。  

碳中和的要求會創造很多新產業

《環境與生活》：中國的減碳事業可能會帶動哪些領域的發展和行業創新？請您談談您的看法。

傅成玉：首先是開展碳盤查。目前，我們國家在碳排放總量的計算上，基本上是比較籠統的、大概的、不準確的。特別是在化石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統計是比較粗糙的。因為我們還沒有按照不同類別的化石能源，所生產的不同產品，不同的生產過程，不同的生產裝置來統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這是所有生產企業的事，是企業的責任。不開展碳盤查就沒辦法知道企業究竟排多少碳，就不知道採取什麼樣的工程技術措施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圖｜2017年2月19日，由薈萃湖企業傢俱樂部主辦的以“感恩·成長”為主題的2017薈萃湖第二屆新年論壇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常委、中石化原董事長傅成玉發表題為“把握大勢，駕馭未來”的演講。

碳盤查是基礎，是前提。有了這個基礎，才能根據需要來開展工程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正如前面講的，推動碳達峯、碳中和會創造很多新產業，推動裝備製造升級、產業標準升級將帶動製造業、工程業、服務業的改造升級。比如剛説到的碳盤查，將催生專業的公司根據企業不同的裝置、產品、產業性質等開發算法，幫企業計算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量的檢測確認、碳排放量的檢查審計等。 

美國和歐洲都有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中國的碳交易試點已經開展多年，應該加快整合統一。中國未來將成為一個很大的碳交易市場，未來全世界的碳交易一定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碳減排量巨大，也是因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單位碳減排成本將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單位碳減排成本。發達國家企業將會大量從中國購買碳減排指標。所以，中國今天要大力推動與歐盟及美國碳交易的國際化合作。  

建設生態文明需要用“未來思維”

《環境與生活》：説到企業管理，您在這一領域也有很多深刻、獨到、睿智的洞見。您覺得建設生態文明需要什麼樣的企業管理？

傅成玉：管理是講效率的。工業化階段的管理是控制，是有效管控前提下的效率。隨着業務規模的擴大，要實現良好管控，就需要不斷增加管理層次。這就形成了寶塔式的企業管理架構。在信息化階段，寶塔式的管理架構已經不能讓企業對市場變化做出及時響應。與此相應地，就出現了扁平化的管理架構。在我國企業上一輪的改革中，組織機構扁平化是一項重要改革內容。這是適應市場變化的重要舉措。

圖｜2015年3月5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分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傅成玉（右一）參加經濟界委員討論。

但是，我們僅僅做了組織機構的扁平化，而沒有完全理解組織機構扁平化的全部意義。如何在扁平化下，大規模縮減組織機構又不影響公司運作效率。這就出現了“Teamwork”這個概念。“Teamwork”在國內通常翻譯為“團隊精神”或者“團隊建設”，我們多數人強調的是團隊成員之間的協調，配合與合作。但在西方企業管理中，“Teamwork”有兩層意思。除了團隊成員間的配合協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強調“項目組”的意思。就是説，在組織機構扁平化之後，如果遇有任一組織部門很難單獨完成的重大事項，由公司組建成立項目組。項目組成員來自各有關業務部門，但其工作不受原業務部門管理和領導。這就給“Teamwork”增加了一項新的內涵。這就是給項目組“單獨授權（Empowerment）”。在項目組的工作結束後，項目組人員解散返回原部門或單位。這些全部內容加在一起就是“Teamwork”的全部涵義。所以，組織機構在扁平化之後，還要配上“Teamwork”，這樣才能相輔相成。 

在當今“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世界變化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不確定性、不安全感前所未有。在這樣的歷史大格局下，在企業管理上，尤其是在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上，僅僅強調效率已經是遠遠不夠。在大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選擇比努力更重要，選擇比效率還重要。我們不能方向不清，更不能在方向錯誤的情況下，加大努力、提升效率。我們更應該用超前的、未來的思維，依據未來社會的需求來做明天的工作，而不能用過去的經驗來指導今天的工作。 

（本刊專題部副主任於寶源對本文亦有貢獻）

圖｜傅成玉

【綠色人物】

傅成玉

傅成玉，1951年出生於中國黑龍江省，畢業於東北石油學院地質系，後獲美國南加州大學石油工程碩士學位。從事石油化工行業40多年，先後任中海油總經理、黨組書記和中國石化董事長、黨組書記，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曾任聯合國契約組織理事會理事，現任聯合國全球契約中國網絡名譽主席。兼任美國南加州大學理事會理事、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顧問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理事會理事、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副主席、上海科技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獲得聯合國環境署頒發的“環境與發展優秀實踐者”及聯合國“全球南南合作傑出領導力獎”等眾多榮譽。此外，還曾榮獲2005年CCTV“中國年度經濟人物”、美國《時代》週刊“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響力人物”、美國《財富》雜誌“2008年中國最具影響力商業領袖”，2011和2012年連續兩年入選《財富》雜誌“全球50位商業人物”，被美國《華爾街日報》評為2012年“12位全球最值得關注的企業領袖”，2013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傳奇商業領袖獎”。卡塔爾阿提亞基金授予他“2019國際能源政策終身成就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