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不公引發世界民怨，解決貧富分化是中國的緊迫任務【大師計劃·翟東昇02】_風聞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翟東昇。為什麼中國在中美的長期的平行和競爭過程中，我們終將贏得這場競爭？我想中國具有“道”的層面上的優勢，又有“治”的層面上的優勢。

我們先説説“道”，不同的國家，尤其是這種領導性的大國，它往往有它獨特的“道”。所謂“道”也就是制度和文明層面上的一種精神特質。美國的制度它是源自於新教文明，源自於海洋文明，構成這類文明的底層邏輯，它是個體價值本位和自下而上的自由選擇。

它在政治上表現為選舉政治、三權分立，在經濟上它表現為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但是我們看到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上一直也存在着一種與之對立的“道”，帶有鮮明的大陸色彩的這樣一種制度和價值觀體系。它們是正相反，它是集體價值本位，它把社會、國家和民族視為一個生命有機體，而個體只不過是這個有機體裏邊的細胞，所以他們主張個體應該服從整體的需要，強調自上而下的管控、分配和動員。

在人類思想史上，以及人類的政治史上，這兩類文化、這兩類文明、這兩類制度之間它的矛盾和競爭，它其實是由來已久。

在西方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比如説古希臘和古波斯之間，他們之間的競爭和鬥爭。在中國古代，我們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時期，當時也出現了不同類型的“道”，最典型的，或者説後來事實證明最成功的、最有競爭力的兩種，分別是以內陸地區秦國的商鞅變法，是法家的變法，自上而下的，是一種集體本位的。

還有一種是以齊國的管仲之治，它為典型代表，管仲更強調通過商業競爭的邏輯，通過市場的邏輯來實現稱霸。這樣一種對立它到近現代表現為政治哲學家們不同的流派，西方的有的思想家把它們概括為格勞秀斯的思想傳統和康德思想傳統，格勞秀斯更多是海洋法這塊的，也是海洋文明的特質，而康德思想更多是帶有大陸文明特質的。

到了20世紀後半期，我們看到整個人類處於一個兩極格局中，美蘇之間兩個超級大國的制度競爭和霸權競爭，意識形態冷戰，它也表現出這兩類文明之間的一種競爭和對抗。前者在市場競爭中它擁有一定的優勢，而後者在戰爭和危機應對中更佔上風。

前者它訴諸於人性中的貪婪、趨利的特質，所以通過因勢利導的市場分工競爭，形成優勝劣汰和整體的福利提升。而後者它訴諸於人性中的恐懼、避害，對危險的躲避，還包括榮譽感，還包括這種社會性這樣一種特質，通過組織動員來激發人的，尤其是作為一個羣體的最大的組織效力，最大的戰鬥力。

對於中國來講，1949年之後的中國，我們經歷了一個非常奇妙的這種機緣，前30年我們學習了蘇聯的動員體制，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組織動員，發展了這塊的能力，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機器。後30年我們又學習了美國的市場經濟，從而成就了今天的這樣一種混合型的制度。

通過學習蘇聯的動員體制和社會組織能力，積貧積弱的中國忽然之間煥發出強大的軍事戰鬥力。我們從50年代初開始，面對美國、英國、法國、印度、蘇聯、越南等等各種類型的地緣政治對手，爆發的各類軍事衝突中間，可以講是無一敗績，其中一部分的戰役可以堪稱世界戰略 史上的經典案例。

後30年我們通過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市場經濟發展經驗的這樣一種學習，中國一下子就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國、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債權國、最大的盈餘國、最大的消費市場。

在我的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框架裏邊，討論國家與市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時候，有這麼樣兩個三角對立的關係。底邊是公共部門，公共部門提供的公共產品，使得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動得以可能，除此之外，這個中間點這個税率越低越好，換言之公共部門的效率要越高越好。上邊私人部門所能夠投射出來的經濟活動就越大。

前30年我們主要學習蘇聯，學習蘇聯其實就是把底邊給建立起來了。我們會看到傳統農業社會不光是中國，各國的傳統社會，它其實都是一個小政府，國家能力相對社會都是很弱的。王權、皇權對底層社會的控制力其實是很弱的。建國之後，中國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它對於每個個體，對於你的家庭，對於你個人的行為，對於各個方方面面，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夠做到有效的管控和動員，所以它能夠提供非常強大的公共產品。

但是蘇聯體制或者説我們前30年學習的蘇聯體制，它存在一個缺點，就是綜合税點特別高，也就是説它為了提供這些公共產品，需要佔用整個社會財富、社會資源的絕大部分，所以它私人部門投射出來就非常小。後30年我們學習了西方，學習了美國及其盟友，我們就把綜合税點大大的往下拉。所以今天我們的綜合税率其實跟美國是差不多的了，由此投射出上邊的一個非常繁榮龐大的、複雜的私人部門出來。

所以前30年後30年，習總書記講不能用前30年否定後30年，也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兩個不能相互否定。在這兒我想再添一句，除了兩個不能相互否定，還要看到這兩者它各自的不完美之處。然後我們新的30年，也就是2013年之後的新時代，其實是跟前兩個時代是正體、反體、合體。換言之，蘇聯、美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新時代的中國之間的關係，其實是也是一個正體、反體、合體。

蘇聯是社會革命的正體，美國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反體，而中國是既要有強大的公共部門，又要有繁榮的私人部門，這樣一個合體。那 如何實現這種合體？我在想，可能就是美蘇兩類體質基因，兩類文明基因，它相互之間是存在一定的排異性的。

而中國我們人民共和國第三個30年的國內任務就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通過全面復興中華的傳統文化，禮樂文化，把這種混合體制融合、昇華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換言之，也就是説以我們中華的中庸之道來調和美蘇的陰陽二氣。

剛才我們講了中國相對美國在制度或者説“道”的層面上的優勢，還在治理，也就是“治”的層面上，也有優勢。“治”有非常多的方面，十九大之後中國提出來，我們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個方面其實是大有文章可做，它包含許多方面，時間關係我重點講兩個方面，也是這個時代比較緊迫的方面。

一個方面是關於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的轉型。我們整個人類都在從傳統農業和工業文明迅速地轉向幾乎同步走，全球70億人幾乎同步走，同時轉向一個數字經濟時代。這種經濟和社會生活向數字文明轉型的過程中，它一方面帶來很多的機遇，但另外一方面對原有的社會構造，原有的社會治理體系、經濟治理體系，它都會帶來巨大的衝擊。

這個衝擊，比如説一個方面，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所有權的問題，就如同農業時代它的土地所有制和工業時代的資本所有制，都是一個關鍵性的挑戰。我們現在看到美國、中國和歐洲它代表了不同治理範式，不同模式。

美國它是先行先試，同時又是自由放任，放任這些相關的數字經濟的大平台、大資本去在全球跑馬佔地，放任這些大平台摧毀傳統產業，傳統的業務模式。這個過程中它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説財富分配的進一步極化，比如説就業結構的一個變化。美國先行先試，歐洲後知後覺，它早期放任了美國這些大的數據平台、數字經濟體的這樣一個入侵，所以丟失了先機，現在意識到之後，為時已晚了，現在只能靠説我要對外來的這樣一些數據公司要徵税，徵收數字税，以此來減少損失。

但是中國我們在這兩者之間採取了一個相對平衡的態度，一方面我們及早地意識到了這樣一種數字經濟的重大的革命性的力量，所以我們對中國國內市場早期進行了一定的保護，也對中國本土的數字巨頭進行了非常有力地扶持和幫助。

但是等到他們長到一定階段，也看到了他們對傳統社會結構，社會經濟結構，包括税收結構它的一個衝擊。所以我們近些年正在開始陸續展開這樣一種約束，包括通過反壟斷，包括通過將來的立法，數據所有權上的立法的問題來進行一定的規範。所以既有扶持又有規範。

除了在數字經濟轉型的治理上，除了數據所有權問題，除了利益格局的分配問題，它還有一個社會政治影響，這個社會政治影響就是原來的信息傳播模式出現了一個革命性變化，在互聯網普及之前，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普及之前，整個人類社會我們稱之為進入了一個所謂大眾政治時代。

所謂大眾政治時代就是大眾傳媒，大概在18世紀陸陸續續，首先是在歐洲了，然後在相對先進發達的地區開始普及，這裏邊伴隨着民眾識字率的大幅提升，這個過程我們就出現了大眾政治時代，也就是通過大眾傳媒，統治集團，通過大眾傳媒開始控制、影響、塑造社會輿論和社會共識。

所以無論是在哪個國家，我們都會看到政變的時候，在過去200年裏邊政變的時候，一個重要的事情除了佔領王公貴族的核心的權力區域，比如説國會也好，佔領總統府也好，總理府也好，它還有一個重要的佔領的要點就是什麼呢？就是核心的那個電視台，佔領媒體，佔領輿論，那就佔領了重要的政權。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互聯網時代，你會發現特朗普雖然是作為一個全球頂級流量的大V，他居然可以被一下子關掉推特，相當於他的政治權力被閹割掉。互聯網傳播時代，隨着年輕人不再看電視，不再看報紙，而是通過互聯網來獲取信息，它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這個重大變化就是原本自上而下的塑造輿論，它已經出現了失效，每個個體他既是信息和新聞的接收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信息的一個傳播者，甚至是再加工者。

所以原本的大眾政治，大眾傳媒沒落了，原本的大眾政治被小眾政治所取代，整個社會共識瓦解了，原本正態分佈的社會共識瓦解了，在比如説蘇聯體制之下，原本是一個正態分佈，因為它是自上而下進行動員的，在美國和歐洲體制之下，表面上看它是所謂的新聞自由，但實際上它也是什麼？中左翼和中右翼兩大政治勢力，以及他們所掌握的兩大輿論的集團，他們各自塑造一種陣營，一個是中左的意識形態，一個是中右的意識形態，這兩個正態分佈中間有很大的一個共識，中間有很大共識。

這個原先美國和歐洲社會的穩定，它其實是依賴於這樣一種兩個正態分佈中間的一個巨大共識，可是在小眾政治時代，在互聯網傳播時代、信息時代它出現了一個麻煩，就是每一個個體，每一個小羣體，它都成為自己的信息的傳播者，再加工者。所以中間的共識瓦解了，政治出現了極化，整個光譜上，政治輿論光譜上出現了一個鼓包一個鼓包一個鼓包，有無數個小集團，所以社會變得非常的極端化。那這樣一個時代，美國式的制度，歐洲式的制度，恐怕都要遭遇巨大的挑戰。

所以中國在互聯網的問題上，一方面我們擁有很多的自由，有繁榮的互聯網輿情，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對它又進行了適當的管控，以此來確保社會共識能夠還存在，

剛才講的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治理，另外一方面還有一個治理，一個時代性的緊迫任務就是貧富分化。貧富分化它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從1970年代後期以來，整個世界它從相對公平的分配變得開始越來越極端的不公平分配，它背後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資本全球化導致的。資本在全球各地都獲得了更大的話語權，絕大多數國家它的基尼係數都有所上升。那麼貧富分化到達一定水平，它就會帶來政治的極化和民粹主義的泛濫。

如何應對這樣一種貧富分化對社會共識、社會團結、社會穩定帶來的巨大沖擊？我們看美國和中國的應對辦法是不一樣的，美國怎麼辦？比如説最典型的特朗普上台之後，他其實就是美國中部的紅脖子白人他們的選票給拱上去的，但是他如何回報這些美國中部白人的呢？他採取的政策是大規模的減税，注意，減税過程中最主要的獲益者是誰？是富人，而不是普通的平民。大規模減税之後，到了拜登上來之後又要説要大規模加税，主要是給富人加税，而且是要給企業加税。

除了一會兒減税一會兒加税之外，還有一個辦法是什麼？就是通過印鈔票，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大幅擴張，向市場、向央行、向全球借了錢，給自己家裏邊的窮人發點錢，發得不多，但是讓他們先不要鬧，主要就是拖時間。但其實你去看美國的基尼係數它仍然是非常惡劣。

而中國政府是怎麼做的？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尤其是新時代以來，2013年以來，我們看到中國政府採取了實質性的、政治性的、經濟性的、財政性的舉措，來進行社會財富的一定程度上的再分配，到目前為止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首先是對上層社會，對這些非正常的富起來的一些利益集團進行了打擊，最典型的我們進行了大規模的反腐，中國反腐的力度在全世界來講，無論是橫向比還是縱向比，這個力度都是非常驚人的。

2013年到2017年，中共反腐所拿下的副部以上的官員達到480個左右，相當於什麼？相當於1978年到2013年之間，所有被拿下過的副部級官員還要多。與此同時，對這些腐敗分子所依賴的各種白手套，各種所謂的資本系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打擊，許多此前藉助於各種金融牌照，藉助於各種非法手段，不合規的手段所聚斂的，達到萬億級別的這種資本系，它們都已經紛紛覆滅。

通過擠膿包把這些非法獲得的財富拿到手之後，這些錢拿來幹嘛？這些錢被用來進行大規模的扶貧。我們看到與此同時有一個非常精準的、非常全面的扶貧脱貧的攻堅工程，到目前為止，在過去的8年裏邊，1億多人得到了實惠。從極端貧困狀態有所改善。這個過程是一個實質性的財富再分配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