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天涯比鄰情——我的駐非歲月_風聞

作者簡介   

黃桂芳 外交學院畢業，1964年入外交部。先後曾任駐烏干達使館隨員、三秘，外交部新聞司副處長，辦公廳一秘、參贊，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駐菲律賓、新西蘭兼庫克羣島、津巴布韋大使。2000年7月退休。

我是個八叟老人，從事外交工作近40年，有着濃郁的非洲情結。我於1973年3月起初次奉派常駐國外的首站是烏干達，而於1998年6月出使駐津巴布韋是我駐外的最後一站。期間，曾陪同吳學謙外長出席納米比亞獨立慶典與中納建交公報簽字儀式，出訪多個非洲國家。

——黃

二十多年間，在21個非洲國家留下我的足跡。退休後，我曾兩度出任中國禮儀大使，參與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峯會接待工作。期間於2005年出任外交學會主辦的非洲高級外交官培訓團領隊，帶領非洲29國高級外交官在北京聽課培訓，後到銀川和深圳實習考察。從事多年的對非工作也許就是我鍾愛非洲這片熱土的淵源所在。我既同非洲結下不解之緣，也深切感受到“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的中非友好情緣。

對非洲的初淺認識

1957年7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外交學院給全體師生作報告。（圖片來源《建國初期的外交部》）

1959年至1964年，我在外交學院就讀時，第一次從校領導那裏聽到了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對外交人員的要求：“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

在國際關係、世界史課上和在圖書館翻閲圖書資料中多少了解距離我國一萬六千里之遙的非洲大陸。我痛恨法國、英國和葡萄牙殖民者對非洲的殖民統治，造成那塊被誣稱為“黑暗大陸”的貧窮落後、疾病肆虐；同情黑人兄弟的悲慘處境。

1973年，王雨田、張惠新夫婦在剛果螞蟻山前合影。（圖片來源《歷史需要細節》）

學院領導還組織國際知識講座。我有幸聆聽了資深外交家王雨田大使介紹出使駐蘇丹、肯尼亞和剛果的親身見聞，對他的言傳身教，感觸良多。我記得最深的是他老人家指出：“非洲是個有希望的大陸，非洲人勇敢純樸真誠。”

我在外交學院就讀期間最大的收穫之一是關注跟蹤有關周總理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4日訪問非洲十國的系列報道，這是中國領導人對非洲的第一次正式訪問。周總理在阿聯（現埃及）和阿爾及利亞提出了中國處理同阿拉伯國家、非洲各國關係的五項原則，在加納提出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我看到周總理一行所到之處受到非洲人民載歌載舞的熱忱歡迎，場面動人，深受感動！

奔赴外交第一線

1973年3月，我首次乘坐國際航班由兩位館員作陪，經卡拉奇、亞丁到亞的斯亞貝巴，接着轉機到烏干達的恩德培國際機場。使館辦公室派車接我們，沿着46公里的柏油路向北前往首都坎帕拉的使館所在地。沿途可見道路兩旁高聳的綠油油的香蕉林，20多小時連續飛行的勞頓全消逝，尤其是抵館時，使館同志們站在門前説：“到家了！”我感到格外親切。

那時，我沒有想到會常駐在烏干達這個被譽為“東非高原水鄉”的國度，一呆就是近七年，但很願意與同志們同甘共苦，朝夕相處，一起為我們的外交事業而努力！

黃桂芳在烏干達赤道紀念碑留影（作者供圖）

我到館不久，使館俱樂部組織館員驅車前往西南部的重鎮馬薩卡市遊覽。我站在聞名於世的赤道紀念碑上留影。返館後心情澎湃，不禁寫下一首五言打油詩抒發我立志成為新中國友好使者的決心。

腳踏兩半球，豪情滿胸懷，

願將熱血灑，澆出友誼花！

我去駐烏干達使館工作時，國內“文革”尚未結束，有些同志回國參加學習運動未再返館。要説使館工作，駐烏干達使館是個小館，但俗話説“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人少也有好處，可以得到全面鍛鍊，增長才幹。每天忙忙碌碌，總覺得時間不充裕。好在那時我年輕，體力、精力旺盛。

我不滿足於每天只聽當地報喜不報憂的新聞報道，經批准或同意，跟隨館領導和訪烏的經貿小組、文體團組等在首都或外地活動，有幸在任內走遍烏干達全部10個省份，直至邊境地區，領略了迷人的湖光山色和多部族的風俗民情，更主要的是在活動中結交了當地朋友，藉機宣傳我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實地瞭解到一些真實情況。

我在烏干達工作、生活的幾年裏，感受到當地人對我國的友好情誼。有一天傍晚，我駐盧旺達使館同志開車來我館辦事途中迷路，當地一名4年級小學生自告奮勇上車指路，一直送到我館。我們沒想到，請吃晚飯或給點車錢他都謝絕，他説：“我爸爸不許我隨便拿別人的東西。”我送他《西遊記》等幾本兒童書，他接到手很高興，還問我：“叔叔，書看完我再還回來，行嗎？”隨後，他就獨自步行回家去。

還有一次，我們驅車到第二大城市金賈途中，下車買一串香蕉。小商販找不開錢。我們準備走開時，他説：“你們中國農業專家頂着烈日、流大汗幫我們種稻，盡力解決我國糧食和就業。我就送些香蕉給你們，理應當，收下吧！”

1962年10月18日，我國與烏干達建交，首任駐烏干達大使為何英。圖為六十年代周恩來總理、何英（後排左一）及非洲友人合影。（圖片來自網絡）

烏干達於1962年10月9日獨立，同年10月18日中烏建交。兩國於1970年9月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書，同年12月簽訂關於布索加奇奔巴農場水稻項目的協議。我方派遣浙江省援外專家32批，153名，常年僱傭當地職工。

1982年農場移交烏方前，這片蚊蟲肆虐的沼澤地建成了烏東部聞名的小鎮。我多次前往看望農場專家組，見到他們居住在簡陋的小平房，雖屋內架有蚊帳，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患上瘧疾，常年耕作在烈日下，每個人都曬成“黑人”，手上全結成老繭。就是這些可敬的“中國農業專家”，解決了烏干達十分之一的大米問題，還幫助當地1000多人就業。

我在烏干達常駐期間，該國在伊迪·阿明的獨裁統治下正處多事之秋。13次政變中，我就遇上8次，親眼看到當地民不聊生，艱難度日。幾年裏，社會秩序混亂，兵匪一家，打砸搶事件時有發生。

1974年3月24日傍晚，我陪同使館臨時代辦出席南斯拉夫使館招待會後驅車返館途中，遭三名武裝歹徒持槍妄圖搶車，我們不斷按喇叭警告並從車內扔出啤酒瓶，終於嚇退暴徒才脱險。

1979年4月，阿明垮台前夕政府軍與“解陣”部隊劇烈交戰中炮彈掉入總統府附近的我們使館庭院草地上，幸無傷人。

1981年3月，鄧小平同志會見訪華的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併合影，後排右一為安國政。（圖片來源《追憶難忘的外交歲月——新中國老外交官影像集》）

1979年6月，我陪同使館臨時代辦安國政約見烏干達全國解陣執委兼軍委會副主席、國防國務部長穆塞韋尼。安代辦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承認烏解陣政府，穆表示衷心的感謝。他與我緊緊握手時對安代辦説：“我幾年前在中國大使館就見過這位同志！”我佩服穆的好記性。

1974年6月的一個週末下午，我正在使館值班，有位清瘦的高個子青年提着書包走進傳達室。他自稱是達累薩拉姆大學的烏干達留學生（事後得知，他1967年上大學，獲政治經濟學學士後，留在坦桑組織反阿明政權的“國家拯救陣線”領導人），這次回坎帕拉和老家安科萊度假，“特地來看望中國同志們！”他還説，他課餘時間最喜歡閲讀《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和《中國建設》（英文版），逐步增進了對中國的瞭解。

駐烏使館安代辦拜會穆塞韋尼時，作者任翻譯。（作者供圖）

他對中國在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國為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提供的大量物資援助、培訓以及在烏干達援建“奇奔巴農場”等項目表示真誠的感謝，稱讚説：“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真英明偉大，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國際主義戰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寶貴經驗是我們非洲人學習的榜樣！”最後，他站起來説，今天來大使館同中國同志説説心裏話，順便借一套《毛澤東選集》，以便在家中繼續學習。

我請他稍等片刻，然後到1號樓書架上取出《毛選》（英文版），並當面贈送給他。他高興地接過書，鄭重地裝入書包後説，這是他此行得到的最珍貴的禮物。辭別時，他用傳達室桌上的便箋寫下他的名字：“約韋裏·卡古塔·穆塞韋尼”，並緊握着我的手説：“同志，這是給你的收據，我相信我們後會有期！”我將這次接待，向葛步海大使如實作了彙報。他説：“對方求書，我們應索提供做得對。這個烏干達年輕人很有政治眼光，不可小視！”

2018年9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烏干達總統穆塞韋尼。（新華社記者 燕雁 攝）

穆塞韋尼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多次訪華，2006年出席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他見證了中國的巨大變化。他表示，中國的發展歷程給了他很大的啓示，希望進一步加強烏中兩國在貿易、投資、旅遊等領域的合作。2018年6月訪華同習近平主席會談時，一致同意將中烏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1996年，穆塞韋尼成為民選總統，4次蟬聯，至今已76歲高齡仍在任上。

駐外生活的最後一站

1998年4月初，我由夫人張蓮英陪伴抵達哈拉雷，出任我駐津大使。我深知責無旁貸，決心當好國家主席和政府代表、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

當年4月16日，我向穆加貝總統遞交國書。記得1987年我陪同吳學謙訪津，穆加貝在“津巴布韋宮”接見時，他衷心感謝中國一如既往對津巴布韋民族獨立運動和建國後政治、經濟各領域的支持與援助，説：“津中有着特殊的全天候兄弟關係。”他深情回憶起毛澤東主席關於武裝鬥爭問題的教誨和周總理對非洲兄弟之情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

在我遞交國書後的交談中，他強調：“中國是非洲最好的朋友。”（津官方報紙次日頭條報道時的醒目標題）還説我日後有事可隨時直接找他協助解決。他開玩笑地説：“我的大門一天24小時對中國大使開放！”

我慶幸出使津巴布韋這個對華信任友好的國度。早在津巴布韋爭取民族獨立的年代，中國和津巴布韋兩國人民就相互支持，建立了友好關係。獨立前，穆加貝曾以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身份兩次訪華。

1991年穆加貝視察中國公司承建工程時與劉克功的合影（圖片來源：《國際在線》由劉克功本人提供）

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韋獨立當天，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建交後，兩國積極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穆加貝6次對華進行國事訪問，出席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中津兩國簽有經濟技術合作、貿易、文化、投資保護、航空等協定。中國援建的項目有哈拉雷國家體育場、服裝廠、奇諾伊師範學院、醫院和瓦利水壩等。兩黨、兩國議會以及工、青、婦組織也密切來往。中津兩國政治、經濟、文教和軍事各領域都有着友好合作關係，在國際舞台上互相緊密配合，在台灣問題上津方一直堅定地支持中國。

穆加貝總統接見“首鋼”總經理，作者在場。（作者供圖）

我有幸常駐津巴布韋，兩年多工作和生活過得很充實，每天總覺得有做不完的事兒。我不停地接待我國人大、科技、軍事、婦聯、青年、殘聯和中共代表團等等，巡視我援津建設項目，看望我援津醫療隊、教師和華人協會。我和經商參贊促成我援津最大鋼鐵廠3號高爐修復工程和大壩項目。我參加津獨立節、植樹節等大型活動。

1999年2月27日，我和夫人應邀赴賓杜拉省參加別開生面的青年節（適逢穆加貝總統75歲生日），進會場即被授予並佩帶紅領巾。穆加貝在長篇激情滿懷的演講中一開頭就強調：“我們要永遠記住老自由戰士為了民族獨立而獻身流出的鮮血！”據悉，穆加貝早先訪華時看到戴紅領巾的少先隊員獻花，手舉過頭頂行隊禮，深受啓發。

他回國後，決定參照中國的做法，在津巴布韋青年節這一天，讓民盟中央政治局委員、委員以及年過18歲的青年黨員（注：津巴布韋沒有類似共青團、少先隊的組織）參加活動時戴上紅領巾。我和夫人時隔半個世紀在異國他鄉又戴上我們鍾愛的紅領巾格外興奮！

中非友誼萬古常青

2006年11月5日，《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宣言》宣讀儀式。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共同宣讀宣言。（新華社記者 何俊昌 攝）

2000年5月底，我離任回國。退休後，我兩度榮任“中國禮儀大使”，參與2000年10月和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的部長級、峯會的接待工作，接觸不少各國元首或部長。他們言談舉止都稱讚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熱情讚頌中國是非洲國家和人民的“最真誠的朋友”。

習近平主席2013年3月訪非時指出：“毛主席、周總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和非洲老一輩政治家共同開啓了中非關係的新紀元。半個多世紀以來，中非友好合作關係不斷鞏固和發展，進入21世紀中非互利務實合作關係更是迅猛向前。”

2015年12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開始對津巴布韋進行國事訪問。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在機場舉行隆重歡迎儀式。這是當地民眾跳起歡快熱情的傳統舞蹈，歡迎習近平和彭麗媛到訪。（新華社記者 謝環馳 攝）

2015年12月，習主席將中非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在2018年將中非合作提升至“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論壇為中非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主要的平台，將推動中非合作換檔加速，向更高水平發展。我欣喜地回顧中非文明互鑑、合作共贏的歷程和成果，期盼雙方進一步促進多領域合作發展，樹立南南合作的表率！

正當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在全球蔓延，中國與非洲齊心合力，共克時艱，生動詮釋了“雪中送炭”、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誼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次跨越國界的戰“疫”再次證明，任憑出現各種艱難挑戰，中非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友誼歷久彌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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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黃桂芳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