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為人知的歷史：陳獨秀與八一南昌起義的重要關係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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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創建了人民軍隊，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與陳獨秀有着重要關係，這是鮮為人知的。

南昌起義是很倉促的。在中國共產黨五大（1927年4月28至5月8日）開始時，國共合作沒有破裂的跡象，武漢國民黨中央還派出代表前往祝賀，汪精衞專門要求到五大去聽國際代表傳達共產國際的精神。也就在五大會議期間至6月5日，國際代表羅易將6月1日收到的斯大林發來的秘密指示向汪精衞告密，汪精衞遂在武漢的國民黨上層政軍人員中緊急把羅易告密的內容傳佈，以及為此專程趕赴鄭州會晤馮玉祥。這次告密內容傳佈後，其反響十分強烈。因為斯大林的這個指示，就是要把一批不聽共產國際指示的老的國民黨中樞換下來，使他們變成廢物；國民黨的領導層由工農的優秀分子通過選舉等辦法去替代現在的老傢伙。要審判那些反農民運動的軍官；要共產黨立即建立8個師到10個師的軍隊等等。那個羅易不僅在口頭上告密，而且於第二天將翻譯成中文的密電稿件送給汪精衞。汪就以此為確證，作為他煽動反共的依據。國民黨高層除宋慶齡、鄧演達等極少數左派沒有表態，大多數主張反共。且不説武官的態度，就是文職人員如陳友仁，一聽國際指示，嚇得面如土色，隨即説：“這意味着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戰爭。”汪精衞聽完多方意見，即去鄭州同馮玉祥晤談，汪由於同蔣介石的矛盾，所以主張反共反蔣，而馮玉祥推動汪與蔣介石聯合反共，於是汪精衞最後決定聯馮聯蔣反共。從聯馮開始到行動，即6月中旬到7月15日，他分共、反共，公開鎮壓工農、屠殺共產黨人是在7月15日之後。此時到8月1日，僅有半個月。那末，這樣短的時間，怎樣能夠將起義軍集結、開始行動呢？

共產黨領導人對軍事工作重要性的提出以及把軍事工作放到突出地位

南昌起義，必須要有軍事力量，共產黨要抓武裝，並且要把抓武裝放到突出地位，這不是幾天，幾個星期可以做到的。南昌起義共有15個團，有領軍人物，這些領軍人物都是建國後的元帥、將軍級人物。這種情況的出現，當然不是突如其來，要看黨的最高層的指導思想、指導方針；要看這方針實踐的結果。

在1927年8月1日以前，從共產國際到中國共產黨，只有兩個領導人提出對中國革命要採取武裝鬥爭的道路，一個是斯大林，一個是陳獨秀。從時間、內容來看，第一個提出，專對中國共產黨要從事武裝鬥爭的是陳獨秀；而斯大林比陳獨秀遲了1個月零2天，並且斯大林是從北伐軍進軍談起的，是針對國民黨的軍隊而言的。

1926年10月2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和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在上海舉行。出席者有：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維經斯基和拉菲斯，中共中央委員有陳獨秀、彭述之及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那是總結上海第一次工人起義和部署下次行動的會議。陳獨秀因病未參加前次行動的決策，故而他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問題。當拉菲斯提出對下一次工人起義的指導方針，稱：“如果無產階級起來舉行發動的話，若是區委已在對上次發動進行總結的話，那麼它應該重新審查它在無產階級發動問題上的立場並提出準備政治大罷工的問題。……我們生活在國民革命運動浪潮日益高漲的氣氛中，在這樣的時期我們應當培養無產階級的最大積極性，並使之做好準備，參加以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方式進行鬥爭，即政治罷工。”

從這段談話，説明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方針：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方式，特有的，也就是説最重要的鬥爭方式就是政治罷工。

陳獨秀針對拉菲斯的談話指出：如果拉菲斯認為“上海無產階級應當更加做好戰鬥準備，那麼這是對的。但如果他想使無產階級的發動不依賴軍事力量，那麼這是不對的。”

陳獨秀接着闡述了他的指導思想：“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這裏軍事因素起着頭等重要的作用。沒有軍事力量，無論在這裏還是湖南都不可能發動。”於是，“要有軍事力量，軍事因素起着頭等重要的作用。”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

陳獨秀提出的指導方針，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同志都接受，彭述之、羅亦農也接受，中共上海區委朝着武裝起義的方向準備。為了貫徹軍事因素放到頭等重要地位，在1926年12月，陳獨秀從廣東調周恩來到中央任組織部秘書兼軍委委員。1927年，上海為武裝起義組織特委，調周恩來任特委委員、特委的軍委書記，軍委委員還有顏昌頤、趙世炎、鍾汝梅、顧順章。

上海工人在1927年3月的武裝起義取得了勝利，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上海市民政府，有了市民政府的詳細政綱。

當然，由於蔣介石的叛變革命，起義勝利的成果――市民政府僅存在24天就夭折了。那種認為中國革命可以而且必須在一次行動中取得勝利，把革命看成直線式的一蹴而就的觀念和評論，本身就是幼稚病。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文中曾經説過：“革命向前進展併為自己開拓道路不是由於它獲得了直接的悲喜劇的勝利，而是相反，由於它產生了一個團結而堅強的反革命，產生了一個敵人，而主張變革的政黨只是在和這個敵人的鬥爭中才能發展成真正的革命的政黨。”上海工人起義的結果就是如此。

這一次的實踐説明了陳獨秀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

在陳獨秀提出半殖民地中國的無產階級，其革命要把軍事因素放到頭等重要的地位的論斷之後，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演説：《論中國革命的前途》，其中談到武裝鬥爭問題：“在中國和舊政府的軍隊對抗的，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

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作出這樣的概念判斷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其具體判斷則是把蔣介石為統領的北伐軍隊視為革命軍隊，説的“中國革命軍隊是中國工農爭取自己解放的極其重要因素”，是指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直到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還認為：“現在，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根據這個指導思想的實踐就是派出許多蘇聯軍事專家到國民黨的軍隊裏，同時大量軍援從蘇聯運到廣東。而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把國民黨軍隊中的蘇聯軍事專家的領導者撤走了。

中國共產黨內，瞿秋白曾在1926年4月12日發表過《中國革命之武裝鬥爭問題》，他在文中談革命軍隊時説：“一面，武裝平民的工作急須進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運動裏，造成武裝在政治上的基礎，鄉村之中可以徑行罷租與義軍作戰相連的局部鬥爭，城市之中秘密武裝訓練，以備革命高潮時隨着各地方的總罷業而奮起作戰。”

“在中國條件下，必須有規模擴大的武裝暴動――革命的正式軍隊之革命戰爭。……如今廣東的國民革命軍便是已成的事實。只有這種軍隊能做革命的主體。”那時中國共產黨內談軍事的事是很普遍的，瞿秋白論軍隊，主要是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他在1927年2月批評陳獨秀的小冊子中，認為共產黨既在國共合作的情況下，有了國民黨的軍隊，就不再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軍隊。

比較而言，只有陳獨秀提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要把軍事因素放到首位，並且明確革命勝利不能單靠羣眾運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陳獨秀再次提出中國革命必須把軍事因素放到首位。以積聚革命的軍事力量，逐漸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待機而動

陳獨秀在五大的報告中談到黨對軍事的領導時説：“全國性的五卅運動影響了軍事工作。當時黨已注意到對軍隊的領導，並決定對軍隊的先進部分進行工作。決不能把軍隊看作是一個反革命的整體，應把整個軍隊分為兩類，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軍隊的革命部分應包括在革命隊伍之內。我們的敵人説我們想用這種策略來掩蓋我們與軍閥的勾結，可是我們在當時就已經認識到，這條道路是革命的道路，這種策略是正確的必要的策略。過去，由於實行這種策略，我們已經獲得很多有益的成果。這方面沒有任何錯誤。我們應當進一步加強我們在軍隊中的工作。”黨要在軍隊中進行工作，至少陳獨秀是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後就開始了，而且卓有成效。他頂住來自黨外的攻擊以及黨內的不同意見，堅持着黨在軍隊中先進部分的工作。

當陳獨秀在五大前夜從上海到達武漢時，時任湖北省軍委書記聶榮臻向陳獨秀彙報軍委的工作和軍隊的情況。陳獨秀掌握了軍事力量，在五大的報告中，陳獨秀專就軍事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作了闡述。他説：“軍事因素仍舊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是對的，應當繼續堅持下去，而且必須進一步加強軍事工作。”他強調：“對舊軍隊的改造，現大部分軍隊的將領出身於地主，因此，對他們應進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們想使軍隊革命化，那就應減少軍隊裏流氓無產階級的數量和地主分子的數量。……今後我們需要大大加強無產階級分子來補充軍隊的工作。”他還説：“要改組軍隊，這並不是改編軍隊，不是把大多數左派和共產黨員派到軍隊裏去，讓他們在軍隊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變軍隊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説，讓大多數工農加入軍隊。”

中國革命要堅持把軍事因素放到頭等的、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強調軍事因素就立即受到干擾，國際如此，中國黨內也是如此。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強調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第二天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布哈林就稱，不能認為斯大林只看到了軍隊，此外他一無所見。他強調了羣眾運動，“可能會出現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遊擊主義性質的現象，但這可以説是陣痛，是歷史上必然出現的現象。”在中國，在五大會議上，當陳獨秀談到軍事因素是中國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時，那個告密者，共產國際代表羅易説：“黨對軍事因素不應估計不足，但是注意中心仍舊應當是社會因素，而且必須加強社會因素。”

羅易的干擾、對抗，黨內一定程度受到影響。在周恩來處理了上海工人起義遭蔣介石突然襲擊後的善後工作，來到武漢後，陳獨秀就建立了中共中央軍委（一説，稱中央軍事部部長，聶榮臻稱周恩來到武漢後，原湖北省委軍委改稱為中央軍委），中央軍委建立後，工作正是緊鑼密鼓地進行着。聶榮臻説：“在武漢時期的軍委工作是相當緊張的，……剛到武漢的時候，抓住張發奎的第四軍因北伐傷亡急需補充人的機會，軍委重點向第四軍派去了不少黨員。……我們還把派遣工作的範圍，從幹部擴大到士兵，有些工人、農民中的黨員，就派到四軍各部當士兵。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就在武昌，他們的工作也經常來找我們。我們還常到各部隊進行聯絡工作，瞭解情況，傳達黨的方針、政策。……恩來同志來到武漢後，我們就改稱為中央軍委，人手也略有增加，來了幾個黃埔四期的學生，但機關仍然是很精幹的，總共不到十個人。”軍委建立後，緊張到每天都要工作到夜裏兩三點鐘，那就是説，軍委正在貫徹陳獨秀對軍事工作的指示，在我們掌握的部隊裏緊張地在幹部和士兵中增加工農的成份。當然不是直到1927年7月下旬，才開始和部隊進行聯絡、組織等工作。有的書上説在陳獨秀時期建立的軍委，如同裝飾品，等到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軍委才忙碌起來，顯然是想當然的。殊不知，要積累到南昌起義的軍事力量，需要做多麼艱苦的工作！

為了起義，要做好用兵之道，決不能讓共產黨和革命力量輕易受損

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6月至7月上旬，是處於國共合作將轉變為完全破裂的階段，此時的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黨的各條戰線的精英，在武漢都是公開的。因此，在用兵之前，必須妥善安排暴露的黨的領導機關和各條戰線的力量。

首先是武漢工人糾察隊。根據情報，周恩來在陳獨秀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報告：第三十五軍何鍵部準備在漢口製造“馬日事變”。時間是1927年6月28日，此時黨中央已經預見到汪精衞的武漢國民黨要反共，要鎮壓共產黨，在6月15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説得很明確。“國民黨中總的情緒是既要與蔣介石作鬥爭，同時也要鎮壓共產黨”。並且，説明“在最近的將來，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在客觀上大概是不可能的”。這已經把形勢和將要做什麼都講清楚了。現在國民黨三十五軍要對工人糾察隊採取鎮壓的手段，在共產黨力量對比處於相當弱勢的情況下，該怎麼辦？是要顯示共產黨和工人糾察隊無比英勇，去與在漢口的軍隊拼死搏鬥，血灑漢口？重蹈上海寶山路的覆轍？周恩來是過來人，上海工人糾察隊在“四·一二”的遭遇，是心頭之痛，所以，漢口不能再重蹈上海的覆轍。中央軍事部和省委軍事部都已採取應變措施，準備將武漢總工會糾察隊調到武昌參加第四軍。這對加強軍事力量有利，以增強我黨掌握的部隊的工人成份，是貫徹陳獨秀在五大會上對軍隊指示的精神。在政治局會議上蔡和森建議既然如此，表面上就宣佈解散工人糾察隊，讓糾察隊中老弱的隊員和童子團離開隊伍，把一些破舊的槍支丟棄於道，以杜絕何鍵之流的藉口。中央同意，這是典型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會後，周恩來、張太雷在處理糾察隊及童子團等問題時，只交出部分破舊槍支，把絕大部分槍支和糾察隊員隱蔽、分散，陸續轉移到賀龍、葉挺的部隊裏”。

再説更大的問題，就是黨中央及各條戰線的精英的安全問題。要對國民黨決裂，要用兵，一定要保全中央和精英們的安全。如果想到用兵起義，其他什麼都不去管它，那末，黨就會遇到毀滅性的打擊。

陳獨秀早就説清楚，“在最近的將來，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在客觀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他清楚地認識到客觀形勢決定了國共分裂已是眼前之事，而在主觀上他是一直要退出國民黨。由於主要來自共產國際的壓力，在五大報告中，被迫檢查了要退出國民黨的問題。他的全文是，“1925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會上，我們確認無產階級已經有了足夠的力量。五卅事件證實了這一點。資產階級感覺到無產階級的危險性，加入了無產階級敵人的隊伍，戴季陶反對無產階級的小冊子，反映了資產階級隊伍中的恐慌，在全會的決議裏，我們應當反對戴季陶的理論，另一方面，應當聯合國民黨左派以反對右派。同時，還應當進行獨立的工作，一旦國民黨離開我們，我們好有所準備。決議就是根據這個精神起草的。現在當我們考察這個決議時，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確的成分，也有不正確的成分。發展和鞏固國民黨左派以反對右派，這點是正確的；而準備退出國民黨，這種策略是不正確的。……我本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就是説在主觀上，他早有退出國民黨的意圖。並且要進行獨立的工作，準備國民黨與我們的分裂。為了要進行獨立工作，還在五大前夕遭黨內的批判，説成是孟塞維克的獨立觀等等。那末，到此國民黨要幹掉共產黨的時刻，他怎麼會突然變得非要靠着武漢國民黨呢？

問題在於形勢的嚴峻，黨中央將要遭到嚴重打擊，為了戰鬥，必須有防護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於6月22日通過在武昌、漢口等地設秘密辦公處。要將相當數量的公開組織、住址、人員，立即轉到地下，要通知各地黨組織、暴動隊伍不要進入武漢，武漢形勢有變；這就需要贏得時間。如果讓中共中央和各條戰線繼續在漢口堂而皇之地公開活動，不顧一切地調動軍隊，馬上決戰，這顯然是不可取的。從公開轉到地下，必須用“金蟬脱殼”之計。為了要起義，為了要保證黨中央的安全，為了各地組織不進武漢，必須對武漢國民黨有所表示。即所謂重申國共關係中國民黨的領導地位。這就是為了起義、為了暴動，為了戰爭。

陳獨秀在6月17、2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完全同意湖南暴動的計劃，決定周恩來前往指揮暴動。遭到告密的國際代表羅易和鮑羅廷的反對，結果，周恩來與羅易還大吵一場。這就説明陳獨秀是決定要暴動要起義要用兵。

那個向汪精衞告密的羅易一系列左傾幼稚的表現，一系列假大空的誤黨的主張，暴露出他的不成熟和不堅定。鮑羅廷向斯大林和國際報告了羅易告密之事，莫斯科隨即來電，令羅易返莫斯科。這個召回令，對於羅易可謂生死未卜，於是他瘋狂掙扎，強調他在華的“功績”，拼命攻擊陳獨秀“右傾”。在羅易一事尚未弄清之前（羅易直到1929年被定性為叛徒，開除出共產黨，開除出共產國際），他立即要陳獨秀離開黨的領導人的崗位。陳獨秀那時只能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交響曲，剩下的就是具體確定武裝起義的時間和起義的路線了。

陳獨秀為八一南昌起義準備了軍事力量，為南昌起義安頓了中央和各條戰線的精英免遭迫害。他平靜地離開了黨中央，去沉思那多難的昨天和應奮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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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説陳獨秀在412發生後不敢搞武裝鬥爭，對國民黨太軟弱，是右傾投降主義。其實主要原因還是當時的蘇聯和共產國際不想與還在執行聯共政策的武漢汪精衞國民黨政權撕破臉，因此不同意中共搞武裝起義。但陳獨秀這個人，其實並不是投降派，在715汪精衞開始寧漢合流屠殺中共之前，陳獨秀已經預判到了這一點，並頂着共產國際反對搞武裝起義的壓力，提前派周恩來去南昌秘密籌劃領導南昌起義。從這一點上看，陳獨秀其實對南昌起義也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説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