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的真實性和傾向性_風聞

​方誌的真實性和傾向性*

王照倫

　　地方誌作為一種地情信息載體，其真實性是它的生命之所在。由於真實地記述了一方之全情，使得它在地方文獻中獨樹一幟，經歷數千年不衰。但是，地情經過編者收集、整理和編纂變成志書後，與客觀存在的事實之間有了一定的差異，帶有了編者及他所在階級政治的、道德的、美學的觀點，有着鮮明的傾向性。因此，研究方誌的真實性和傾向性問題，是志書編纂實踐和方誌理論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方誌的真實性

　　方誌是對地方情況的記述，既然是一種記述，就有一個記得真不真的問題，所以，方誌的真實性問題構成了方誌生命的基礎和前提。真實地反映了地情的志書，受到世代用志者的熱愛，具有無窮的生命力。而對地情作了歪曲或者虛假記述的志書，不僅失去了方誌本身的價值，而且對社會和志書使用者造成了很大的傷害，貽誤後世，成為方誌批評家批判的對象，自然也就成了後來的志書編者的反面教員。方誌的真實性是指志書對入志事物記述的正確程度，一般包括準確性、客觀性和全面性三個方面。本屆修志中對志書真實性問題研究得很多，本文不再贅述。

　　二、方誌的傾向性

　　方誌是對一定區域內自然和社會等方面情況的記述，其中必然帶有編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對入志事物總要表現出贊成或反對、肯定或否定的態度，而使志書顯示出傾向性。方誌的傾向性就是編者在志書中表現出來的政治立場、思想觀點和是非愛憎態度，純客觀的、不表現任何傾向的志書是不存在的。方誌的傾向性在表現形式上是多種多樣的，但其核心是政治傾向和階級傾向。

　　1．政治傾向和階級傾向。方誌的政治傾向和階級傾向也就是在志書中表現出來的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它要求編者在志書編纂中要自覺地、堅定地站在一定階級的立場上，體現一定的政治路線，使志書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

　　對於志書的這種傾向性，我們從專制社會修的志書中可以強烈地感覺出來。舊志書的編者不論記人還是述事，都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以維護專制統治為己任。他們在志書中不僅大量宣揚專制倫理道德，使人物卷滿紙是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而且把專制帝王當上帝去歌頌，把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鎮壓人民起義的劊子手記成英雄，把人民起義則看成洪水猛獸，將他們歪曲地記成“匪”“寇”。與此同時，舊志書在處理入志事物時，把專制的東西作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去記述，而對反專制的、進步的事物往往是一字不記，若記則做歪曲地記述。明代資本主義就已在我國萌芽，至清朝末期資本主義在國內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我們從明清時期的方誌中很難看到關於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記述，資本主義先進的生產方式在人們的思想、行為、生活等方面造成的影響從舊志書中更難尋覓。由此可見它的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是何等的鮮明。

　　這種傾向性在當代志書中的反映也是十分明顯的，新方誌的人民性是相當鮮明的。社會主義新方誌站在人民羣眾和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去處理入志事物，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人民立言，在處理入志事物時自覺地突出人民創造歷史的記述主線，反映社會發展的真正原因，揭示歷史變遷的客觀規律。

　　在這裏，我們應當強調指出，志書的政治傾向和志書的政治化傾向，是兩種不同的方誌現象，不能混為一談。前者是方誌在處理入志事物時表現出來的一種編者所在階級的政治觀點，而後者則是以政治口號、方針政策等代替志書對事物的記述。前者應當肯定，後者應予否定。

　　2．道德傾向和審美傾向。除政治傾向和階級傾向外，方誌的傾向性還應包括道德傾向和審美傾向等。在志書的有些門類，並不一定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和階級傾向。特別是方誌的自然地理專志以及記述所志區域內的自然景觀和文物古蹟的章節，編者往往用飽蘸感情的筆墨去記述山川的綺麗、家鄉的壯美、歷史的悠久，這中間主要是編者審美情趣的流露。如果一定要從志書的這些部分中分析出階級意識和政治觀點，那就是緣木求魚的做法了。

　　三、真實性和傾向性之間的關係

　　方誌的真實性和傾向性是志書在對地情進行記述時的一種能動性的表現。它們不是同一種方誌現象，不能相互替代。但二者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

　　1．真實性是傾向性的基礎。方誌的真實性是它的進步的、積極的傾向性的憑藉。傾向性寓於真實性之中並通過真實性表現出來。離開了對地情真實地記述，不僅違背方誌編纂規律，而且使得其傾向性蒼白無力。只有在志書對事物的記述是真實的情況下，方誌的傾向性對讀者的影響才是深刻而長久的。如果讀者在讀志書時，時時產生“這是假的”念頭，他在懷疑和否定編者對事物記述的同時，也排斥了編者貫穿於志書中的傾向。

　　志書進步的、積極的傾向性，可以使其對事物的記述與客觀事實相一致，達到真實性與傾向性的統一，能夠幫助讀者正確認識地情，並能引導讀者客觀地、正確地使用地情資料服務社會。我們所要求的志書的傾向性，不是來自編者頭腦裏先驗的觀念，也不是臨時從書本上和文件上抄來的政治口號，而是編者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通過對地情調查、整理和分析得來的，因而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這種進步的傾向性能夠使志書更深刻地揭示地方情況中深層次的、本質的東西，從而提高和強化志書的真實性。

　　2．方誌真實與進步傾向的統一。方誌真實與地情真實不是一回事。地情真實是客觀存在着的實際事物。它既豐富多采、運動不息、原始粗糙、零星分散，又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真善美和假惡醜混雜在一起，因此它只是方誌真實的原料，為方誌真實提供了一個基礎。方誌真實是對地情進行概括和提煉加工而形成的正確反映客觀實際的優秀品格，它不僅具有地情現象的真實，而且包含着歷史本質的真實；既體現着具體事物的客觀真實性，又反映了地情的本質和事物的發展規律，是現象和本質、偶然和必然辨證統一的真實。

　　方誌真實是在逼真記述地情的同時，反映了各種地情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內在規律和內在本質。方誌進步的傾向性不是編者硬帖在入志事物上的標籤，也不是要在志書記人述事時赤裸裸地標榜以什麼樣的思想作指導，而是滲透於志書字裏行間的編者對入志事物的褒貶。因此，方誌的真實性和進步的傾向性是統一的，而不是排斥的。在方誌的真實性和傾向性的關係問題上，有些志書編者只強調真實性，忽視傾向性，認為志書有了真實性就有了一切。以至於對有些事物的記述採取自然主義的手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在對當地風俗的記述中，他們不管健康的還是消極的都平均用力，甚至於對一些不健康的風俗習慣用不加貶責的方式將其內容、過程作了詳細記述，在客觀上起到了使之死灰復燃的作用。如對一些迷信的做道場的記述、神婆巫漢請神驅鬼場面的記述、舊喪葬儀式的記述等等，還有的對女人纏腳、男人納妾、嫖娼等令人作嘔的東西作了詳寫，個別志書對“文革”中的武鬥場面作了血淋淋地記述，少數方誌對“文革”中的個人崇拜場面作了詳盡地記述，使方誌偏離了正確的方向。

　　還有一種情況，有的編者認為只要志書的政治傾向明顯就行了，至於是否客觀地記述了地情並不是至關重要的事情。以至有些志書空話、廢話、套話連篇累牘，空泛的議論充斥志稿，大段大段地照抄照搬文件、檔案資料，對入志事物的處理採取公式化、概念化的手段。這樣的志書，就其政治觀點和階級立場而言也許是正確的，但它沒有真實地記述地情，因此也就算不上高質量的志書，其中的傾向因難以為讀者所接受也不會產生什麼作用。

　　總之，一個有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的方誌編者，應該在真實記述地情的同時，充分注意志書的傾向性，力求使二者達到完美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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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黑龍江史志》1995年第3期。